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理论与政策

一、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薛丽^[1]（2021）在《战略叙事、本体安全与对外政策演化：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叙事研究（2013-202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政策的演化是不同政策要素与国际环境在互动过程中相互适应的结果。在不同国际形势背景下,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处于动态变化状态,由此对外政策主张和行为亦需适时调整。本研究聚焦对外政策,试图探究对对外政策决策和演化产生影响的要素及其作用机制。现有研究从体系层面的权力制衡、国内政治以及个体层面决策者的认知等视角解释对外政策演化的决定因素,但均存在解释力不足、解释不充分的现象,而且现有研究多为静态对外政策分析和经验性研究,对于政策演变的动力以及过程关注不够,理论层面的探索也较为有限。鉴此,本文搭建以战略叙事建构本体（不）安全为核心的理论分析框架,据此提出理论假设,并选取美国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演化过程进行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对外决策过程是一个叙事实践过程。决策者通过策略性地生成和投射战略叙事,建构行为体的本体（不）安全,塑造对外政策合法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决策者出于政治目的对战略叙事进行重构,重塑行为体本体（不）安全,推动实现对外政策的演化。当战略叙事及其建构的行为体本体（不）安全保持不变,则对外政策得以延续。当战略叙事发生变化导致行为体本体（不）安全发生改变,则对外政策发生改变。为更清楚地理解决策者运用战略叙事建构本体（不）安全的过程,本文借鉴文学和叙事学理论相关内容,将战略叙事策略分为情境设计、角色塑造和情节设置三个维度。上述三个维度彼此联系,共同发挥作用。当决策者所塑造的叙事情境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对行为体角色身份和角色关系的设定偏向积极正面,情节结构具有包容性,则行为体本体安全得以建构和巩固,对外政策呈积极稳健态势。当决策者所塑造的叙事情境趋向变革,具有不确定性,对行为体角色身份和角色关系的设定偏向消极负面,情节结构具有对抗性,则行为体本体安全面临挑战,对外决策呈消极保守态势。本研究选取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针对该倡议提出的战略叙事作为研究案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在上述时期,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从初期的低调观望,到逐渐加大遏制力度,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政策演化路径。本文根据所搭建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三个维度对美国“一带一路”战略叙事进行分析,重点关注美国的战略叙事如何建构其本体（不）安全,进而为其针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生成与演变提供合法性支撑。本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本文突破传统物质主义研究范式,在借鉴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战略叙事在对外政策生成和演化中的作用,丰富了对外政策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有助于更综合全面地考察分析对外政策的动态演变进程。在现实层面,该研究有助于了解美国战略叙事的内涵逻辑及其对对外政策的作用机制,使我们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做到知己知彼;有助于我们在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实践中进一步加强战略叙事意识,重视战略叙事的解读与应用;也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尹继武^[2]（2021）在《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一项理论评析》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呈现深化与多元的特性。领导人政治心理学聚焦人格、认知与情感三个维度,引入人格特质差异分析的科学方法,探析认知偏差的多样性及其战略效应,尤其情感的战略研究以及理性价值成为当前的理论热点。基于领导人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在战略互动心理、外交信号以及战略文化等领域,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呈现研究单元的拓展、紧扣时代命题、研究方法多元以及跨文化特性受到重视等特点。国际政治心理学能够产生重塑微观行为体及其心理变量的国际战略效应,是理解国际政治中的人性以及政治实践的基本环节,未来中国的政治心理与文化变量的作用及其理论创新值得期待。

