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决策──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陈苏珍[1]（2020）在《以红色家风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新时代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环境,如何寻求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方式和文化载体?这涉及到当前大学生价值培育的主导内容和主要路径的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大融合带来了多元的价值观和多样的社会心态。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滋生、衍变,影响着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认同,导致大学生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时的迷茫。如何做好青年大学生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民族的理想信念教育和价值观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因此,从中国革命历史经验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和革命文化传统,就成为大学生价值观培育极其重要的任务,并且找到了能够将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同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塑造、文化知识学习、生活习惯养成等紧密且充分结合的文化融合点。“价值观培育成效”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瓶颈”,本文试图就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运用红色家风这个承载着中国革命历史的特殊文化载体,为提升当代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效果提供有益尝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一脉相承的文化形态,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力量之源。其中,革命文化传承升华了优秀传统文化,并滋养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家风是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革命前辈关于家庭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融合了家风的基本内涵与革命文化意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为底蕴,以革命家庭为场域而形成的共产党人齐家实践风貌,是涵养大学生价值观的优质教材。红色家风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倡扬传统家庭美德与现代先进的家庭教育理论,有利于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道德品质、抵御不良思潮、提升实践能力,是引领青年价值观培育的智慧宝典。要实现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就必须理直气壮地弘扬红色价值观、传承红色基因,把握红色家风和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关系,借鉴革命前辈齐家实践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探寻新时代涵养大学生价值观的新内容和新路径,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日常实践回归,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个人,增强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针对性。以文化“涵养”价值观,贴合新时代大学生道德品质养成中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意涵。红色家风区别于单一的宏大叙事方式,实现与个体日常生活的融合,形成饱含亲情的生活性和伦常性实践智慧,独具细腻又切近日常生活的道德涵育优势,契合时代新人个性化发展的需求。红色家风的精神内涵与新时代大学生道德品质培育目标具有文化同源性,以其强烈的时代感和直观的生动性让大学生接受革命文化的涵养和革命精神的熏陶,同时也是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和传承红色基因的价值旨归。
刘薇[2]（2019）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方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浅绿思想,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对资本逻辑的反自然性的修正,它囿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强调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产业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局部地区的环境好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首次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概括,是对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发展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及实践方略的概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包括但不限于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思想,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目前仍在发展之中。概而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指导地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高扬“生态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牢牢把握生态环境问题“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正性原则,注重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型,最终着眼于全面彻底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退化三大生态环境问题。学界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别都有研究,但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未展开。本论文在系统阐释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尝试对二者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对二者内涵异同的理解,本论文一方面指出,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重视环境治理、加快经济转型、强调科技创新,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它囿于资本逻辑而克服不了公地悲剧,坚持的污染转移策略具有环境非正义性;另一方面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在哲学上为克服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主张采取全新的战略,避免重演西方的“公地悲剧”和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之覆辙,强化全球意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道路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最后论文总结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及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价值。
张灏[3]（2018）在《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人类社会科技飞速的进步,在当代社会背景下,由于人类活动频次的增强和活动区域的扩展,人类的决策与行为对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及自然界的影响力也逐步加大,由此产生的各种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威胁逐渐增强。科技作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导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负面效应,由科技应用而引发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凸显。科技使人类改造自然与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其具有的各种特性也带来了许多风险,需要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科技活动治理。自上世纪50年代后,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有关的风险理论与风险学说,一般说来,科技风险可以分为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是科技自身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人类认识与控制能力有限性等因素所造成的风险。这些风险使科技治理增加困难,甚至导致创新失败的可能。内部风险的受体主要是科技活动的直接主体。外部风险是科技治理与应用等过程中,科技活动或人工物对已有物（如生态环境、有限资源等）、人自身以及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危害（如科技活动主体不愿承担相应的风险或转嫁各类风险,导致风险分配不正义而成为影响社会与世界稳定的风险源）。外部风险受体除了直接参与活动的主体外,还有各类非直接参与的主体,以及自然生态等非人主体。科技风险的存在就需要治理。科技风险治理具有复杂性。不同行动者对科技风险的识别具有差异性。而且长期以来,有些风险无法进行归责。科技与社会的相互融合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当代科技正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之一。当前由科技应用引发的风险问题已然成为当代人文社会学科的主题之一,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将科技风险的危害降至最低,成为事关人类发展的重要议题。从现阶段科技风险研究领域来看,全社会对于科技风险的关注程度明显不足,相关基础理论还不够完善,难以有效地指导科技风险治理的具体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通过对科技风险的成因、属性及主要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说明,积极探索在风险社会下治理科技风险的新型模式,尽可能地降低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和危害,促进人类社会能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选题是在总结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在绿色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引领下,综合当代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科技风险做出新的界定,由于科技的高度复杂性和其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使科技在其应用过程中或应用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能被人们充分认识,并且任何专家都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的潜在的、不确定的危害。我们需要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更大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快的扩散性、连锁反应性和生成的渐进性等特征,就科技风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以及成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努力克服或降低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工业社会中科技的工具理性的片面夸大、市场经济中急功近利的利益驱动,以及对科技盲目崇拜的价值观和科技道德的滑坡等导致科技风险增大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关于科技风险的治理,主要从内部和外部对科技风险进行有效的治理,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对社会和公众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要加强法制控制、道德控制、科技控制、完善科技风险评估机制、全球协同治理科技风险等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和手段,期望达到更有效的控制科技风险的目的。本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如下:生态危机引起了人类对工业文明社会的反省,加快人类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与经济增长方式,使之朝着绿色的路径发展。只有以绿色发展观作为指导建设现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科技风险治理创新机制有利于防范和控制科技风险,加快社会架构的调整,将绿色社会从理论变为现实。为此首先界定什么是科技风险:科技风险就是指在科技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损害的负面效应。科技所带来的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生物、信息、核能等新材料和新能源在实际消费和享受过程中所存在的显性危害、隐性危害和潜在危害。科技风险主要分为狭义风险和广义风险。科技既能够把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产品,减少环境污染,让人类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使用价值,也会给人类带来科技风险,带来灾难。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都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科技风险。为了治理科技风险,我们需要树立绿色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念的产生,是当代社会发展观念创新的结果,彰显了由科学发展观直至五项发展观念的改变,不但是意识领域创新的体现,还是实践形成的结果,这给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行的道路和方向,也就是利用绿色发展带动生态文明建设,以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目标。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我们看到,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治理,在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同时发现科技不仅会带来风险,而且其自身本身也存在风险。传统的治理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不能回应来自当前各方面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促进科技进步的现实转向:坚持绿色发展: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代际之间的和谐与自由。坚持绿色发展,解决如何引导科技发挥积极动力。在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治理我国的科技风险,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达到“他山之玉,可以攻玉”的目的。在以绿色发展观指导探讨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对策时,我们初步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主要对策。我们认为,风险是科技的内在属性之一,虽然科技风险不可能完全消除,但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可以将科技风险的负效应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最终促使科技为人类社会造福。坚持绿色发展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大国的重要担当。我们应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实现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努力!
