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报告的客观独立性将受保护（论文文献综述）
戴戈弋[1]（2020）在《外部监管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以康华农业为例》文中指出会计信息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资金变化及经营成果的载体,它也是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依据。首先它可以评价与预测企业的现金流动,并有助于企业的投资人和债权人进行投资决策,其次有助于经营者加强企业管理;最后有利于政府部门进行市场宏观调控。由此可见会计信息对维护市场安定与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其质量的高低对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旦会计信息失真,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就会被错误引导从而失去既得利益造成投资决策失败,也会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治安同时扰乱证券市场的资源筹集与调配功能。从证监会、财政部等部门每年处罚涉嫌违反会计信息披露的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来看,财务报告重述情况也很常见。在2019年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依然很严重,甚至影响波及到独立的审计机构,如瑞华会计师事务所,自律早已不能完全保障信息质量,此时外部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外部监管作为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最后一道警戒线,需要完全发挥对会计信息核查和监督的作用才能保障经济市场的安定。所以本文站在外部监管的立场来研究如何改善会计信息质量。本文选取的目标案例为广西康华农业,由于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导致监管难度加大,对农业企业信息质量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完善外部监管力量提出建议。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和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理论进行总结梳理,然后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总体状况进行评价,利用DEMATEL分析方法找出外部监管中对信息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得出处罚强度、政府干预程度、监管能力、审计机构独立性、审计收费、媒体关注度这六个因素对信息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为目标案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作出理论指导。其次基于广西康华农业公司外部监管失灵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案例,分析其存在会计信息缺乏可靠性、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等有关问题,并从政府监管、审计机构监管及社会监管三个视角下分析康华农业会计信息失真的案例并从中发现外部监管的问题,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出针对性建议。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研究不足,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陶伟腾[2]（2020）在《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便是信义义务何时产生。笔者认为信义义务起源于信义关系,而信义关系的关键标志在于信义权力。信义权力派生于受益人（委托人）的法律人格,而受益人的法律人格通过法律能力的运用得以彰显。信义权力的本质是受益人法律能力的暂时让渡,该权力归根结底归受益人所有,受信人只不过是在实现受益人的意志。从另一个角度看,信义权力的就是受益人的特定法律能力在受信人处的表现形式。经由受益人授权,受信人获得了替代其行使该法律能力的权力。此外,正是基于信义权力派生于受益人法律人格的本质,信义权力服务的目的由受益人决定。信义权力在性质上不同于纯粹的个人权力,因为行使信义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义务,并不能随意放弃。此外,信义权力还具有自由裁量性、关系属性、限定性以及以受益人实质利益为基础等特征。其中,自由裁量性是信义权力最显着的特征,其直接导致了代理成本的产生。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将信义权力简化为自由裁量权,但是两者并非同一个概念。最后,信义权力决定了信义关系具有脆弱性、依赖性及不平等性等形式特征。但信义权力理论也存在缺陷,因为其无法解释顾问-客户这一类信义关系。由此,笔者引入了信义关系的第二个判断标准: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该标准有两大要素,一为信任;二为影响力。笔者认为此处的信任只要满足外在信任或警惕型信任即可。而对于如何判断是否存在信任,笔者认为签订合同是存在信任的直接证据。如若没有合同,则需要依据当事人的能力经验及是否存在长期密切关系等来判断是否存在信任。至于影响力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事实状态,在该事实状态下一方在心理上倾向采纳另一方的判断及建议。综上,笔者认为信义义务起源于信义关系。而信义关系的判断标准有二:一为存在信义权力;二为存在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前者为一般情形,后者为特殊情形。解决了起源问题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便是信义义务是什么的问题,也即信义义务的内涵。笔者认为信义义务广义内涵应包含主客观两方面的要求。依据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受信人须将接纳受益人的目的,并将受益人所欲达致的目标当作是自己的目标。这意味着信义语境下受信人需要完成价值观或道德观的转换:受信人不应考虑与受益人目标无关的事物。在康德的理论框架下,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应当属于不完全义务的范畴。康德将义务分为完全义务与不完全义务。完全义务会明确规定具体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人的任务十分明确,一般以结果判断其是否完成了工作。而不完全义务则看重的是受信人的主观状态,并没有规定特定的程式。故而受信人接纳受益人目标并为之采取行动即算履行了不完全义务。比如公司董事始终需要牢记公司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并采取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此外,受益人的目标通常具有抽象性,而且实现手段是开放式的。受信人只有选择手段的自由,却无变更目标的自由。当接纳了受益人的目的,受信人会对与该目标相关的信息变得非常敏感,这将最有助于受信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在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了忠实义务的定义。所谓忠实义务是指受益人应采取其认为的最有利于实现受益人目的的手段或者做出其认为的最有利于受益人的判断。忠实义务与忠实概念是高度契合的。我们一般认为忠实具有四层可能的含义,分别为更高的退出成本、情感捆绑、优先顺位及同一立场。而忠实义务中的“忠实”采取的是同一立场这一层含义,而这也是与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一脉相承的。主观判断虽然占据了受信人任务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此外,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律概念不能仅停留在主观层面,而且还应当包含客观要求。关于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须从法律对人际关系要求的三个层级说起。这三个层级由低到高分别为: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侵权法的要求）;积极增进他人利益（合同法的要求）;排他地增进他人利益。而受信人应当做到第三个层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为受信人应采取旨在排他地维护及增进受益人利益的行为。而判断标准一般为社会大众经验,有时则为行业惯例。一般我们对法律概念的研究遵循着从概念到特征的进路。在探究了信义义务内涵的基础上,笔者拟进一步考察信义义务的性质。首先,信义义务具有道德属性。正如前文所言,信义义务要求受信人对其主观状态进行自我克制,这使得信义义务不可避免地沾染了道德色彩。此外,依据康德哲学,运用实践理性训练自己的品性及情感来为特定目的服务也是一种美德。而法律或法院判词通常运用“忠诚”、“奉献”等道德词汇来实现法律的表达功能,以培养受信人的忠实感,因为这对其履行信义义务大有裨益。综合以上两点,信义义务是具有道德性质的。此外,我国有的学者十分强调信义义务的身份属性,而笔者认为信义义务并不具有身份属性。因为信义义务非建立在梅因式的身份概念之上。受信人并非是一种身份,受信人也并非总是占据重要的社会角色（即广义身份）。从宏观层面来看,当代法是一个去身份化的过程,无论是权利抑或义务层面。此外,身份应当是与主体绑定的,而信义义务却是与（信义）关系绑定的,两者截然不同。信义义务的合同性质历来是最富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运用合同进路分析信义义务是存有重大缺陷的,该进路太过空洞,而且受到信息可验证问题的制约。此外,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其一,信义关系与合同关系的价值基点不同,前者只能利他,后者可以利己。而且信义关系还具有增进相互信赖、培育信任文化及提升社会资本储量等特有价值。其二,合同法同时具有赋权功能与义务施加功能,而信义法只具有后者。其三,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在来源、内容、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综上,认为信义义务具有合同属性的观点是不恰当。笔者认为正确表述方式是:信义权力的来源方式有很多种,而合同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只有此时,合同才会与信义义务发生联系。某种程度上,信义义务只是理论层面的一项法律概念,我们不能认为某条法律规范即为信义义务本身。信义义务的主客观要求需要由信义规范来推动实现,而信义规范是信义义务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信义关系中受益人目的不同,面临的代理成本不同,因而信义规范也不尽相同。信义规范的来源很广泛,可能来自于法律,可能来自于细则指引,也能来自于行业惯例等。禁止冲突规范是最重要的信义规范之一,其旨在促进受信人忠实义务的履行,而忠实义务属于信义义务主观要求的范畴。有学者认为禁止冲突规范旨在发挥威慑功能,笔者不予赞同。笔者认为禁止冲突规范发挥的是预防功能,其试图避免的不利后果为受信人在做决策时考虑不当因素。因为一旦受信人考虑了不当因素,其就无法做出最有利于受益人的判断,这便违背了忠实义务。而这主要由人类两个无法克服的思维局限造成的:一为合理化能力;二为人们“无法做自己的法官”。因此,当受信人违背禁止冲突规则这一预防性义务的时候,法律视为不利后果已经发生,即受信人已经违背忠实义务。而受益人的知情同意的本质其实是对违反忠实义务责任的提前豁免。另一大贯穿信义关系的信义规范是禁止获利规则。该规则旨在促进信义义务客观要求的实现。因为非法谋取自身利益显然违背了信义义务客观要求中的排他性要求。但禁止获利规则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依据信义权力理论,受信人是代为行使受益人的法律能力。所以在信义管理活动中产生的收益、成本及其他资源都归受益人所有（负担）。禁止获利规则其实是该基本分配规则的派生规则,其针对的是受信人利用信义管理活动中产生的信息、机会等资源的情形。而利用这些资源需要征得受益人同意,否则将侵犯受益人的同意权。法律对此规定的救济措施是利益返还,返还的利益本质上是受益人同意权的货币等价物,具有公正、客观、合理性。当然上述规范只是信义关系中几项比较常见的信义规范,而信义规范的范围绝不限于此。与此同时,信义规范也是有边界的,并非受信人负有的所有法定义务都属于信义规范的范畴。最后,信义规范在不同的信义关系之中可能存在强弱变化。这主要可能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授权程度、控制水平、涉众性、是否处于商事领域、受益人面临的风险等等。信义规范并非都是强制性的,相反许多信义规范是缺省性规范。信义关系当事人可以选出信义规范的理论基础在于受益人的自决权。信义规范旨在保护受益人的利益,而受益人当然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并解除信义规范的保护。此外,选出信义规范在很多时候是具有必要性的,比如保护受信人创造财富积极性的需要,商业发展的需要,开展特定金融业务的需要,开展社会责任投资的需要等等。依据缺省性规范的基本原理,缺省性规范有实体规则及变更规则两部分组成。而变更规则的要求越高,意味着当事方选出信义规范的成本越高。这将削弱当事方选出信义规范的动机,从而提高缺省性规范的粘性。相较于合同,信义规范的粘性更强,因为其要求受信人的完全知情同意。这意味着受信人要承担着更重的信息披露义务。法律之所以赋予信义规范以更大的粘性,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信息不对称,信义关系当事人很难有效协商。第二,受信人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进行伪装及粉饰证据的行为。经过受益人的知情同意而在当前交易中排除某信义规范属于“逐案选出”。逐案选出并没有很大的争议,争议较大的在于“概括选出”。所谓概括选出是指在公司章程、合伙协议、信托文件等直接排除某信义规范的适用。我们对于概括选出一定要十分慎重,因为其会产生如下几点负面影响:第一,否定受益人的救济权;第二,产生严重的信息问题;第三,损及信义规范的社会规范功能;第四,破坏社会角色的居间协调功能。为了进一步总结影响概括选出限度的因素,笔者又将信托与公司进行了对比。相比于公司,信托语境下的信义规范更难选出。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如下两个因素:市场约束力量的强弱;信任及依赖程度。最后,笔者总结了信义规范中“不可选出的核心”:一是要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和注意,二是不得恶意行事,三是不得将自己当做是真正的所有权人（这主要针对的是挪用财产、侵占资金、利用委托财产牟利等情形）。其实这三项核心背后都基于同一个原理:信义关系应当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存在。任何信义规范的选出若损及“信义关系需为受益人利益存在这一核心”均为无效。信义义务可以两种方式而消灭:一为受信人适当履行了信义义务;二为受信人违反了信义义务,此时信义义务将转化为信义责任。信义责任是信义义务的当然延伸。在英美法系,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形式有很多种,包括利益归入、推定信托、禁止令、损失赔偿、恢复原状、解散公司和刑事处罚等等。其中利益归入的范围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包括受信人是否可以保留衍生收益,是否可以保留后续升值部分,是否可以保留财产混同后的收益以及是否可以支付现金来保住不法获得的财产。若适用推定信托,上述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引入推定信托来作为受益人的救济手段。首先,笔者认为推定信托与我国既有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法制度并不存在冲突,也即并不存在体系不兼容的问题。其次,我国信托法应当作出相应调整,以拓展创设推定信托的制度空间。目前,英美法系的推定信托出现了保护受益人利益与保护第三人利益两难的问题。笔者由此提出改进方案,认为可以对推定信托进一步改造,赋予推定信托以更大的灵活性,将推定信托中的受益权分为强受益权与弱受益权,区分受信人不法获利的不同情形并进行差异化对待。我们仅探讨受信人的责任是不周延的。因为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第三人协助受信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形。有的学者反对向信义关系之外的第三人施加法律责任。但笔者并不赞同。笔者认为向第三人施加责任是出于矫正正义的需要,而且还具有遏制功能及补偿功能,因此应当向第三人施加责任。此外,第三人协助责任应当是一项独立责任,因为既有法律无法对该责任提供统一的规范基础。最后,第三人协助责任的形式主要是损失赔偿。除了协助型的第三人还有纯粹作为交易对手方的第三人。笔者认为此处的关键仍是知情标准的设定问题,这决定了第三人的责任范围。笔者认为知情标准的设置应遵循基本的汉德公式,即将调查成本与预期损失进行比较。而调查成本及预期损失等参数的确定则需要考量相关的经济、社会、法律背景。笔者以信托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当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明知或应知”标准。
