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背景下南京房地产业的市场空间、竞争态势与应对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梁风雁[1](2021)在《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首要任务。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浪潮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具备国际化视野,立足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优势。一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简称FDI)是各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简称IFDI)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引进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国对外国际直接投资(简称OFDI)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OFDI的第三大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萎缩,而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量规模仍逆势上涨,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在国内和国际的产业布局影响越来越深远。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我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以及中介机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确定性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进一步从投资环境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在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分析了贸易发展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相应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外部冲击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总结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其二,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三,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其二,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其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其四,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其五,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构建了分析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统一框架,深度剖析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其二,本文首次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视角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由此而言,本文的理论分析既从研究视角上拓展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又从研究内容上补充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检验了中介机制的有效性。这为我国探索如何以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身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优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现实依据。除此之外,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各省的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这为基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深度考察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这为我国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双向FDI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政策着力点和改革依据。最后,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这为我国应对疫情影响,有效发挥双向FDI优势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研究启示。从长期来看,这对我国构建和完善应对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减少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启示。
万正艺[2](2021)在《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政策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的维度》文中认为数字网络空间的发展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其本身的开放性、交互性与不确定性等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并逐步渗透进社会安排、制度结构,与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的交织日益密切。以数字网络空间视角来考察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更有时代色彩与全球意义。自《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这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进程与新技术新业态发展速度间存在差距,高价值高质量知识产权偏少,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协调有待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能力偏弱。数字网络空间的发展更是加剧了知识产权治理的难度,知识产权侵权呈现新型化、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点,且易发多发。作为知识产权治理的重要工具,知识产权政策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数字网络时代,如何进行政策优化以增强知识产权政策治理效能?立足于数字网络空间的大背景,本文选取环境、价值、行动者作为知识产权政策分析的关键要素。从现有知识产权政策文本入手,文章借助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分析了现有知识产权政策的内容及演变。同时,在反复阅读政策文本基础上,结合“环境-价值-行动者”分析框架,文章逐步明确政策文本数据编码维度。在对1944个政策文本参考点进行编码统计后,文章掌握知识产权政策所关注的环境、价值、行动者方面的具体内容。在政策环境方面,现有政策文本主要聚焦包括财税优惠、金融支持,运营管理、合作竞争,机构、企业、产业扶持,市场机制与市场自律等方面在内的经济环境;包括行政管理,法律规制,行政执法、司法保护,组织领导、监督协调等在内的政治环境;包括舆论宣传、广泛参与,人才培养与管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设,科技应用与产业化等在内的文化环境;包括风险防控与维权,交流合作、调研与援助,国际规则构建,境外注册、产业融入等在内的外部环境。在政策价值方面,现有政策文本主要聚焦促进知识创新的核心价值,包括激励、优化创新,服务、管理创新,创新商业化等;保护私人权益的基础价值,包括权利界定、配置,权利的保护,利益公平分配等;维护公共福祉的终极价值,包括生产结构转型、经济安全维护、社会福利提升等。在政策行动者方面,现有政策文本主要聚焦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其中市场主体主要是各类企业、单位,社会主体包括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律师、行业组织、联盟、专业机构,权利人、公众等。从政策文本走向政策现实,借助政策文本编码结果,文章提出在数字网络空间背景下,知识产权政策发展所适宜的政策环境、政策价值、政策行动者,并结合现实情况,指出知识产权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束缚、价值冲突与行动者困境。数字网络空间显着的开放性、交互性与演变性特征要求我们以一种整体且辩证的思维、从主体间性视角考察数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发展。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发展有序的经济环境、组织协调的政治环境、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全球融入的外部环境是理想的知识产权政策环境;以促进知识创新为核心、保护私人权益为基础、维护公共福祉为目的的协调、统一的动态体系是知识产权政策所需确立的价值体系;各类政策网络行动者各就其位,积极进行知识产权政策互动与反馈是知识产权政策网络适宜的互动状态。然而,实践中,我国原始创新动力薄弱、双轨保护衔接失灵、创新激励文化匮乏、国际规则有失公平。同时,根据对知识产权相关案例的分析,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存在价值位序难题;我国知识产权政策设计亦存在违背价值初衷的风险;我国也缺乏清晰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价值共识。此外,根据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发现,现有知识产权政策网络内部未能充分协调,政策网络间互动也存在偏差,知识产权政策网络运转欠缺有效性考察。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知识经济、产权管理、产权文化、国家利益、政策话语、政策参与等多种因素相关。文章基于“环境-价值-行动者”框架,提出知识产权政策优化路径。通过完善市场秩序,维护创新基石;优化整体治理,加强部门协作;致力生态培育,涵养产权观念;注重利益协调,强调合作共赢,来营造合适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环境。通过加强理论建设,建立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价值体系;强调价值引领,优化政策举措与时代发展间匹配性;重视价值传播,形成并推广政策价值中国话语体系,来构建合理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价值。通过明确政策网络角色,增强彼此协调互动能力;塑造网络信任氛围,推进对话与合作常态化;建立多元配套机制,保障政策网络有效运转,来培育合格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