徐晓丹[4]（2018）在《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科技创新带给国家的巨大进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图抢占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开展高校协同创新正是针对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新形势提出的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不仅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增强我国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必由之路。作为一种跨文化、跨领域、多主体参与的非线性创新组织模式,与以往的产学研合作机构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客观评价、有效激励,寻求体制机制的创新突破以促进高校协同创新的良性发展是国家面临的客观现实难题,也是本研究开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本研究综合运用协同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创新网络理论等,采用调查访谈法、案例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以及比较研究法,以高校协同创新机制为研究对象,探讨高校协同创新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基本路径,重点分析高校协同创新的利益机制和现实问题,在借鉴吸收国外协同创新制度设计、组织模式、运行成效的基础上,提出共同治理我国高校协同创新的制度路径。同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通过对国家首批认定的14家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其中的13家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具体分析这些自然形成的不同协同创新中心的利益述求以及影响协同创新利益配置的复杂因素,探索构建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机制及其实现途径。本研究发现,高校协同创新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性,不仅是简单的政策构想和理论创新模式,而是长期以来人类创新实践的经验总结。高校协同创新的本质是科技创新社会网络化,根本是体制机制创新。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协同创新进行利益配置的影响因素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主要表现为重大任务承担能力和科研产出贡献度。面对高校协同创新这样一种由多元异质主体基于共同的目标愿景组成的复杂性开放系统,建立健全具有合理的配置原则、科学的评价体系、理性的契约过程和完善的配套政策的利益配置机制成为必要。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高校协同创新的顺利开展和深入推进,需要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行业企业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密切配合。
文世芳[5]（2017）在《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文中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总结历史上封闭保守的深刻教训,勇于面对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充分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行不通、闭关自守实现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虚心学习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这个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对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探索而成,从改革开放之初一步一步摸索而来。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可以从改革开放史中寻求历史的逻辑、问题的病灶和成功的钥匙。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和借鉴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从开放和改革的相互关系及国际经验视角探求改革开放开启并获得成功的原因,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这些正是论文致力于探求的深层次问题。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小结。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的现状、问题,研究的资料准备、特点,研究的方法、思路,研究的目标、方向。第一章,主要讨论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整个社会,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温饱线上长期徘徊,社会各界渴望变革;考量党内状况,使命意识空前觉醒,执政危机意识日渐浓厚,全党洋溢着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情绪;环顾世界局势,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在两极格局下存在寻求多极化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迅猛发展后进入滞胀阶段,亟需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树立了发展榜样,调整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特定的历史条件,给中国指明了方向:旧的道路难以为继,变革已是民心所向,国际形势为迎接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登上国际大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一种历史的合力,悄然引导着中国朝着改革与开放的道路走去,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条件生成。第二章,主要讨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逐渐扩大对外交流,冷眼向洋看世界,以世界为参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内和思想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已经不可抑制。中共高层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世界局势作出新的研判,认为存在长时段和平发展的可能。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中共又逐渐从“左”的迷雾中走出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工作重心开始务实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斜。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把握世界发展脉搏,派出大批对外考察的“侦察兵”了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研究中国应有的对策,部署理论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国外情况。特别是派团对外考察是中共高层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政治局从听取和讨论考察汇报开始,改革开放的思想在酝酿中逐渐生根发芽,经过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两次大讨论,改革开放决策呼之欲出。第三章,主要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经过对盲目冒进的反思,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深化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的过程。经过1979年对盲目引进和吸收外资的反思,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考、讨论以及初步实施中,中共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行了总结深化,制定了更加科学更具操作性的对外引进规定、吸收外资政策、对外考察办法、国民经济计划。在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的改革试点和探索中,中共对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政策上、试点上、理论上都有重大的转变。在政策上,提出经济政策的三大转变,要求逐步实现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转型;在试点上,创办经济特区,使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从某个领域的试点转换为更深层次的综合性改革试点;在理论上,从四个现代化转变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为统领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指导性思想。第四章,主要讨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逐步由引进技术、外资和管理经验,朝着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发展经济经验以及引进国外智力发展和深化,并最终推动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在中共高层的支持和部署下,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和理论以及联邦德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法国经济计划化理论等,成为中国考察和学习借鉴的重点内容。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等东欧经济学家的来访,在中国掀起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改革理论的热潮。在改革开放实践的锻炼和理论探讨的熏陶中,中国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终于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崛起,逐渐承担起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使命。在和思想理论界的良性互动中,中共终于克服各种困难,出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方向的探索获得巨大成功,以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为重点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巴山轮会议为标志,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小结,主要对论文作一概括性总结,集中探讨境外发展经济经验是如何被中共重视、学习和吸收,形成了什么样的原则和路径;究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积累了哪些重要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哪些重要启示。为确保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取得好的效果,中共在探索之中确立和完善了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取长补短、保持优势,多方学习、反复比较,解放思想、谨慎渐进等基本原则;形成了从境外经验的学习了解、到决策层多渠道掌握信息、到中共高层利用境外经验进行决策、到中层和基层干部掌握境外先进经验的上下贯通、良性互动的路径。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变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成为改革的先声;推动了改革开放决策出台和具体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的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历史关头,分析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历史,能带来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该如何优化调查研究,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如何重视基础性工作。