王立娇[3]（2020）在《税务代理机构提供纳税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文中指出税务代理机构接受纳税人委托从事各项涉税事务,是政府税收和纳税人之间的有效缓冲,是连接税务公共部门和纳税人的桥梁。在新时期政府简政放权、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推动转型升级的时代大背景下,税务代理行业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税务代理行业的存在优化了税务部门职能转变之后的功能衔接,提升了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效率,营造了和谐的税收征纳环境,是我国税收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属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仅地广人稀,且农、牧业人口占主要地位。兴安盟税务机关征管面临管户文化水平和纳税意识层次参差不齐等问题,而兴安盟内纳税人办理涉税业务面临着交通、时间、沟通、学习成本高等问题,这些亟待解决的矛盾都是税务代理机构所面临的发展机遇。本文关注兴安盟的税务代理行业在承接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例如“黑代理”无序提供服务、欠缺独立性、监督机制等落实不足等等。同时,本研究也剖析了税务代理机构自身也存在诸多服务上的欠缺,诸如未提供特色服务、业务范围待拓展、人才方面的紧缺等问题。本文聚焦内蒙古兴安盟地区税务代理机构的发展现状,结合兴安盟税务代理行业目前提供服务存在的问题,借鉴其他地区优秀经验,从法律体系、行政和行业监督、公共部门购买服务、优化服务、信息化等角度提出了建议,由于结合了兴安盟本地税务代理行业的实际情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希望通过本研究促进本地区税务代理行业的良性发展,挖掘行业发展潜力,促进兴安盟税务代理行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本文除了采用了文献研究法整理了相关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相关内容的分析外,也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法和访谈法开展了研究,直面研究对象和群体,收集和分析了兴安盟税务代理市场的一手数据,同时也提供了本地区的最新数据,对兴安盟税务代理市场的研究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另外,本文针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税务代理行业的发展展开研究,对于国内其他欠发达地区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务代理行业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参考。
高一丹[4]（2020）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效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股权让与担保是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在实践中日益得以广泛应用,同时相关案件也呈井喷式增长。2019年11月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文简称“《九民纪要》”）中对让与担保的合同效力、受让人的优先受偿权及其实现方式予以明确,但是并未针对股权让与担保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相较于动产或不动产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不仅涉及出让人、受让人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第三人,还涉及到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法律关系更为复杂,需要受到合同法、物权法、组织法的多重规制,其中的法律问题值得作系统性研究。本文结合司法裁判规则、让与担保传统理论以及《九民纪要》的规定,探究股权让与担保对不同主体的具体效力内容。除引言与结论外,全文分为以下四章。第一章为“股权让与担保的基础理论”。研究股权让与担保对不同主体的具体效力内容,需要以股权让与担保的相关基础理论为前提,因此本章首先对股权让与担保的界定以及法律构造进行探讨,并总结股权让与担保的功能优势。第二章为“股权让与担保的对内效力”。本章首先论证股权让与担保合同的有效性,然后就股权让与担保对内效力的具体内容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让人的优先受偿权及其实现,这是对内效力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本章先就学界和司法实践对优先受偿权的观点变化进行分析,然后对《九民纪要》第71条第2款结合让与担保的传统理论进行解释;二是出让人的返还请求权,本章对其行使的期限限制进行讨论。第三章为“股权让与担保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效力”。本章首先对学界关于股权让与担保中股权是否真实发生移转,受让人是否享有股权并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股东权利的争议进行评析,提出本章的基本分析路径,然后借助这一分析路径,对股权让与担保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股东资格之确认、股东权利之行使、股东义务之承担问题逐一进行分析。最后,本章分别分析了股权让与担保在设立时、受让人返还股权或折价受偿时与其他股东同意权、优先购买权的协调问题。第四章为“股权让与担保对外部第三人的效力”。此处的“第三人”包括标的公司、股权出让人、股权受让人的一般债权人,还包括股权让与担保双方当事人擅自处分股权时受让股权的第三人。具体而言,第一,对于标的公司债权人,本章讨论瑕疵出资责任承担的问题;第二,对于受让股权的第三人,本章分别对双方当事人单方处分股权的效力及法律后果进行研究;第三,对于股权让与担保双方当事人的一般债权人,本章分别探讨了其对股权强制执行时股权让与担保的对方当事人能否排除该强制执行;第四,本章也讨论了在破产程序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钱俊成[5]（2020）在《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产管理是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现行法和政策来规范该行业。但实践中,资产管理已经沦为“影子银行”的重灾区,具有极高的金融风险。同时,由于该行业中信义义务的长期虚置,导致资产管理人在财富管理的过程中或忽视、或逃避、或违背信义义务,使投资者投资本息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方面为众多家庭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出于预防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4月联合颁行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式启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轮改革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目的,侧重于通过“表外业务”等方法将资产管理人的风险转嫁于投资者。但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背离。同时,该种做法欲从根本上抵御金融风险的意义甚微,只能延缓它的发生。原因在于投资者是金融行业的命脉,而对信义义务仍然虚置的资产管理必将因此失去投资者的信任。为了解决投资者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但又缺乏有效保护的现实问题,为了缓和金融风险控制和私益保护的冲突,为了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发展,因而需要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作专题研究。概言之,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倒逼下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对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金融法中一些基本概念并非是对金融现象的简单映射,而是承载着确立特定金融领域中各种权限配置的功能”。应当注意到,资产管理发轫于普通的民事活动,逐渐演变为特别的金融业务,其在当下的我国正朝着“代客理财”本质的回归。并且,在对我国资产管理历史脉络、现行法和政策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四个方面的法律和法理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虚置:一是信义义务的法理不清,导致负有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人的范围模糊;二是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下的信义义务仍停留在英美法系那种松散的“义务束”状态,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学者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各执己见,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依照执行的、统一的具体规则;三是上述两个问题致使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不清,难以有效规范业务行为和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四是上述三个问题还可归结于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在立法上缺乏整体设计,使“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难落实处。针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信义义务本身的来源、功能、性质,然后分析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在明确了信义义务的内部构造后,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清晰,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触发。从本源上看,信义义务产生于实质的信义关系,是对信义关系下当事人所订立合同不完全性的补充,因而信义义务是一种“填补性”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的受信人而言,其是否负有信义义务需要考察“施信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和替代性保护方案。从功能上看,信义义务产生的要旨在于对受信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规制,从而调整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任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同于合同的约定义务,不能被当事人协议约定而排除,在规范受信人行为方面具有刚性。然后,分析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即在同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角度探讨信义关系的特征,从信义义务的内部视角确定其构成要素。主观上的信任与客观的信任状态,实际上解释了信义义务产生的逻辑与要求。前者明确了受信人与“施信人”之间应具备的信任基础,是信义义务内在构成的起点,后者则在客观上赋予了受信人处理事务之能力,成为信义义务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有力地解释了由“委托——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构成的资产管理中的信义义务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以信托展开的资产管理而言,资产管理人自然负有信义义务,这是由信托本质决定的。但对于以“委托——代理”形式展开的资产管理,则需要判断资产管理人究竟是否被投资者施以主观上的信任,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既存在主观上的信任,也具有充分自由裁量权时,资产管理人才负有信义义务。另外,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产生逻辑也可以帮助解决资产管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通过对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及刚性兑付作出解释,从而真正明确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更好地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接着,资产管理人要正确履行信义义务,离不开信义义务内容的完备。也只有完备的信义义务内容,才能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然而,我国无论《信托法》《公司法》还是《资管新规》,对信义义务的内容规定都过于原则性或者粗糙,难堪大任。这也是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长期虚置的核心原因。要针对中国现状和资产管理人所处的特定交易结构制定细化的、可落实地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首先依赖于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该标准的构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落实:一是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能否纳入到信义义务中来;二是信义义务内容间的逻辑梳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的归属。然后,根据前述界定标准,可以有效厘定中国法下作为特定受信人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并将英美法下松散的“义务束”归类,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三是鉴于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内容的差异从根本上还应取决于投资者的区别,故将投资者作合理地类型化区分,并由此分析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异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对“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的具体落实;最后,分析资产管理人在履行信义义务时应达到和满足的客观标准,这是出于对“法不强人所难”的法的价值的考虑。即使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也需要有具体的义务规则可供执行;违反信义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的,亦需要法的救济。应当注意到,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两者在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违反了信义义务期待的资产管理人应达到的第一性义务标准,由此所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同时,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投资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受托财产的责任。前者是要求资产管理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必须交给投资者。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的意思是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中管理受托财产不当致使财产遭到损害或者损毁,资产管理人对受托财产负有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救济途径的区别,投资者的救济权包括两类:既可能是对物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最后,由于我国《信托法》在移植过程中的“异化”和资产管理业务“法律关系认定的多样化”,造成现行《信托法》难以承载统一规制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使命。因此,借鉴域外典型的立法路径,探求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分属两大法系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规范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则为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综合考虑下,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则应当以体系化的思路来考量,需要多个位阶的法律法规进行共治,形成一个“基础法律+监管法规+自律规则”的系统化规则体系。即以《民法典》为指导,《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框架,金融监管法规予以细化,自律规范进行补充。于其立法,可以采取一种阶段式、渐进式的立法策略。另外,在确定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模式后,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信义义务的框架构建。这更好地为实践中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句号。
