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气象》2002年总目录索引

一、《辽宁气象》2002年总目次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管梓含^[1]（2021）在《明代闲赏丛书的编纂与出版 ——以《欣赏编》系列丛书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中叶以后出版业迅速崛起,丛书的编纂与出版也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以闲赏为主题的丛书逐渐流行起来,在出版市场广受欢迎。《欣赏编》《欣赏续编》及《重订欣赏编》是明代闲赏丛书中的典型代表。论文第一部分梳理了《欣赏编》系列丛书的版本系统,讨论了《欣赏编》《欣赏续编》及《重订欣赏编》之间的关系。《欣赏编》有明正德间长洲沈津刊本、嘉靖三十年汪云程刊本及万历八年茅一相刊本。在沈津《欣赏编》的影响下,茅一相还编刻了《欣赏续编》。明末重编《说郛》的编刻者曾参考茅一相本《欣赏编》及《欣赏续编》,并选择两部丛书的部分子目书为底本。《重订欣赏编》为书贾拾取重编《说郛》系统版片编印的丛书,假托茅一相重订,是书坊射利之产物。论文第二部分讨论了《欣赏编》的编纂旨趣,并通过考订《欣赏编》子目书的版本源流总结其文献价值。沈津是明代中期江南地区文人鉴藏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在某种意义上,《欣赏编》能较为集中地反映这一时期文人精英群体对闲赏文化的理解。《欣赏编》的编纂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博学好古之风的流行以及人们阅读兴趣的变化,而这部丛书编纂之要旨便在于满足读者对博雅通古的追求与向往。沈津“嗜古”的藏书喜好与独特的选辑眼光不仅使这部丛书成为明代最早的闲赏丛书,也使这部丛书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论文第三部分讨论了《欣赏续编》的编纂旨趣,选取了《欣赏续编》中的《诗法》进行个案研究,并结合《欣赏续编》其他子目书的内容与版本总结其文献价值。晚明时期,阳明心学与禅宗的流行激发了人们对精神解放的追求,自得、自适、自娱上升为这一时期闲赏文化的重要内涵,《欣赏续编》编纂之要旨即在“自得自适”。《欣赏诗法》是茅一相的个人作品,但它的内容主要源自《艺苑卮言》《解颐新语》及一部包括《诗法家数》《木天禁语》等诗法作品在内的诗法汇编,茅氏本人并无发明。此书没有单行本,仅作为《欣赏续编》的子目在世间流传,其成书与所属丛书的编纂及出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就丛书编纂中出现的此类着述行为而言,谋利与求名是两种主要的动机。一方面,编者根据丛书的主题与定位选择和剪裁文献,以期满足消费者的阅读需求而大卖获利;另一方面,他们将个人作品收入所纂丛书,亦能通过序跋的夸饰和作品的流传获取名声。《欣赏续编》的子目书多为明人抄撮之作,其文献价值远不及《欣赏编》。论文在最后部分全面地分析了明代闲赏丛书的出版背景,从编排方式、编纂的材料来源、子目书书籍责任者的着录及丛书书名与编者的伪托四个方面讨论明代闲赏丛书编纂与出版的特点,并对此类丛书的出版意义进行总结。明代闲赏丛书的大量出版,为明人闲雅生活的经营提供了丰富的阅读材料和全面的指导,推动了雅文化的普及。这一出版热潮,使许多可能亡佚的小书、无关经国济世宏旨之书得以化身千百而流传于世,而后人亦可借助此类丛书考察明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付鹏^[2]（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袁耀辉^[3]（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任淑莉^[4]（2019）在《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元方志处于方志发展的成熟和完备阶段,其中浙江地区方志存量大、质量佳,保存了不少语言、历史、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研究的珍贵材料。目前学界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研究尚不系统,也不够深入。散佚的宋元方志辑佚成果需做较为完备而全面的补辑,方志中的方言资料是反映当地社会历史文化状况的“活化石”,既是一种宝贵的历史文献,又是非常值得整理的语言文字学文献,至今没有人做过整理和考证。论文基于文献学角度,对我国宋、元两代编纂成书的浙江地方志文献（包括18部现存方志（残志）及161部亡佚方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界定了研究范围,阐述了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并对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根据历代目录,参考相关方志研究成果,考订取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存佚总目》;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的分布特点;对宋元浙江方志名称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宋元浙江方志整体特点。第三部分考察了宋元浙江方志在历代史志目录、补史目录、官书目录、私家目录中的分布情况,系统梳理现存主要目录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着录信息,整理《宋元浙江方志目录着录表》;结合宋元以来各类地理志、史注、类书、文集笔记等,对历代目录着录宋元浙江方志存在的方志误录、作者名号、卷帙及同书异名现象进行了考证。第四部分遍检宋元以来各类文献,综合各家所辑,在刘纬毅辑本75种方志基础上,补辑宋元方志46种,整理《宋元浙江方志辑佚稿》;对刘纬毅《宋辽金元方志辑佚》存在的方志误录,佚文误辑、多辑、漏辑等进行了辩证;对补辑佚文中文献记载互异、内容史实有疑的条目进行了考证。第五部分从时代、体类、地域三个方面,对两宋及元代浙江方志编纂总体情况进行了概述;梳理了浙江方志的作者背景,考察了作者籍贯、时任官职、修志职务等,制成《宋元浙江方志作者一览表》;结合编纂方式、编纂目的、编纂条件及出版经费来源,对宋元浙江方志的编纂特点进行了整体研究;从体裁、篇目结构与文字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对宋元浙江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考察;以宋元“四明六志”为例,探讨了续修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第六部分是宋元浙江方志方言资料整理与研究专题。论文以现存18部宋元浙江方志与所辑1543条佚文为文本范围,对宋元浙江方志中334个方言词进行了辑录、考释;结合古今书证,考察方言词的历史源流嬗变,追溯较早源头、文献用例、通行地域等。

