一、国债投资的波及效果与需求拉动（论文文献综述）
林露[1]（2021）在《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长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增发国债以满足大幅增加的公共投资支出需求是重要的财政举措。随着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增多、我国国内对扩大内需的重视度提升,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将如何被使用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里,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作为重要影响机制之一,是评估国债效应、制定国债政策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私人部门投资范围的扩大和重要性的提升,国债对其产生的效应将更加影响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作梳理后,本文首先论述了国债相关理论以及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传导路径和影响机制,为全文研究奠定基础。其次,梳理了我国国债配合财政政策的发行历史,总结我国国债的总体情况,也为后文的因素分析提供依据。再次,利用1981—2017年的数据,利用VAR模型作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并结合传导路径和影响机制作因素分析。最后对论文研究作结论,提出关于国债与私人部门投资关系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构造VAR模型识别私人部门投资面对国债冲击的响应,实证结果显示国债冲击对私人部门投资有正负来回波动但都十分微弱的影响。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方差分解结果也显示国债变动对私人部门投资变动的贡献度很低。总的来看,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没有明显的挤出或拉动作用。本文从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入手作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我国,国债不具有挤出私人部门投资的条件。（1）国债会被认为是拥有可观利息收入的净财富;（2）通过对就业率以及金融机构存贷款关系的分析,认为我国国债的发行不会挤占私人部门投资所需资金;（3）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还没有畅通的传导机制,国债的发行不会显着推动利率上升。第二,从短期看,由于我国公共资本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重点使用方向在于农业和公用事业等基础性、公共性领域,根据产业波及理论的计算,这些产业领域的短期影响力相对很小,所以对这些产业的投入在短期内带动的私人部门投资相对有限。但从长期来看,公共资本弥补了私人部门投资的不足,创造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优化了整体经济环境和私人部门投资环境。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有:重视国债运行的稳定性;优化国债的使用方向和结构;注重放大国债的乘数效应。
孙碧涵[2]（2020）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及世界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巨大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投资银行的高杠杆、高风险业务开展方式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高度复杂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是导致次贷危机产生和快速扩散的主要因素。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包括《沃克尔法则》在内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剥离了美国投资银行的短期自营业务,禁止投资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同时对投资银行的激励制度进行了严格约束。巴塞尔委员会也于同年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对投资银行核心资本比例的要求。尽管美国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业务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监管,但美国投资银行的盈利水平、市值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美国投资银行的快速复苏离不开业务的调整。那么,美国投资银行业务是如何迅速调整的?本文通过大量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的科研文献、财务报表和其他统计数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现代资本市场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案例、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调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探索其经验及教训,以期能为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的研究中,本文放弃了传统业务、引申业务和创新业务这种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分类方法,根据美国主要投资银行普遍实行的业务部门划分对投资银行业务进行分类,即:投资银行部门业务、交易部门业务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这种基于经营模式和实际操作中部门的业务分类方法,更符合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趋势,更有利于对投资银行业务间的联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从投资银行的工作实际出发来研究各类业务的情况、特点,包括收入来源、风险构成等,可以较好地避免问题研究与实际运营相脱节,便于理解、解决实际问题。根据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将美国投资银行200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1783年至1929年。美国投资银行从萌芽到第一个发展高峰,从混乱无序的经营到形成较完善的业务体系和经营模式;（2）1929年至1981年。大萧条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实施确立了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模式。（3）1982年至今。在美国商业银行不断尝试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国际综合性银行的竞争压力下,美国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限制,美国投资银行业再次进入混业经营。2007年危机爆发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再次进行重大调整。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是受内因和外因影响的。外因主要体现在不景气的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内因主要是投资银行要扭转大面积亏损局面和降低风险等方面。根据现代资本市场等理论,美国投资银行盲目的扩张背离了实体经济,危机后的业务调整必然加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注重与实体经济的同轨同速发展。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中的资产组合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推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业务均衡发展,减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隐蔽性的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业务。降低系统性风险和实现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此次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投资银行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分析了投资银行部门的融资业务和并购业务,并将次贷危机前后的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危机后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方面,加强了传统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利润占比回升,美国市场证券承销业务行业集中度小幅下降,美国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对美国本土依赖度增加,传统业务和本土业务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购重组业务进一步细分细化,并购业务的收入及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近年来新的并购潮拉升美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交易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对交易部门的业务中根据资本所有者划分的客户交易和自营业务两种业务的性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对比了交易部门在危机前后的业务构成和收入变化,危机后受短期自营业务被剥离的影响,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收入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明显,其中投资银行在自营业务方面转向以权益类投资为主。在交易部门业务调整方向的选择上,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摩根几乎完全放弃自营业务,以做市为交易部门的主营业务;高盛在被剥离短期自营业务后依然保持大量的自营业务。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认为,金融危机后,资产管理部门成为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这部分业务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总收入中占比明显提高,投资银行管理下的资产业务总量上升明显。美国大型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客户群体也发生明显改变,危机前的主要客户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开始加强资产管理的零售业务,为更多的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估与分析。宏观方面的效果主要体现为: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降低了金融危机系统爆发的风险。但仍然存在“大而不能倒”、信用违约风险和潜在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微观效果主要体现为:能够使美国投资银行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显着降低。但也存在盈利能力下降、员工激励机制还有待改进、资产周转率下降等问题。研究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能够为中国投资银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国家金融系统稳定提供重要参考。2020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世界大型投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应充分挖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扩大业务范围,适当发展衍生品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完善资本市场的分层和业务的差异化,减少同质竞争。同时政府部门应适当引导证券公司间的兼并和收购,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公司,将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华清君[3]（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靳永茂[4]（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王蕊[5]（2019）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测度与实证分析》文中指出一直以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公投事件,以及美国领导人更替导致的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事件频发,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内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进入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发展阶段转变的新常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体现得非常明显,体制性改革、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大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着国家的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等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发展,故而,探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以及其经济效应,不仅是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效应以及传导机制等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有效制定防风险等相关宏观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给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进行测度,再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贸易需求三个视角出发,考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全文具体内容与结论如下:（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定义与测度。通过梳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经济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从经济主体的视角出发,事件的结果是无法完全预知的,并且没有具体概率分布,单一经济指标不确定性是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偏离,即不可预测部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可以通过各经济指标不确定性的加权平均来实现。在此定义的基础上,借鉴Jurado等（2015）,应用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随机波动（FAVAR-SV）模型,采用2002年一2018年156个宏观与行业指标测度我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结果表明:（ⅰ）样本内1-12期不确定性指数的预测值波动情况基本一致,测度结果稳定。（ⅱ）该指数能够清晰识别发生概率小于10%的经济波动和冲击,克服已有测度存在频繁波动的情况。其中两个高于1.65倍标准差的波动区间很好地解释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相对最困难的一年。