韩德睿^[3]（2021）在《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文中提出借鉴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基本观点,本研究着重分析了国际制度中制度性权力的渐进性,即制度性权力的转换。具体来说,特定国家会通过一种合法的、渐进的、成本低且效果显着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最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权力观念;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过程,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以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多种后果。本文意在阐明,在承认存在激进变迁或重大转折的同时,国际制度和制度性权力具有普遍的渐进性特点;用渐进性的视角去理解国际关系是重要的,不应为变化而变化,而是要关注变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以此才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真正变化做好准备。基于这些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对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国际关系中的制度性权力,以及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几项关键的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道,并称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三种理论都有着对制度独特的见解。而历史制度主义是三大理论中关注时间和过程最多的,这与本文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绍制度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对制度性权力的内涵进行进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国际制度,合法且具有渐变性的间接权力。制度性权力具有五种性质,分别是非排他性,相对非公平性,合法性,间接性以及渐变性。最后,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制度备受各国重视的今天,对寓于其中的权力进行渐进性的转换是国家的一种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行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在制度性权力转换之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制度的特点。为什么许多国际制度虽然经常出现剧烈的小范围颤动,但总体上它们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或者说,为什么制度的稳定性是重要的。国际制度难以更迭的原因有四个,包括国际体系单一化与国际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与国际无政府假定。国际制度的渐进式变迁包括替代,堆叠和漂移。关键节点和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释文章的前提假设之一即国际制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但并不是在剧烈转变,这种转变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继续维持一种稳定的路径依赖状态。最后,文章讨论了国家为什么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制度环境中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转换的隐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总之,虽然历史制度主义主要用来分析国内制度,但是历史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之间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现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从原始权力的持有到新权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国际制度设立或者准备设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权力就已经开始积累。在国际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权力首先会分配给参与制度的各个国家。随着制度内各个国家博弈的展开以及制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制度性权力会变得集中,渐渐的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权力之后,国家开始运用制度性权力。这些运用包括了制度霸权、制度约束和制度竞争等行为。而运用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就是检验制度性权力的过程,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判断权力的有效性和权力的成本收益,以决定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调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加之国家对制度性权力的检验,国家将会更新制度性权力,这种行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胁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内重新谈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国家获得了新的制度性权力,国家会继续以一种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对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如果国家的更新行为失败,则会面临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会使国家后悔对制度性权力进行转换。第四章讨论了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后果。除了权力的后果以外,引入两种概念来解释制度性权力转换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一个人或组织做出每一项行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会有一个期待的理想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最终实现,那么预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预期后果就会比预期后果更加复杂一些了。非预期后果指的是没有预期或预见的人或组织的有目的行动结果。从制度以外的视角,将制度性后果假设分为四种,非预期制度成熟,预期制度成熟,非预期制度崩溃,预期制度崩溃。第五章作为案例分析的章节选取尼克松冲击作为第二个案例,它是指由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为了应对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操纵,实行的工资和物价冻结,进口附加费以及单方面取消直接国际美国美元兑换黄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动的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现行制度实际上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虽然又一次令美国背上了单边主义的骂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这一重要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案例良好的诠释了制度性权力几乎每一个性质。

王彩霞^[4]（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提出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王硕^[5]（2021）在《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文中认为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偏好的差异研究是欧洲化议题下的一个主要子问题。问题在于为何极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诱惑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中的诸多“例外”,亟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而理论综合是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从相关的多层次和多学科理论中拟合出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中介变量来搭建新的分析框架[1]。本文以关系性逻辑为基础,在单位层次和体系层次选取适切的自变量,引入群体情感为中介变量作为黏合驱动剂,以此构建出能够解释塞尔维亚对俄欧的政策偏好差异的新视角。全文共五个章节,具体来说:第一章先是梳理传统理性选择模式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对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基本假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可弥合性。然后阐释群体情感的生成过程及基本特点,论证群体情感既是国家理性的基线,也是个人情感的趋同,分析其作为中介变量弥合两种模式错位性对立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这为下文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自变量的选取以及探讨各要素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先是阐述当前国际社会中群体分化的现象越发明显,然后立足于探讨群体情感中介作用的研究目的,在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多样化自变量中,选取具有粘合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特征的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单元层次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本土实践,以及体系层次的地区安全结构和地区规范。最后论证群体情感这一中介变量不仅与自变量之间在作用上存在先后顺序,在逻辑上也存在着因果关系,即群体情感先是被这些自变量影响,然后又传递影响着因变量。第三章在单元层次进一步细致论证共同历史记忆与本土实践是如何在内部通过群体情感类别化进程来塑造国家对外政策偏好。其中,共同历史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积累出政治基调情感,政治基调情感塑造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舆情态势,维系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合法性,框定着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宏观方向。本土实践是决策者在空间维度上因时因事的激发出群体即时情感,因为任何对外政策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体下,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存在信息、兴趣、影响力的差异,决策者要保证某特定对外政策的主导性,就必须去个性化,以某一群体内情感的高级识别者身份,通过引导和利用即时情感来影响国内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注意偏向、概率判断以及行为选择。第四章在体系层次上进一步细致论证地区安全结构与地区规范是如何在外部通过群体间情感评价进程来建构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外部环境。地区安全结构相较于国家间经济军事的物质力量对比,更加强调关系性权力与国家之间的亲疏关系,亲疏关系决定着国家间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目前在东亚与欧美地区分别在希望与焦虑情感关系主导下形塑出零和博弈的安全结构,欧美与中东欧地区分别在焦虑与羞辱的情感关系主导下碰撞出了外源合作安全结构,中东欧与东亚地区分别在羞辱与希望情感关系主导下促成了内源合作安全结构,不同地区安全结构对国家对外政策偏好有着不同的外部体系压力。同时,地区规范存在着多样化的困境,往往通过羞辱施压等手段来迫使主权国家将其内化,进而转变其国家对外政策偏好。至此,本项研究证实了群体情感与和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具有因果相关性的理论预设。第五章是以塞尔维亚为例来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先是分析塞尔维亚的政策偏好特点是对欧超越经济务实主义,对俄超越个人精英偏好,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个人认知心理模式无法很好的解释塞尔维亚的欧洲化进程;然后根据穆勒求同法,得出群体情感是影响塞尔维亚政策偏好的决定性中介变量;最后对塞尔维亚对俄欧情感的类别化与比较进程进行分析。