胡凯基[6]（2017）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在社会结构方面,国家权力主动收缩,社会自主性开始成长;社会流动加快;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缩小,不同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加大,沿海地区崛起。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府松开农村经济管理（主要是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逐级控制农民集体生产核算变为取消人民公社、农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自主经营）、城市企业管理（主要是放权让利）、特殊地区管理（主要是设立经济特区）的控制之手,撤回上级对下级和企业、农民个人无偿征调物资的“平调”之手,对社队企业（从1984年起称为乡镇企业）发展伸出扶持之手;社会秩序领域强调安定团结,进行了严厉打击经济和刑事犯罪活动,短时期内显着降低了犯罪发生率;生育领域加大力度推行计划生育,提出了更加严格然而不完全科学的人口出生率控制目标。政府府强社会弱、政府挤压社会的格局通过政府在保持强大的基础上主动把部分权力退还给社会,培育社会自主生长而开始迈向政府和社会双强的理想格局。在社会生活方面,婚姻恋爱进一步走向自主,商业化色彩变浓,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社会风尚出现了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的转变,长期“左”的文化政策的结束后出现了求知爱美热;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在长期压抑之后显着增长;从相对封闭到对国外、境外各方面的交往大幅增加;精神生活虽有“左”的惯性思维的压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冲击,但总地来说是从禁锢大幅走向解放,帕累托改进带来了的全民满怀希望的可喜局面。在社会心理方面,社会各阶层都有变化,其中最显着的是农民、知识分子、个体私营经济者。农民开始摆脱依附性心理增强自主性心理,开始告别因循泥古追求生产生活的合理化,开始注意追求享受生活。政治上歧视和不信任的消失、对现代化前景的内在认同使知识分子焕发了崇高使命感,满怀热情地投入教育、科研、文化活动。相对于一般工人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快速致富,知识分子收入增长极其缓慢,这种长期存在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愈益明显的物质生活待遇落差带来了从隐性到显性的心理失衡。个体私营经济者作为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其自我认同经历了从“边缘的人”到“光彩的人”的转变。在不同地区因为主政者的态度措施不同,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心理也有所不同。这些重大变迁实现了三个突破,即实现了对文革十年极左状态的突破,对1950年代以来传统社会主义中僵化思想与体制的突破,对几千年传统社会习俗指令经济加专制政治残余的突破。这些变迁和突破能够实现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这几年,总的来说,政府和民意实现了良性互动。二是建国前三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和群众痛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缺少活力不能再继续下去,也认识到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补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只能是雪上加霜。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几十年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党政军系统的支撑。四是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积累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五是中国作为几千年来发达的连续文明体所享有的遗产。
马光川[7]（2016）在《城乡社会福利的一元演进研究 ——以WF市ZSY“村改居”实践为例》文中提出社会福利成为普遍关注、民生诉求日益多元背景下,城乡社会福利整合研究面临着精确定义福利内涵、创新技术分析路线、生成性建构城乡福利整合逻辑与机制的新课题。本文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一体化与福利体系的普遍整合两种传统研究范式之外寻求解决方案。案例社区为典型的村居改制的KW模式为管窥城乡福利制度的一元整合提供了一个适切的案例。城乡分割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突出特征,构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冲撞、整合问题的全部理解与说明。论文通过“村改居”实例剖析城乡福利制度的分割、整合,生成性建构中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演进的逻辑与机制,对有序推进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一元整合,全面推进中国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通过案例社区的“村改居”实践,论文客观刻画了城乡分割背景下社会福利制度的冲撞、博弈,为城乡社会福利一元整合树立了一种理想模型与成功样板,为我国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融合提供了模式借鉴与经验参考。论文把社会福利界定为一切有助于人的可行能力增长的项目、待遇、服务、制度或理念,视可行能力的增长为福利的本质,既是对福利社会学研究领域及其研究内容的有益拓展,又是对当下民生诉求多元化的一个理论回应。论文使用“制度阀”新概念,概括、表征并进一步突显城乡二元制度在社会秩序维持、利益资源分配以及社会行为选择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机制。在村落边界不断突破,村落及其居民可行能力提升的同时,城乡分割福利制度的桎梏作用日益突出,“制度阀”效应机制显性化。论文从建构主义者那里采借了“冲撞”一词,用以生成性建构城乡福利制度由分割到整合的瞬时博弈,并对该进程做了辩证性刻画。论文生成性建构了城乡社会福利一元整合的进程与机制。论文以案例社区村居改制的长时段考察为时间脉络,以村落边界的突破与村落及其居民可行能力的拓展为研究主线展开。案例社区由远郊村到近郊村、由近郊村到“城中村”直至完成撤村改居,最终完成了村居改制。中国城乡福利制度由分割到一元整合的进程伴生于案例社区随城市蔓延向中心城区的位移,村落边界淡化、消弭同时又是村落及其居民可行能力增长的过程。村落在自然景观上已经完全融入城市中心区域；自然边界也早已被突破,集体经济大发展并成立了集团公司,从业结构发生变化且全体居民从事非农产业；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边界的突破打开了曾经的壁障。然而,有限型变并未根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阀”效应。研究发现,案例社区的“村改居”进程是城乡分割的社会福利制度急剧冲撞与全面整合的过程,但“村改居”不是福利制度一元整合的终结——而只是一个开放式的节点。论文发现,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特征与演进走向内嵌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分割、整合路径,“籍”“权”媾和越来越成为城乡福利一元整合的桎梏,严重影响了村落及其居民可行能力的增长。城乡福利制度冲撞是当前福利制度整合的实践特征,多重逻辑主体博弈是其最主要的生成机制。“村改居”是福利制度一元整合的开放式终结,后集体经济时代的新建股份经济合作社在继续发挥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面临着组织效率不高的福利功能发挥最大化的难题。论文按总—分—总结构展开。第一部分,论文长时段剖析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固化与发展,指出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乡之间人为设置的一种制度阀,在中国城乡福利制度变革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调节与选择作用机制。第二部分,以案例社区“村改居”实践生成性建构了城乡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的博弈与整合。第三部分,论文挖掘了“村改居”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整合演进的制度背景与制度逻辑,剖析了“村改居”城乡福利制度一元整合的开放式终结特性,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建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后集体经济时代福利最大化难题。