（ⅲ）进一步比较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股票不确定性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更好地体现了整体经济非预期波动的共同趋势,而相比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而言,股票不确定性指数波动频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重大经济不确定性的识别上存在模糊性,同时测度结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性。（2）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投资需求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形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借鉴已有文献以固定资产投资为被解释变量,采用2005年—2017年30个省市地区的年度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产能过剩情况下引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产业结构调整指数以及两者交互项。研究结果表明:（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强时,投资量会下降。（ⅱ）在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性地抑制了长期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是导致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的重要原因。（ⅲ）第三产业被人们誉为国家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器,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平抑经济波动,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会缓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负向冲击。（3）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形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由于长期以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所以分别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角度,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消费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在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模型中引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采用2003年—2018年30个省市地区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ⅰ）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而言,拥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信自身能力并对未来持有乐观的态度,因此,在面对经济不确定性时,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不强烈,负向影响不显着。（ⅱ）农村居民经济基础薄弱,储蓄结构单一,在面对突发性经济波动时,农村居民表现更加敏感,存在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产生了较显着的负向影响。（4）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机制与贸易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终形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选取20个目标国,应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采用2005年—2015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以及进口贸易均产生了抑制作用。（ⅱ）分别采用股票不确定性指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替代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稳定,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ⅰ）在测度方面,应加强数据库建设,丰富多频多类别数据,为基于大数据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提供数据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大数据模型,完成多维度多层次的不确定性测度。（ⅱ）在投资需求方面,国家应及时而有力地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降低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冲击并及时应对突发事件,从而增强投资者信心,并且应发展本国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逐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程,而且应该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现代与传统服务业相互促进,从而实现向高质量经济发展转化。（ⅲ）在消费需求方面,政府应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应该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扩大农村市场消费需求,还需要加强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ⅳ）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营造稳定的经济环境,降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应加强与贸易国之间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运输便利化水平,还应该抵制“逆全球化”思潮,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对话,对接国际规则,加强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多边合作机制。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ⅰ）多维指标数据集构建的创新。有别于国内多数研究存在严重遗漏信息的情况,借鉴Jurado等（2015）应用扩散指数测度我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但又不同于Jurado等（2015）选取的月度数据,本文依托于宏观经济不确性定义,选用多频数据,并在数据集构建时加入能够体现政策方面的财政指标以及各行业指标。（ⅱ）通过比较测度结果验证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的实际效果,弥补了基于Baker（2016）方法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识别重大经济不确定性时的模糊性以及测度结果的时滞性等不足。（ⅲ）从总需求视角,分别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以及贸易规模层面出发,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首先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抑制影响,并结合产能过剩,在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下,为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分别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视角探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两个群体人均消费的影响。最后,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进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的抑制影响。
金素[6]（2013）在《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文中认为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深层影响从美国金融业蔓延至各国实体经济,对此,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搭配抵御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令人欣喜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搭配发挥效应,危机的深度危害逐步消除,世界经济出现了阶段性复苏,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复苏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加之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及全球通胀等风险存在,使世界经济复苏之势显得疲软且充满变数。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以中美两国为例,比较研究两个大国在这场危机中使用的政策搭配方案并检验政策搭配效应,以进一步分析美国政策搭配中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行之有效的改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概念地界定出发,通过回顾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到危害再到各国出台政策后的逐步复苏的全过程,并仔细梳理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本文的后续深入分析和论证奠定全面的理论研究基础。全文的主要研究分为美国和中国两条主线,既有并行区域也有交错对比,首先对美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推动经济复苏和维持霸主地位等强烈的政策动机驱动下,美国政府、联储和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工具,并在保持美国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搭配使用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其次,按照完全相同的研究逻辑,本文梳理了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出于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动机的驱动,中国也迅速出台了涉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大量政策工具,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有效搭配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在完成了理论上探究中美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事实基础上,本文紧接着对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构建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别对中、美两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政策搭配组合中对经济复苏和就业率提高贡献最大的是货币政策,其次是汇率政策,而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国的实证结果几乎相反,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中,第一,代表汇率政策的公因子无法提取,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对拉动经济复苏存在滞后效应,第三,在拉动经济复苏效应中财政政策贡献较大,货币政策效果较为微弱。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引发对现实的思考才是所做研究的目的所在,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紧接美国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分析和归纳出其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发人深省的教训;并对比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紧接着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之后仔细剖析了中国应对危机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使后文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行文至最后时,在综合考虑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内部金融“防火墙”和外部金融“防护网”在内的中国的金融危机防御体系来应对危机。具体包含核心的基础条件的建设、政策搭配的改革和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三个部分,以寻求在世界经济保持稳步、健康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下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能够真正发挥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作用。
王娟[7]（2012）在《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对我国结构失衡现象的一种解释》文中指出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在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三位一体的框架下,探索公共投资扩张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在综合评价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分析公共投资规模扩张对经济结构失衡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导致公共投资加剧结构失衡的体制性约束因素,并实证分析了体制性因素对公共投资推动结构转型的影响和制约,以此破解公共投资政策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基础上促进结构转型的难题,探索有利于解除结构转型体制性阻滞、实现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路径。本文选题的出发点在于本轮金融危机过后,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对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失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结构失衡问题却日益凸显。高投资与结构失衡加剧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加快了短期内经济增长的速度,但高增长与高投资为何无法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在我国经济转轨背景下,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转轨进程中新旧体制交替所产生的矛盾,以及体制改革不完善有直接的关联,而宏观调控政策未能解除结构失衡的体制性阻碍,体制性约束从而固化、强化了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之间的矛盾。因此,对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关系的探索,需将其置于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下,合理判断其关联机制以探索解决结构转型问题的现实路径。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关系的判断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推动结构转型的政策导向。