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医疗需求不足的理性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鹏[1]（2021）在《退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处于老龄化社会,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亿,占到总人口约13%,远超国际上公认的老龄化标准7%,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与此同时,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多变,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建立起来。退休是我国城镇居民迈入老年生活的标志性事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退休居民消费已然是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究退休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把握退休居民消费特征,激发退休居民消费活力,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将在一生之中平滑其消费,退休这一事件不会导致消费骤降。但是学界发现截然相反的现象,并将此称之为“退休消费之谜”。根据消费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理论,本文着力研究退休是否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严重影响,构建退休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基于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实证检验影响效应,从提振退休居民消费角度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探究退休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是本文着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总体而言,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构建退休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整体研究框架:文献梳理——基础分析——作用机理——实证检验——政策建议。其次,构建退休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机制框架。一方面从个人和家庭的微观角度分析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从国家和社会的宏观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就业与劳动力供给、收入与财富等带来的影响。最后,基于实证分析验证结果并结合我国国情实际,提出扩大退休居民消费、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主要是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研究目标和内容,阐述了全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创新之处,为进一步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主要是对消费理论、退休消费之谜研究以及人口因素与居民消费研究等方面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为后文研究提供基础和支撑。第三章是现状分析。详细阐述我国退休制度、居民宏观消费和微观消费、老年居民消费的发展演变与特征,探究基于时间分布的交互变化规律,刻画退休与消费的影响关系。第四章是理论分析。深入剖析退休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收入变动、消费供给、消费需求、财富积累等是影响退休居民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微观影响层面,退休导致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健康状况、家庭状况等发生改变,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动。宏观影响层面,退休导致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动从而带动收入与财富的变动,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动,继而推动消费产生变动。第五章是微观实证检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2017年数据（CHFS）,采用模糊断点回归计量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退休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消费引起轻微变动,总消费支出略微增加,食品、医疗、旅游等家庭日常消费以及健康消费显着增加,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家政服务、娱乐等消费显着下降,消费结构发生调整。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退休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保障、房产、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引起居民家庭消费的变动。第六章是宏观实证检验。基于2005年至2018年的宏观省际面板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退休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率影响方面,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退休之后城镇居民消费率出现下降现象,退休对消费产生负向抑制作用;第二,退休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方面,静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与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的结果均显示,退休产生抑制作用,导致与基本生活保障的消费支出降低;第三,收入对退休消费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退休导致收入变动,继而影响消费。第七章是政策建议。结合目前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格局,提出扩大退休居民消费、提振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马桂峰[2]（2020）在《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先后建立,以及现在后两者的逐步并轨运行,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逐步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增强国家社会福利责任,减轻参保者就医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动力,增强社会稳定机制等方面作用显着。截止2019年底,我国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为3.29亿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为10.25亿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共覆盖我国人口 13.54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96.74%。2018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共筹集医保基金21 384.00亿元,占我国当年GDP的2.33%,人均支出医疗保险基金4 722.76元。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方面的福利分配效果如何?福利分配的公平程度是否在逐步改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如何影响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哪些因素影响了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分配?以上诸多问题成为评价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绩效的关键所在。目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公平性研究多集中于医疗服务利用和医疗机构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而对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包括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等环节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关注较少。