聂世坤[3](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曾杰[4](2021)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交往日益紧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逐渐关注。“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增长(1),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69.1亿美元,已经多年位列世界第2位。2002—201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2),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研发资源,并传导回母国,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可借此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已经显着增强,但是在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专利拥有量等科技创新指标上和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差距。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迫切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外向型引擎,应充分释放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巨大潜能。发达国家是先进技术的来源国,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问题,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解答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对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新动能,指导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遵循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机理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建议的研究思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问题。从结构安排来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各部分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明确界定几个关键概念,阐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企业异质性理论。第三章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第四章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与影响因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阐述机理,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阐述影响因素,最后以华为公司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第五章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和东道国视角两部分内容,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分析包括总体检验和门槛特征检验。第六章从微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并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然后对企业OFDI促进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初始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异质性投资动机检验和异质性进入模式检验等几个方面。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行业集中度较高,区位分布不均衡。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过低,但投资增速很快、区域集中。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大外商投资审查监管力度,中资企业OFDI面临更大阻力。(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主要通过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国家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传导。(3)从宏观视角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对国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远高于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促进作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母国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东道国的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影响因素,与对发达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对外投资占比为40%,其中61%投向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向发达国家OFDI企业均强于向发展中国家OFDI企业和非OFDI企业。(5)从企业微观视角实证检验,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结果表明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但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的技术创新效应优势不明显,说明从发达国家获取到的先进技术很有限。动态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企业获取的技术进步要明显高于采用并购投资的企业。
郭轶舟[5](2020)在《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产业蓬勃兴起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新动能,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互联网产业自身还存在着结构失衡、产业布局不完整、无序竞争现象严重等诸多问题,中美贸易战更突显出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引发国人担忧。因此如何维护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未有文献对互联网产业安全进行探讨。为此本文基于产业安全理论,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的概念,尝试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考察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产业安全状态,通过实证分析,探明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主要因素,以期在理论上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与借鉴。按照发现问题-理论准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逻辑,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聚焦于“中国互联网产业存在哪些产业安全问题”、“当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处于何种状况”和“主要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是什么”三个具体问题,通过深入分析与论证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中国互联网产业目前在产业发展环境方面存在市场结构呈现寡头垄断趋势、市场绩效整体下降趋势、管理主体分散、资源供给不足、均衡产业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安全问题;在产业竞争力方面存在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区域产业同构化和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等安全问题;在产业控制力方面存在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依赖外国资本、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和利用外资政策偏差等安全问题;在网络安全方面存在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等安全问题。(2)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目前处于基本安全,并且在2007-2017年间其安全度呈小幅上升态势,主因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得到大幅改善所致,但由于受到网络安全环境日趋严重、外资对技术控制导致产业控制力下降、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削弱竞争力三方面的安全威胁,因此我国互联网产业安全总体形势依然严峻。(3)影响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因素是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其中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均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4)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措施包括:通过优化管理体制、完善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来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通过建立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来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通过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和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来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建立互联网产业安全分析的理论框架,首次提出互联网安全也是产业安全重要内容的论述,认为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占据网络中心节点并利用互联网技术来主导全球各产业链延伸是引发互联网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对产业安全理论做出了有益尝试和拓展。第二,从互联网产业安全内涵实质、互联网产业特征和互联网产业要素环境的变化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互联网产业安全主要受到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特征、产业要素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五大因素影响,通过实证发现自主创新能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竞争力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产业特征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要素环境对自主创新能力和互联网产业安全有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对互联网产业安全具有正向影响,这为政府、监管机构及相关从业者提供借鉴与参考。