李晓寒[8]（2016）在《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这场变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三十多年来,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经历艰辛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极富价值的改革经验。认真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无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的,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具体议题或特定领域。因此,回顾改革的历史进程也需要一种全面、综合的视角,展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全貌。为此,就必须选取一个研究基点,将三十多年的改革脉络串联起来,生动体现改革进程中认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这个基点必须是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属于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能够指导新的实践,包含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观目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从探索改革规律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深入分析党的重大会议记录、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回忆录等一手材料,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再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根据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可以把当代中国改革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本文的前三章。第一章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这是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此后,改革的探索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面展开,边试验、边总结,不断把各领域取得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高度,探寻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现路径,故称之为全面探索时期。第二章从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南方谈话”掀起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热潮,标志着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实践中,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展,相继确立了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领域的改革目标,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各领域改革目标渐次明确的基础上的全面推进,故称之为全面推进时期。第三章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至今,这是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是指导新时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部署各领域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各领域的改革目标打通与整合,从理论上解决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实现了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性上新的升华与飞跃,故称之为全面深化阶段。第四章总结了改革的七条基本经验。（一）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必须把握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和功能,针对尚未认清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打破观念禁锢、清除思想障碍。（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三）要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四）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二者统一于能动的实践论。（五）顺应和把握时代潮流,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改革为开放创造内在条件和体制基础,开放对改革产生倒逼机制和示范效应,必须积极谋划、顺势而为。（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平衡点,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七）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改革启动的前提,也是保证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梳理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社会实验,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改革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不止步;只有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才能确立改革方向、不断深化改革。（2）三十多年的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波浪式前进的道路,呈现出一个“整体上行的马鞍形”的发展轨迹。未来,改革仍将伴随短暂的、局部的调整,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相结合,表现为回归旧体制的“潜流”,这是改革的必经之路。然而,正如改革的调整不可避免,改革向前推进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必然在过程与方向的辩证统一中曲折前进。
刘子云[9]（2012）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为研究个案》文中研究说明培养具有较强科研能力和良好学术素养的学术型高层次人才，一直是各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懈追求。系统研究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问题，对推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提高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质量，揭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特殊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以广西区域生境为考察背景，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个案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探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问题。论文主体部分对个案选择的缘由及其所挂靠组织的历史变革、民族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状态、民族学研究生培养的学科平台搭建、民族学科研特色与研究生科研性格的养成、民族学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等命题进行了探究。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我们认为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路径为：坚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互为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理念；积极为学术型研究生的成长、成才搭建平台，诸如学术演讲、田野调查等，并通过这些平台，系统培育学术型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理论和方法、把握学科前沿、独立探究问题等学术素养，最终培养满足民族地区乃至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需要的教学、科研型高层次人才。
姜国俊[10]（2009）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目标、过程与执政逻辑》文中研究表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三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三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三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决策──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决策──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以红色家风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红色家风的研究 |
| (二)关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研究 |
| (三)关于红色家风和大学生价值观关系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红色家风的历史生成 |
| 第一节 家风的演变与育人价值 |
| 一、家风的历史演变 |
| 二、家风的育人价值 |
| 第二节 红色家风的定义与类型 |
| 一、红色家风的定义 |
| 二、红色家风的类型 |
| 第三节 红色家风的精神与特征 |
| 一、红色家风的精神基因 |
| 二、红色家风的本质特征 |
| 第四节 红色家风的孕育与生成 |
| 一、红色家风的孕育条件 |
| 二、红色家风的生成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红色家风涵养价值观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家庭教育观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家庭教育的相关论述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家庭教育观的本质特征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家庭教育观的当代启示 |
| 第二节 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主要思想 |
| 一、中华优秀家文化的基本内容 |
| 二、中华优秀家文化的核心功能 |
| 三、中华优秀家文化的现代传承 |
| 第三节 革命前辈关于家庭建设的论述 |
| 一、打破封建的家长专制 |
| 二、摧毁腐朽的婚姻制度 |
| 三、重视家庭教育之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传承与弘扬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红色家风的理论品格 |
| 一、红色家风的内容要素具体明确 |
| 二、红色家风的价值基因持久稳定 |
| 三、红色家风阐扬的精神与时俱进 |
| 四、红色家风的社会传播引领风尚 |
| 第二节 红色家风的时代功能 |
| 一、坚定理想信念 |
| 二、砥砺道德品格 |
| 三、抵制不良思潮 |
| 四、提升实践能力 |
| 第三节 红色家风的育人经验 |
| 一、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二、亲情感化与严格家规相结合 |
| 三、说理训诫与生活体验相结合 |
| 四、追求进步与联系群众相结合 |
| 五、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价值观的现实审视 |
| 第一节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价值观的紧迫性 |
| 一、家风文化建设缺位 |
| 二、红色基因传承式微 |
| 三、社会心态复杂多样 |
| 第二节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价值观的必要性 |
| 一、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时代要求 |
| 二、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主体诉求 |
| 三、大学生价值观“涵养”的优势 |
| 第三节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价值观的可行性 |
| 一、红色家风与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目标的一致性 |
| 二、红色家风与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内容的共同性 |