通过对不同社会医疗保险种类、医保运行全流程和多维度的分析,有助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现阶段的整合发展,有利于从参保者个体微观层面评价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的公平程度如何。本研究以社会福利分配为切入点,利用福利再分配分析测量方法,结合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特点,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15年和2017年入户调查数据进行系统分析,从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三条主线,经医保基金筹资、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进行福利分配公平性分析,探索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社会福利分配的作用机制和运行机理,为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和完善提供科学参考。研究目的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分配公平性,探索影响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的因素,提出完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的政策建议。具体研究目标包括:通过文献复习和评阅,构建适合分析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的理论框架;通过实证研究测算我国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以及在近期的变化情况;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于家庭医疗支出和个人住院费用支出的影响机制与程度;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个人的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对社会医疗保险补偿净福利分配的影响。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本研究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为主要政策变量,围绕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展开。通过国内外文献梳理,对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研究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进行汇总分析,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在文献评阅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再以福利经济学福利概念、社会福利函数、补偿原则和医疗保险福利效用等理论构建研究框架。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全国范围内抽样调查获得的数据。该数据采用概率抽样调查,按照分阶段、按层次抽取我国大陆29个省的地级市、县、社区（村）和家庭。本研究经申请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开的数据库,并对数据进行清洗和整理,选取职工医保12 683个、新农合12 549个、居民医保4 213个个体样本和没有参加社会医保的11 742个个体样本进行研究。利用Stata 16和Eμcel 2016软件进行数据库整理和数据分析、数据表达。利用基尼系数和马斯格雷夫-辛尼指标（Musgrave and Thin measure,MT）测量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使用阿伦森等人提出的AJL分解模型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运行各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进行筹资累进性、垂直效应、水平效应和再排序效应等的分解分析。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和分位数回归分析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效应进行影响因素研究。首先构建7个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筛选;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对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居民的家庭医疗支出和个人住院费用支出进行对比分析。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探索医保基金住院补偿净福利的个人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研究结果（1）新农合制度的福利再分配情况。从新农合制度具体运行情况来看,2015年新农合住院人均补偿费用为129.38元,人均缴费额度为102.40元,补偿费用占缴费费用的126.35%。仅统计有住院发生的新农合参保者的平均住院补偿费用为3 352.38元,仅统计有住院发生的参保者的新农合缴费均值为105.58元,补偿受益程度为31.75倍。对比有住院发生的参保者的住院平均费用9 929.57元,有效补偿比例为33.76%。有住院发生的新农合参保者的人均住院实际负担为6577.19元,有住院支出的参保者的人均收入为22 444.41元,有住院发生人群的实际平均负担率为25.21%。2015年总体缴费率为0.98%,2017年总体缴费率为1.42%。2015年的总体改善率为1.79%,2017年总体改善率为0.60%,改善率和补偿率两年均随收入分组升高而降低。2015年新农合参保者初始收入基尼系数为 0.3889,2017 年为 0.3901。测算2015年新农合制度医保基金筹资后福利再分配效应MTB指数为-0.0115,2017年为-0.0020;住院费用支付后的MTC指数2015年为-0.0254,2017年为-0.0282;医保基金补偿后的MTD指数2015年为-0.0208,2017年为-0.0170。分析新农合制度2015年筹资前后KaKwani指数为-0.3650,2017年变为-0.3695。分解新农合医保基金筹资、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的福利再分配效应为垂直效应（vertical effect,简称V值）、水平效应（horizontal effect,简称H值）和再排序效应（reranking effect,简称R值）均有不同情况变化。从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和健康状况等因素的情况下,参加新农合参保者的住院费用支出比没有医疗保险人员高出404.09元。从分位数回归分析看出,新农合参保者的基金补偿净福利在个人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影响方面,变化规律不显着。（2）职工医保的福利再分配情况。职工医保具体运行情况来看,2015年人均缴费率为4.42%,2017年为2.08%。从各收入组群缴费率来看,2017年缴费率均低于2015年,特别是在2015年低收入组的缴费率达到12.91%,远高于2015年人均缴费率4.42%的平均值。参加职工医保的参保者2015年初始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927,2017年为0.4144,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后,基尼系数均有变化。通过分析2015和2017年我国职工医保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后的MT指数均为负值。分析职工医保筹资累进性的K值可以看出,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均为小于0。从职工医保筹资再分配效应的V值、H值和R值来看,V值为负,但绝对值较小。H值在2017年占到RE的84.66%。参加职工医保和没有职工医保个体的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发现,参加职工医保个体的家庭医疗支出高出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家庭医疗支出3211.70元。分析职工医保参保者医保基金补偿净福利影响因素来看,原始收入q40分位数之前影响有统计学意义,年龄影响总体均有统计学意义,41岁之前呈随年龄增长逐渐降低趋势,44岁以后随年龄增加呈逐渐升高趋势,总体呈U型态势分布。身体状况除去两端极值外,均具有统计学意义。（3）居民医保的福利再分配情况。从居民医保总体运行情况来看,2017年的人均筹资额为930.55元,低收入组的医保缴费均值为712.45元,高收入组的医保缴费均值为1775.9元。2017年较2015年的各组人均缴费额度均呈增加态势。2015年居民医保参保者的住院费用均值为667.42元,2017年的均值为800.67元,组内人均住院费用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参加居民医保者2015年初始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253,2017年为0.4507。通过分析居民医保福利再分配MT指数和R系数来看,2015年和2017年的MTB、MTc和MTD均小于0。