第三,建立以产业发展环境评价、产业竞争力评价、产业控制力评价和网络安全环境评价为主的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实证分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状态,得出我国互联网产业整体安全程度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的结论,为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滕飞[6](2021)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积累不少结构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无疑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去杠杆与严监管的趋势下,外部环境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调整与金融深化改革都在呼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因此,探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按照“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梳理-相关性与作用机制分析-路径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首先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进而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商业银行有效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理,并结合2006-2018年13年省域横向面板数据和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全国纵向时序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最后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从“紧扣供给侧主旋律、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以及因地制宜展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前沿底层技术围绕实体重点产业链发展与补充薄弱环节从“业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行动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和理论分析,包括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总结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创新处等;第二章对相关重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改革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提炼出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现状与需求分析,即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而深入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充分揭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深层次需求以及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适度性要求。具体包括:(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分析。首先,运用拓展费雪方程式(Fisher Extension)论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向实体经济发挥正向反馈作用;其次,运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Bank gambling equilibrium model)进行参数模拟,揭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须通过有效创新(如降低监督成本)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确保自身业务可持续性,以更好地融入到供给侧改革之中。(2)分析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历程、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扩大供给和丰富产品等方式支持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无法有效满足实体金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支持重点领域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3)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应吸取国外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导致非理性扩张以及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方面的教训。第三部分:运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分析系统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即本文第四章。包括:(1)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过度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说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2)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要素与结构路径);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配置、增强金融功能,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之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路径)。(3)运用数理推导的方法论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搭建六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剖析商业银行存贷和金融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下资源要素作用的内生机制,求解最优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拉动作用,且金融创新效率弹性对经济稳态增速拉动作用比较显着,产品弹性(即业务规模)对经济稳态增速同样具有非线性效应。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相关性及作用机制,主要从省域横向面板和全国纵向时序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包括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具体包括:第五章,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面板横向角度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所呈现的区域差异与阶段差异,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实证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低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当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高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呈现正向效应且逐步增强,基准模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整体呈现渐进正向的非线性转换趋势,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总体效应是适度的。但是,通过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转换体制分析,发现不同省市转换函数值(g值)分布范围广且体制转换速度较慢,结合各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标样本期间所处体制情况,说明不同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中国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创新规模的同时注重开展内涵式效率创新。通过比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指标与金融创新效率指标的非线性效应,金融创新规模指标的非线性效应更强体制转换速度更快。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金融创新规模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率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优于金融创新规模指标,说明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金融创新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提高金融创新效率。(3)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的促进作用较供给侧改革前更显着,说明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采取的金融创新措施是有效的。(4)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可得: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局部过度创新(东部、中部)和创新不足(西部)并存的现象,东部和中部区域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规模经济边际递减现象。(5)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核心产业(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渐进正向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基准模型相似结果,其中对制造业增长指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着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6)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入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并可得: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效应差异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资本积累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协同效应趋于正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科技研发指标发挥协同效应则趋于负向。第六章,主要基于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的全国经济变量数据和十六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纵向验证商业银行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对宏观实体经济增长“微观-宏观”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1)本文选取金融业务创新发展(规模)维度、金融业务创新效能维度、金融创新风控维度、金融科技创新维度以及创新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维度等五大维度下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9Q3-2019Q2的15项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微观视角下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占据前四位主要得益于上述银行业务创新规模较大,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创新效能高的中型银行紧随其后。(2)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构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BII)并观察该指数趋势,分析其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该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分阶段来看,BII经历持续增长期(2009Q2-2012Q4),波动调整期(2013Q1-2017Q4)以及转型回升期(2018Q1-2019Q2)等三个阶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商业银行经过业务转型与调整金融创新指数稳步回升。