董凡[6]（2019）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内学者研究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及司法实践,历来注重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责任方式等问题的定性探究,而较少重视对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功能、原则、数额的确定等核心内容进行充分的论证与实证分析。以致于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实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一直饱受诟病,并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要求不相适应。现阶段,学理界与实务界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情势严峻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尚未充分发挥保护权利人、遏制侵权行为、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效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多数仅简单借用传统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内容,十分缺乏在传承继受基础上形成创新发展性质的研究成果。因此,国内多数研究结论与建议亦无法有效解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赔偿低、举证难等突出问题。本文在基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特殊性以及我国司法审判实践的现实情势,围绕“制度本体内容构成与适用现状”、“制度功能与基本原则”、“具体赔偿方式及其适用路径”与“制度完善对策”四大主轴,设计研究框架,展开深入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在“制度本体内容构成与适用现状”部分,旨在探求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组成内容及其内涵。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在损害意涵、制度功能、基本原则、多元赔偿方式方面明显有别于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同时,通过对1769件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裁判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缺失基础理论指引、具体赔偿方式适用空间有限、法定赔偿裁量空间较大以及缺乏专门证据制度等显现问题。在“制度功能与基本原则”部分,深入剖析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与基本原则两大方面。基于现有侵权情势严峻、赔偿额补偿效果遏制社会创新潜力以及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理念难以解释突破法定赔偿上限等现实状况,进而强调“预防功能”的重要性;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应将预防功能与救济功能置放于同一功能价值位阶,以发挥其遏制侵权、促进创新的制度效果。传统民事损害赔偿以填平救济原则作为最主要的计赔原则,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在坚持填平救济原则的同时,还应当明确引入和确立市场价值原则和比例原则,构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三原则”内容体系。在适用填平救济原则作为确定赔偿实现目标的基础上,具体适用市场价值原则来确定初步的损害赔偿数额,再适用比例原则确定最终的合理损害赔偿额。在“赔偿方式及其适用规则”部分,实际损失应当厘清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法官在适用实际损失和侵权获益赔偿方式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持“分摊原则为原则,以整体市场价值原则为例外”的裁判逻辑;适用“许可使用费赔偿”方式时,应当扩大合理许可费基准范围,适当援引域外计算合理许可费基数的司法经验;同时,应当确立“法定赔偿”的量化裁判标准。同时,我国应当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并在适用规则方面设计精细化赔偿倍数的考量因素。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需从实体法、程序法和相关配套制度三方面进行完善。在实体法维度,应当修正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方法的法定位序及适用关系,即构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基准、取消适用损害赔偿方法的法定位序限定等;删除许可使用费合理倍数中“倍数”的立法措辞,而以“合理许可使用费”的赔偿方式代替;适当修正法定赔偿的最低判赔限制与至高判赔上限,以及统一“法定赔偿”的立法措辞;提出以“故意侵权”和“实施两次以上的侵权行为或者侵权情节严重”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并且统一判赔倍数的幅度。在程序法维度,提出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诉讼证据收集阶段确立诉讼证据披露规则与证据保全规则;在诉讼庭审过程中确立举证妨碍规则以及降低证明标准的完善建议。在相关配套措施方面,应当强调通过发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政策的指引作用;强化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示范作用,以及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引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机制及司法会计制度。通过上述完善对策的实施,促进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发挥出最优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薄萍萍[7]（2019）在《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证券市场制度又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中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因此完善证券市场治理体制成为发展资本市场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要注重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证券服务机构在证券市场中的制度设计初衷是负责核查、验证、审核公司信息,保证上市公司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勤勉尽责的证券服务机构对于公司价值准确定位、公司风险防控及治理以及证券市场的整体风险把控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但是,实践中由于其约束机制及权责划分的缺陷,导致其作用发挥不甚理想。因此,作为功能发挥的外在保证,对证券服务机构监管则显得尤其重要,如何通过监管外强约束、内生动力是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重要目标。第一章: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论框架。本章主要是从证券服务机构自身出发进行界定剖析,目的是为提升监管机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首先从理论上界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范畴与特征,其所具备的信息传递性、专业性、独立性、可责性以及集群性特征,是界定证券服务机构权责的基础,也是监管的重要标准与目标,对其内在特性的分析是展开证券服务机构权责分析的前提,也是最终监管实现的目标追求。其次,对证券服务机构作用发挥的历史成因进行分析。证券服务机构的产生及发展是各种因素结合的结果,从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特征出发其需要证券服务机构发挥信息的传输作用,而从交易成本降低的角度来看,证券服务机构可充分利用自身能够连接交易各方以及决策制定者的优势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最后从公司监管挑战的角度来看,证券服务机构作为外部监督,是对目前广泛采用的公司内部监督策略的一种创新,通过对监管与被监管这一关系本质的改变,提升公司监督效率。这些都是证券服务机构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样也是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重要依据。反之,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保证其能够充分发挥传递信息、降低成本以及带动创新的作用。最后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约束机制进行分析。有效监管的前提是对监管对象自身的约束机制进行全面把握,这是实现监管“有牙齿”的重要方面。证券服务机构的约束机制主要有声誉约束机制、责任约束机制,各项约束机制各自发挥作用的前提与方式各不相同,声誉约束机制主要是在证券服务机构行业内部,是一种具有内生性、自发力量的约束形式。而责任约束机制则是一种通过外在力量实现总体平衡的约束方式。两种不同的约束机制,分别代表市场与国家两种不同的约束力量。第二章:证券服务机构之功能定位及责任厘清。本章主要是对证券服务机构的功能与责任进行界定,分别从宏观的功能定位与微观的义务类型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监管虽是常态化的,但是不同的监管措施采取的标准却不尽相同,具体则要根据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履行情况也即“勤勉尽责”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把握,证券服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第三方执行机制,是交易双方的中介,其所承担的责任与交易双方各自所承担的义务具有一定重叠性,并且在各证券服务机构间亦有重叠,那么证券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侵入的程度需要严格考量,需要在内部监督失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监督职责。同时从证券服务机构最大效用发挥的角度考虑,职责分担的目标应当是震慑与引导作用兼顾,以此为前提设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所以,这就决定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性质,从执业角度分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但是从其策略选择角度来讲,则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但是证券服务机构在职责配置方面的存有各种困境,宏观层面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责混淆导致证券服务机构作用发挥过程中对市场与政府力量的控制调节不到位;中观层面是机构之间由于自利本性以及竞争缺乏导致的共谋问题;微观层面则是机构自身职责设定的层层矛盾。实践中对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内容主要是勤勉尽责的义务,进行类型化分析,则包括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及谨慎义务。第三章: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实证检视与现状反思。本章的思路逻辑遵循从微观现状到宏观设计对当前的监管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首先从目前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处罚案件情况入手,对现行的监管处罚手段进行整体分析。其次对目前有关监管的现状进行反思,主要从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最后,由微观的现状分析上升到当前监管失范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法律关系错位、市场化秩序扭曲、自律监管缺失以及责任机制不到位四个方面。法律关系错位从证券服务机构所处法律地位与其所承担的投资者保护义务之间的矛盾境地出发进行分析,而市场化秩序扭曲主要从目前证券服务机构行业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行业垄断产生,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自律监管缺失主要是针对目前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过于注重行政监管,而缺乏对自律监管的运用现状,而无论是从证券服务机构自身的机构特性还是目前存在的监管问题来看,我国证券服务机构加强自律监管都具有必要性。最后从违法成本的角度考虑,目前的责任约束机制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因此很多证券服务机构选择铤而走险。第四章: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念选择。对于制度建设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理念,即一个制度为实现何种目标而建立,为实现该目标的制度应当具有何种功能,以及这些功能通过何种机制来实现。对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理念定位的基础是政府管制与市场约束之间的力量博弈,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理念需要在考察现有监管基础、监管对象特征以及监管目标定位的基础上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力量界限,同时还要在综合公司能力、融资标准等因素的情况下满足监管适应性的要求。而证券服务机构良好监管的标准则需同时满足前瞻性、灵活性以及强制性的特征,以“成本—收益”为核心进行监管合理局限的划分。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注重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平衡是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面,在市场化前提下,政府如何发挥最大效用是监管效果实现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注重政府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则要注重市场监管方式的扩大。从目前政府与市场的替代性来看,市场仍不具有取代政府的前提,政府作用发挥更大程度应当定位于市场裁判者地位。而对于市场监管的扩大则主要依赖于自律监管的扩大,通过行业自律增强监管有效性,这是与市场要求相契合的。第五章: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的完善。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出发,目前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既要注重基础法律关系的处理,同时要注重制度机制的构建,首先针对委托关系错位的问题,要从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本意出发,实现证券服务机构委托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其次,从现有监管模式类型考虑,行政监管在模式构建上几乎已经穷尽其能,可以考虑扩大发挥自律监管的效用发挥,设立专门的证券服务机构协会作为自律组织,有效避免现行自律监管的缺陷,保障自律监管的效果。最后,责任约束机制应当是监管中最具有惩戒性的部分,但是事实是目前的责任机制根本不具有威慑性,一方面要建立全面的责任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优化现行的过错责任原则,尤其是在交叉引用情况下的责任进行区分,同时要注重免责情形的适用。