在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的框架下探讨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的关联机制,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是影响我国转轨进程的重要变量,理清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制约其关系的体制性因素,有助于从根本上扫除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性障碍,缓解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二是公共投资政策是服务于不同发展理念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工具,破解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工具以突破经济结构转型的桎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和持续性；三是虽然已有学者开始逐步关注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成果,但仍缺乏关于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与结构转型三个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而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之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之困却对理论提出了较为迫切的诉求。基于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现状以及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效果,本文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公共投资是否加剧结构失衡?公共投资规模扩张为何会加剧结构失衡?体制性约束是否制约了公共投资推动结构转型的实现?如何消除体制性约束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这也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核心内容,围绕这些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从现象层面分析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在综合评价经济结构失衡的基础上,分别探讨了公共投资对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影响：一是通过构建包含政府债务的DSGE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举债投资的融资模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投资对消费的作用方向受政府债务初始财政水平的影响,在政府高负债率下,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对经济的负面效应较大；二是对公共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公共投资的产业波及效果与公共投资产业领域的结构趋同化现象,得出的结论是公共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波及作用较大,且公共投资规模的扩张加重了我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三是对公共投资与城乡结构失衡关系的研究,通过分析政府在交通、通讯、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公共投资所存在的城乡差距现象,得出政府倾向城市的支出结构加重了城乡差距扩大的结论：四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了描述,并探索公共投资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其次,深入挖掘了公共投资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性根源。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体制性约束强化了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且初始政策动机的层层放大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固化、强化了公共投资与结构失衡关系的体制性根源。本章将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的普遍存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旧体制的弊端仍有残留,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尚未健全,各种矛盾、摩擦凸显,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不衔接、不协调。我国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二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不完善,使得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较多的缺陷。转移支付的地区差异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拉大。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服务”的财政支出结构造成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并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三是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的激励加剧了中国启动消费的难度,从而强化、固化了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四是中国式特殊的分权体制也激发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热情,而地方政府间激烈的FDI竞争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偏斜因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的严重偏斜而加重,从而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中国式分权及其架构的地方竞争塑造了重公共投资轻公共服务的政府支出偏好,这种偏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投资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衡。五是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地方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公共投资的资金需求,迫使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隐性的、不规范的借债融资渠道筹集资金,从而导致债务规模的膨胀和债务风险的增加。举债投资未能改变消费者预期,反而强化了消费的体制性约束,因而未能解决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然后,在公共投资——体制性约束——经济结构转型框架下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公共投资体制性驱动力来源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逐,因此,经济增长是考察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关系的一个重要联系纽带。本章构建了包含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结构转型三个内生变量的联立方程,并控制财政分权、地方竞争、民生支出等体制性约束因素。利用衡量经济结构转型水平的因子分析的因子总得分数据,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结构转型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分别考察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内外部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能够显着促进结构转型,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有显着地抑制作用,结构转型无法刺激短期内经济迅速增长。财政分权和地方竞争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却抑制结构转型的实现,而民生支出能够显着促进结构转型。因此,在体制性约束下,经济增长、公共投资、结构转型陷入了公共投资与结构转型之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之困。促进结构转型只能通过体制改革,解除制约结构转型的体制性因素。最后,提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涵义。要从根本上促进结构转型,必须深化改革,以引导、配合财政政策破除结构转型的体制性约束,保证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的正向影响,实现增长与结构转型的互推式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前文对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探讨解除结构转型实现的体制性障碍,并努力探索保持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正向影响的政策着力点,提出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的公共投资政策建议,助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王宇[8]（2012）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财政政策的历史进程中，缘由外部冲击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共有两次。第一次要追溯到1998年，我国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第一次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这一次实施长达7年，到2005年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第二次是在2008年底，为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再一次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并迅速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等等。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其它宏观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实现了企稳回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通货膨胀等风险问题。由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性，包括挤出效应、债务风险也可能逐渐显现。因此，在国内外形势仍处于复杂之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要防范挤出效应、通货膨胀、债务风险等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等方法对我国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挤出效应和风险效应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和完善的具体对策。本文先是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作了总体阐述，然后对1998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实施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包括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和其间的稳健财政政策。从政策出台的背景和主要措施上作了比较，总结了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和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与问题。接下来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对经济效应的分析与评价。一是对增长效应的分析，包括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分析。从总体上看，我国自1998年以来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来实现的，且政府购买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显着。这一时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效应明显，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通过乘数效应分析，从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总体上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到了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出现减弱。二是对挤出效应的分析，包括通过IS-LM模型和拉姆赛模型的理论分析，以及对民间投资增长率和政府购买支出增长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但这种效应并未表现出是由利率上升引起的，而是直接体现为政府支出扩张对民间投资形成的资金上的竞争，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机制还不健全，央行利率的变化很难在资本市场上起到指示信号的作用。因此，拉姆赛模型所描述的关系更符合我国政府购买支出与民间投资的实际情况。三是对通货膨胀风险的分析，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理论，检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支出的增加与物价水平的上升从长期看是正相关关系，但物价水平的上升有两年左右的滞后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都有影响，只不过财政政策的影响和货币政策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四是对债务风险的分析，包括对债务风险指标测算的静态分析以及对国债负担率和赤字率的动态分析。虽然静态指标的国际标准线只是经验数据，但从财政偿债能力的角度——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两个指标来看则我国当前存在着偿债能力的债务风险。本文最后对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析，并提出了调整和完善的具体对策。可以说，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的遏制了经济下滑态势，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挤出效应、通货膨胀风险和债务风险。根据研究结果，本文从调整投资方向、推进税制优化、扩大消费需求、调动民间投资、稳定物价水平、加强国债管理六大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栾彦[9]（2012）在《全球视角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研究》文中认为主权债务危机作为金融危机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频繁发生，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是对危机国和全球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容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负面影响，迫使各国反思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财富分配方式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并加以改革，最终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目前，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还更多的停留在针对某一国家、危机某一方面的研究，且多为对21世纪前所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难以反映21世纪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新规律。