(3)构建供给侧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间接作用机制(包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宏观指标)和直接作用机制(包含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储蓄投资转换等金融指标)的SVAR实证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在间接作用机制还是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都具有拉动作用并呈现短期快速拉动,中期波动,长期相对平稳的态势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第二,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直接作用机制更明显相关系数更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更注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要素积累与结构优化;第三,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资本积累影响存在反复,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第四,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融资规模具有微弱正向作用且存在时滞性,但有利于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换职能。第五部分,基于第三章需求分析、第四章机理分析与数理推导、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议,即本文第七章。具体包括:(1)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即:紧扣供给侧改革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金融创新;有效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以及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等。(2)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整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以及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等。(3)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业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智能化改造、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综合应用技术实现融合创新等。(4)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包括:搭建以业务为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构建金融创新协同保障机制等。总之,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开展金融创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可行建议。
陈阳[7](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认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罗浚朗[8](2020)在《广东省半收缩地区时空演变及用地扩张机理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收缩是当今国际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用于形容由于去工业化而导致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的城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由于郊区化、去工业化、全球化导致的产业转移等原因普遍出现了城市收缩现象,而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时代走向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部分城市和地区也相应地出现收缩现象。《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首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求其“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中小城市的精明收缩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作为快速城镇化、高度工业化的典型地区,在经济普遍增长的同时,近年来部分地区也发生人口流失的现象。本文将这种“增长中的收缩”定义为半收缩现象,并针对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的识别、城市用地扩张特征、演变及其机理展开研究,以期对半收缩地区的治理提供参考。首先,研究针对半收缩地区的识别、空间分布及时空演变进行分析。通过对国内外文献中关于收缩城市的界定标准包括数据来源、指标选取、研究尺度等方面进行梳理,选择针对广东省118个县区级行政单元和56个镇级行政单元(东莞、中山)进行研究。同时结合广东省城市化发展历程以人口、经济维度划分为快增长、慢增长、半收缩及双重收缩四种类型,最终使用2005-2018年数据识别出54个半收缩单元。在空间分布上,半收缩地区呈现“双圈层”结构,即广东省外围城市的外环及珠三角外围县区的内环;在社会经济上,半收缩单元呈现人口规模小、经济规模小、但增长快的特征,可以称之为后发地区的领跑者。通过对两个阶段半收缩地区分布的时空演变分析发现,2010年后广东省半收缩地区出现外环消退、内环减半的现象。其次,针对广东省半收缩地区在2011-2018年期间城镇用地扩张特征展开研究。分析发现,在城镇用地规模上半收缩地区占比不大为12.3%,但其扩张速度最高,其中县区级半收缩地区在2011-2018年间城镇用地规模增长32.9%,明显高于其他三类增幅。在用地结构上,半收缩地区工矿低、住宅高特征明显,而2010年后城市扩张由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拉动。在用地效率上半收缩地区水平低且增速最低,快速用地扩张带来的要素稀释效果明显。再次,以惠州市龙门县作为典型案例、针对半收缩地区城镇用地扩张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增长极外围地区的区位特征、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珠三角退二进三产业外溢的产业发展环境等,都成为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用地快速扩张的原因。这种扩张还伴随着生态资源对地区发展的正反作用、以及产业结构单一导致抗冲击能力差等效应。最后,基于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的时空演变及空间扩张机理分析,借鉴精明收缩等理念以及国外城市收缩治理的案例,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框架内提出针对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的规划响应策略,通过差异化规划、全省统筹的方式确定半收缩地区的分布,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以促进半收缩地区在收缩中合理发展,以及通过绿色折抵等制度创新为半收缩地区提供发展机遇。
李天惠[9](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张振[10](2020)在《东北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出,是应近年来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产业革命等外部因素冲击下不断出现经济运行模式调整的需要而产生的。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遇到的各种冲击或扰动:自然灾害的侵袭、资源能源的耗尽、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都可能使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区域经济遭受外部冲击后,有的区域能够成功复苏,重新实现经济稳步增长,有的区域却从此锁定于经济下行轨道难以摆脱。一个区域经济如果具有较好的韧性,则不仅可以在外部冲击到来之际足以抵御这些冲击的影响而保持增长态势不变,而且可以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快速调整为适应新环境的经济运行方式,修复被冲击的增长过程并实现更良性的增长。因此,在面对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现阶段,构建具有良好韧性的区域经济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除其定义有所进展外,但也无定论,有的关注经济增长的稳定,有的则强调经济增长的转型。各经济学者之间就区域经济韧性的交流并非基于同一概念和同一指标,从而导致相关研究的混乱,其主要形态、形成机理等理论研究也尚在探讨之中。近年来,东北经济遭受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第四次产业革命兴起等外部冲击后,长期处于下行态势,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引起社会关注。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为切入点,探讨区域经济韧性的定义、表现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对东北地区经济韧性进行研究,以期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做出贡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将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界定为:区域经济系统应对外来冲击以维持或改善原有经济运行模式的能力,并将区域经济韧性分为抵抗力和重构力两种形态,东北经济现阶段所表现的区域经济韧性不足,归根结底是重构力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基于不完全市场、区域异质性、开放经济、新产业革命、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将区域经济韧性视为区域经济系统的固有属性,区域经济系统作为区域经济韧性的物质载体,从区域供给系统、社会系统梳理了区域经济韧性的构成要素及其应对外部冲击的机理,从而确立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结合东北地区的外部冲击的背景,阐述了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演进历程,并分别从东北地区产业体系、空间结构、技术能力、贸易体系四个层面深入剖析了当前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对东北地区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了特征的归纳与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序列上看,2009至2012年,各经济韧性等级的城市所占比例变化不大,2013年以来,较低经济韧性和中等经济韧性城市所占比例迅速增长,较强经济韧性城市所占比例骤减;从空间演化上看,较低经济韧性城市和低经济城市呈“集聚化”的分布。沿海地区城市经济韧性高于内陆地区,南部高于北部,东中部高于西部。省际之间经济韧性吉林省最强,其次是辽宁省,黑龙江省最弱;从城市类型上看,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较低,非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高于资源型城市,在资源型城市内部呈现综合型城市>森工型城市>石油型城市>煤炭型城市>冶金型城市的趋势;从城市规模上看,规模越大的城市经济韧性相对较高,其中超大城市的经济韧性远远领先于其他规模的城市,中小城市区位偏远,经济规模小,经济发展缺乏发达的经济中心的带动,经济韧性普遍较低;从增长速度来看,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快慢基本能反映城市经济韧性高低,同时区域中心城市经济韧性远高于其他城市。