| 三、红色家风与大学生价值观培育方法的相关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红色家风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内容 |
| 第一节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的国家情怀 |
| 一、忠诚爱党教育 |
| 二、爱国主义教育 |
| 三、理想信念培育 |
| 第二节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
| 一、崇尚奉献的精神 |
|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 |
| 三、清正廉洁的作风 |
| 第三节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的家庭美德 |
| 一、志同道合的爱情 |
| 二、健康和谐的婚姻 |
| 三、家规严格的亲情 |
| 第四节 红色家风涵养大学生的生活习惯 |
| 一、发扬学习精神 |
| 二、塑造劳动品格 |
| 三、力行勤俭节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红色家风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路径 |
| 第一节 日常向度构建生活化的价值观涵养路径 |
| 一、传承红色基因的“涵养”主旋律 |
| 二、巩固日常教育的“涵养”主阵地 |
| 三、增强生活关注的“涵养”感召力 |
| 第二节 实践养成构建个性化的价值观涵养路径 |
| 一、以环境营造聚焦价值观认知 |
| 二、以主体参与深化价值观认同 |
| 三、以知行合一促进价值观践行 |
| 第三节 通俗话语构建大众化的价值观涵养路径 |
| 一、回归历史:建构大众化叙事逻辑 |
| 二、课程浸润:掌握大众化话语主导 |
| 三、显隐结合:完善大众化教化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综述小结 |
| 1.3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影响 |
| 2.1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
| 2.1.1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背景 |
| 2.1.2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张和实质 |
| 2.2.1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张 |
| 2.2.2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旨趣实质 |
| 2.3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贡献和不足 |
| 2.3.1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贡献 |
| 2.3.1.1 重视环境治理 |
| 2.3.1.2 加快经济转型 |
| 2.3.1.3 强调科技创新 |
| 2.3.2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不足 |
| 2.3.2.1 拘泥于资本逻辑克服不了公地悲剧 |
| 2.3.2.2 坚持污染转移策略具有环境非正义性 |
| 第三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探索 |
| 3.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与发展 |
| 3.1.1 实践历程 |
| 3.1.2 重要文献及思想发展历程 |
| 3.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与内涵 |
| 3.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
| 3.2.1.1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 3.2.1.2 党中央几代领导人的生态思想 |
| 3.2.1.3 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思想 |
| 3.2.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 |
| 3.2.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观点 |
| 3.2.2.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界定 |
| 3.2.2.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哲学阐释: |
| 3.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维特色及实践意义 |
| 3.3.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维特色 |
| 3.3.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 |
| 3.3.2.1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
| 3.3.2.2 对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
| 第四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借鉴和超越 |
| 4.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借鉴 |
| 4.1.1 重视环境治理,加强政府监管 |
| 4.1.2 加快科技创新,实现绿色发展 |
| 4.1.3 突破思想藩篱,追求经济生态化 |
| 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
| 4.2.1 坚持三管齐下,避免重演西方“公地悲剧” |
| 4.2.2 实施三大战略,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覆辙 |
| 4.2.3 强化全球意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 |
| 致谢 |
（3）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科技风险治理的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课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
| 1.2.1 绿色发展 |
| 1.2.2 科技风险 |
| 1.3 研究方法及重点与难点 |
| 1.3.1 论文研究方法 |
| 1.3.2 本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2章 我国科技风险问题的产生及其后果 |
| 2.1 科技风险与特征 |
| 2.1.1 科技风险的界定与分类 |
| 2.1.2 科技风险的特征 |
| 2.2 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构成风险的可能性 |
| 2.2.1 科技风险问题的明确 |
| 2.2.2 科技风险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2.3 科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
| 2.2.4 科技中社会因素的渗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确定性 |
| 2.3 我国科技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及特征 |
| 2.3.1 生态资源风险 |
| 2.3.2 生命生存风险 |
| 2.3.3 社会风险 |
| 第3章 绿色发展观的兴起 |
| 3.1 绿色发展观的生态内涵及基本特征 |
| 3.1.1 生态内涵 |
| 3.1.2 基本特征 |
| 3.2 绿色发展观的理论缘起 |
| 3.2.1 中国传统文化中“见素抱朴”观 |
| 3.2.2 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 |
| 3.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观 |
| 3.3 绿色发展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
| 3.3.1 社会进步的现实困境 |
| 3.3.2 全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 |
| 3.3.3 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 |
| 3.4 绿色发展观的现实评价 |
| 3.4.1 从文明形态的角度来看 |
| 3.4.2 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来看 |
| 3.4.3 从发展愿景的角度来看 |
| 第4章 以绿色发展观审视我国科技风险的治理 |
| 4.1 在防控科技风险上容易发生的可能性 |
| 4.1.1 偏离以人为本理念的可能性 |
| 4.1.2 偏离全面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1.3 偏离协调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1.4 偏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可能性 |
| 4.2 我国在科技风险防控策略上存在的问题 |
| 4.2.1 观念缺失 |
| 4.2.2 科研逻辑缺失 |
| 4.2.3 内在属性缺失 |
| 4.2.4 工具缺失 |
| 4.2.5 政策缺失 |
| 4.3 传统治理方式面临的挑战 |
| 4.3.1 责任主体分配不明晰 |
| 4.3.2 公众风险意识不清醒 |
| 4.3.3 科技理性工具化与政策选择失衡 |
| 4.4 绿色发展对科技风险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
| 4.4.1 绿色发展观对科技风险治理的意义 |
| 4.4.2 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
| 第5章 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我们的重新思考 |
| 5.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 5.1.1 美国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2 英国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3 日韩科技风险治理经验 |
| 5.1.4 其他国家科技治理的发展历程及其治理 |
| 5.2 对中国科技风险治理的启示 |
| 5.2.1 从社会参与者层面来讲 |
| 5.2.2 从政府治理的层面来讲 |
| 5.2.3 从各组织因素差异层面来讲 |
| 第6章 中国科技风险治理应对策略探讨 |
| 6.1 基本思路与基本原则 |
| 6.1.1 对中国当代科技风险治理的基本思路 |
| 6.1.2 基本原则 |
| 6.1.3 策略选择 |
| 6.2 主要对策 |
| 6.2.1 全面认识绿色发展战略 |
| 6.2.2 政府职能由主导向引导转变 |
| 6.2.3 市场导向机制的完善 |
| 6.2.4 公众参与和协商制度的设立 |
| 6.3 保障机制 |
| 6.3.1 切实推进绿色产业链建设 |
| 6.3.2 强化绿色配套保障措施的建设 |
| 6.3.3 建立绿色成果共享机制 |
| 结语 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高校协同创新的发展维度 |
| 一、顺应大科学时代发展的需要 |
|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 |
| 三、推进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 |
| 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需要 |
| 第二节 理论和实践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咨政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一、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