本文在对20世纪80年代后所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行纵向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21世纪初主权债务危机的新特征；横向地对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加以比较研究，并分门别类地对各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形成机理、传导机制、影响、救助等方面展开系统分析，归纳出本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新特征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进一步完善主权债务危机的预警、防范与救助的对策措施。本文认为，主权债务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的主要约束条件是，危机国的经济结构失衡、债务使用领域不当、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债务国只有将债务投资用于提高本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上才有利于规避主权债务危机。在21世纪初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债务危机存在着传导和蔓延更为迅速，更加长期化和日常化，具有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危机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者的负面预期的自致效应加大，危机国多为高福利和老龄化国家，且极易诱发其他次生危机等新特征。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诱因是主权信用评级遭调降或发生了主权债务违约。内部原因包括危机国原有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债务结构不合理、政府无法缩减财政预算、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匹配、长期施行顺周期的经济政策、过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金融监管存在漏洞。外部原因则主要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投机家的推波助澜和欧元区的不对称性。而深层原因主要有资本主义国家推崇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导致了金融家的过度贪婪，美国投资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欧元区成员国选择扩张的财政政策时所蕴含着的道德风险等原因。当各类成因相互交织和作用就形成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与传导机制。其形成机理包括货币危机、黑天鹅事件的冲击、金融过度发展与房地产金融化、道德风险、政党竞争以及欧元区不符合最适度货币区标准所形成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的六大渠道来实现的，如债权人渠道、银行渠道、实体经济渠道、贸易渠道、资产价格渠道和心理预期渠道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危机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银行业、资产价格、金融产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实体经济及国家政权和声誉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同时危机又在提振出口、挤出资产价格泡沫、反思本国过高的福利政策、重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等方面为危机国提供了宝贵的机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则在于，其迅速的蔓延到了欧元区的“夹心国家”和核心国家削弱了欧元区的经济实力，降低了欧元的金融地位，暴露了欧元区的深层次问题，使投资者对其前景看淡。对英美等国来说，危机加强了其在欧洲的债务损失和风险暴露，使投资从欧洲撤离，并提振了美元和美国的金融霸权。对我国而言，危机则是冲击了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诱使国际游资迅速涌入和撤离，提高了金融风险，致使外汇储备账面缩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对我国的海外贷款造成负面影响，迫使我国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等难题。危机对全球所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使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升级，加剧了危机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摩擦。防范主权债务危机的措施则主要有，维持本国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合理性，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匹配性和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实力并增强偿债能力，加强金融监管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及提高区域货币联盟的持续发展等。本文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救助政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短期内危机国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以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二是危机国政府在中期实施财政整顿政策，以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三是危机国政府在长期开展经济结构调整，以提高偿债能力。其中，长期内加强经济结构调整的是救助成败的关键。并对危机国在三个阶段的救助政策和效果进行比较研究，推测出各国走出本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先后次序。在对危机国的救助方面，欧元区和欧盟都采取了加强成员国财政协调和注入流动性的措施。但欧元区更侧重于创建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基金、发行欧元债券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欧盟则倾向于加强财政金融监管、降低信用评级机构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应使危机国的财政整顿与经济复苏相协调，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与外部救助相匹配，拓展欧洲金融稳定机制的融资渠道，设立欧洲货币基金，构建欧元区的退出机制并最终建立欧洲经济政府，以改善当前的救助效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和我国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对全球的启示在于，要打破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垄断现状、各国都应保持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福利水平、构建主权债务危机的防范、预警和救助机制、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避免流动性过剩并改革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则在于，应努力提高债务管理水平、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外汇储备管理水平及金融监管水平。本文还在提炼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规律基础上，构建出了主权债务安全预警指标体系（SDEWI）。通过该预警系统可以有效预测我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概率,并提炼出影响我国主权债务安全的具体指标。这将有的放矢的提高我国对主权债务的管理水平。最后，本文指出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未来可能的五个发展路径，并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主要包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引发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的重大变革，或将诱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使之向新兴国家蔓延，全球的贸易摩擦或将升级，投资者可能分化为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类型等。
张信柱[10]（2010）在《积极财政政策研究 ——基于我国1998年与2008年财政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针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周期的财政措施,它被世界各国用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已经实施两轮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国家第一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实施到2004年,随后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2008年底我国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复杂国际经济形势开始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到2010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抑制经济衰退,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财政刺激计划在社会产品供给过剩的情形下导致了物价的上涨,于是,现阶段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需要防止生产过剩再现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扩大等财政风险。同时,随着经济下滑趋势得到稳固,世界各国也都在考虑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在此背景下,我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面临需要调整的压力,并需要为将来退出铺好道路。鉴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需要综合考虑政策的效应、实施效果和政策风险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本文将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策效应进行研究。考虑到政策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将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基本原理和实施情况的基础上,从拉动经济等正效应和带来风险等负效应两个方面研究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并检验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研究,理清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总结我国两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结合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及其退出机制,并对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创新进行讨论,以丰富我国财政理论和政策的内容。本文首先总结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进展,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为进一步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和实施政策调整铺下基础。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时,分别对政策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进行分析,其中,正效应中分别考虑了政策实施对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且每个效应都对1998年和2008年的政策效应展开讨论,一方面为分析两轮政策效应提供证据,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也可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意见。为了评价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实际效果,本文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李嘉图等价以及自动效果和人为效果等几个方面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考察,一方面为新一轮政策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加全面地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功效。另外,鉴于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实施调整以从根本上调节国内结构性矛盾、减少对政策调控的依赖和开发国内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本文从政策工具之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协调配合以及政策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讨论。本文基于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针对我国1998年和200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研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策效应,主要结论有：（1）我国1998年和2008年两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都取得显着效果。两轮积极财政政策,都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大冲击,都有政府支出的扩张,但是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扩大政府支出,还实施减税政策,更加注重国内需求、民生工程和经济结构调整,并且积极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有主导地位。（2）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投资和居民消费方面具有积极效应。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1998-2003年每一元的政府购买支出,可以拉动GDP增加5.29元,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效率还是较低。2009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支出对进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但是政府支出对于月度的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影响是不显着的,可能与2009年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投向了基础项目建设和民生项目中有关。