第三,基于面板回归方法,通过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总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提高产业集聚程度、区域创新水平、空间品质有助于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区域经济韧性;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辽宁省区域创新水平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最强,吉林省次之,黑龙江省最弱;不同规模城市回归结果表明,大城市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水平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幅度远高于中小城市,空间品质对大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正向影响,对中小城市影响不显着;不同类型城市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区域创新水平对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韧性均起到促进作用,空间品质、对外开放度对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影响不显着。第四,运用空间计量模型,从产业多样化与产业专业化对区域经济韧性影响的视角,对东北地区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韧性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东北地区产业多样化对本地的经济韧性起到了提升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显着。产业专业化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经济韧性都起到了提升的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竞争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进一步证明,东北地区在产业选择上应因地制宜,追求少而精的产业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主导产业,通过区域内相关的配套产业建设带动临近城市的发展。产业选择既不能忽略当前需求的变化、新产业革命、产业政策等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要素,更不能忽略当前东北地区产业体系、资源禀赋、企业构成等特殊性的影响要素,各省根据自身源技术、资源禀赋的优势,构建存在技术支撑和产业关联度、符合当前新产业革命范畴内的创新型高附加值产业,最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建立具有韧性的区域经济系统。第五,结合东北地区经济特征、问题及其成因,提出了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在产业技术层面,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产业空间层面,打破行政界限,提高城市群协作水平;在社会系统层面,重视人才作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政府则应致力于营造创新环境,保护企业私有产权,降低企业的营商成本。
二、入世背景下南京房地产业的市场空间、竞争态势与应对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背景下南京房地产业的市场空间、竞争态势与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2.1.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2.1.2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2.2.1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2.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2.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2.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
2.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2.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双向FDI |
3.1.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3.2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 |
3.2.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素 |
3.2.2 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的基础理论 |
3.3 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3.3.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3.3.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3.3.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3.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3.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3.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4.1 我国双向FDI发展水平分析 |
4.1.1 I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4.1.2 O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4.2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4.2.1 产业产值结构 |
4.2.2 产业就业结构 |
4.2.3 产业结构偏离度 |
4.2.4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
4.2.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特征 |
4.3 我国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 |
4.3.1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全国比较 |
4.3.2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省际比较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计量分析 |
5.1 模型设定 |
5.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基准回归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异质性检验 |
5.4 中介机制检验 |
5.4.1 中介效应及模型设定 |
5.4.2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与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投资环境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影响的计量分析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6.1.1 模型设定 |
6.1.2 变量说明 |
6.2 贸易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6.3 金融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6.4 市场化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
7.1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的影响 |
7.1.1 疫情冲击下国际投资的新形势 |
7.1.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发展状况 |
7.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7.2.1 疫情加速“新基建”产业布局 |
7.2.2 疫情加速生物医药等大健康产业发展 |
7.2.3 疫情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 |
7.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优势与制约 |
7.3.1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优势 |
7.3.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制约 |
7.4 应对疫情冲击影响的关键举措 |
7.4.1 立足当前,破解疫情危机 |
7.4.2 利于长远,寻找发展转机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1.1 双向FDI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8.1.2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 |
8.1.3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 |
8.2 对策建议 |
8.2.1 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 |
8.2.2 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 |
8.2.3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 |
8.2.4 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 |
8.2.5 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政策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的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阐释 |
一、数字网络空间的起源、特征与影响 |
二、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演变 |
三、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功能 |
第二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理论基础 |
一、数字治理理论 |
二、政策网络理论 |
三、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理论 |
第三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的分析框架:环境-价值-行动者 |
一、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分析的关键变量 |
二、知识产权政策分析中环境、价值、行动者具体含义 |
三、知识产权政策的分析框架:环境-价值-行动者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文本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 |
第一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文本演变 |
一、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的相关统计 |
二、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的内容演变 |
三、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的演变特征 |
第二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文本编码 |
一、知识产权政策文本中的环境关切 |
二、知识产权政策文本中的价值内涵 |
三、知识产权政策文本中行动者构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环境分析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环境需求 |
一、发展有序的经济环境 |
二、组织协调的政治环境 |
三、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 |
四、全球融入的外部环境 |
第二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环境的现实束缚 |