| 第二章 回顾与反思:理论机理与文献述评 |
| 第一节 已有研究:多学科视域中的文献综述 |
| 一、协同 |
| 二、协同创新 |
| 三、利益配置机制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结构内容和技术路线 |
| 一、已有研究评述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多种方法综合应用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案例研究法 |
| 四、系统分析法 |
| 五、调查访谈法 |
| 第三章 协同创新:宏观政策下的理想追求 |
| 第一节 范式转变:从封闭式创新到开放式创新 |
|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二、创新理论演进 |
| 三、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第二节 模式变迁:从体制壁垒到融合集成 |
| 一、高校科技创新发展的社会化 |
| 二、高校学科、科研、人才发展的网络化 |
| 三、高校科技创新社会网络化的典型案例 |
| 第三节 高校选择:从产学研合作到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
| 一、协同创新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
| 二、协同创新为高校实现“进位赶超”提供历史机遇 |
| 三、高校协同创新相关理论基础 |
| 第四章 现实困境:高校协同创新利益分析 |
| 第一节 厘清利益:理论机理与文献述评 |
| 一、利益相关者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聚焦利益:现实状况与理论诉求 |
| 一、高校协同创新中的利益相关者 |
| 二、协同创新利益主体需求 |
| 三、协同创新利益冲突分析 |
| 四、协同创新利益分配系统分析 |
| 第三节 协调利益:权力冲突的权利转向 |
| 一、利益相关者协调的逻辑起点 |
| 二、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的演化 |
| 三、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构建 |
| 第五章 价值逻辑:应然的取向与规范性的理想 |
| 第一节 美国视角:协同创新发展历程及经验 |
| 一、美国协同创新发展历程 |
| 二、美国协同创新机制探析 |
| 第二节 欧盟借鉴:协同创新组织模式比较分析 |
| 一、欧盟协同创新体系发展历程 |
| 二、欧盟协同创新组织模式特点 |
| 第三节 典型案例:借鉴思考为我所用 |
| 一、从美国I/UCRC看协同创新 |
| 二、协同创新的加拿大“NCE计划” |
| 第六章 共同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制度路径 |
| 第一节 “共治”观念:高校协同创新治理设计之“轨” |
| 一、理论范式:利益相关者与治理 |
| 二、分析维度:整合与互动 |
| 三、协同层面:战略、知识、组织 |
| 第二节 机制构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之“钥” |
| 一、高校协同创新体系的构建要素 |
| 二、高校协同创新组织管理体制创新 |
| 第三节 体系框架: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机制 |
| 一、利益主体的协同机制 |
| 二、配置行为的优化机制 |
| 三、资源整合的保障机制 |
| 第七章 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案例剖析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利益相关者多元诉求之“要” |
| 一、B协同创新中心管理体制与利益配置机制 |
| 二、八家协同创新中心有关利益配置机制分析(如表7-2所示) |
| 三、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实证研究 |
| 第二节 高校协同创新:一个期待续写的“故事” |
| 一、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机制研究结论 |
| 二、推动高校协同创新的政策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 2013年国家首批认定的“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名单 |
| 附录2: 2014年国家第二批认定的“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名单 |
| 附录3: “高校协同创新工程”研究项目调研提纲 |
| 附录4: “高校协同创新工程”调研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资料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资料 |
| 三、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 |
|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概述 |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
| (三)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文献分析法 |
| (三) 比较分析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背景 |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经济社会状况 |
| 一、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
| 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
| 三、社会各界渴望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共党内思想状况 |
| 一、执政使命意识逐渐觉醒 |
| 二、执政危机意识日益浓厚 |
| 三、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寻求新的平衡 |
| 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 |
| 三、产业转移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 |
| 四、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改革 |
| 第二章 对外交流考察与改革开放决策的作出 |
| 第一节 历史大转折前的思想“解冻”和发展探索 |
| 一、世界局势的新研判 |
| 二、思想解放潮流涌动 |
| 三、工作重点逐渐转移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初步行动 |
| 一、邓小平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支持 |
| 二、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研究境外经验 |
| 三、领导人主动出访“触摸世界” |
| 四、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考察“探路” |
| 第三节 中共高层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内部讨论 |
| 一、中央政治局听取讨论考察汇报 |
| 二、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如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 |
| 三、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境外快速发展经济经验 |
| 第三章 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总结深化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第一节 对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反思 |
| 一、陈云、薛暮桥等对盲目引进的批评 |
| 二、中共高层讨论和部署经济调整 |
| 三、控制引进规模和制定引进政策 |
|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大规模经济问题调研 |
| 第二节 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深化和落实 |
| 一、对外考察专业性、针对性加强 |
| 二、境外访问团和专家的来访与“传经” |
| 三、参与和召开国际会议 |
| 四、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举办企业管理研究班 |
|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说的引入 |
| 一、西方经济学说引入的主要路径 |
| 二、三次大型西方经济学讲座(讲习班) |
| 三、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
| 第四节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 |
| 一、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建立经济特区 |
| 二、两份《初步意见》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探讨 |
|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 |
| 第四章 借鉴境外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出台 |
| 第一节 学习借鉴重点转移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 |
| 一、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考察 |
| 二、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引入 |
| 三、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探讨和研究 |
| 四、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西方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学习和借鉴重要国际组织的经验 |
| 一、联合国提供的考察与培训 |
| 二、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份考察报告 |
| 第三节 引进国外智力决定的出台和初步成效 |
| 一、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经验与新的探索 |
| 二、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讲话和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出台 |
| 三、引进国外智力政策的初步落实和成效 |
| 第四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进入新阶段 |
| 一、改革中的问题和境外因素的影响 |
|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与商品经济意见再次提出 |
| 三、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新一代经济理论人才崛起 |
| 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 |
| 五、巴山轮会议标志借鉴境外经验进入新阶段 |
| 小结 |
| 一、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原则和路径 |
| 二、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作用和影响 |
| 三、中共学习借鉴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经验和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中国领导人出访一览表(1976. 10—1984. 12) |
