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流行文化与中国流行文化

一、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论文文献综述）

宋佳昱^[1]（2021）在《服饰文化视角下武术服饰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武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性项目,其发展对中国体育的影响举足轻重,而武术服饰作为武术的外在表征,对武术内在文化的表达与传播具有重要影响。2020年武术入选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无疑对武术国际化的发展又推进了一步。国际化发展就要有国际性的语言。服饰自产生那天起,就天然的具有符号表征作用。因此,武术服饰就是武术运动员的第二层皮肤,代表着中国,代表着武术。如何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展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武术文化,并让他们也参与进来,则需要对武术服饰的文化表达进行新的解读。因此,对武术服装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本文从服饰学、文化学角度撰写此文,不同于以往研究视角里只强调武术服饰的表演用途,此文从整个服装发展史、武术史及民族文化发展史出发,结合美学、传播学、服装学、色彩学、面料学等,在对武术服饰物象特征及审美意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深入思考。结合东西方服饰演变发展特点对武术服饰文化表征进行分析;结合现代奥运服饰的发展趋势、中国舞服、戏衣的服饰文化特点以及当代“新中装”的设计理念对武术服饰进行再思考。本文撰写的视角及逻辑是,首先从武术里看服饰;其次从服饰里看文化、看武术、看体育;再次从文化里看服饰、看体育、看武术;最后通过把文化、服饰、体育、武术相互揉碎融合在一起之后,再一次从武术里看服饰。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研究法、对比分析法与逻辑分析法等科学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武术服饰的物象特征与审美意蕴,发现:1.武术服饰在自身发展和文化氛围的双重驱使下,产生了具有时代风貌的物象特征。古代武术服饰具有等级分明、功能性强;繁复艳丽、宽松飘逸;多元融合、时尚前卫的物象特征。近代武术服饰具有从传统宽衣向西式窄衣转变及喜爱深沉素净颜色物象特征。现代武术服饰具有由规范化向标准化;范式稳定、装饰繁复;性别模糊、设计感不足的物象特征。2.武术服饰的审美风尚具有中国传统服饰审美观念的继承和西方现代服饰审美观念融入的特点。武术服饰的意蕴差异主要突显在三个方面,即古今武术服饰之间、男女武术服饰之间、套路服饰与散打服饰之间的意蕴差异。古今武术服饰的意蕴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为创新性与继承性;第二个为阶级性与标志性。男女武术服饰的意蕴差异主要表现在阳刚性和阴柔性、模糊性和代表性两个方面。套路服饰和散打服饰的意蕴差异则主要表现在现代性和传统性、体育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3.武术竞技比赛服饰未来的发展可以学习现代奥运服饰的优点。积极运用及研发新型面料,提升武术服饰的科技范儿;充分运用色彩原理,提高武术比赛服饰的公平性及艺术性;优化设计理念,更新设计手段,提升武术服饰质感。武术舞台化发展过程中,表演服饰可以借鉴中国舞服和戏衣的长处。提高武术动作与武术服饰的整合性;提升武术服饰艺术表现张力;提高专业武术表演人员的艺术修养。武术大众化发展过程中,其服饰可以从新中装的设计理念中汲取灵感。注重传统技艺与现代服装制作技术的结合与创新;重构中国传统武术服饰,助力传统武术走向大众;打破思维定式,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时尚。