从R系数的测算来看,2015年逆向再分配效应最严重环节发生在医疗费用支付环节,Rc为-3.7621%,2017年的逆向再分配效应最严重发生在补偿环节,RD为-3.7465%。在2015年和2017年的MTDB均为正值。从居民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的Kakwani值都为负值。三个环节的V值均为负值,且2017年的绝对值要大于2015年;H值和R值为正值,且均存在2017年的值大于2015年。居民医保的医保基金补偿净福利分位数回归分析的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变化没有显着规律。研究结论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用有效的资金筹集方式,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再分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再分配途径通过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等环节完成,一方面实现政府财政财补助能够有效到达最需要的患病居民;另一方面,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健康者和病患之间,实现社会福利再分配。但从本研究的分析来看,我国三种社会医疗保险不同收入组群的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均呈累退性,并且2017年较2015年的累退性在加重。这也说明虽然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已基本实现全民,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一方面医保筹资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他们的筹资还为高收入参保者提供了额外的帮助,这与社会医疗保险应该的累进性原则是相悖的。从是否参加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参保者的家庭医疗支出和住院医疗支出差异对比来看,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和家庭医疗费用支出要高于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和家庭。通过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使参保者能够将未来不确定的医疗服务消费变成确定性的医疗保险补偿支付,有效促进了参保家庭的医疗服务支出和住院费用支出,说明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和个人的有效需求。从个人初始收入、年龄和身体状况对基金补偿净福利的分位数回归分析来看,初始收入不同范围的的低收入群体在三类社会医保中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影响呈负相关,这一结论与前面的再分配效应测量和再分配效应分解相一致。但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初始收入对基金补偿净福利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职工医保的年龄对基金补偿净福利随年龄先减少后增加,低点在41岁左右,但新农合和居民医保在年龄方面基本没有影响。政策建议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实现社会福利再分配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增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现其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环节均存在累退性和福利逆向再分配,建议社会医保政策制定者和医保基金管理者,应尽快完善医保基金支付方式改革,增强医疗救助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通过对低收入人群减免住院门槛费、适当提高补偿比例和增加医疗救助额度等措施,来提高低收入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及性,从而减缓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程度。经过本文对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三个运行环节的分析发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下一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演进目标。我们国家可以在已经基本完成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合并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一制两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职工医保制度,实行“一制三档”。并且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再由“一制三档”到“一制两档”演进,后到“一制一档”的“三保合一”总目标,真正实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大融合,实现新时代我国全民医保制度下的社会福利公平分配,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总水平。创新性和局限性本研究创新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视角创新:本研究基于全国调研数据,从公平与正义视角分析我国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分配效应,研究视角新颖;（2）分析流程创新:本研究将我国三类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医保基金筹集、住院费用支付和医保基金补偿三个环节,进行体系完备、流程完整和维度全面的福利分配分析;（3）分析方法创新: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发现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福利分配的影响程度;利用分位数回归分析发现医疗基金补偿净福利在不同参保人群中的分配情况。本研究的局限性与研究展望:本研究基于全国层面分析我国三类医疗保险制度,没有细分到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会掩盖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地制宜的提出政策建议。论文下一步将对我国各省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徐小芳[3]（2019）在《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的指责和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幸福感,并尝试构建各种幸福指标量化幸福。现在幸福感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也是应用在衡量评估政策效果中的新方法。很多学者实证研究了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公共支出规模越大,居民报告的幸福感越高。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这种正向影响取决于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还有学者认为在考察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不应该忽略个体在收入、教育、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以及区域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其影响结果受到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居民的个体特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幸福的向往愈加强烈。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政府和学者完善发展了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自从200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重发展民生以后,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的倾向有目共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生领域依然积累了很多欠账。面对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改变这种民生困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的均衡发展。如何使民生财政支出更好更有效率地为民众服务,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地让民众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了民生财政支出最需要实现的目标。