第二,1998-2003年间,我国这一期间采用发行国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在2007-2009年的三年间是上升的,尤其是2009年我国采用发行国债、地方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显着的带动了经济的增长。第三,1998-2003年间,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但这一期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极大地带动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政府主要依靠撬动国内经济的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我国这一期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2008年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居民消费受到国家民生工程的影响,消费意愿大为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还是很显着的。（3）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依赖政府支出,税收对政策效果具有反作用。第一,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逐渐减弱,积极财政政策的“紧缩效应”逐渐显露,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进行转型。第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主要依赖的是购买支出的人为效果,税收和转移支出的效果刚好被抵消。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很好,随着时间的发展效果就会变弱。积极财政政策的人为效果多为正数,而自动效果多为负数,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对我国财政支出、财政赤字与民间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后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4）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导致财政风险等负效应加大,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第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我国的赤字规模迅速增加。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引发相应的债务风险。第二,政策效用呈现递减效应。我国的国债发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递减,同时,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与国内消费刺激效应也在递减。另外,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还具有挤出效应。第三,新一轮积极财政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另外,由于扩大支出和减少税收的原因,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加大。2010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基本达到,随着财政风险的加大政策效果弱化,政策如何调整从而避免“过早”或者“过晚”带来新的风险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逐步调整,不仅包含四大政策工具的组合优化,还有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而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则需要考虑财政、货币的先后顺序以及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尤其是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退出战略。本文给出的建议有：（一）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优化结构与政策调整。经济“V”型复苏模式下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个扩张性支出措施和调整性支出措施的综合体。这轮积极财政政策要求注重短期“保增长”和长期“调结构”的结合、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结合、振兴产业和加强科技支撑的结合、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结合、深化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的结合。一是财政支出政策调整,应适当调整财政投资结构,加大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财政投入力度。二是税收政策调整,对现行税制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行规范和调整,如取消部分高耗能产业的出口退税,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等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三是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强公债管理,完善地方债的发行和管理机制。第二,完善政策带动效应。财政政策应坚持公共财政的方向,通过政策刺激带动消费需求,尤其国内消费需求来缓解这些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发展需求。（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注定了在采取退出策略的方式上要采取全球协调的方式,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将作为退出策略的主要协调者。对于国内经济政策的退出机制,要做到：第一,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先退出。在目前经济形势逐渐变暖的背景下,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为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因此,未雨绸缪地制定好货币政策的退出机制是各国央行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第二,缩减政府支出、完善税收调整。为了减少财政风险和配合货币政策的执行,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需要转型甚至退出,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是必然的选择,主要的方面就是要缩减政府支出和完善税收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控制赤字、增收节支,另一方面调整结构、推进改革。（三）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创新2010年国内经济由于财政扩张带来的物价上涨趋势很明显,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创新,通过调控手段的转变,充分发挥杠杆作用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第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今后的财政政策应采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策略,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作用的重点应转变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培育长期增长机制、努力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等方面。第二,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以此为基础,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长期发展。
二、国债投资的波及效果与需求拉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债投资的波及效果与需求拉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关于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研究 |
| 1.2.2 国内关于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点 |
| 1.4.2 论文不足点 |
| 2 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1 国债概念界定与功能 |
| 2.1.1 概念界定 |
| 2.1.2 国债功能 |
| 2.2 西方经济学流派对于国债经济效应的观点演变 |
| 2.3 国债影响私人部门投资的理论与相应传导机制 |
| 2.3.1 净财富效应 |
| 2.3.2 挤出效应 |
| 2.3.3 公共投资效应 |
| 3 1981—2019 年财政政策中的国债发展历程与影响 |
| 3.1 1981—2019 年经济与财政政策不同阶段的国债发行情况 |
| 3.1.1 1981—1993 年:国债发行与减税让利相配合 |
| 3.1.2 1994—2004 年:国债发行弥补基础设施短板 |
| 3.1.3 2005—2014 年:国债发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事业发展 |
| 3.1.4 2015 年至今:国债发行支持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 |
| 3.2 我国特别国债的发行历史与影响 |
| 3.2.1 1989—1991 年特种国债 |
| 3.2.2 1997 年第一次特别国债发行 |
| 3.2.3 1998—2004 年长期建设国债 |
| 3.2.4 2007 年第二次特别国债发行 |
| 3.2.5 2020 年第三次特别国债发行 |
| 4 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实证模型选取 |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私人部门投资对国债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
| 4.3.2 方差分解分析 |
| 4.3.3 实证小结 |
| 5 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影响的因素分析 |
| 5.1 国债发行前居民的财富心理效应 |
| 5.2 国债的挤出效应机制分析 |
| 5.2.1 国债发行时对私人部门投资不构成资金挤占 |
| 5.2.2 国债发行后不会显着推动利率上升 |
| 5.3 国债使用后的效应分析——基于产业波及理论 |
| 5.3.1 产业波及数据测算 |
| 5.3.2 产业波及数据分析 |
| 5.4 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重视国债运行的稳定性 |
| 6.2.2 优化国债的使用方向与结构 |
| 6.2.3 注重国债的乘数效应 |
| 参考文献 |
| 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论文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整体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投资银行业务及相关理论 |
| 2.1 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相关概念 |
| 2.1.1 投资银行的概念 |
| 2.1.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概念 |
| 2.1.3 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相关概念 |
| 2.2 投资银行业务的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的金融理论 |
| 2.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 |
| 2.2.3 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业务的发展历程 |
| 3.1 诞生到第一次发展高峰(1783—1929) |
| 3.1.1 国债、股票业务与投资银行的萌芽(1783—1840) |
| 3.1.2 证券承销业务与投资银行的出现(1840—1880) |
| 3.1.3 托拉斯公司与并购业务的助推(1880—1920) |
| 3.1.4 证券承销、做市与第一次高峰(1920—1929) |
| 3.2 分业经营下的转型(1929—1981) |
| 3.2.1 与商业银行分业经营(1929—1945) |
| 3.2.2 经纪和并购的兴起(1945—1969) |
| 3.2.3 巨变下的波动发展(1969—1981) |
| 3.3 黄金年代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业务调整(1981年至今) |
| 3.3.1 并购、资产证券化兴起的黄金时期(1981—2007) |
| 3.3.2 业务重大调整(2007年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理论依据和主要原则 |
| 4.1 业务调整的现实动因 |
| 4.1.1 业务调整的外因 |
| 4.1.2 业务调整的内因 |
| 4.2 业务调整的理论依据 |
| 4.2.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理论是业务调整的理论基础 |
| 4.2.2 现代资本市场理论是业务调整的操作指针 |
| 4.2.3 行为金融学理论是业务调整的市场选择依据 |
| 4.3 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 |
| 4.3.1 降低系统性风险是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
| 4.3.2 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美国投资银行的首要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投资银行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5.1 投资银行部门融资业务分析 |
| 5.1.1 融资业务 |
| 5.1.2 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中的主要作用 |
| 5.2 投资银行部门并购业务分析 |
| 5.2.1 并购业务的主要类型 |
| 5.2.2 投资银行提供的并购业务相关服务 |
| 5.3 投资银行部门业务的调整 |
| 5.3.1 融资业务的调整 |
| 5.3.2 并购业务的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美国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6.1 客户交易业务与自营业务 |
| 6.1.1 客户交易业务 |
| 6.1.2 自营业务 |
| 6.2 交易业务部门的主要业务种类 |
| 6.2.1 权益交易类业务 |
| 6.2.2 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 |
| 6.3 交易部门业务的调整 |
| 6.3.1 削减自营业务 |
| 6.3.2 向权益类投资为主的转变 |
| 6.3.3 交易类业务的艰难转型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美国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及其调整分析 |
| 7.1 资产管理部门的主要业务 |
| 7.1.1 资产管理业务 |
| 7.1.2 财富管理业务 |
| 7.2 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调整 |
| 7.2.1 加大了资产管理业务的力度,收入占比明显增加 |
| 7.2.2 资产管理业务增长迅速 |
|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8.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与存在的问题 |
| 8.1.1 业务调整的宏观效果 |
| 8.1.2 业务调整在宏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 8.2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
| 8.2.1 业务调整的微观成效 |
| 8.2.2 业务调整在微观方面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对中国的启示 |
| 9.1 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