宋世瑞^[5]（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提出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黄薇^[6]（2018）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文中提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享誉世界的文物,自史前时代诞生,到战国末年,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关青铜器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学始,也有一千年的历史。面对不断涌现的青铜器发现资料和研究成果,需要我们整理归纳,考镜源流,阐述近千年来青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特征。本文采用时间分期的方式,尝试综合分析每一时期青铜器研究的特点与方法。共分为五期。第一期是萌芽期,谈宋代以前的青铜器研究。宋代之前的人们认为发现铜器是一种祥瑞之事,并且已经开始对铜器年代进行初步判断,研究成果大多零星记载于文献中。第二期是雏形期,谈宋代到清代的青铜器研究。宋代学者的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青铜器研究的着录形式与研究体例,对铜器进行了初步的定名与分类,开创了青铜器研究的最初研究范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清代学者将青铜器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纠正了宋人在定名与分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且研究者众,着述丰富。本期重要特点是重视铭文研究,并取得较高的成绩。第三期是蜕变期,谈民国时期的青铜器研究。随着民国时期铜器标准器断代法的提出,考古层位学与类型学的运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开始科学化,铜器的定名和分类研究进一步明晰,青铜器研究已开始脱离金石学的窠臼。第四期是融合期,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此时青铜器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题研究成果显着,并关注青铜器的起源问题,研究类别也扩展到兵器、工具、农具等。第五期是成熟期,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本文成稿时。此时青铜器综合研究的方法已成为学界共识,“多因素综合分析断代法”得以熟练运用,通过青铜器分期分区系研究,已基本构建起中国的青铜文化谱系,并深入研究青铜器与中国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史的发展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动因。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原因。1925年7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当时叫清华学校）演讲时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由于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尤其是经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的问世,促进了青铜器研究这门分支学科的新生。萌芽期、雏形期的青铜器都是偶然零星发现,非特意寻找。蜕变期之后,有了科学考古发掘,青铜器出土有了地层学做参照,类型学做基础,拓展了青铜器整体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其次是学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考古学的介入。在西方考古学传入后,地层学、类型学的应用,使得青铜器研究产生了巨大的蜕变,真正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从此青铜器研究在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都焕然一新。研究目的,由雏形期之前的补史正经、考礼问道,变为蜕变期之后,通过青铜器遗物以及相关遗址等,来考察当时的人类社会生活。在萌芽期和雏形期,研究对象局限于偶然得到零散青铜器。蜕变期的研究对象是传世青铜器与新出土无地层关系的青铜器群。而到了融合期、成熟期,研究对象是所有出土的与传世的青铜器,包括青铜车马器、工农具等。研究内容也扩展为“三大层面六大线条”:即考古与历史层面、艺术层面、科技层面;形制、纹饰、铭文、分期、地域、铸造六大线条。青铜器研究方法由浅到深,从粗到细,由单件器物的研究到器群的研究,再提升到研究青铜器的背后族群、文化等深层次问题。青铜器研究形成了将历史文献与出土发现相结合,重视考古学角度的考察,并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基本成熟的研究范式。再次是研究群体的变化。萌芽期与雏形期时,研究群体是以单纯的古文字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组成。而蜕变期之后的研究群体发生了变化,大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容庚、郭沫若、唐兰、陈梦家、李学勤等先生。二是考古学家,如李济、郭宝钧、邹衡等先生。同时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研究者参与。以上两大研究群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新时代。最后,有几点说明,本文中青铜器研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农具等,未包括铜钱、铜镜等类别。又因关于金文、铭文的研究已有专论,故文中在此方面不做过多介绍。由于时间关系及本人能力所限,文中未对铜器铸造等科技方面以及海外铜器研究情况做深入考察,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完善。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曹天晓^[8]（2018）在《清儒丁晏年谱》文中研究指明丁晏（1794-1876）,字俭卿,号柘唐,江苏山阳（今属淮安）人,清中後期经学家,着书凡六十余种,生前汇刊部分着作爲《颐志斋丛书》。所着《尚书余论》《郑氏诗谱考正》《毛诗陆疏校正》《曹集铨评》等颇受学界推重。然而至今尚无一部准确、详尽的丁晏年谱,研究者在论述丁晏生平、交游、着作、学术经历时多有讹舛。本谱在丁晏子侄门人所撰旧谱基础上,通过对丁晏及其交游人物的数百种学术着作、诗文、日记、手札、书画题赠等文献的考索,结合地方志及清廷档案,对丁晏的生平、交游、着述及学术经历进行了全面梳理,丰富了丁晏生平的大量细节,补充了旧谱中遗漏的一些重要事件,纠正了许多流传己久的错误记载。根据谱主一生行迹特点,本谱分爲四卷:卷一,年少才俊,名动公卿;卷二,公车蹭蹬,广结名士;卷三,挺身扶危,忠而见谤;卷四,退居讲学,颐养天年。各卷之间事行略有交叉,至於着述活动,则贯其一生,未尝中辍。各卷之前有概要,简述该卷主要内容。谱後附録有《丁晏着述考》《丁晏诗文集版本考述》《丁晏集外诗文札辑目》《丁晏涉嫌剽窃案辨冤》《丁晏评传资料集録》以及《人名索引》《人名字号对照》等。