高洁^[2]（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宁亚群^[3]（2021）在《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舞蹈形态。从审美文化学的视角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加精准地把握中西方舞蹈艺术各具特色的审美特征,并由此更加深入地认识中西方之间有同有异的审美文化禀性,以进一步促进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化对话与交流,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从概念内涵来讲,中国古典舞分为“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种存在形态。“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主要指中国古代传统舞蹈,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未能保存下来。“当代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则特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由舞蹈家在综合提取戏曲舞蹈、汉唐舞蹈、敦煌舞蹈、甚至少数民族古典舞蹈等样式的基础上所建构的舞种,其建构力求与“历史形态”的中国古典舞在审美理想、内涵意蕴上达到较高的统一性,迄今形成了“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昆舞”“梨园舞蹈”“唐乐舞”六大类型,本论文重点采用早期形成的“身韵古典舞”“汉唐古典舞”“敦煌古典舞”三个类型以作阐述。西方芭蕾舞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法国宫廷的努力下开始朝着一门独立的舞蹈种类发展。后传播至俄罗斯、丹麦等其它欧洲国家,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性舞种。经过“早期芭蕾”“浪漫芭蕾”“古典芭蕾”“现代芭蕾”几个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统一名为“西方芭蕾舞”的欧洲代表性古典舞种。西方芭蕾舞于欧洲多个国家兴盛发展,并因其训练的科学性,而广泛应用于全球各个国家专业舞蹈艺术院校与团体的基础训练中。就此前的学术研究来讲,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的艺术性、技术性层面,间或有舞蹈美学、舞蹈文化等探究。但针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审美文化层面的比较研究,则未见直接相关的成果。鉴于这一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艺术本体与审美文化层面的系统比较,以期更为科学地认识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为东、西方舞蹈艺术之间的互鉴与交流提供思路。本文将从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生成路径、传播接受、审美蕴涵、演变趋势四个基本方面,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进行比较研究。导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将对研究对象与选题缘由进行阐述。本文认为,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分别是中西方最具代表性两大舞蹈形态。通过对两个舞种的比较研究,可以实现舞蹈本体、审美文化、对话交流三个层面的价值。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进行陈述。在研究思路上,对研究的具体内容进行有逻辑、有层次的展开,在研究方法上,鉴于本文选题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本文在综合运用论文撰写通用研究方法的同时,借鉴比较美学、比较艺术学中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从丰富庞杂的舞蹈现象中探寻关于两个古典舞种的相同性与差异性。第一章是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比较性概述。第一节对两个舞种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节进一步规范两者的范畴,其范畴的界定是通过解决围绕两个舞种而分别产生的三个争议确定的,结论为:对中国古典舞而言,其范畴涵盖“历史形态”与“当代形态”两类;现存舞蹈影像资料的部分作品具有“古典性”;因社会制度变化而产生的对相同母题的不同解读是合理的。对西方芭蕾舞而言,确定其第三个时期名称为“古典芭蕾”,将“浪漫芭蕾”“古典芭蕾”同视为西方芭蕾舞发展史上的代表性时期,对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之于西方审美文化的代表性进行判断。第三节对两者的发展脉落作简单扼要的梳理和解读。第二章将比较两个古典舞种的三次转变,这三次转变既与美学层面“美”和“善”的分离密切相关,又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艺术地位的确立紧密关联,艺术地位的确立既带来了艺术本体之“古典性”的生成,同时带给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类关于艺术诗性的沉思。第三章通过传播方式与艺术接受两个层面,进一步比较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传播媒介与传播生态的变化带给两个古典舞种传播方式更多未知的可能,而作为舞蹈传播的另一方——艺术接受,则在舞蹈受众的变化中,引发本文对于舞蹈传播是否会终结以及传播中心之转移的思考。第四章比较两大舞蹈艺术的审美蕴涵。第一节从舞蹈本体层面分析: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在典型化、节奏化、造型化三个方面都具备对和谐的追求,两者分别以“拧”“倾”“圆”“曲”与“开”“绷”“直”“立”为外化特征,这是两个古典舞种肢体美学的研究起点;第二节着力对两个舞种“乐”“舞”天然不可分割的关联进行分析,并阐述中国古典音乐之五声调式与西方芭蕾舞之大小调式如何在和声之“和”的基础上,分别与各自所属的古典舞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视、听完备的效果。此外,本节还对两个古典舞种的服饰与舞台美术进行简要分析。本章通过对两个古典舞种舞蹈本体、音乐、服饰与舞台美术之技术层面的分析,引入对审美特征与审美理想的阐释。第五章比较研究现代语境中两大舞蹈的演变路径。第一节通过对“古典”是否在中西方社会“退场”这一历史现实的分析,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之“灵韵”的保留样态及演变趋势进行判断,得出两个古典舞种之“虚灵妙合”与“庄肃雅正”的不同灵韵特征。第二节从“诗缘情”与Ballet词义溯源入手,分别对两个舞种在抒情与叙事方面的偏重程度作持续性的预测。第三节对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的机遇与挑战作出分析判断。结语部分简要回顾、总结了前五章的内容,并在确证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同异相间之基本状况的前提下进行了两重延展:其一,跳出舞蹈本体,在更为宏阔的视阈中探索这种异同状况所生成的文化缘由;其二,回到舞蹈本体,针对两个古典舞种的自身状况给出三项答解和说明。