刘亚丽[8]（2019）在《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宗教是有关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圣事”,但宗教组织却存在于“世俗”之中。宗教组织兼具实践宗教信仰的宗教性以及为自身存续发展的经济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世俗中的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凸显出（自/被）商业化倾向,致使宗教组织的“圣事”和“俗事”交织,混为一体,既伤及教旨又令宗教不堪。2018年我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增加了针对宗教组织及其教职人员的税收制度,以及税务部门对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的条款,然而,在我国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涉税的法律、法理及规则设定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乃至科研成果,尚属珍稀物种之际,这些原则性税收管理制度的颁布似有挂一漏万,不及就里之嫌。有鉴于此,宗教组织及教职人员的涉税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特殊性、正当性及现实可行性等殊值系列探究,这也符合中央“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问题及税收规制。行文通过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的对比展开,得出目前我国宗教组织并不缺少世俗经济甚或商业活动的参与,但我国较为缺乏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的具体税收规范。宗教组织虽以实践宗教信仰为其基本功能,但基于其存续和发展的内在所需,以及信众和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宗教组织与经济具有自洽性。当宗教组织的经济及经济行为缺乏自律与他律表现为不自洽时,必然影响其创设和教义的本旨,同时也影响到社会整体经济秩序,因此,通过具体的税收法律制度对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具有现实必要性。第二章,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目前我国通过《宗教事务条例》、《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以及诸多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初步形成了较为原则性的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但依然存在:宗教组织作为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不清;对其经营行为的行政管理规范替代了应税规范;宗教组织的应税界定标准不准确;对其进行的税收监管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规范严重滞后于宗教组织财富观念的转变;滞后于宗教组织自营利性和被营利性趋势增强的经济现实;国家对宗教组织实行的自养政策,在现实中被异化、异用或他用,自养政策被放大为自养免税政策或宗教性免税政策;相关民事主体法律以及教职人员身份和收入的界定,缺乏相适应的配套规范。因此,我国宗教组织税收问题的法律规制具有现实迫切性。第三章,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受宗教及宗教组织的历史地位、国民信仰和社会功能等因素制约,国家对宗教组织予以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支持,但这一不当的财税政策既影响了财税关系和政教关系,也影响了公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政教分离和间接的财税支助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和必然选择。与西方不同,我国古代历史上鲜有宗教支配政治或政教合一的现象,但也从不缺少国家政权与宗教或各宗教组织各样的经济和税收联系。国家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需要,对宗教组织的财税政策极其不稳定,“不徭不役”和“亦徭亦役”政令反复交替,使得宗教组织繁盛兴衰交相更迭。在现代政教分离国家,除宗教组织的宗教性在处理政教关系时被审慎对待外,宗教组织因其非以营利性为目的,基本被纳入非营利组织进行规制。国家予以宗教组织的间接财政支持和连续稳定的税收规范,这既有利于宗教组织正常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和宗教组织间的政教关系。因此,构建和完善宗教组织的税收规范,是现代政教分离国家财税法治的必要内容。第四章,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宗教组织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其宗教性,以及由宗教性而衍生出的非营利性和社会表达的公益慈善性。虽然宗教组织具有其特殊性,但对其征税或免税具有法律正当性。首先,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有遵照法律负担纳税的义务。纳税人即是依照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宗教组织是公民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组成的团体,属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拥有宗教自由的宪法基本权保障同时,当然也负有纳税的义务。其次,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宗教组织拥有类国家主权的组织自治权,国家对宗教组织免税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其独立性,但国家对宗教组织征税也并不意味着是对其自治权的干涉。在政教分离体制中,宗教组织的自治权处于国家主权之下,作为组织自治权的体现,宗教组织有从事世俗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守世俗包括税法在内的经济规范要求。再次,宗教自由体现为内在精神信仰自由和从事合法宗教活动的自由,但此种自由并非绝对而是有所限制的自由,宗教组织负有依法的纳税义务并不因为其享有宗教自由而得以免除。即使在政教合一国家,宗教组织在获得免税或财政支持的同时,其自由也是要受到一定限制的,因为在国家合法行使征税权时,维护良好的税收制度在各种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顺位。最后,政教分离原则要求国家政权和宗教组织分离。要求国家不得对特定的宗教加以奖励或禁止,或对人民特定信仰给予优待或非难。但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分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征税或是免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与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是征税都不意味着必然违反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免税和征税的立法目的既非促进和倡导宗教,也非抑制和反对宗教。与宗教组织类似,诸如学校、图书馆、慈善基金会等,也通常被国家给予免税,因为它们一般被认为可以与社会和谐共处,并促进社会多样化的存在。综上,国家无论是对宗教组织免税或征税都具有合宪性或法理正当性。第五章,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宗教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共有现象。在宗教组织日趋商业化情形下,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改变了其税法上的待遇,变完全免税为有条件的免税,并加以公益慈善之社会责任,但具体做法又各不相同。美国《内地税法》规定了宗教组织获得免税的主体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形式要件、身份限制和免税资格丧失的情形,对宗教组织商业活动设置了“非相关商业所得税”和“无关举债所得税”进行规范。同时规定了含申请资料、年度报告书、捐赠信息等内容完备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必要时的税收稽核制度。日本设置宗教法人认证制度以规定主体要件资格,而公益性的高低对宗教组织税赋多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本《法人税法》规定宗教法人可以经营营利事业,可按低于普通法人的税率承担纳税义务。在宗教主管机关和宗教组织之间设置宗教法人审议会制度,作为解决两者之间的缓冲机关。同时对宗教法人规定了税收优惠及支出的限制,必要时的税务调查制度,甚至宗教法人营利事业有违法行为,可以对宗教法人实行强制解散。我国台湾地区对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进行了规定,在营利事业所得税、房屋税、地价税等十余个税种税目中详细规定了宗教组织相关税收内容。宗教组织的经济行为及收入是以信众随喜布施,还是订有一定的收费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销售货物或劳务收入所得。对宗教组织设有严格的公益慈善要求,其60%的年度经费依法只能用于公益目的上,并对积极作为者进行奖励。综上,在宗教组织从事经济甚或商业活动不可避免并客观存在时,反思我国大陆具体问题,域外经验具有可借鉴性。第六章,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在中央提出要依法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号召下,应积极善用财税法律规制宗教组织经济行为,调节宗教组织相关经济关系。首先,在宗教组织纳税主体层面,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缺少法律分类的情况下,应将宗教组织细化出来,对其税收加以特别规定;明确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宗教组织应税范围层面,应重视宗教组织经济性的特征,改变禁止宗教组织过度商业化经营原则,允许其进行经济或商业活动,并运用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教职人员收入的规范;改变现有对宗教组织应税和免税以宗教性和经济性为主的多重区分标准,实行“经营征收与自养返还”相结合的标准调整。再次,在宗教组织公益慈善层面,应改变对宗教组织非营利组织的消极定位,采用公益慈善主体的积极法律定位;在宗教组织普遍没有出具扣税资格的情况下,允许宗教组织对那些方向明确的捐赠出具扣税凭证;对宗教组织公益慈善行为实行税收激励或奖励机制。最后,在宗教组织税收监管层面,应转变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传统观念,在经济领域将之同其他市场主体平等对待;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内容,落实税务登记;对其不当和违法行为实行阶梯制的税收处罚措施;同时也应注重相关规范和配套措施的协调,如自养政策的规范化、宗教组织自身建设等。综上,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完善与构建具有可行性。
冀睿[9]（2019）在《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意义上的审计制度源自于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立宪政治的发展中,审计制度得到了重要的改造,从传统迈向了现代化的演进道路。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家动荡,政局起伏。随着欧风美雨的影响,立宪救国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共识。在近代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审计制度拉开了改革的帷幕,接受了立宪政治的现代化改造,并受制于国家宪制的整体布局和权力分配。本文旨在立宪政治的视角下,以我国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审计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在近代中国立宪政治的发展中,探讨审计制度的生长和变化的轨迹;分析立宪政治对审计制度的改造,对立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审计制度生长路径进行梳理;同时,将立宪政治作为审计制度创设和成长的框架和动力,解释近代中国各种审计制度从选择、创立到演变的根本原由,探讨各种审计权力配置模式及制度构造与宪制之间的关系;寻求审计制度演变的深刻意涵,揭示审计制度发展的历史启示。为贯彻这一意旨,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导言部分,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梳理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等进行阐释。第一章,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的塑造。本章对审计制度的兴起和改造进行了研究,特别是结合英、法、德三国的宪制发展背景,分析了审计制度的兴起,并就英、法、德三国的立宪政治发展对于审计制度的改造进行了探讨。本章还分析了立宪政治中的审计权型构,对于审计权的立法配置模式、司法配置模式、行政配置模式和独立配置模式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此外,本章从人民主权、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代议制、税收的合法性控制四个方面研究了审计制度对立宪政治的支撑性,审计制度不仅接受了立宪政治的改造,也对立宪政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对西方国家的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之间关系的揭示,将为近代中国立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审计制度构建及改造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第二章,晚清立宪的筹谋与审计制度之构想。伴随着晚清立宪政治的发展,西方近代审计制度被引入中国。本章探讨了晚清立宪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生基础,并从立宪政治之诉求、统一财权的刺激以及治理贪腐之需要三个方面分析了预备立宪对于审计制度的需求。