岳雪^[6]（2021）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文中认为在国内外学界,普京政治话语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级”话题。普京自2000年上任至今走过了20年的执政历程,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历经20年的动态发展建构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普京政治话语”,借助各种语言手段和话语实践呈现领导人政治文化观念的输出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是政治语言学框架下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基于文化观念理论衍生而出并应用于政治语言学之中。政治文化观念根植于政治话语当中,通过挖掘其中的社会实践应用揭示出语言背后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展现出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演化,每个政治文化观念之间不是孤立的,是彼此紧密相连的整体。政治文化观念是在政治与语言的博弈中形成,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其总和构成政治语言世界图景,任何一个政治文化观念都是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的片段写照。政治文化观念贯穿于政治交际主体、政治话语实践和政治语言世界图景这一动态的主体对话关系之中。从政治语言学视角出发,各国领导人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问题是跨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热点和趋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普京政治话语对内宣传政治理念,对外表明国家立场,对其政治文化观念的研究有助于掌握俄罗斯国家政策和理解俄罗斯政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实践,对我国政治话语建构以及政治文化观念传递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本文以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文化学研究理论为基础,以2000-2020年期间俄罗斯总统国情咨文和普京“直播连线”政治话语为例,借助语料库等研究方法,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动态剖析。本文三个研究问题之间层层递进,逐步深入,具体如下:1.在微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借助何种语言表达手段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呈现与传递?政治文化观念具有怎样的主题分类?2.在宏观层面上,普京政治话语实践中体现的政治文化观念有何特征?其深层释义具有何种动态演化?最终生成怎样的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其意义建构如何?3.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何种政治现实,传递何种价值观?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背后体现出怎样的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为解决本文研究问题,我们根据文化观念理论、费尔克劳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及政治语言学研究方法建立本研究分析框架,分别从文本、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三个维度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行描写性与解释性的演化研究,具体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微观层面的文本分析维度,政治文化观念具有动态性,每一历时阶段都展示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属性,呈现出动态的变化趋势,不同主题分类的政治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历时时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分析得出结论:国家治理的分期与政治文化观念系统的分期存在潜在的联系,受到政治文化观念的内在驱动,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历时演化经历了从初步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历程,呈现出由内而外-内外并重-由外而内动态“回归”的历时发展轨迹。普京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化观念研究载体分为语言载体和言语载体,其中语言载体从不变性与可变性入手,主要包括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淡出,旧的政治文化观念词新用以及政治文化观念新词的产生和年度政治词汇的使用。言语载体从言语化分析入手,主要表现为政治交际方面的研究。此外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借助政治文化观念的周期变化、文化因素和语义元素三方面的语言表征类型实现政治文化观念的动态呈现。第二、在宏观层面的话语实践维度,通过语料库的话语实践分析,本研究发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话语实践特征主要体现为空间性、过程性、恒定性、普遍性、发展性与动态性,具体呈现为心理、属性、状态、行为、目标、范围、时间、空间以及方式等方面。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深层释义主要围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强国主义”展开,重点论述核心政治文化观念“强国主义”的动态演化。政治文化观念研究的核心在于人,主要探讨人-语言-政治世界的主体间对话关系,而从政治交际的角度则体现为发话人、政治文本/政治话语、受话人之间的主体间对话关系。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与意义是三维互动的共变关系,呈现为不同时期执政理念的变迁。政治文化观念与政治话语不是简单的映现关系,而是一种实现意义的互动关系。政治文化观念作为政治话语的系统构成,并以政治话语为载体经历由深层到表层、由潜在到显现、由不可见到可见,由非言语化到言语化的动态过程:政治文化观念——政治话语或政治文本（内部言语——外化——外部言语——观念词载体）——政治语言世界图景。第三、在社会实践维度上,明晰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反映出的执政理念变迁以及权力与意识形态演化。研究发现:政治文化观念动态演化经历了从萌芽到深入再到巅峰最后转向回归的动态发展轨迹,呈现为“形成崛起”时期——“稳定发展”时期——“普京思想延续”时期——“缓慢发展”时期——“保守回归”时期,具体表现为政治文化观念“强国”——“民生”——“民族价值观”——“普京主义时期”的继承与延续——“梅普思维”时期的新发展与新举措——“爱国团结”——“发展”——“保守”的转变,同时也印证了政治文化观念主题分类在具体政治话语中的实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政治文化观念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的政策启示和借鉴。