吴小炜^[4]（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闫恒^[5]（2021）在《大众文化传播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是党执政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大众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使大众文化与人们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并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重塑着人们思想控制着他们的行为。大众文化传播逐渐成为权利博弈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凸显着意识形态的属性和功能。对于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大众文化传播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作出分析和解释,从而为从根本上维护和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新契机和新机遇。大众文化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对广大民众进行信息传播,它不仅包括影视作品、流行音乐、网络文化等传播方式,还具有双向交互性、社会舆论导向性、信息内容多元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之上,大众文化传播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大众文化有助于改善我国意识形态的宣教方式,拓展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发展现状存在着泛娱乐化、虚无化、泛西化及本土文化缺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加剧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深入分析大众文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这是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导致的:大众文化自身负面因素通过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过程释放出来;主导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和监管不足,同时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远未完成。充分认识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积极探索大众文化传播下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路径成为本文的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一是借助大众文化传播模式增强意识形态传播有效性;二是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阵地建设增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能力;四是加强主导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正向引导;五是塑造主导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对外交流中的形象,赢得国际普遍认同。

李新潮^[6]（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孙雪萍^[7]（2021）在《爱德华·汤普森工人阶级理论探析》文中认为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着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生动诠释了汤普森的工人阶级理论内涵。汤普森的工人阶级理论,促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文化转向和理论更新,也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向纵深处发展。本文以汤普森的工人阶级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形成背景、理论内容、实践路径、比较与评析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探析。首先,从形成背景看,英国社会及世界发展的影响加之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深深触动着汤普森探讨的方向。其理论也在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英国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酝酿形成。其次,从理论内容来看,从阶级到工人阶级,从阶级经历到阶级觉悟,汤普森充分挖掘了阶级意识的重要作用,厘清了英国工人阶级从无到有的历史脉络,试图达到为英国工人阶级正名的目的。再次,从实践路径来看,汤普森工人阶级理论的实践是在具备主客观相统一的阶级经验的准备基础上通过阶级斗争,最终实现工人阶级内在的自我解放。只有内在成功解放才能为外在的自我及全世界的解放蓄积力量。从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相比,汤普森坚持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用“文化主义”的方法对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考察,实现了阶级概念、阶级意识及阶级斗争三方面的不同解读。最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看待汤普森的工人阶级理论就可以发现,汤普森对民族、文化的关注是其理论的两大特色,也正是对经验和非经济因素的过分关注,导致汤普森研究角度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正确界定阶级意识和经济结构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从而在其理论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上有待深入考量。当然,汤普森工人阶级理论也在对过去英国下层民众经验材料的研究中,挖掘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为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理论提供了新的注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安莉^[8]（2020）在《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力量。大学生文化自信与否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直接关系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关键在于教育,文化自信教育是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方法,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关键环节,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新时代赋予高校的文化使命。因此,实施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意义重大。本文以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文化的多维度认识入手,系统总结了文化自信的形成过程、内涵意蕴和历史演进,以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调查为依据,客观全面分析当前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综合运用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提出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策略和构建“一优三全”教育体系。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五部分,围绕四个内容展开。第一,阐释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基本理论。以文化基本理论概述为起点,从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三个维度认识文化。从文化自信的提出、基本内涵和独特气质和历史嬗变全面阐述文化自信,明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内在逻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相互关系。对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内涵、构成要素和价值意蕴阐释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就是对自我文化存在形态和理想追求的高度认知与认同,对自我文化价值作用及生命力的坚定信心,对我自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积极践行,明晰文化自信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第二,阐述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借鉴。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思想为指导,系统梳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为研究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和约瑟夫·奈文化软实力、巧实力理论,吸收其理论精华,为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提供思想借鉴和现实指导。