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国内外公共支出影响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评述,明确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及支出范围。第二,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产生的直接影响。具体来说,考察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以及各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第三,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入手,分别考察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中介作用。本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从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公共支出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中国扩大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在阐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部分。首先,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梳理了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再次,梳理了三条作用机制影响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三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部分。首先,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财政政策和民生财政政策演变,归纳了2000年以来民生财政支出及各分项的发展变化趋势。其次,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变迁以及国内幸福感的研究动态。再次,概括了幸福感在财政政策评估中的地位和应用,并介绍了民生财政支出与三条作用机制以及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第四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与分布。为了检验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第四章使用CFPS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并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检验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在计量方法上,选择使用混合OLS、面板有序probit、随机效应、固定效应以及面板分位数等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第五章到第七章,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研究。这个部分检验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找到并检验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这三条路径的间接传导作用。这部分主要使用了逐步回归与面板联立方程等数学方法。此外,也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对比了作用机制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影响差异。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文章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民生财政支出会显着提升国民幸福感,其中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2）民生财政支出对幸福感越高的人群积极影响越大,而且民生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要显着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3）不同民生财政支出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教育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当期对国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医疗卫生支出与住房保障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当期和滞后一期不一致。（4）收入不平等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遮掩效应,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这种遮掩或者中介作用也存在地域和城乡差异。其中,收入不平等的遮掩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但是城乡差异不明显。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现实,本文提出了促进民生财政支出以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建议:（1）坚持民生财政支出以人民群众的偏好需要为导向的原则,建立完善的专家论证制度和民意表达机制。（2）加大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切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具体来说:优先发展教育,增大教育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系,实行积极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关切中低收入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稳定房地产产业部门,建设住房保障的长效作用机制。（3）兼顾不同幸福感人群的不同需要,兼顾区域和城乡的社会现实,避免多而无效,使民生财政支出真正能惠及全体人民。
李湘杉[4]（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本文开篇以社会保障的定义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为基础,剖析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明确社会保障的目标和功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监管及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分析,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对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意义。文章前两部分就国际及中国对社会保障的定义、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社会保障的目标、功能、意义等基础概念进行阐述,以及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监管、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并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结合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现状,即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精准扶贫上的积极作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建立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优势及特点在于: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及待遇水平显着提升;养老保险经办管理不断增强;养老保障基础建设基本完善;社会化管理程度不断提升,养老保险制度转型,构建完善的责任分担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随之而来的是政策调整对生育保险基金管理、使用及累积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应为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家庭建立全覆盖、高标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国家层面的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安全网。