一、原始创新动力薄弱 |
二、双轨保护衔接失灵 |
三、创新激励文化匮乏 |
四、国际规则有失公平 |
第三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环境现实束缚的成因 |
一、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尚未完善 |
二、产权管理未能充分协调统一 |
三、产权文化构建存在诸多阻碍 |
四、全球产权竞争牵涉各国利益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价值分析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价值追求 |
一、促进知识创新 |
二、保护私人权益 |
三、维护公共福祉 |
第二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价值冲突 |
一、政策实施之中的价值位序难题 |
二、有违价值初衷的政策设计风险 |
三、缺乏清晰统一的政策价值共识 |
第三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价值冲突的成因 |
一、对政策价值本质缺乏全面认识 |
二、政策的更新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
三、政策价值的话语体系尚未建立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行动者分析 |
第一节 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的善治网络 |
一、知识产权政策网络中具体的行动者类型 |
二、知识产权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善治结构 |
三、知识产权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善治要素 |
第二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的现实困境 |
一、政策网络内部未能充分协调 |
二、政策网络间互动存在偏差 |
三、政策网络运转欠缺有效性考察 |
第三节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网络困境的成因 |
一、政策参与的角色认知与能力有待提升 |
二、政策网络缺乏持续且深入的交流合作 |
三、政策参与中缺乏多元有效的配套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环境-价值-行动者”框架的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营造合适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环境 |
一、完善市场秩序,维护创新基石 |
二、优化整体治理,加强部门协作 |
三、致力生态培育,涵养产权观念 |
四、注重利益协调,强调合作共赢 |
第二节 构建合理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价值 |
一、加强理论建设,建立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价值体系 |
二、强调价值引领,优化政策举措与时代发展间匹配性 |
三、重视价值传播,形成并推广政策价值中国话语体系 |
第三节 培育合格的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行动者 |
一、明确政策网络角色,增强彼此协调互动能力 |
二、塑造网络信任氛围,推进对话与合作常态化 |
三、建立多元配套机制,保障政策网络有效运转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调适内容 |
二、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多元追求 |
三、知识产权政策划时代发展的现实问题 |
四、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政策创新 |
附录 |
知识产权政策文本汇总 |
知识产权政策府际网络行动者访谈问题 |
知识产权政策专业网络行动者访谈问题 |
知识产权政策生产者网络行动者访谈问题 |
知识产权政策参与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3.3 现有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框架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点及不足 |
1.6.1 主要创新点 |
1.6.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2.1.2 逆向技术溢出 |
2.1.3 创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
2.2.3 技术创新理论 |
2.2.4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 |
2.2.5 企业异质性理论 |
2.2.6 理论评析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征 |
3.1.1 投资规模 |
3.1.2 投资方式 |
3.1.3 投资行业 |
3.1.4 投资区位 |
3.1.5 投资主体 |
3.2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 |
3.2.1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 |
3.2.2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国别分析 |
3.3 中国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态势 |
3.3.1 美国实施FIRRMA法案,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 |
3.3.2 欧盟出台投资审查新条例,推高中企投资成本和风险 |
3.3.3 中国对澳洲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但不确定因素增多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机理与影响因素 |
4.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 |
4.1.1 企业微观层面 |
4.1.2 产业中观层面 |
4.1.3 国家宏观层面 |
4.2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
4.2.1 基于投资母国角度 |
4.2.2 基于东道国角度 |
4.3 案例分析——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机理 |
4.3.1 华为公司简介 |
4.3.2 华为公司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 |
4.3.3 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宏观视角 |
5.1 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
5.1.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5.1.2 吸收能力与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门槛检验 |
5.2 基于东道国特征视角的实证分析 |
5.2.1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构建 |
5.2.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微观视角 |
6.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特征及企业异质性分析 |
6.1.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 |
6.1.2 对发达国家OFDI企业异质性对比分析 |
6.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6.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6.2.2 数据说明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鼓励技术寻求型投资 |
7.2.2 加强政府研发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7.2.3 强化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国内人力资本 |
7.2.4 健全OFDI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 |
7.2.5 加强企业海外技术嵌入能力,谨慎选择目标国和投资模式 |
7.2.6 推动与发达国家双边投资谈判,扩大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互联网产业已是发展现代经济体系重要生力军 |
1.1.2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凸显 |
1.1.3 产业安全理论研究滞后于互联网产业发展实践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1 问题提出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产业保护论 |
2.1.2 产业控制论 |
2.1.3 产业国际竞争论 |
2.1.4 产业安全理论 |
2.2 产业安全的分类与评价体系 |
2.2.1 产业安全的分类 |
2.2.2 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
2.3 互联网产业相关研究综述 |
2.3.1 网络经济和网络产业 |
2.3.2 互联网产业 |
2.3.3 互联网安全和互联网产业安全 |
2.4 文献评述 |
2.5 本章小结 |
3 互联网产业安全理论 |
3.1 互联网产业相关概念 |
3.1.1 互联网产业概念界定 |
3.1.2 互联网产业经济特征 |
3.2 对产业安全的再思考 |
3.2.1 产业安全观的形成及演变 |
3.2.2 互联网安全观的形成 |
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界定 |
3.3.1 互联网产业安全概念提出 |
3.3.2 互联网产业安全特点 |
3.3.3 互联网产业安全类型 |
3.4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3.4.1 互联网产业安全形成的系统论分析 |
3.4.2 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范式 |
3.5 本章小结 |
4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现状分析 |
4.1 产业发展环境现状 |
4.1.1 垄断性市场结构影响可持续发展 |
4.1.2 市场绩效总体呈下降趋势 |
4.1.3 管理主体分散 |
4.1.4 资源供给不足 |
4.1.5 非均衡布局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 |
4.2 产业竞争力现状 |
4.2.1 缺乏配套区域专业化水平低 |
4.2.2 区域产业同构化 |
4.2.3 市场换技术政策失效 |
4.3 产业控制力现状 |
4.3.1 企业融资依赖外国资本 |
4.3.2 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转移 |
4.3.3 利用外资政策偏差 |
4.4 网络安全现状 |
4.4.1 免费定价方式影响产品策略趋向恶意 |
4.4.2 模仿抄袭促生不公平竞争行为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研究 |
5.1 产业安全影响因素一般性分析 |
5.1.1 基于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5.1.2 基于产业经济学框架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
5.2.1 对既有研究的再思考 |
5.2.2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
5.2.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 |
5.3 互联网产业安全影响因素关联性分析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 |
5.3.3 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评价 |
6.1 评价方法及步骤 |
6.1.1 评价方法 |
6.1.2 评价步骤 |
6.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6.2.1 指标设计思路 |
6.2.2 指标体系建立 |
6.3 数据、权重及结果分析 |
6.3.1 数据说明 |
6.3.2 指标权重设置及计算方法 |
6.3.3 计算结果 |