第三,对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为准确把握当前大学生文化自信表现和文化自信教育现状,面向全国高校,选取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97所高校中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6905名大学生进行了自编问卷的网络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了频率和差异分析;同时,对33所高校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专家、学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课教师、政工干部做了线上线下深入访谈。结合调查问卷分析结果和访谈情况,全面审视当前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现状,肯定积极表现,正视存在问题,对问题成因进行客观分析,为科学有效地实施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第四,提出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优化策略和体系构建。强化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知行合一,文化共同体的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理念;遵循文化的方向性与教育的科学性相统一、文化的主导性与大学生的主体性相统一、文化的理论性与教育的渗透性相统一、文化的系统性与大学生个体针对性相统一的教育原则;通过培根、固本、铸魂、通脉筑牢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内容。在教育路径上,提出聚焦整体格局,优化教育环境;聚焦关键人员,全员参与文化自信教育;聚焦关键环节,文化自信教育贯穿全过程;聚焦关键领域,全方位实施文化自信教育,构建“一优三全”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体系。

马赫^[9]（2020）在《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流行文化已经全方位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明星效应和明星偶像崇拜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与载体,使得流行文化在传播和大众化上得以可能,是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生命力。人是文化的载体,也意味着文化对人具有形塑的功能,而偶像崇拜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过渡性行为,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少年主要以明星偶像作为自身崇拜与追捧的对象。近年来,由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中的失范行为带来的文化讨论与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大众舆论与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与研究焦点之一。如私生粉跟踪偷拍与隐私侵犯、职业黑粉拉踩与谣言散布、打投流量购买与言论控评、恶意举报与网络暴力、过度迷恋以至于情感带入等粉丝负面事件屡见不鲜,“饭圈女孩”、“跪族男孩”等青少年粉丝群体的失范行为往往成为网络社交媒体的热点新闻。因此研究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失范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与文化学意义。当前,关于偶像崇拜的研究已经从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拓展到心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的多个学科与研究领域,对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也从单一的理论转变为多元的分析,而且更加关注明星偶像崇拜群体的内部运行规律和心理活动,探索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学术界在青少年偶像崇拜研究上侧重对现象进行调查,如描述偶像崇拜的特征、原因,强调偶像崇拜与榜样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对我国青少年榜样教育问题提供指导性策略,总体缺少对明星偶像崇拜失范问题的详细解读与重构路径的具体剖析。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流行文化与偶像崇拜的历史演变,描述了社会变迁下偶像崇拜尤其是明星偶像崇拜的发展与变化,总结出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的流行文化背景及时代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崇拜文化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精英化到大众化、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国偶像则经历了英雄偶像,明星偶像,选秀、草根偶像,流量、养成偶像的发展历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比较与阐释了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现状与明星偶像崇拜新特征。当前我国青少年偶像崇现呈现出泛化与较高卷入度,崇拜对象以明星偶像为主流、二次元偶像彰显出时代的特征,在崇拜活动中科技使用与消费行为成为常态,并在自我认知上表现出主动性,而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的负功能有待进一步分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则显示出了消费需求与粉丝经济、技术进步与推动、明星偶像的养成与低龄化、偶像制造的麦当劳化、粉丝类型的多元化、粉丝群体的组织化等新特征。明星偶像崇拜文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大众本身所具有的正功能不容忽视。但是,近年来由于粉丝对明星的过度崇拜与迷恋所导致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带来了超出理智的后果与社会问题。再次,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中多样化的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进行访谈分别从粉丝的文本生产符号异化、消费与拜金主义、自我的丧失、狭隘性、非道德化、娱乐极端化等方面,解析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具体失范现象与行为,呈现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以及对其予以重构的意义。通过文化与认同、个体与组织、制度与科技等维度分析了明星偶像崇拜失范产生的原因,并从网络社会流行下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社会化主体间的影响与作用、基于亚文化视阈的探讨等视角对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偏差行为进行了学理性思考。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现象代表着网络社会下青少年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是当代青少年价值取向的体现。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不利于青少年的自身成长、社会稳定与发展,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与青少年之间的矛盾性,也体现了社会化主体之间的统一性。青少年偶像崇拜亚文化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或者心理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实践,体现了亚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自身风格化的展现以及与主文化的对立与融合。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在价值、规范和行为的社会系统中路径重构的可能性,提出发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的合力正确引导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观念与行为。对于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失范现象与行为不能置之不理,但主流文化不应是单一的否定与阻隔的状态,而是通过积极的引导策略与调适形式,在放任恣意发展与合理监督引导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为明星偶像崇拜亚文化的构建和青少年失范提供价值与行为等方向指引。总之,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下的明星偶像崇拜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粉丝及其诸多言行也常常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虽然学术界围绕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对于流行文化中当代青少年粉丝的偶像崇拜特点与失范问题研究仍有缺憾。因此,本研究意图通过对我国青少年明星偶像崇拜的研究来推动相关领域的进展,并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偶像观与价值观有所裨益。