| 9.1.1 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历程 |
| 9.1.2 中国证券业现状分析 |
| 9.1.3 中国证券业的业务结构 |
| 9.2 扬长避短,促进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 |
| 9.2.1 中国证券业与美国投资银行相关业务的对比分析 |
| 9.2.2 对中国投资银行业务稳健发展的启示和对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4）《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辨析及界定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架构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演进特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历史生成性 |
| 二、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指向性 |
| 第二节 商品价值形态的历史嬗变及货币的潜在虚拟化 |
| 一、货币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历史出场 |
| 二、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
| 三、货币的内生信用向度及虚拟化趋向 |
| 第三节 信用的时代更替及对虚拟资本的基础作用 |
| 一、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过渡 |
| 二、信用的杠杆作用及对虚拟货币完成的基础性 |
| 三、资本逻辑中信用扩张同货币形态演进的一致性 |
| 第四节 货币资本化及资本虚拟化的历程推进 |
| 一、货币流通转向资本流通 |
| 二、产业资本衍生生息资本 |
| 三、生息资本催生虚拟资本 |
| 第二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逻辑阐释及形态表达 |
| 一、内在生成逻辑之一:“资本化”虚拟资本及其有价证券形态 |
| 二、内在生成逻辑之二:“派生化”虚拟资本及其信用票据形态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的特征阐发 |
| 一、虚拟资本的虚拟性 |
| 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 |
| 三、虚拟资本的寄生性 |
| 四、虚拟资本的价格复归性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机制梳理 |
| 一、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 |
| 二、虚拟资本的价格机制 |
| 三、虚拟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特质 |
| 一、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传承” |
| 二、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升级” |
| 三、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探底” |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双重效应 |
| 一、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
| 二、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
| 三、虚拟资本双重效应的历史统一性 |
| 第三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展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新的规定性 |
| 一、虚拟资本深化资本的商品化 |
| 二、银行资本推动资本的社会化 |
| 三、总利润“质的区别”强化资本的独立化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批判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揭露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幻象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批判虚拟资本扩张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前瞻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昭示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 |
| 二、虚拟资本理论预判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 |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性 |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
| 二、虚拟资本理论文本分析的解释境域:前见的历史性存在 |
| 三、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深化的有效滤镜:间距的客观性存在 |
| 第四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赓续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延续 |
| 一、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 |
| 二、金融资本的系统分析 |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成发展 |
| 第二节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现实演进 |
| 一、虚拟资本催生虚拟经济的逻辑进路 |
| 二、虚拟经济存在及运作的基本特性 |
| 三、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 |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原则限定 |
| 一、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 |
| 二、机能资本是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初始根基 |
| 三、虚实经济的动态均衡是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证 |
| 第五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语境中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
| 第一节 经济虚拟化的系统运作机制 |
| 一、经济虚拟化的动力溯源 |
| 二、经济虚拟化的演进支撑 |
| 三、经济虚拟化的发展限度 |
| 第二节 经济虚拟化视角中的金融危机 |
| 一、金融危机的存在条件 |
| 二、金融危机的运行机理 |
|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实质的科学剖析 |
| 一、西方经济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
| 二、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幻象的祛蔽 |
| 三、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揭示 |
| 第六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虚拟资本的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状况梳理 |
| 一、虚拟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进历程 |
| 二、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虚拟资本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视阈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优势体现 |
|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根本保障 |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策略 |
| 三、效益共享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价值旨归 |
| 第三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夯实虚拟资本发展的根基 |
| 二、推进虚拟资本的适度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
| 三、完善金融领域宏观管理:提升虚拟资本运行的保障 |
|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 |
| 第四节 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理论指引 |
| 一、本质论视角认识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维特性 |
| 二、认识论层面领会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重关系 |
| 三、价值论向度理解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三大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测度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评述 |
| 1.3.2 国内研究评述 |
| 1.4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4.1 结构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 |
| 1.5.2 本文有待改进的不足 |
| 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 |
| 2.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理论与定义 |
| 2.1.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理论 |
| 2.1.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定义 |
| 2.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比较分析 |
| 2.2.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 |
| 2.2.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方法评析 |
| 2.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计量框架构建 |
| 2.3.1 因子模型与预测估计方法 |
| 2.3.2 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随机波动计量框架(FAVAR-SV) |
| 2.3.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统计分解 |
| 2.4 数据集的构建与处理方式 |
| 2.4.1 数据集的构建 |
| 2.4.2 数据的处理方式 |
| 2.5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结果与比较分析 |
| 2.5.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结果分析 |
| 2.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与股票不确定性指数比较分析 |
| 2.5.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比较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投资需求 |
| 3.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 |
| 3.1.1 实物期权传导机制 |
| 3.1.2 金融摩擦传导机制 |
| 3.2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3.2.1 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理分析 |
| 3.2.2 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潜力分析 |
| 3.3 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3.3.1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GMM) |
| 3.3.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3.4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5 实证分析 |
| 3.5.1 控制变量传导路径分析 |
| 3.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调整对投资的影响分析 |
| 3.5.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交互项对投资的影响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消费需求 |
| 4.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 |
| 4.2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4.3 计量模型设定 |
| 4.3.1 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 |
| 4.3.2 计量模型构建 |
| 4.4 研究对象与变量数据 |
| 4.4.1 研究对象分类 |
| 4.4.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分析 |
| 4.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进出口贸易 |
| 5.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影响贸易的传导机制 |
| 5.1.1 需求渠道 |
| 5.1.2 预期渠道 |
| 5.2 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5.2.1 开放经济中的收入决定 |
| 5.2.2 对外贸易乘数 |
| 5.3 计量模型设定 |
| 5.3.1 随机前沿模型经济学理论基础 |
| 5.3.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5.4 样本范围与变量数据 |
| 5.4.1 目标国样本范围 |
| 5.4.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解释变量预期符号与影响机制 |
| 5.5.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5.3 股票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5.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 |
| 6.1.2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
| 6.1.3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
| 6.1.4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测度的建议 |
| 6.2.2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投资影响的建议 |
| 6.2.3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建议 |
| 6.2.4 针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建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主题和意义 |
|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四、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五、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概述 |
| 一、危机的爆发 |
| 二、危机的危害 |
| 三、政策搭配应对之后的阶段性复苏 |
| 第二节 政策搭配的主要内涵 |
| 一、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目标 |
| 二、可供搭配的政策工具 |