本章还深入地阐述了晚清政府对于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权衡与选择,探讨了日本审计制度对晚清审计制度改革的重要影响,并分析了晚清政府构建独立型审计制度的原因。此外,本章还对于晚清预备立宪中的审计制度设计思路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研究了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超越与缺憾。晚清审计制度的改革设想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对于晚清政府从财政视角认识和理解宪制体系的运行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也为此后民国时期审计制度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参照和比较。第三章,共和立宪与审计制度的再造。在西方近代审计制度的影响下,北京政府完成了晚清预备立宪时期未完成的谋划,建立了共和制背景下的新型审计制度。本章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创设和变迁进行了研究,结合北京政府时期的时局发展,对北京政府初期审计制度的缺失和再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本章还分析了审计制度的入宪尝试以及在宪制中的初创,共和宪制体系中的审计制度不再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国家工具,已成为保障人民的财政知情权、财政监督权和财政问责权的利器。此外,本章结合北京政府时期的立宪风潮,分析了宪制的变迁对审计制度的重要影响,探讨了不同宪制下权力的整体布设对于审计制度变化的影响。北京政府时期审计制度的演进历程,为国民政府五权宪制下的审计制度续演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第四章,五权宪法下审计制度的嬗变。本章对五权宪法体系下的审计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入考查。结合五权宪法理论体系,本章对孙中山先生的审计制度构想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五权宪法理论体系中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之间的关系,五权宪法理论体系中的监察型审计制度凝聚着中西审计制度的不同特色,统合了行政监察和财政监督,弥补了监察机关在财政监督领域的不足。本章深入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监审合一”制度的初创,并对初创后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本章还对初创后的“监审合一”制度和“监审分立”制度之间的往复变化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五权宪制的建立,阐述了这一时期有关审计权力配置的论争,研究了“监审合一”制度在宪制体系中的确立和发展。第五章,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生长的思考。本章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和思索,分析了审计制度在财政监督与制约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从提升监察效能、预算执行的财经监察以及审计问责方面阐释了审计制度对于推动监察制度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阐述了不同的政治结构和审计权力配置对于审计制度发展的影响,并对近代中国“监审合一”制度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进行了回顾和思考。此外,本章还分析了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对现行审计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启示,通过对我国现行审计制度发展的检视,分析了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对审计制度的历史发展的借鉴,探讨了现行行政型审计制度的未来改革路径,以推动审计制度在我国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刘盛[10]（2019）在《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研究》文中指出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型构了次贷危机以来金融创新的主要发展进路,而金融监管长期呈现出的“放松监管——加强监管——放松监管——加强监管”之循环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金融创新“深化——抑制——深化——抑制”的流变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忽略——重视——忽略——重视”的反复,则再次为人们所清醒认知并亟待打破。此时,建构一种能够协调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之间长期以来的复杂关系,促成三者安全、效率、公平不同价值追求动态平衡的监管制度,成为国际社会的探索方向。而基于试验性思维构建的金融监管沙盒制度便充满了平衡的艺术,其不仅能够缓和法律滞后性与创新超前性的矛盾、协调创新主体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促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在理念和制度上的升华,很好地契合了国际社会的前述诉求,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热捧。本文旨在以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基础性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样本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构成要素和潜在问题进行充分解析,结合本土资源,提出构建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框架的合理建议。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分为五章,主要从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发展概况、准入阶段的构成要素与存在的问题、运作阶段的构成要素与存在的问题、退出阶段的构成要素与存在的问题、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本土化思考五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是对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发展概况进行阐释。在明晰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和金融消费者三个基本逻辑起点以及“沙盒”源流的基础上,指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就是通过一个内嵌于真实市场的“安全空间”的制度设置,来对尚未符合完全监管条件的金融创新进行先期测试,有着试验性、特定性、参与性和平衡性的特征。法哲学领域的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分析法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博弈论均为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在平衡金融公平、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以及协调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三方关系方面的作用,促成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并出现了“官方型沙盒”、“代理型沙盒”、“行业型沙盒”、“业态型沙盒”、“国内型沙盒”、“国际型沙盒”等不同视角下的多种类型。但却也潜藏着与试验性相伴相生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各主体在沙盒领域新型关系的适应性挑战。当前,在我国大陆地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已经于地方层面呈“点状开花”之态势。对样本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具体架构进行详尽分析,无疑有助于该制度在我国国家层面的早日形成。第二章主要通过对样本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程序性要件和实体性要件的分析,来探寻它们在这两个方面的共性要素。在程序方面,“排除偏见、听取意见和说明理由”二项正当程序的核心要素成为样本国家（地区）的共识;实体方面,则以在防控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和防止以规则规避为目的的参与等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成金融创新进入沙盒开展测试作为共同的准入基准。同时,从政府失灵的角度出发,对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对创新主体和金融消费者的不公平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促成信息的公开、设置消费者的前置性选择程序和对沙盒主管部门严格的程序控制三条可行路径予以缓释。第三章主要是对样本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具体豁免方式、事中信息交流机制以及中期变更机制三个构成要素进行对比分析。合法合规的基本准则奠定了监管沙盒的整体设置与豁免方式,在不与现有法律框架冲突的前提和在自身的权限范围内开展的基调;对既定计划的良善实施和突发情况的处置,促成了定期报告和频繁信息沟通的要求;而测试结果的准确与有效,则提出了对沙盒运作过程中时间、客户、豁免条件和受测产品或服务内容的重大变更之中期变更需求。同时,也对因创新主体在其创新产品或服务上一直占据的信息优势,而极易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影响监管沙盒透明度的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第四章主要是对样本国家（地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退出阶段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本文的语境中,金融监管沙盒制度退出阶段的构成要素涵盖了退出模式、沙盒主体退出后的行为以及立法后评估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退出模式包括按照既定测试计划的正常退出,以及基于沙盒主管部门保留的随时关闭沙盒测试权力而实施的非正常退出;沙盒主体退出后的行为则主要表现为,沙盒主管部门从测试结果中吸取经验对相关规则进行更贴合实际地修改,以及受测主体根据其当前资质,按照既定的推广计划在沙盒外投放受测产品或服务的行为。样本国家（地区）均对前述内容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规定,却无一例外地未对能够衡量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的立法后评估机制作出规定,本章便基于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特性,为其构建了一般性评估框架。第五章主要是在分析构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能够促成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优化、推动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和方式变革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正践行的新监管思路、体制的兼容性以及规则的合法性也为之提供了良善生长的土壤。进而从理念、原则、目的、权力主体等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及准入、运作和结束阶段的实施性规则架构等方面提出一般性建议,以期为我国中央、地方和被授权主体的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文本构建提供参考。
二、会计报告的客观独立性将受保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会计报告的客观独立性将受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1）外部监管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以康华农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回顾 |
| 1.3.2 国内文献回顾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会计信息质量 |
| 2.1.2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
| 2.1.3 外部监管范围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4 信号传递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外部成因 |
| 3.1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现状 |
| 3.2 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外部因素 |
| 3.2.1 政府监管层面分析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 |
| 3.2.2 独立审计层面分析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 |
| 3.2.3 社会监管层面分析影响信息质量的因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外部监管与信息质量的影响分析 |
| 4.1 基于DEMATEL方法的数据处理流程 |
| 4.2 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分析 |
| 4.2.1 原因组因素分析 |
| 4.2.2 结果组因素分析 |
| 4.2.3 关键因素识别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康华农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案例分析 |
| 5.1 公司概况及事件回顾 |
| 5.1.1 公司概况 |
| 5.1.2 事件回顾 |
| 5.2 康华农业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 |
| 5.2.1 会计信息未达到如实表达的要求 |
| 5.2.2 会计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充分 |
| 5.2.3 会计信息未符合谨慎性要求 |
| 5.3 基于外部监管角度对康华农业案例的分析 |
| 5.3.1 政府监管视角下的案例分析 |
| 5.3.2 中介审计视角下的案例分析 |
| 5.3.3 社会监管视角下的案例分析 |
| 5.4 案例启示 |
| 5.4.1 加强政府监管,完善法律法规 |
| 5.4.2 提高审计质量,保障会计信息透明度 |
| 5.4.3 重视媒体监督作用,强化社会公众责任感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外部监管对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直接关联评判表 |
| 致谢 |
（2）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选题的背景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信义义务的起源 |
| 第一节 类比进路的困境 |
| 一、信义义务的类比扩张理论 |
| 二、信托与公司的类比 |
| 三、信托与合伙的类比 |
| 四、信托与代理的类比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身份进路的失败 |
| 一、身份的功能及局限 |
| 二、信义身份的功能 |
| 三、身份路径的局限 |
| 第三节 形式主义诸理论梳理及评析 |
| 一、信义义务与信义关系 |
| 二、脆弱及不平等理论 |
| 三、托付理论 |
| 四、有限接触/使用权理论 |
| 五、合理期待理论 |
| 六、合同理论 |
| 七、代理成本理论 |
| 八、小结:信义义务范围应具有限定性 |
| 第四节 信义权力理论 |
| 一、信义权力的本质及内涵 |
| 二、信义权力的性质 |