吴娜^[10]（202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他多次考察调研革命老区,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文化发展的“两创”原则,旨在解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传统与当代的问题,是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也为当前红色文化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文化与价值观密不可分,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是价值观的直接表现,文化中蕴含着、折射着价值观和价值内涵。核心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次、最为核心的要素,是文化的精髓。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红色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红色文化核心理念在当代的集中体现,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本文将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放置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框架范围内展开研究,在对红色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针对当前红色文化的传承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新时代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策略。具体而言,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从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红色文化的概念、特征、表现形态、价值功能等问题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从价值观的视角对红色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和描述,对不同历史时期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进行归纳和提炼,从而揭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规律;第四章主要对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分析和探讨,从而揭示二者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以及在理论基础、文化根基、精神内涵等方面的内在契合性;第五章重点论述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现状。总结近年来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取得的成就,分析红色文化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进而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的必要性;第六章为本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创新点,重点论述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的发展策略。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整体意识,全局观念,也要有具体的实践对策。实现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红色文化的内在本质要求。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进一步提炼红色文化的精神标识,彰显价值内核,实现话语转换,关注现实需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践中应对挑战,实现认同;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形势要求,从制度层面、教育模式、传播手段、红色文化产业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再补充、再拓展、再创造,使红色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论文提纲范文）

（1）服饰文化视角下武术服饰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大众文化传播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爱德华·汤普森工人阶级理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8）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论文参考文献）

• [1]服饰文化视角下武术服饰的研究[D]. 宋佳昱. 上海体育学院, 2021(12)
• [2]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3]中国古典舞与西方芭蕾舞比较研究[D]. 宁亚群. 山东大学, 2021(10)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大众文化传播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闫恒.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6]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7]爱德华·汤普森工人阶级理论探析[D]. 孙雪萍.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8]大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研究[D]. 安莉.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7)
• [9]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 ——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D]. 马赫. 吉林大学, 2020(01)
• [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研究[D]. 吴娜. 南昌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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