| 三、中美政策搭配侧重的不同 |
| 第三节 政策搭配的理论体系 |
| 一、丁伯根原则 |
| 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
| 三、克鲁格曼“永恒的三角” |
| 四、IS-LM模型的政策运用 |
| 五、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条件下的IS-LM-BP模型) |
| 六、粘性价格汇率模型: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动机 |
| 一、增加就业水平 |
| 二、推动国内经济复苏 |
| 三、稳定物价水平 |
| 四、维持“金融霸主”地位 |
| 第二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工具 |
|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应对过程的总体回顾 |
| 二、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三、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
| 四、实施金融援助计划 |
| 第三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操作 |
| 一、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二、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 |
| 四、国内外政策之间的搭配 |
| 五、短期应急性政策与长期变革性政策之间的搭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动机 |
| 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体系的特点 |
|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动机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工具 |
| 一、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
| 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合作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操作 |
| 一、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二、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 |
| 四、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推进金融领域改革之间的搭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应对危机政策搭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一、FAVAR模型 |
| (一) 步骤一:因子分析模型 |
| (二) 步骤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二、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内涵 |
| 第二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分析 |
| 一、样本指标说明与描述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
| 四、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经验与教训[143]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分析 |
| 一、样本指标说明与描述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
| 四、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一、一般性结论 |
| 二、中美两国的比较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对策 |
|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条件改善 |
|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改革 |
|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举措大事记 |
| 附录B 美国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 附录C 中国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对我国结构失衡现象的一种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公共投资的界定 |
| 1.2.2 经济结构转型的界定 |
| 1.3 公共投资与经济结构研究现状与评价 |
| 1.3.1 关于经济结构的研究进展 |
| 1.3.2 公共投资与经济结构关系的讨论 |
| 1.4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本文创新之处 |
| 2 公共投资加剧经济结构失衡：现象层面 |
| 2.1 公共投资对投资消费结构的影响 |
| 2.1.1 投资与消费差距扩大的事实 |
| 2.1.2 举债投资能否启动消费：经验分析 |
| 2.2 公共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2.2.1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征：“二三一”结构 |
| 2.2.2 高增长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迟滞 |
| 2.2.3 公共投资的产业波及效果 |
| 2.2.4 公共投资产业领域的结构趋同化现象 |
| 2.3 公共投资对城乡结构的影响 |
| 2.3.1 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事实 |
| 2.3.2 政府投资结构扩大城乡差距 |
| 2.4 公共投资的区域差异 |
| 2.5 本章小结 |
| 3 公共投资加剧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源：体制层面 |
| 3.1 我国经济转轨进程对结构失衡的强化 |
| 3.1.1 我国转轨经济的非均衡特征 |
| 3.1.2 非均衡特征对二元性经济结构的强化 |
| 3.1.3 转轨成本的支付对居民消费的抑制 |
| 3.2 财税体制改革的不完善对结构失衡的强化 |
| 3.2.1 财政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性 |
| 3.2.2 地区差距扩大原因之一：区域间财力的不平衡 |
| 3.2.3 地区差距扩大原因之二：转移支付的差异 |
| 3.3 公共投资扩张的体制性驱动力对结构失衡的强化 |
| 3.3.1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激励 |
| 3.3.2 地方政府间竞争加重经济结构失衡 |
| 3.4 投融资体制的不完善：未改变居民的消费预期 |
| 3.5 本章小结 |
| 4 体制性约束下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经验分析 |
| 4.1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 4.1.1 促进结构转型是解决经济发展深层矛盾的必由之路 |
| 4.1.2 促进结构转型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 |
| 4.1.3 促进结构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
| 4.2 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水平的判断标准与测量 |
| 4.2.1 经济结构转型水平的判断标准 |
| 4.2.2 经济结构转型水平的数据描述 |
| 4.3 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的分析模型 |
| 4.3.1 经济增长作为内生变量的理论依据 |
| 4.3.2 联立方程模型的设定 |
| 4.3.3 Hausman内生检验 |
| 4.4 公共投资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
| 4.5 体制性因素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
| 4.5.1 体制性因素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
| 4.5.2 体制性因素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抑制作用 |
| 4.6 本章小结 |
| 5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建议 |
| 5.1 促进结构转型的经济增速与公共投资规模组合的情景模拟 |
| 5.1.1 政策情景设定 |
| 5.1.2 政策情景模拟 |
| 5.2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公共投资政策取向 |
| 5.2.1 调整公共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
| 5.2.2 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刺激居民消费 |
| 5.2.3 重塑城乡分割的公共投资政策结构,缩小城乡差距 |
| 5.2.4 加大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5.3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深化体制改革 |
| 5.3.1 清除消费的体制性阻碍：加大对转轨过程中成本的支付力度 |
| 5.3.2 消除公共投资异化的体制性驱动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
| 5.3.3 减轻地方债务负担：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
| 5.3.4 建立科学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 |
| 5.4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结构安排与基本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第3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 |
| 3.1 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作用机制 |
| 3.1.1 财政及其职能 |
| 3.1.2 财政政策概述 |
| 3.1.3 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
| 3.1.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
| 3.2 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 |
| 3.2.1 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 |
| 3.2.2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 3.2.3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 |
| 第4章 金融危机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演变与实施 |
| 4.1 1998 年积极财政政策：1998 年-2004 年 |
| 4.1.1 宏观经济背景 |
| 4.1.2 主要措施及效果 |
| 4.1.3 1998 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 |
| 4.1.4 从积极干预到中性稳健：2005 年-2008 年 |
| 4.2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2009 年至今 |
| 4.2.1 宏观经济背景 |
| 4.2.2 主要措施及效果 |
| 4.3 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 |
| 4.3.1 政策出台的背景比较 |
| 4.3.2 政策的主要措施比较 |
| 第5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 |
| 5.1 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 |
| 5.1.1 扩大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 |
| 5.1.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 |
| 5.2 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拉动效应 |
| 5.3 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拉动效应 |
| 5.4 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
| 5.4.1 IS-LM 实证模型的建立 |
| 5.4.2 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与分析 |
| 5.4.3 积极财政政策乘数和效应的测算 |
| 第6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 6.1 挤出效应的形成与类型 |
| 6.2 挤出效应的第一个分析角度：IS-LM 模型 |
| 6.3 挤出效应的第二个分析角度：拉姆赛模型 |
| 6.4 判断挤出效应的数据分析与实证分析 |
| 6.4.1 数据分析 |
| 6.4.2 实证分析：政府购买支出对民间投资影响的协整检验 |
| 第7章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效应 |
| 7.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 |
| 7.1.1 通货膨胀的成因 |
| 7.1.1.1 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解释 |
| 7.1.1.2 需求拉动型与成本推动型 |
| 7.1.1.3 结构性通货膨胀 |
| 7.1.2 通货膨胀的影响 |
| 7.1.2.1 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 |
| 7.1.2.2 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 |
| 7.1.3 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
| 7.1.3.1 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
| 7.1.3.2 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
| 7.2 积极财政政策的债务风险分析 |
| 7.2.1 债务风险指标分析 |
| 7.2.1.1 债务风险指标体系 |
| 7.2.1.2 我国当前债务风险指标测算 |
| 7.2.2 国债负担率与赤字率的动态模型：基于国债可持续性的分析 |
| 第8章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8.1 增长效应中的问题及其原因 |
| 8.1.1 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 |
| 8.1.2 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效应受低边际消费倾向制约 |
| 8.2 挤出效应及其原因 |
| 8.3 通货膨胀及其原因 |
| 8.4 债务风险及其原因 |
| 第9章 完善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 |
| 9.1 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走势 |
| 9.2 完善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 |
| 9.2.1 调整投资方向 |
| 9.2.2 推进税制优化 |
| 9.2.3 扩大消费需求 |
| 9.2.4 调动民间投资 |
| 9.2.5 稳定物价水平 |
| 9.2.6 加强国债管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全球视角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综述 |
| 1.2.2 关于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的研究框架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主权债务与主权债务危机的关系与特征事实 |
| 2.1 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及发展趋势 |
| 2.1.1 主权债务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 |