| 三、信义权力的特征 |
| 四、信义权力决定信义关系的形式特征 |
| 第五节 信义权力理论的检验 |
| 一、作为受信人的受托人 |
| 二、作为受信人的代理人 |
| 三、作为受信人的董事 |
| 四、两类较难的案例 |
| 五、信义权力理论对信义义务对象转变的解释 |
| 第六节 信义关系的另一种情形:信任基础上的影响力 |
| 一、信义权力理论的缺陷 |
| 二、信任要素 |
| 三、影响力要素 |
| 四、理论运用:熊友达诉信达证券案 |
| 五、小结 |
| 第二章 信义义务的内涵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的狭义内涵 |
| 一、概述 |
| 二、禁止冲突规则与禁止获利规则的内涵 |
| 三、狭义内涵的生成路径:排除法 |
| 四、狭义内涵的弊端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主观要求 |
| 一、接纳受益人目标 |
| 二、作为不完全义务的“接纳目标” |
| 三、信义义务主观要求的实例运用 |
| 四、信义义务主观要求的意义 |
| 第三节 作为主观要求延伸物的忠实义务 |
| 一、忠实义务的定义 |
| 二、忠实义务与忠实概念的契合 |
| 三、忠实义务的哲学基础 |
| 第四节 信义义务的客观要求 |
| 一、客观要求的必要性 |
| 二、法律关于人际关系的三种要求水平 |
| 三、对“排他性要求”的质疑及回应 |
| 第五节 对潜在批判的回应 |
| 一、信义义务并非道德义务 |
| 二、对结果主义的回应 |
| 第五节 信义义务内涵的理论应用 |
| 一、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定位问题 |
| 二、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属性问题 |
| 三、金融机构的适合性原则与信义义务 |
| 第三章 信义义务的性质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的道德属性分析 |
| 一、培养忠实感是一种美德 |
| 二、信义义务对忠诚感的促进作用 |
| 三、对信义义务道德属性的进一步解释 |
| 四、揭开道德错觉的面纱:法官的认知偏见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身份属性分析 |
| 一、身份的两种概念 |
| 二、行为能力欠缺无法构成信义义务的一般性基础 |
| 三、信义义务亦非完全建立在重要社会角色之上 |
| 四、身份观念在现代法中的式微 |
| 五、信义义务的非身份属性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信义义务的合同路径及缺陷 |
| 一、合同主义视角下的信义义务 |
| 二、合同主义理论的观点缺陷 |
| 三、合同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缺陷 |
| 第四节 信义关系与合同关系的价值比较 |
| 一、相同价值:增进自治 |
| 二、价值基点的不同: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
| 三、信义关系的特有价值 |
| 第五节 信义法3与合同法的功能比较 |
| 一、合同法的两大功能 |
| 二、信义法在基于事实的信义关系中所发挥的功能 |
| 三、信义法在基于法律的信义关系中所发挥的功能 |
| 四、小结 |
| 第六节 信义义务与合同义务的异同比较 |
| 一、概述:合同性质与信义性质 |
| 二、来源比较 |
| 三、内容比较 |
| 四、其他比较 |
| 五、结论 |
| 第四章 信义规范的逻辑展开 |
| 第一节 信义规范概述 |
| 一、信义义务与信义规范的关系 |
| 二、信义规范的生成逻辑 |
| 三、信义规范的来源 |
| 第二节 禁止冲突规则的功能及性质 |
| 一、威慑功能论及其缺陷 |
| 二、作为特殊预防义务的禁止冲突规则 |
| 三、救济方式与受益人同意的法律含义 |
| 四、无法避免的利益冲突的处理 |
| 五、受信人薪酬与禁止冲突规则关系的解释 |
| 第三节 禁止冲突规则之再分析:“视为说”与“推定说”之争 |
| 一、“视为说”与“推定说”的对比运用 |
| 二、“推定说”与“视为说”对公平交易规则的区别对待 |
| 三、“视为说”与“推定说”的经济分析:假阳性错误与假阴性错误 |
| 第四节 禁止获利规范的内在逻辑及运作机理 |
| 一、作为基本分配规则派生物的禁止获利规则 |
| 二、作为侵犯同意权之救济手段的利益归入 |
| 三、进一步的说明 |
| 四、相对于传统理论解释的优势:以禁止盗取商业机会为例 |
| 第五节 付出合理努力或注意的义务 |
| 一、注意义务的经济分析 |
| 二、注意义务的可量化问题 |
| 第六节 其他常见信义规范及信义规范的边界 |
| 一、不得挪用、侵占财产及收取贿赂 |
| 二、信息披露及保密义务 |
| 三、公平义务 |
| 四、监督义务 |
| 五、亲自管理义务 |
| 六、信义规范的边界:以合伙人的出资义务为例 |
| 第七节 影响信义规范强度之诸因素 |
| 一、授权程度 |
| 二、控制水平 |
| 三、是否具有涉众性 |
| 四、是否处于商事领域 |
| 五、付费情况及获取信息难易度 |
| 六、受信人面临风险的大小 |
| 第五章 信义规范的选出 |
| 第一节 信义规范选出的理论基础及现实必要性 |
| 一、理论基础 |
| 二、保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
| 三、商业发展的需要 |
| 四、社会责任投资(绿色金融)的必须 |
| 第二节 信义规范的粘性基础与选出方式 |
| 一、缺省性规范原理 |
| 二、信义规范的粘性基础 |
| 三、信义规范的选出方式 |
| 第三节 信义规范的概括选出及限制理由 |
| 一、信义规范的概括选出 |
| 二、概括选出是对受益人救济权的否定 |
| 三、概括选出会产生严重的信息问题 |
| 四、概括选出会损及信义规范的社会规范功能 |
| 五、概括选出不利于保护社会角色的居间协调功能 |
| 第四节 概括选出的范围变化:基于英美商事组织的比较 |
| 一、美国对商事组织概括选出信义规范的态度 |
| 二、英国对商事组织概括选出信义规范的态度 |
| 三、总结、分析与借鉴 |
| 第五节 概括选出影响因素的再分析:基于公司与信托的比较 |
| 一、市场监督力量强弱 |
| 二、信任及依赖程度 |
| 第六节 不可选出的核心 |
| 一、受信人应付出最低限度的注意 |
| 二、受信人不得恶意行事 |
| 三、受信人不得将自己当成真正的所有权人 |
| 四、共同原理:信义关系须为受益人的利益而存在 |
| 五、不可选出的核心与责任豁免 |
| 第六章 信义责任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英美法中信义责任形式概述 |
| 一、衡平法中的信义责任 |
| 二、普通法中的信义责任 |
| 三、其他信义责任形式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推定信托在信义语境下的重构与移植 |
| 一、推定信托作为救济手段的优点:基于与不当得利的比较 |
| 二、推定信托的设立条件与利益平衡 |
| 三、信义语境下非法收益的差异化处理 |
| 四、推定信托与我国既有法律体系的兼容性问题 |
| 五、推定信托的移植路径及潜在冲突的化解 |
| 第三节 协助违反信义义务的第三人责任 |
| 一、第三人责任的法理证成 |
| 二、第三人责任的前置要件问题 |
| 三、第三人协助责任的主观要件 |
| 四、第三人协助责任的客观要件 |
| 第四节 作为受信人交易对手方的第三人责任:以信托为例 |
| 一、普通法时代信托第三人责任标准的经济分析 |
| 二、商业时代三人责任标准的经济分析 |
| 三、我国信托三人责任标准的经济分析 |
| 四、“明知或应知”标准的经济分析 |
| 五、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税务代理机构提供纳税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税务代理的内涵 |
| 1.2.2 税务代理作用的研究 |
| 1.2.3 税务代理存在的问题研究 |
| 1.2.4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税务代理机构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税务代理机构的相关概念 |
| 2.1.1 税务代理及机构的含义 |
| 2.1.2 税务代理机构的从业范围 |
| 2.1.3 税务代理机构设置的准入要求 |
| 2.2 税务代理机构提供纳税服务的必要性 |
| 2.2.1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
| 2.2.2 推动政府职能社会化发展 |
| 2.2.3 和谐征纳关系 |
| 2.2.4 维护征纳双方利益 |
| 2.3 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对本选题的借鉴意义 |
| 2.3.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3.2 公共治理理论 |
| 2.3.3 理论对本选题的借鉴意义 |
| 第3章 税务代理相关政策及兴安盟税务代理行业现状 |
| 3.1 税务代理的扶持政策和监管措施 |
| 3.1.1 税务代理相关政策概述 |
| 3.1.2 税务代理的扶持政策 |
| 3.1.3 税务代理的监管政策 |
| 3.2 兴安盟税务代理机构基本信息概述 |
| 3.2.1 兴安盟税务代理机构的类别与规模 |
| 3.2.2 兴安盟税务代理机构人员与业务范围 |
| 3.3 兴安盟税务代理机提供纳税服务现状 |
| 3.3.1 提供纳税服务层次的现状 |
| 3.3.2 提供纳税服务人员的现状 |
| 3.3.3 提供纳税服务积极性较高 |
| 3.3.4 提供纳税服务的业务潜力较大 |
| 3.3.5 业务开展和拓展较为依赖社会性因素 |
| 3.3.6 提供纳税服务对政策法规和扶持引导存在需求 |
| 第4章 兴安盟税务代理机构提供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税务代理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1.1 “黑代理”提供服务 |
| 4.1.2 行业自律难以施力 |
| 4.1.3 人才断档 |
| 4.2 机构提供的服务存在的问题 |
| 4.2.1 无专业蒙汉双语服务 |
| 4.2.2 业务范围狭窄 |
| 4.2.3 提供的涉税服务不够独立 |
| 4.3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信用评价机制利用程度不高 |
| 4.3.2 税务师行业立法进程缓慢 |
| 4.3.3 税务机关服务与市场服务重合 |
| 4.3.4 缺乏正向鼓励、支持和引导 |
| 第5章 国内外税务代理机构发展与监管的经验与启示 |
| 5.1 国内外税务代理管理办法简介 |
| 5.1.1 英国税务代理经验 |
| 5.1.2 澳大利亚税务代理经验 |
| 5.1.3 珠海市税务代理经验 |
| 5.2 优秀经验启示 |
| 5.2.1 发展措施因地制宜 |
| 5.2.2 加强对税务代理的监管和自律管理 |
| 5.2.3 保持税务代理的独立性 |
| 5.2.4 加快税务代理立法进程 |
| 5.2.5 政府购买税务代理服务 |
| 第6章 优化兴安盟税务代理机构角色与功能的对策建议 |
| 6.1 完善行政和行业监督机制 |
| 6.1.1 多措并举强化行政监督 |
| 6.1.2 鼓励引导代理行业自律 |
| 6.2 税务机关购买服务 |
| 6.2.1 科学评价代理服务质量 |
| 6.2.2 建立完善财政保障机制 |
| 6.2.3 坚决保留税收执法权力 |
| 6.3 完善信息管理平台 |
| 6.3.1 提高专门信息库数据质量 |
| 6.3.2 丰富信息管理平台实用功能 |
| 6.4 拓展绿色通道 |
| 6.4.1 提供税务代理专项特约服务 |
| 6.4.2 设置专岗处理批量申请 |
| 6.5 公共部门提供鼓励、支持、引导 |
| 6.5.1 利用信用评价结果择优合作 |
| 6.5.2 辅助宣传普及税务代理概念 |
| 6.5.3 鼓励相关后备人才培养 |
| 附录 |
| 调查问卷(A) |
| 调查问卷(B) |
| 参考文献 |
| 引文文献 |
| 阅读型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效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股权让与担保之基础理论 |
| 一、股权让与担保的界定 |
| 二、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构造 |
| (一)所有权构造论 |
| (二)担保权构造论 |
| 三、股权让与担保的功能优势 |
| 第二章 股权让与担保的对内效力 |
| 一、股权让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判断 |
| (一)否定论 |
| (二)肯定论 |
| 二、股权让与担保对内效力的具体内容 |
| (一)受让人的优先受偿权 |
| (二)出让人的返还请求权 |
| 第三章 股权让与担保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效力 |
| 一、基本分析路径 |
| (一)两种构造论之争 |
| (二)观点Ⅰ:股权未真实发生移转 |
| (三)观点Ⅱ: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意见不可不察 |
| 二、股权让与担保期间股东资格之确认 |
| (一)出让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 |
| (二)受让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 |
| 三、股权让与担保期间股东权利之行使 |
| (一)共益权 |
| (二)自益权 |
| 四、股权让与担保期间股东义务之承担 |
| 五、股权让与担保与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 |
| (一)转让股权以设立让与担保时 |
| (二)返还股权时 |
| (三)折价受偿时 |
| 第四章 股权让与担保对外部第三人的效力 |
| 一、对标的公司债权人的效力 |
| (一)受让人涉及瑕疵出资 |
| (二)出让人涉及瑕疵出资 |
| 二、对受让股权之第三人的效力 |
| (一)受让人转让股权 |
| (二)出让人转让股权 |
| 三、对双方当事人之一般债权人的效力 |
| (一)对受让人之一般债权人的效力 |
| (二)对出让人之一般债权人的效力 |
| 四、当事人破产时的效力 |
| (一)出让人破产场合 |
| (二)受让人破产场合 |
| (三)标的公司破产场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和主要结论 |
| 四、论证思路和论证结构 |
| 五、研究维度和创新尝试 |
| 第一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问题提出 |
| 第一节 资产管理的历史演进 |
| 一、资产管理起始于普通的民事活动 |
| 二、我国资产管理向金融业务的演变 |
| 三、我国资产管理向“代客理财”的回归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关系的要素解析 |
| 一、资产管理关系的主体 |
| 二、资产管理关系的行为 |
| 三、资产管理关系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律由来及不足 |
| 一、我国现行法中信义义务的由来 |
| 二、信义义务的产生原理尚不明确 |
| 三、信义义务的内容不清晰不完善 |
| 四、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袭旧义 |
| 五、资产管理行业的上位法仍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理剖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来源、功能及性质的明晰 |
| 一、信义义务之滥觞:合同的不完全性与实质的信义关系 |
| 二、信义义务的功能定位 |
| 三、信义义务的性质:约定义务抑或法定义务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 |
| 一、主观信任 |
| 二、客观的信任状态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业务中信义义务的生成逻辑 |
| 一、资产管理的设立阶段:信义关系的引起 |
| 二、资产管理的管理阶段:信义义务的产生 |
| 第四节 通道业务与刚性兑付中的信义义务辨分 |
| 一、通道业务中资产管理人不负有信义义务 |
| 二、刚性兑付并非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要求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 |
| 一、厘清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内容的必要性 |
| 二、界定的第一层次: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 |
| 三、界定的第二层次:信义义务内容间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和具体内容 |
| 一、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分析 |
| 二、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剖析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人针对不同类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区分 |