同时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日益旺盛,基本医疗保障根本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人们希望能够通过更多专业化的产品,来为年老时期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因此长期护理保险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带来的是医疗费用的逐年增长,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医疗保险管理部门通过不同的医疗保险基金给付形式,达到高效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目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政策是针对相关特殊人群所建立的,在遭遇低收入或无收入的情况下,为这类人群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使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和运行中也存在的一定的问题以及面临着一些挑战。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体系存在着缺陷,如监管政出多门,法律法规不完善,社会保障基金存在贬值的风险,社会保障机构自身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与新时期社会保障工作不相适应;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挑战;医疗保险基金在使用及监管上存在漏洞;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制度有待完善等。针对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及建议。养老保险制度可以通过改革、合并、整合等方法解决目前存在的双轨制、碎片化等问题。医疗保险改革应以底线公平为基础,消除医疗保险制度阶层化,以普遍覆盖为核心,从经办角度加大对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力度为方向,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定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项目内容、覆盖范围。失业保险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失业保险金的定位,从而达到合理使用失业保险金的目的。工伤保险通过加强法规建设,推动预防、补偿和康复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建立完善的工伤保险运行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推动工伤保险制度的向前发展。生育保险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生育法规,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关注育儿假期的待遇将解决部分生育保险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未来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将合并实施,目前试点城市的经验表明,两险合并有利于维护参保人的利益。社会救助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对社会保险制度起到了完善和补充作用。
徐婷婷[5]（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袁小慧[6]（2019）在《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实证分析及政策模拟》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表现显得差强人意,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从而表现出最终消费率不仅持续下滑,从改革开放初期61.4%逐步下降到2017的53.6%,而且远远低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究其原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主要根源。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利宏观经济政策,确实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关键时期、冲刺阶段,农村居民消费不足问题依然是当前我国国内需求不足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是制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短板,必须补齐。鉴于此,本研究以“十三五”规划为基础,在考虑居民消费需求异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消费经济理论框架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挖掘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并对收入分配、财政补贴、政府民生性支出政策进行情景模拟和冲击分析,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农村消费总量提高和结构优化,进而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首先,研究对经典消费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进行梳理,给出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支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特征、消费变化趋势等归纳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农村居民消费的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逐步呈现出从生存型消费为主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并存的结构模式,但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率、消费增长速度仍然偏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等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其次,研究进一步挖掘造成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前文分析研究,可以初步筛选出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变化不仅受到收入分配、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等因素的积极影响,政府教育科学、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也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明显,其影响效应存在着地区差异和类别差异,从而表现出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其中,政府教育科学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非常明显,相比之下,西部和东北地区财政教育科学支出刺激农村居民消费作用并没有显现,呈现出微弱的挤出效应;政府医疗卫生民生性支出对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较为明显;政府社会保障民生性支出对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均呈现出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并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然后,研究以计量经济模型帅选出来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基础,以构建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社会核算矩阵（SAM）模型为基础,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将乘数分析和结构性路径分析方法相结合,分别从收入分配政策、政府支出政策、价格政策变化等方面,设计不同的外生冲击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政策进行情景模拟。研究发现:对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效应而言,“重视弱者”的收入分配政策更有利于农村居民消费总体提升,特别是对农村居民的居住消费影响比较大,其次是文教娱乐和食品消费,其传导路径主要通过不同收入户农村居民账户和不同商品活动账户之间的交叉作用影响;对于政府财政价格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而言,交通通信类消费品价格变动对农村居民影响较大,其次是食品和衣着,相比之下,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影响较小。同时,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越低,对于价格补贴政策的敏感度越高,实施食品类价格补贴政策更有利于低收入户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对于政府教育投资支出政策的影响效应而言,对农业劳动力和生产工人的外生政策冲击影响使得居住类商品（服务）账户变化较大,而对技术工人的政策影响主要表现为文教娱乐账户变化。