| 2.1.2 主权债务对经济的影响 |
| 2.1.3 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趋势 |
| 2.2 主权债务与主权债务危机的关系 |
| 2.2.1 主权债务与主权债务危机的不同点 |
| 2.2.2 主权债务转化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约束条件 |
| 2.3 主权债务危机的特征事实 |
| 2.3.1 历史上主权债务危机的特征事实 |
| 2.3.2 新世纪主权债务危机的特征事实 |
| 第三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
| 3.1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 |
| 3.1.1 主权信用评级下降 |
| 3.1.2 主权债务违约 |
| 3.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内部原因 |
| 3.2.1 原有经济结构不合理 |
| 3.2.2 原有主权债务结构不合理 |
| 3.2.3 政府当局无法缩减财政预算 |
| 3.2.4 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匹配 |
| 3.2.5 顺周期的经济政策加重了债务国负担 |
| 3.2.6 高水平的福利政策与国家经济实力不匹配 |
| 3.2.7 金融监管的缺失 |
| 3.3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外部原因 |
| 3.3.1 金融危机的冲击 |
| 3.3.2 投机家的推波助澜 |
| 3.3.3 欧元区的不对称性 |
| 3.4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 |
| 3.4.1 人文原因 |
| 3.4.2 金融共谋原因 |
| 3.4.3 道德风险原因 |
| 3.5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各危机国的成因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与传导机制研究 |
| 4.1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分析 |
| 4.1.1 货币危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
| 4.1.2 负面预期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
| 4.1.3 金融过度发展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
| 4.1.4 道德风险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
| 4.1.5 政党竞争促使福利支出增加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
| 4.1.6 不符合最适度货币区标准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机理 |
| 4.1.7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形成机理的相互作用分析 |
| 4.1.8 危机国形成机理的比较研究 |
| 4.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传导机制分析 |
| 4.2.1 通过债权人渠道的传导机制分析 |
| 4.2.2 通过银行渠道的传导机制分析 |
| 4.2.3 通过实体经济渠道的传导机制分析 |
| 4.2.4 通过贸易渠道的传导机制分析 |
| 4.2.5 通过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机制分析 |
| 4.2.6 通过心理预期渠道的传导机制分析 |
| 4.2.7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传导机制的相互作用分析 |
| 4.2.8 危机国传导机制的比较研究 |
| 第五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
| 5.1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危机国的影响 |
| 5.1.1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危机国的不利影响 |
| 5.1.2 主权债务危机给危机国带来的机遇 |
| 5.1.3 比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各个危机国的影响 |
| 5.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和其他国家的影响 |
| 5.2.1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 |
| 5.2.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元区外其他国家的影响 |
| 5.3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的影响 |
| 5.3.1 使得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升级 |
| 5.3.2 加剧各国的分歧和摩擦 |
| 第六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防范与救助 |
| 6.1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防范 |
| 6.1.1 维持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与合理性 |
| 6.1.2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匹配性和可持续性 |
| 6.1.3 提高经济实力增强偿债能力 |
| 6.1.4 提高金融监管的系统性和针对性 |
| 6.1.5 提高区域货币联盟的可持续性 |
| 6.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救助政策及效果 |
| 6.2.1 危机国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救助政策及效果 |
| 6.2.2 欧元区与欧盟的救助政策及其效果 |
| 6.2.3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救助政策的完善方向 |
| 第七章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的启示 |
| 7.1.1 各国应尽快改进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 |
| 7.1.2 构建主权债务危机防范机制、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 |
| 7.1.3 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 |
| 7.1.4 各国应保持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福利水平 |
| 7.2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
| 7.2.1 提高本国的债务管理水平 |
| 7.2.2 提升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 |
| 7.2.3 争取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审慎推进亚元区进程 |
| 7.2.4 加强本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水平 |
| 7.2.5 增强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 |
| 7.3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的展望 |
| 7.3.1 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展趋势的展望 |
| 7.3.2 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积极财政政策研究 ——基于我国1998年与2008年财政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基本概念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1 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
| 2.1.1 需求管理政策 |
| 2.1.2 供给管理政策 |
| 2.1.3 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配合 |
| 2.2 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 |
| 2.2.1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原理 |
| 2.2.2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 |
| 2.2.3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工具 |
| 3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与进展 |
| 3.1 第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2003年 |
| 3.1.1 宏观经济运行背景 |
| 3.1.2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
| 3.1.3 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
| 3.1.4 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2003年—2008年 |
| 3.2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 |
| 3.2.1 宏观经济运行背景 |
| 3.2.2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
| 3.2.3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 |
| 3.3 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 |
| 3.3.1 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相同点 |
| 3.3.2 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不同点 |
| 4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 |
| 4.1 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 |
| 4.2 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拉动效应 |
| 4.3 积极财政政策的消费拉动效应 |
| 4.3.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与居民消费 |
| 4.3.2 我国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
| 4.3.3 我国居民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
| 4.4 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分析 |
| 4.4.1 税收政策的供给作用 |
| 4.4.2 我国税收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
| 4.5 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分析 |
| 4.5.1 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 |
| 4.5.2 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 |
| 5 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5.1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促进的实证分析 |
| 5.2 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拉动的实证分析 |
| 5.3 李嘉图等价定理检验 |
| 5.3.1 李嘉图等价定理 |
| 5.3.2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实证分析 |
| 5.4 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 |
| 5.4.1 基本模型 |
| 5.4.2 数据整理 |
| 5.4.3 实证分析 |
| 5.5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 5.5.1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弹性分析 |
| 5.5.2 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Granger因果检验 |
| 5.6 积极财政政策的人为效果和自动效果估算 |
| 5.6.1 基本模型 |
| 5.6.2 财政政策效果估计 |
| 5.6.3 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
| 6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 |
| 6.1 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实现存在的问题 |
| 6.1.1 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滞问题 |
| 6.1.2 积极财政政策各种工具的配合问题 |
| 6.1.3 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 |
| 6.1.4 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微观经济基础问题 |
| 6.2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问题 |
| 6.2.1 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配合 |
| 6.2.2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 |
| 6.3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退出机制 |
| 6.3.1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 |
| 6.3.2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 |
| 6.3.3 积极的财政政策创新 |
| 6.4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4.1 基本结论 |
| 6.4.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四、国债投资的波及效果与需求拉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分析[D]. 林露.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
- [2]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D]. 孙碧涵. 吉林大学, 2020(03)
- [3]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4]《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5]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测度与实证分析[D]. 王蕊.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6]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D]. 金素. 南京大学, 2013(05)
- [7]公共投资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对我国结构失衡现象的一种解释[D]. 王娟.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8]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D]. 王宇. 辽宁大学, 2012(02)
- [9]全球视角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研究[D]. 栾彦. 辽宁大学, 2012(02)
- [10]积极财政政策研究 ——基于我国1998年与2008年财政政策分析[D]. 张信柱. 东北财经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