| 附件2 1978年引进22项工程项目表 |
| 附件3 赵人伟等就经济改革问题向布鲁斯的提问 |
| 附件4 一个大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资本主义部分)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后记 |
（6）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范围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结构变迁 |
| 一、国家权力与社会 |
| (一) 经济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 社会秩序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三) 生育领域国家权力与社会关系变迁 |
| 二、地区发展差距变动 |
| (一) 三类乡村发展差距变动 |
| (二) 沿海崛起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生活变迁 |
| 一、婚姻恋爱 |
| (一) 进一步走向自主 |
| (二) 商业化加剧 |
| 二、社会风尚 |
| (一)从“以穷为荣”到“致富光荣” |
| (二) 从文化压抑到求知爱美热 |
| (三) 消费增长 |
| (四) 对国外、境外交往增加 |
| 三、精神生活 |
| (一) 从禁锢走向解放 |
| (二) 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
| 一、农民心理变迁 |
| (一) 从依附性到自主性 |
| (二) 从因循泥古到合理化转向 |
| (三) 开始追求享受生活 |
| 二、知识分子心理变迁 |
| (一) 使命感勃发 |
| (二) 物质待遇影响 |
| 三、个体私营经济者心理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7）城乡社会福利的一元演进研究 ——以WF市ZSY“村改居”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 论文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与主要分析视角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西方学者的经典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视角与个案选取的典型性 |
| 一、制度分析的视角 |
| 二、个案选取的典型意涵 |
| 第二章 城乡社会福利的制度惯性与型变 |
| 第一节 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分割的路径依赖 |
| 一、城乡分治的形成与固化 |
| 二、“籍”“权”媾和是城乡制度分割的实质 |
| 第二节 城乡分割社会福利结构的新发展 |
| 一、二元福利制度的路径依赖 |
| 二、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分割福利制度的型变 |
| 第三章 城市蔓延与村落可行能力的增长 |
| 第一节 城市蔓延与城乡福利制度分割的深化 |
| 一、城市蔓延与WF城市发展 |
| 二、城市规划理念定性城市发展格局 |
| 第二节 案例社区的边界突破与可行能力的增长 |
| 一、案例社区向中心城区的位移及其自然边界的突破 |
| 二、案例社区经济社会的边界突破与可行能力的增长 |
| 第四章 城乡福利制度的冲撞整合：ZSY“村改居”实践 |
| 第一节 案例社区城中村改造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有限整合 |
| 一、地权博弈：城中村改造的角力关键 |
| 二、一村一策：城中村改造的“籍”“权”博弈主策略 |
| 第二节 案例社区的村居改制实践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冲撞 |
| 一、集体资产改制的KW模式及其非彻底性 |
| 二、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整合的KW经验及其权宜过渡 |
| 第五章 城乡社会福利一元整合的制度逻辑 |
| 第一节 城乡社会福利变革的制度背景与多重主体博弈 |
| 一、城乡社会福利变革的制度背景分析 |
| 二、社会福利一元整合的多重逻辑主体制度博弈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变迁及其福利功能分析 |
| 一、新建股份经济合作社及其组织效率 |
| 二、从“二元社区”到“敦睦他者”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特征内嵌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分割、整合路径 |
| 二、多重逻辑主体博弈是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冲撞、博弈的生成机制 |
| 三、后集体经济时代的新建股份经济合作社面临福利功能发挥最大化难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关于ZSY河村部分区域的搬迁实施方案 |
| 附录二：XSY居委会“城中村”改造实施办法 |
| 附录三：ZSY社区居委会(原ZSY河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实施细则 |
| 附件四：ZSY社区居民委员会(原ZSY河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股东资格界定办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意义及背景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我国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改革的认识 |
| （二） 既有成果的主要问题 |
| （三） 推进研究的思考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本文的重点 |
| （二）本文的难点 |
| （三）创新点 |
| 四、方法论 |
| （一）当代改革史研究的学术规定性问题 |
| （二）历史分期的标准和历史经验的视角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改革的全面探索时期（1978.12-1992.2） |
| 第一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改革的尝试 |
| 一、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目标 |
| 二、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正确决策 |
| 三、创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
| 第二节 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2-1984.10） |
| 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
|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
| 四、试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 |
| 五、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灶吃饭” |
| 第三节 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探索阶段（1984.10-1988.9） |
|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 |
| 二、实行“利改税”基础上的财政包干制 |
| 三、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 四、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 |
| 第四节 改革的调整、整顿阶段（1988.9-1992.2） |
| 一、经济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
| 二、改革开放形势不容乐观 |
| 第二章 改革的全面推进时期（1992.2-2013.11） |
| 第一节 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2-2003.10） |
| 一、“南方谈话”启动了第二轮改革 |
| 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 |
| 三、“分税制”改革先行一步 |
| 四、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大幅精简政府机构 |
| 五、对外开放形成梯次布局 |
| 第二节 改革的综合推进阶段（2003.10-2013.11） |
| 一、外汇、金融、财税改革稳步推进 |
|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入 |
| 三、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
| 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
| 五、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 |
| 第三章 改革的全面深化时期（2013- ） |
| 第一节 党的十八大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
| 一、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
| 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 |
| 三、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前进道路上所有问题的关键 |
| 第二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迎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 |
|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
|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 |
| 第三节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新进展 |
| 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谋划落实改革方案 |
|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
| 三、五大理念引领发展方向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必须不断解放思想、破除思想障碍 |
| 一、历史的启示：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
| 二、解放思想的特点、本质与功能 |
|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所需解决的改革基本理论问题 |
| 第二节 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
|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式 |
| 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
| 第三节 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国富民作为改革的根本任务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尺 |
| 二、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三、通过科技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第四节 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又要加强顶层设计 |
| 一、“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