| 一、销售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二、管理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第四节 资产管理人履行信义义务客观标准的完善 |
| 一、资产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的两个客观标准设定 |
| 二、资产管理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争议与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机制 |
| 第一节 对人之诉 |
| 一、针对资产管理人的解任 |
| 二、针对资管第三人的诉讼 |
| 第二节 对物之诉 |
| 一、对物之诉的构成要件 |
| 二、对物之诉的适用对象 |
| 三、对物之诉的举证责任 |
| 第三节 法律责任追究 |
| 一、责任类型 |
| 二、责任承担 |
| 小结 |
| 第五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本土化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上位法审思 |
| 一、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缺位之后果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的明晰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一、境外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框架建议 |
| 一、信义义务的法律定位 |
| 二、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构建 |
| 三、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明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学术创新点 |
| 第二章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构成与立法依据 |
| 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构成 |
| 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依据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现实考察 |
| 一、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呈泛化态势 |
| 二、判赔金额与诉请金额间差距较大 |
| 三、部分赔偿额超过法定赔偿的上限 |
| 四、缘于“举证难”致使审理周期较长 |
| 五、判赔额与地区经济水平呈正比关系 |
| 六、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地区分布不均匀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存在问题 |
| 一、缺失制度特有的基础理论指引 |
| 二、赔偿方式未能彰示其工具价值 |
| 三、法定赔偿适用的裁量空间过大 |
| 四、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证据规则 |
| 五、赔偿方式的规则设计不尽合理 |
| 第三章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价值基础与功能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价值基础 |
| 一、矫正正义理论:基石价值 |
| 二、功利主义理论:补充价值 |
| 三、创新激励理论:专有价值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多元功能 |
| 一、救济功能 |
| 二、预防功能 |
| 三、惩罚功能 |
| 四、确认功能 |
| 第三节 预防功能应当定位为核心功能 |
| 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功能定位调整的必要性 |
| 二、预防功能定位为核心功能的多维度诠释 |
| 三、预防功能发挥与实现的必要限定 |
| 第四章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填平救济原则: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基点 |
| 一、填平救济原则是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基石原则 |
| 二、适用填平救济原则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路径 |
| 第二节 市场价值原则:确定赔偿数额的价值原点 |
| 一、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原则的基本内涵与理论支撑 |
| 二、引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原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
| 三、确定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量定工具与方法选择 |
| 第三节 比例原则:探寻诉讼当事人利益的衡平点 |
| 一、比例原则的基础内涵与本质属性 |
| 二、比例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正当性诠释 |
| 三、比例原则适用于损害赔偿的阶层化操作及其适用 |
| 四、比例原则适用于损害赔偿的局限表征与完善径路 |
| 第五章 知识产权损害的一般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第一节 实际损失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实际损失的所属类型与赔偿范围 |
| 二、实际损失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实际损失赔偿方式的适用路径 |
| 第二节 侵权获益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侵权获益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择定 |
| 二、侵权获益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侵权获益赔偿方式的适用路径 |
| 第三节 许可费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许可使用费赔偿方式的理论基础 |
| 二、许可使用费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适当扩大许可费赔偿的基准范围 |
| 四、丰富我国合理许可费的计算方法 |
| 第四节 法定赔偿方式与适用路径 |
| 一、法定赔偿方式的理论内涵 |
| 二、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困境 |
| 三、法定赔偿方式的适用路径 |
| 第六章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与适用规则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理论基础 |
| 一、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基本内涵 |
| 二、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性质 |
| 第二节 全面引入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全面引入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
| 二、全面引入知识产权惩罚赔偿制度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域外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考察与镜鉴 |
|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
| 二、大陆法系地区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
| 三、域外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经验镜鉴 |
| 第四节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规则与考量因素 |
| 一、厘清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规则 |
| 二、释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 |
| 三、预防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滥用的适当限制 |
| 第七章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对策 |
| 第一节 实体法维度的完善对策 |
| 一、修正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方式的法定位阶及适用关系 |
| 二、优化我国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赔偿规则的立法规范 |
| 三、调整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赔偿幅度与规范内容 |
| 四、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基本要件 |
| 第二节 程序法维度的完善对策 |
| 一、完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诉讼证据规则的必要性 |
| 二、优化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证据收集与保全规则 |
| 三、调整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
| 第三节 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对策 |
| 一、发挥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政策的指引作用 |
| 二、强化我国知识产权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示范作用 |
| 三、引入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评估机制及司法会计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变迁史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监管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证券服务机构的内涵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范围界定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的共性分析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作用发挥的历史成因 |
| 一、中介制度的兴起 |
| 二、交易成本的降低 |
| 三、公司治理监管挑战的选择 |
| 第三节 证券服务机构约束机制分析 |
| 一、声誉约束机制 |
| 二、责任约束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证券服务机构之功能定位与责任厘清 |
| 第一节 证券服务机构责任的功能定位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前提：内部监督失效 |
| 二、证券服务机构职责分担目标：震慑与引导兼顾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特殊性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性质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的职责分配困境 |
| 第三节 证券服务机构的义务内容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的行为标准 |
| 二、证券服务机构义务的类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实证检视与现状反思 |
| 第一节 对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实证检视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监管处罚案件数量综述 |
| 二、处罚手段综述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现状反思 |
| 一、监管法规立法情况 |
| 二、监管法规的立法缺陷 |
| 三、监管的执法漏洞 |
| 第三节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失范原因分析 |
| 一、法律关系错位：投资者保护义务的尴尬处境 |
| 二、市场化秩序扭曲：市场竞争不充分 |
| 三、自律监管缺失：自律的功能弱化 |
| 四、责任机制不到位：违法的成本过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理念选择 |
| 第一节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理念定位及要求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理念监管的意义 |
| 二、政府管制与市场约束的博弈：理念定位的基础 |
| 三、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适应性要求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正当标准 |
| 一、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良好标准 |
| 二、证券服务机构监管的合理局限：以成本-收益为视角 |
| 三、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模式的选择 |
| 第三节 市场化前提下政府的最大效用发挥 |
| 一、政府角色的定位——市场的裁判者 |
| 二、市场监管的重要方式——自律监管的扩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的完善 |
| 第一节 委托关系的重构：由私人性向公共性的转变 |
| 一、公司委托模式的非适当性 |
| 二、公共介入模式的功能性构建 |
| 第二节 证券服务机构自律治理的扩大：主体由一元向多元转变 |
| 一、自律监管的框架 |
| 二、监管职能的自律性 |
| 三、监管执法的自律性 |
| 四、自律监管的不确定性展望 |
| 第三节 责任约束机制的完善：执法与司法的双重要求 |
| 一、建立全面的责任制度体系 |
| 二、优化现行过错责任原则 |
| 三、关于责任机制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8）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回顾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我国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及税收规制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以我国和域外两组案例为展开 |
| 二、对两组案例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
| 第二节 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之必然 |
| 一、宗教组织的需要 |
| 二、社会信众的需要 |
| 三、外部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济不自洽税收规制之必要 |
| 一、宗教组织经济自洽性的意义 |
| 二、宗教组织经济不自洽的影响 |
| 第二章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的现行税收规范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现行税收规范 |
| 四、宗教组织税收相关信息公开的规范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宗教组织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一、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二、宗教组织应税界定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三、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税收规范存在的问题 |