魏冉^[7]（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提出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彭昕^[8]（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指出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吴言^[9]（2021）在《“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文中提出弱盟友选择是指不对称同盟中的非大国一方有意识地在同盟中作出带有能动性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不会必然体现主导国的意志。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和美国日益重视地区盟友作用的事实出发,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同盟主导国所定义的外部威胁上升的前提下,不对称同盟中的弱盟友为何会作出不同选择?本文对以往与弱盟友选择有关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讨论,文献梳理从两大方向展开,分别是同盟理论研究以及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层次涉及或考察了小国在不对称同盟中的战略选择,但是它们的问题在于一是忽视了弱盟友作为行为选择者本身的能动性,二是缺乏微观层次的解释,三是没有完整认识或考察弱盟友的行为选项。考虑到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启发,本文顺应同盟理论与国际政治心理学相结合的趋势,提出了一个关于“相对剥夺感”影响弱盟友选择的理论模型。模型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分别是国际关系中存在等级制、国家不是单一行为体以及有限理性。相对剥夺感是模型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本文将其重新界定为在有国际力量参与价值供给的环境下,国家内部不同行为体对于价值期望和价值获取不一致的认知。同样作为核心概念,弱盟友选择被分类为强化同盟、对冲和退出同盟。在外部新威胁上升的前提下,相对剥夺感发生作用的机制体现在两大过程中,即通过弱盟友内部社会运动和同盟中讨价还价影响决策者对同盟收益和同盟成本的权衡。两大过程中的干预变量分别是政治开放性和主导国的补偿信号。在干预变量的作用下,相对剥夺感会被激励或抑制,产生四种同盟收益成本组合,形成不同的决策情境。根据最后决策情境中相对剥夺感的强弱程度,本文提出了关于弱盟友不同选择的四种假设。以冷战后美国部分东亚盟友的选择为案例,本文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将中国视为正在上升的新威胁,而日本、泰国和菲律宾在同盟中却作出了不同选择。日本民众和精英的相对剥夺感都被扼制,决策精英在理性的权衡后最终选择了强化美日同盟。泰国民众相对剥夺感较弱,国内“反美主义”未形成气候,而精英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却在冷战后一步步增强,最终促使泰国走向对冲。在阿基诺夫人执政前期,菲律宾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在民主化进程中被激发,“反基地”运动形成了较强的国内压力,但菲律宾精英却不愿放弃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好处,相对剥夺感被扼制并选择了对冲,从中美两边受益。而到了阿基诺夫人执政后期,菲律宾精英在美菲基地谈判中受挫,美国越来越不能满足于这一群体的需求,导致他们从对冲转向选择退出同盟。在当前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从理论层面探讨美国地区盟友的战略选择规律,有助于研判美国东亚同盟体系今后的发展走向,对于理解和把握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构建中国周边战略机遇与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于同盟政治研究中较少被关注的弱盟友一方,从微观层面强调相对剥夺感心理对于弱盟友行为选择的关键作用,对于小国能动性的强调也突显了加强对东亚地区美国盟友国内政治与社会研究的意义。

沈丁心^[10]（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战略叙事、本体安全与对外政策演化：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叙事研究（2013-2021）（论文提纲范文）

（2）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一项理论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3）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8）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战略叙事、本体安全与对外政策演化：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叙事研究（2013-2021）[D]. 薛丽. 外交学院, 2021
• [2]冷战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一项理论评析[J]. 尹继武. 社会科学, 2021(10)
• [3]历史制度主义权力观：论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转换[D]. 韩德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4]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5]群体情感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 ——以塞尔维亚对俄欧政策的差异为例[D]. 王硕. 吉林大学, 2021(01)
• [6]“普京政治话语”中政治文化观念的系统建构与演化研究（2000-2020）[D]. 岳雪.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12)
• [7]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8]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9]“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D]. 吴言. 外交学院, 2021(10)
• [10]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