高健^[9]（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程水龙^[10]（2006）在《《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近思录》版本与传播为中心议题，进行文献学、传播学、学术文化史的研究，重在考察《近思录》整理出版与朱子学研究及其思想传播之间的联系。通过实际调查《近思录》各种重刻本、注释本、续编本的版本传抄和流存情况，对其繁多复杂的版本及其源流作全面梳理、翔实考订，来比较现存《近思录》主要白文本、主要注本、重要的续编本等系列整理本的异同优劣，阐释《近思录》文献传播与文化学术思想的关系，剖析原因，探究与《近思录》传刻相关联的时代、地域、传播者、阅读者特点，发掘潜藏其后的学术影响和文化意义，探索古代经典文献整理出版与儒学思想传播的互动关系，揭示朱子文献整理出版与朱子学研究发展的内在联系。 论文总体上围绕《近思录》的版本与传播这一论题展开，其中一、二、三章是本论文主体。各章内容均选取特有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自成体系；但是统而言之，各章之间都具有关联性，都是这一论题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在考证的同时也纠正或弥补了某些图书馆在版本鉴定上的不足，对少数书目的着录也做了修正。具体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纲要展开论述、考证： 绪论部分： 概述《近思录》出版与传播的历史状况，简述研究这一古代图书出版现象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回顾《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的学术背景，明确前人研究达到的程度；简介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理念与途径，研究特点与创新之处。 第一章《近思录》的编纂与传刻： 重在对《近思录》白文本的编纂与传刻进行研究考证，明其源流、优劣。本章分两节论述，首先论述南宋时期《近思录》的编纂缘起、反复修订情况，以新的视角解析文本纲目结构的范本效应、思想内容的价值，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力争有新的突破；其次厘清自朱熹时代至清末，《近思录》白文本的传抄与刊刻，考证现存《近思录》白文本版本源流，比较现存《近思录》白文本中代表性版本的异同优劣。编撰现存《近思录》宋、元、明、清四代传本知见录。 第二章《近思录》的注释及其版本： 以叶采集解《近思录》、江永集注《近思录》为重点进行版本源流考证，并进行诠释学比较。分四节论述，第一节编辑宋元明清四朝《近思录》注释着作提要；第二、三节对《近思录》代表性注释着作，如叶采集解《近思录》、江永集注《近思录》的版本源流进行考证；第四节对叶采集解《近思录》、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等进行诠释学比较研究。 第三章《近思录》的续编及其版本：

二、《辽宁气象》2002年总目次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辽宁气象》2002年总目次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闲赏丛书的编纂与出版 ——以《欣赏编》系列丛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清儒丁晏年谱（论文提纲范文）

（9）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辽宁气象》2002年总目次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闲赏丛书的编纂与出版 ——以《欣赏编》系列丛书为中心[D]. 管梓含. 山东大学, 2021(02)
• [2]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D]. 袁耀辉. 吉林大学, 2019(02)
• [4]宋元浙江方志文献学研究[D]. 任淑莉.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5]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现与研究史[D]. 黄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清儒丁晏年谱[D]. 曹天晓.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2)
• [9]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10]《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D]. 程水龙.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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