| 四、对宗教组织的税收监管规范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的原因及分析 |
| 一、宗教组织相关税收法律滞后 |
| 二、受宗教自养免税政策的影响 |
| 三、相关的配套法律规定不协调 |
| 第三章 宗教组织涉税法制理论梳理及评析 |
| 第一节 政教合一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财税支持的基础及表现 |
| 二、宗教组织涉税法制评析 |
| 第二节 政教主从下宗教组织涉税法制及评析 |
| 一、政教主从下的宗教经济 |
| 二、宗教组织“不徭不役” |
| 三、宗教组织“亦徭亦役” |
| 第三节 政教分离下宗教组织涉税理论及评析 |
| 一、社会型理论依据及分析 |
| 二、经济型理论依据及评析 |
| 三、宗教组织涉税之本文观点 |
| 第四章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及征免的正当性分析 |
| 第一节 宗教组织的特殊性 |
| 一、内在特殊宗教性 |
| 二、外在特殊法原则 |
| 第二节 对宗教组织征税的正当性分析 |
| 一、对宗教组织征税与主权概念不冲突 |
| 二、对宗教组织征税不违反宗教自由原则 |
| 三、对宗教组织征税应有所限制 |
| 第三节 对宗教组织税收减免的正当性分析 |
| 一、政教分离原则实质上是适当的分离 |
| 二、宗教组织税收减免不违反政教分离 |
| 第四节 国家税收与宗教组织的互惠作用 |
| 一、国家税收对宗教组织的支持作用 |
| 二、宗教组织教义对国家税收的遵从 |
| 第五章 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域外经验与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规范 |
| 二、宗教组织的应税规范 |
| 三、宗教组织的信息公开 |
| 四、宗教组织的税务稽核 |
| 第二节 日本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法人纳税主体规范 |
| 二、宗教法人的减免税优惠 |
| 三、宗教法人有特色的制度 |
| 四、对宗教法人的税务调查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 |
| 一、宗教组织的主体分类 |
| 二、宗教组织的税收优惠 |
| 三、宗教组织的监管制度 |
| 第四节 域外宗教组织税收法律制度的经验借鉴 |
| 一、注重对宗教组织免税资质的审查规范 |
| 二、注重对宗教组织经济活动的应税规范 |
| 三、注重对宗教组织捐赠抵扣的税收规范 |
| 四、注重对宗教组织信息公开的监管规范 |
| 第六章 我国宗教组织税收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
| 第一节 规范宗教组织纳税主体的法律规定 |
| 一、宗教组织应予以特别的税收规范 |
| 二、民间宗教组织纳入应税主体范围 |
| 三、完善宗教组织的纳税主体要件 |
| 第二节 明确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一、宗教组织纳税范围界定的前提 |
| 二、宗教组织应税范围的界定标准 |
| 三、宗教教职人员收入的应税规范 |
| 第三节 改进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税收机制 |
| 一、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积极法律定位 |
| 二、宗教组织公益慈善的具体税收措施 |
| 第四节 加强对宗教组织税收监管的法律规定 |
| 一、转变宗教组织税收监管观念 |
| 二、增加宗教组织信息公开内容 |
| 三、切行宗教组织税收监管措施 |
| 四、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需要说明的事项 |
| 第一章 立宪政治下审计制度的塑造 |
| 一、立宪政治与审计制度的历史演变 |
| (一)审计制度的发端 |
| (二)审计制度的兴起 |
| (三)立宪政治对审计制度的改造 |
| 二、立宪政治中的审计权型构 |
| (一)审计权的立法配置模式 |
| (二)审计权的司法配置模式 |
| (三)审计权的行政配置模式 |
| (四)审计权的独立配置模式 |
| 三、审计制度对立宪政治的支撑 |
| (一)审计制度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践行 |
| (二)审计制度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
| (三)审计制度与代议制的关联 |
| (四)审计制度对税收的合法性控制 |
| 第二章 晚清立宪的筹谋与审计制度之构想 |
| 一、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发生基础 |
| (一)君主立宪的时代背景 |
| (二)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传统资源 |
| 二、预备立宪对于审计的制度需求 |
| (一)立宪政治对审计的诉求 |
| (二)统一财权的刺激 |
| (三)治理贪腐的迫切需求 |
| 三、晚清政府对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权衡与选择 |
| (一)晚清政府对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权衡 |
| (二)晚清政府对域外审计制度模式的选择 |
| 四、预备立宪中的审计制度设计思路 |
| (一)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的总体设计思路 |
| (二)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的具体设计 |
| 五、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超越与缺憾 |
| (一)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超越 |
| (二)预备立宪中审计制度构想的缺憾 |
| 第三章 共和立宪与审计制度的再造 |
| 一、共和政治的初定 |
| 二、审计制度设立之曲折 |
| (一)审计制度缺失的缘由 |
| (二)审计制度重置的起因 |
| (三)审计制度的再现 |
| (四)审计制度入宪的尝试 |
| 三、宪制中审计制度的引入 |
| (一)宪制的变化 |
| (二)审计制度的宪法初创 |
| 四、立宪风潮下审计制度的起伏 |
| (一)“曹锟宪法”中审计制度的变化 |
| (二)审计制度的演进 |
| 第四章 五权宪法下审计制度的嬗变 |
| 一、五权宪法体系的构思 |
| (一)五权宪法体系的架构 |
| (二)五权宪法体系中的审计制度构想 |
| 二、从“监审合一”到“监审分立” |
| (一)“监审合一”制度的初现 |
| (二)“监审分立”制度的重置 |
| 三、“监审合一”制度的续演 |
| (一)“监审合一”制度的重现 |
| (二)“监审合一”制度的延续 |
| (三)“监审合一”制度的确定 |
| 第五章 对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生长的思考 |
| 一、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贡献与反思 |
| (一)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贡献 |
| (二)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反思 |
| 二、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对我国现行审计制度的可能性启示 |
| (一)我国现行宪制中的审计制度现状检视 |
| (二)我国现行宪制中的监察制度重塑对审计制度的影响 |
| (三)近代中国审计制度对我国现行审计制度变革之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表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论证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概念、特征以及相关制度辨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概念界定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特征识别 |
| 三、金融监管沙盒制度与相关制度辨析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理论基础探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法哲学基础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经济学基础--基于博弈论视角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功能定位与局限性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局限性分析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发展概况与存在的问题 |
| 一、境外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发展概况 |
| 二、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发展概况 |
| 三、境内外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发展现状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构成要素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程序性要件及其实例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程序性要件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程序性要件的实例分析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实体性要件及其实例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实体性要件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实体性要件的实例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实质公平问题及其改进机制 |
| 一、金融公平的源起与金融市场准入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存在的背离公平现象及其缘由 |
| 三、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实质公平的改进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构成要素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事中信息交流机制及其实例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事中信息交流机制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事中信息交流机制的实例分析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豁免方式及其实例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豁免方式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豁免方式的实例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中期变更机制及其实例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中期变更机制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中期变更机制的实例分析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透明度问题及其优化路径 |
| 一、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与透明度要求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中违背透明度要求的现象分析 |
| 三、金融监管沙盒制度透明度的优化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退出阶段的构成要素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退出模式及其实例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退出模式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退出模式的实例分析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退出后行为及其实例分析 |
| 一、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退出后行为 |
| 二、金融监管沙盒制度退出后行为的实例分析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立法后评估机制的缺失及其构建 |
| 一、立法后评估机制的演进及其整体结构分析 |
| 二、构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立法后评估机制的必要性阐释 |
| 三、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立法后评估机制的具体架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本土化思考 |
| 第一节 我国构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 一、我国构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
| 二、我国构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基础性制度设计 |
| 一、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基本理念的塑造 |
| 二、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根本目的的明确 |
| 三、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具体原则的设定 |
| 四、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权力主体的安排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的实施性规则架构 |
| 一、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准入阶段的规则构建 |
| 二、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运作阶段的规则构建 |
| 三、我国金融监管沙盒制度退出阶段的规则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四、会计报告的客观独立性将受保护（论文参考文献）
- [1]外部监管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以康华农业为例[D]. 戴戈弋.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2]信义义务的一般理论研究[D]. 陶伟腾.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税务代理机构提供纳税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D]. 王立娇.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4]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让与担保效力研究[D]. 高一丹.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D]. 钱俊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D]. 董凡.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7]证券服务机构监管机制研究[D]. 薄萍萍.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宗教组织税收法律问题研究[D]. 刘亚丽.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立宪政治与近代中国审计制度的生长[D]. 冀睿.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金融监管沙盒制度研究[D]. 刘盛.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