6.3.4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互联网产业安全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7.1 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国外经验 |
7.1.1 以技术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安全的美国经验 |
7.1.2 强化网络安全促进产业安全的英国经验 |
7.1.3 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安全的德国经验 |
7.1.4 增强产业控制力促进产业安全的日本经验 |
7.2 对我国维护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启示 |
7.2.1 建立保护互联网产业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
7.2.2 完善互联网监管机制强化网络安全 |
7.2.3 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 |
7.3 本章小结 |
8 提升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的对策建议 |
8.1 改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 |
8.1.1 优化管理体制 |
8.1.2 完善支持互联网业发展的资本市场 |
8.1.3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
8.1.4 坚持数字化战略扩大基础建设 |
8.2 提升互联网产业竞争力 |
8.2.1 建立并完善互联网产业创新体系 |
8.2.2 提高互联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
8.2.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
8.3 强化网络安全防范能力 |
8.3.1 建立并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 |
8.3.2 提高网络安全技术水平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有关实体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1.2.2. 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1.2.3.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 |
1.2.4.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
1.2.5. 文献简评与本文努力方向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主要创新之处 |
1.4.1. 技术路线 |
1.4.2.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分类 |
2.1.2 有关实体经济的界定 |
2.2 相关理论 |
2.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2.2.2. 供给侧改革理论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2.2.4. 关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 |
2.3 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第三章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
3.1.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
3.1.2. 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3.1.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3.1.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开展金融创新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3.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 |
3.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程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成效 |
3.2.4.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
3.3.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 |
3.3.1.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 |
3.3.2.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教训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4.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
4.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
4.1.2. 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的消极作用 |
4.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分析 |
4.2.1. 加强资本积累 |
4.2.2. 推动技术进步 |
4.2.3. 升级供给端 |
4.2.4. 优化需求端 |
4.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4.3.1. 增强金融功能 |
4.3.2. 推动金融发展 |
4.3.3. 优化金融结构 |
4.3.4. 影响货币深化 |
4.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分析 |
4.4.1 假设 |
4.4.2 最优路径推导 |
4.4.3 平衡增长路径 |
4.4.4 数值模拟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
5.1. 关系特征及实证假设 |
5.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5.2.1. 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
5.2.2. 变量选取 |
5.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
5.3. 相关检验 |
5.3.1.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5.3.2. 位置参数的确定 |
5.4. 实证结果 |
5.4.1. 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5.4.2. 非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5.4.3. 非线性转换体制的分析 |
5.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5.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
5.5.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5.6. 稳健性检验 |
5.6.1. 替换自变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核心实体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
5.6.2. 加入交互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的创建与衡量 |
6.1.1. 金融创新指数构建思路 |
6.1.2. 金融创新指数维度与指标选取的说明 |
6.1.3. 金融创新指数测度过程 |
6.1.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测度结果 |
6.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6.2.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实证模型构建 |
6.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6.2.3. 模型稳定性与格兰杰检验 |
6.2.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6.2.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及行动路径 |
7.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 |
7.1.1 紧扣供给侧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
7.1.2 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 |
7.1.3 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差异化金融创新 |
7.1.4 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能 |
7.1.5 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
7.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 |
7.2.1. 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 |
7.2.2. 整合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 |
7.2.3. 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7.2.4. 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丰富民生类金融产品 |
7.2.5.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 |
7.3 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 |
7.3.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 |
7.3.2. 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集约化业务平台 |
7.3.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的智能化改造 |
7.3.4.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 |
7.3.5.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实现融合创新 |
7.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 |
7.4.1. 商业银行主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7.4.2.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7.4.3. 建立与完善适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 |
7.4.4. 构建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与制度协同运行保障机制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本文研究不足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7)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1.2 研究问题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1.3 研究意义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1.4 相关概念 |
1.4.1 旧城中心区 |
1.4.1.1 概念定义 |
1.4.1.2 范围界定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1.4.3 可持续更新 |
1.5 研究综述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1.5.3 研究评述 |
1.6 研究目标 |
1.7 研究框架 |
1.7.1 研究方法 |
1.7.1.1 跨学科综合 |
1.7.1.2 历史研究 |