| 二、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
| 三、“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
| 第五节 顺应和把握世界大势把改革和开放结合起来 |
| 一、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 |
| 二、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
| 三、用好开放主动权，打赢改革攻坚战 |
| 第六节 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一、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问题 |
| 二、正确认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
| 三、把改革、发展和稳定结合起来的基本方法 |
| 第七节 牢牢掌握改革的领导权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的定盘星 |
|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为研究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论文框架 |
| 六、 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作为研究个案的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 |
| 一、 民族学所挂靠组织的历史变迁 |
| 二、 选择民族学作研究个案的缘由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态 |
| 一、 民族学研究生教育规模 |
| 二、 民族学研究生教育结构 |
| 三、 民族学研究生教育质量 |
| 四、 民族学研究生教育评价 |
| 五、 培养模式的现状调查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学科平台搭建 |
| 一、 历史视域中民族学的学科发展 |
| 二、 学科方向的分形与聚形 |
| 三、 从重点学科到特色学科 |
| 四、 从单体学科到群体学科 |
| 五、 与民族学学科发展共生共进的研究生教育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学科研特色与研究生科研性格的养成 |
| 一、 科研是学术型研究生应然的遗传性格 |
| 二、 民族学科研成果及其研究特色 |
| 三、 民族学科研对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 |
| 一、 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性 |
| 二、 田野调查与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 |
| 三、 学术演讲与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 |
| 四、 科研项目与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 |
| 五、 学术报告与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 1：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生培养情况调查问卷（学生问卷） |
| 附录 2：研究生培养情况之访谈录 |
| 勇开先锋执着以对铸就辉煌 |
| 民族学学科发展及其研究生培养的创新 |
| 着名民族学学者徐杰舜教授谈研究生培养 |
| “老小”的大教授 |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
| 严谨为学因材施教 |
| 躬身亲为以德育人 |
| 附录 3：研究生培养情况之访谈提纲 |
| 附录 4：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科研成果 |
| 附录 5：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生科研成果统计表 |
| 附录 6：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
| 附录 7：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大事记年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目标、过程与执政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行政改革的成效评判与动力悖论 |
| (二) 本文的理论命题与基本假设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制度变迁及其行为主体分析 |
| (二) 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文献梳理 |
| (三) 行政改革的执政党主导:动力学分析的新空间 |
| 三、核心概念与基本观点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论文基本观点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政治架构 |
| 一、政党、国家及其政治架构 |
| (一) 政党: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力量 |
| (二) 国家权力:政党活动的核心指向 |
| (三) 党-国自主化与党-国一体化:两种不同的政治架构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政党与国家政治架构 |
| (一) 党-国高度一体化政治架构的发展过程 |
| (二) 党-国高度一体化政治架构的形成原因 |
| (三) 党-国高度一体化政治架构的利弊考量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与国家政治架构的调适 |
| (一) 党政分开:党-国相对自主化的启动环节 |
| (二) 依法治国:党-国相对自主化的核心路径 |
| (三) 社会自主:党-国相对自主化的成长空间 |
| (四) 政党主导:党-国相对自主化的战略基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执政党行为的目标函数与多重约束 |
| 一、执政党行为的多元目标 |
| (一) 中轴目标:长期执政 |
| (二) 核心经济目标:经济发展 |
| (三) 核心政治目标:政治文明 |
| (四) 核心国家目标:民族复兴 |
| (五) 多元目标的耦合体系与函数表达 |
| 二、执政党行为的多重约束 |
| (一) 初始条件约束 |
| (二) 知识约束 |
| (三) 博弈约束 |
| (四) 意识形态约束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发展、市场化转轨与适应性行政改革 |
| 一、经济体制的绩效考量 |
| (一) 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预期与低效根源 |
| (二) 市场经济的"现代体制"与绩效优势 |
| 二、市场化转轨的渐进选择 |
| (一) "宪法性秩序"的稳定延续 |
| (二) "意识形态之笼"的逐层打破 |
| (三) 市场化知识的渐进累积 |
| (四) 多元博弈的"妥协"演进 |
| 三、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 |
| (一) 制度化关联: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匹配 |
| (二) 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转轨的"适应性"联动 |
| (三) 适应性行政改革的"上下结合"互动机制 |
| 四、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 |
| (一) 适应性行政改革滞后的认知根源 |
| (二) 适应性行政改革滞后的利益根源 |
| (三) 适应性行政改革滞后的体制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文明、民主化转型与先导性行政改革 |
| 一、政治文明的民主维度 |
| (一) 民主政治: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维度 |
| (二) 过度集权:执政党民主实践的历史偏离 |
| 二、民主化转型的可控战略 |
| (一) 民主化转型的基本历程 |
| (二) 民主化转型的可控战略 |
| (三) 民主化转型的三元路径 |
| 三、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 |
| (一) 行政民主化:作为政治民主化先导的行政改革 |
| (三) 先导性行政改革的“上下结合”互动机制 |
| 四、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 |
| (一) 先导性行政改革推进的认知梗阻 |
| (二) 先导性行政改革推进的利益梗阻 |
| (三) 先导性行政改革推进的体制梗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复兴、全球化竞争与压力性行政改革 |
| 一、民族复兴的全球观照 |
| (一) 民族复兴的全球视野与中国情境 |
| (二) 民族复兴的目标设计与路径选择 |
| 二、全球化竞争的效仿效应 |
| (一) 全球化竞争的后发效仿 |
| (二) 全球化竞争的技术效仿 |
| (三) 全球化竞争的制度效仿 |
| 三、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 |
| (一) 外压倒逼改革:行政改革的压力性特征 |
| (二) 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内外结合"互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长期执政与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 |
| 一、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 |
| (一)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历史方位的判断转变 |
| (二) 长期执政的忧患意识与政治逻辑 |
| 二、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一个系统分析 |
| (一) 执政逻辑: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 |
| (二) 宏观动因与微观行动者: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决策──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以红色家风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D]. 陈苏珍.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比较研究[D]. 刘薇.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3]绿色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科技风险治理研究[D]. 张灏.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4]高校协同创新利益配置机制研究[D]. 徐晓丹. 厦门大学, 2018(06)
- [5]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D]. 文世芳.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研究（1979-1984）[D]. 胡凯基. 安徽大学, 2017(07)
- [7]城乡社会福利的一元演进研究 ——以WF市ZSY“村改居”实践为例[D]. 马光川. 山东大学, 2016(09)
- [8]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D]. 李晓寒.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为研究个案[D]. 刘子云. 广西民族大学, 2012(09)
- [10]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 ——目标、过程与执政逻辑[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