1.7.1.3 比较归纳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1.7.2 研究框架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7.2.1.3 小结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7.2.2.3 小结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7.4.1.3 小结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7.4.3.3 小结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8.2 主要创新点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8.3 不足与展望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8)广东省半收缩地区时空演变及用地扩张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收缩现象 |
1.1.2 广东省城市存在普遍增长和局部收缩并存的现象 |
1.1.3 收缩背景下的精明管治策略亟需应对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范围 |
1.3.2 数据来源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2.1 半收缩地区 |
2.1.1 城市收缩的定义和界定标准 |
2.1.2 半收缩地区的定义 |
2.1.3 研究单元——以县区为主 |
2.2 研究综述 |
2.2.1 城市收缩的识别 |
2.2.2 我国收缩地区的空间分布 |
2.2.3 我国收缩地区的形成机制 |
2.2.4 城市收缩的规划应对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的空间识别与时空演变 |
3.1 半收缩地区的空间识别 |
3.1.1 2005-2018年广东省县区单元人口变化特征 |
3.1.2 半收缩地区的界定标准 |
3.2 半收缩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 |
3.2.1 数量特征——半收缩单元占三成 |
3.2.2 空间特征——双圈层分布 |
3.3 半收缩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 |
3.3.1 人口规模小,变化缓和 |
3.3.2 经济规模小,增长快 |
3.3.3 社会经济特征总结 |
3.4 半收缩地区的时空演变分析 |
3.4.1 第一阶段:2005-2010年 |
3.4.2 第二阶段:2011-2018年 |
3.4.3 2010年前后两个阶段的时空演变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附表 |
第四章 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的用地扩张特征分析 |
4.1 半收缩地区的城镇用地规模特征 |
4.2 半收缩地区的城镇用地扩张特征 |
4.2.1 按等级区分的增长特征 |
4.2.2 按地域区分的增长特征 |
4.3 半收缩地区的城镇用地结构特征 |
4.3.1 用地结构的现状特征 |
4.3.2 城镇用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特征 |
4.4 半收缩地区的用地效率特征 |
4.4.1 用地效率的现状特征 |
4.4.2 用地效率的变化特征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用地扩张机理研究:以惠州市龙门县为例 |
5.1 广东省城市化发展背景 |
5.1.1 人口城市化发展特征 |
5.1.2 产业经济发展特征 |
5.2 广东省半收缩地区案例研究——龙门县概况 |
5.2.1 地理特征——外围生态山区 |
5.2.2 人口特征——多次负增长 |
5.2.3 产业发展特征——农业旅游大县 |
5.3 龙门县城镇用地扩张分析 |
5.3.1 用地规模与增长特征 |
5.3.2 用地结构与变化特征 |
5.3.3 用地效率与变化特征 |
5.4 半收缩地区用地扩张机理分析——以龙门县为例 |
5.4.1 区位条件:位于增长极外围地区,经济增长有保障,但人口受到中心城区的吸引外流 |
5.4.2 发展阶段:后发地区发展阶段存在滞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成熟期 |
5.4.3 政策环境:增长极珠三角核心地区退二进三,带来产业外溢 |
5.4.4 市场环境:内需和外需共同推动用地扩张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规划响应 |
6.1 研究结论 |
6.1.1 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的定义和基本特征 |
6.1.2 广东半收缩地区的时空演变特征 |
6.1.3 广东省半收缩地区的用地扩张机理 |
6.2 半收缩地区的规划响应策略 |
6.2.1 全省尺度:差异化规划,全省统筹 |
6.2.2 城市群尺度:打造增长极,区域协同发展 |
6.2.3 县市尺度:集约化发展,提高效率,建立绿色折抵机制 |
6.2.4 地块尺度:土地混合利用,盘活闲置土地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表 |
(9)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三)比较分析法 |
(四)案例分析法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小结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一、经济全球化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二、国家利益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小结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小结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小结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小结 |
结语 |
一、基本论点 |
二、政策启示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东北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区域经济韧性的相关研究 |
1.2.2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1.2.3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1.2.4 区域经济韧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测度研究 |
1.3 论文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结构框架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 |
2.1 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2.1.1 增长极理论 |
2.1.2 循环积累因果理论 |
2.1.3 乘数理论和加速理论 |
2.2 区域产业相关理论 |
2.2.1 区域产业分工理论 |
2.2.2 区域产业成长理论 |
2.2.3 区域产业结构理论 |
2.2.4 区域产业空间理论 |
2.3 区域空间结构相关理论 |
2.3.1 区域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 |
2.3.2 区域空间溢出理论 |
2.4 自组织理论 |
第3章 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探讨 |
3.1 研究的前提 |
3.2 区域经济韧性的界定及其构成 |
3.2.1 区域经济韧性的内涵 |
3.2.2 区域经济韧性的构成要素 |
3.3 区域经济韧性的类型 |
3.3.1 脆弱型区域经济韧性 |
3.3.2 复原型区域经济韧性 |
3.3.3 创新型区域经济韧性 |
3.4 区域经济韧性应对外部冲击的机理分析 |
3.4.1 区域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 |
3.4.2 区域经济韧性的机理 |
3.5 区域经济韧性的强化路径 |
3.5.1 产业体系调整与韧性重建 |
3.5.2 产业空间优化与韧性溢出 |
3.5.3 社会系统调整与韧性支撑 |
第4章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演进与现状分析 |
4.1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演进 |
4.1.1 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韧性 |
4.1.2 “入世”阶段的经济韧性 |
4.1.3 现阶段的经济韧性 |
4.2 当前东北地区经济韧性存在的问题 |
4.2.1 产业体系问题 |
4.2.2 创新能力不足 |
4.2.3 城市体系脆弱 |
4.2.4 贸易体系问题 |
第5章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评价与特征分析 |
5.1 区域经济韧性测度的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 |
5.1.1 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5.1.2 数据来源 |
5.1.3 数据标准化处理、指标权重处理 |
5.2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指数及分析 |
5.2.1 总体分析 |
5.2.2 各省区域经济韧性分析 |
5.2.3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特征分析 |
5.3 数量分析结论 |
第6章 东北地区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6.1 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6.2 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6.2.1 模型设定 |
6.2.2 变量设计及数据来源 |
6.2.3 面板数据检验 |
6.2.4 总体回归结果 |
6.2.5 分区域回归结果 |
6.2.6 不同规模城市回归结果 |
6.2.7 不同类型城市回归结果 |
6.3 数量分析结论 |
第7章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韧性溢出效应分析 |
7.1 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分析 |
7.2 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7.3 东北地区产业选择与转型升级 |
7.4 实证检验 |
7.4.1 研究假设 |
7.4.2 模型方法 |
7.4.3 空间面板模型的设定 |
7.4.4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7.5 数量分析结论 |
第8章 全面提升东北地区经济韧性的对策 |
8.1 转换经济运行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8.2 重视人才作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
8.3 突破体制固化,提升市场化水平 |
8.4 打破行政界限,提升城市群协作水平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入世背景下南京房地产业的市场空间、竞争态势与应对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梁风雁. 辽宁大学, 2021(02)
- [2]数字网络空间视域下知识产权的政策分析:环境-价值-行动者的维度[D]. 万正艺.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4]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D]. 曾杰. 辽宁大学, 2021(02)
- [5]中国互联网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郭轶舟.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6]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D]. 滕飞. 广西大学, 2021(07)
- [7]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8]广东省半收缩地区时空演变及用地扩张机理研究[D]. 罗浚朗.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9]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10]东北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D]. 张振.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