最后,结合前文分析,给出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扩大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性建议。一是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方式,构建稳定的农村居民增收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提升农村生产经营环境和效率,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积极创造条件,增加农村居民的非劳动收入;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基础和消费环境。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协调投入主体之间的关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机制,规范农村基础设施管理,完善运营配套制度;三是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使公共资源更多惠及农村弱势群体。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城乡社保制度一体化进程,加大农村社会保障投入力度,强化财力保障,加强立法力度,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建设,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居民参保率;四是落实服务型政府,形成扩大消费需求的政府治理依据。坚持服务理念,强化创新社会管理中贯彻群众路线,服务到位,强化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建设。
李浩淼[7]（2019）在《基于系统分析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研究以“阻力”为视角,分析当前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中的典型促动政策、成效及问题,并基于前景理论剖析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微观行为的产生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力学分析,实现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微观行为与医务人员微观行为、中观医保与医疗机构、宏观政府之间的力学关联;通过系统动力学分析,构建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明确阻力面,寻找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关键政策干预靶点。【方法】（1）文献研究与政策梳理:通过文献梳理与政策收集,初步确定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因素,明确国家和地区关于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政策导向,为本研究奠定理论和方法学基础。（2）理论分析:运用前景理论,分析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的决策机理及偏好;运用系统动力学反馈动态复杂建模分析法构建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3）实证研究:在甘肃省会宁县、安徽省阜南县与湖北省当阳市典型地区开展调研,收集相关政策、访谈资料、机构表、医保住院结算数据库、医生问卷、县级住院患者问卷和居民问卷。（4）统计分析:运用广义相加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医保数据库,明确农村住院患者在不同政策影响下的流向与医保受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县级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以及县级住院患者、居民县级偏好弱化的影响因素;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明确不同特征下不同影响因素对患者/居民县级偏好弱化的不同影响;用t检验、卡方检验比较不同服务能力乡镇卫生院的乡镇患者流向分布、不同特征医生的转诊偏好。【结果】（1）甘肃会宁、安徽阜南、湖北当阳分别以“病种限治+差异化支付/补偿”、“医共体+区域按人头总额预付”、“互联网+分级诊疗”为主要模式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均取得一定成效:新农合患者整体机构级别有下降趋势,且自付比逐年下降,但当阳市2017年整体机构级别有所上升;会宁县和阜南县设置的乡级适宜病种患者较非乡级病种患者,机构级别降低趋势更为明显。会宁县乡内住院患者比例与“乡镇卫生院离县城的距离”及“医生收入”呈正相关;阜南县乡内住院患者占比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负相关,与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呈正相关。（2）基于前景理论分析,农村居民和县级住院患者均以健康参照点占优,且认为县级医疗机构的治愈能力明显高于乡级医疗机构。在进行住院机构选择时,考虑的因素:疾病严重程度>服务质量>费用>方便性。（3）农村居民住院县级机构选择偏好弱化与医生技术水平（β=0.34）、医疗设备（β=0.34）、间接花费（β=-1.93）有关;不同县居民县级偏好弱化影响因素不同,会宁县为就医环境（β=0.75）,阜南县为药品种类（β=0.48）,当阳市为医生技术水平（β=0.78）、医疗设备（β=0.51）、间接花费（β=-6.31）与有无时间住院（β=-1.77）。以是否有乡级医疗机构就诊经历、收入等级、是否独立决策、在面临获得与损失时的风险偏好类型为分类依据,不同类型居民县级机构偏好弱化影响因素存在差异。（4）对于县级医疗机构住院患者,药品种类（β=-0.05）是制约其到乡级医疗机构住院的重要因素。对于未在乡镇卫生院就诊过的患者,疾病严重程度（β=-0.03）、医疗设备（β=-0.06）、药品种类（β=-0.07）是限制其到乡级医疗机构住院的重要因素。县级住院患者偏好弱化与疾病严重程度（β=0.09）、药品种类（β=0.30）呈正相关。不同自我疾病程度认知、乡级医疗机构就诊经历的患者,县级偏好弱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5）关于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调查医生认为“基层药品种类少”阻力最大,其次为“患者就医习惯难以改变”和“基层设备落后”。当前县乡两级医生对于促进患者下沉以及县级医生向下帮扶动力不足,是因为机构配套的经济激励与医生劳务价值不匹配,县乡关系的割裂,进一步阻碍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6）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包括患者需求、政策回应性、资源投入合理性、医保支付政策、县级医务人员服务动力、县乡医疗机构一体性、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基层医务人员服务动力、服务方式合理性。“政策回应性”是在诸多阻力中可控性最强、干预力度最大。【结论】农村住院患者是机构选择决策的微观主体,其偏好决定决策结果,偏好受到来自医生、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医保、政府等多个层面的阻力因素影响,且阻力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为了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本研究建议提升政策回应性,创造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先决条件;提升改革系统性,优化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服务与支撑体系;提升服务吸引性,落地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微观环境。【创新与不足】创新性:建议写创新性的产出（1）研究视角:以“阻力”为主体分析视角,评价分析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所面临的微观、中观、宏观等各层面阻力;（2）理论创新:以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农村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决策行为;引入服务接触理论、价值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拓宽卫生服务领域的理论分析方法;（3）方法学创新:运用系统动力学流位流率基本入树规范建模方法,深入剖析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以及阻力之间的相互关联;引入广义相加模型分析患者整体流向及合理性情况,并结合多元回归分析进行辅证。研究的不足:（1）在三个调研地区抽取的医保数据库年份不不统一,无法进行不同改革模式效果比较;（2）在进行居民和患者问卷分析时,虽然考虑了个体经济水平,但地区实际的发展水平难以纳入分析,而且调研地区样本量分布不均衡,可能会影响居民和患者的偏好结果;（3）医务人员样本量有限,无法展开更深入的影响因素分析;（4）所构建的农村住院患者阻力模型为定性模型,对阻力大小的量化分析将在下一步研究中继续展开。
吴清李[8]（2019）在《金融发展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出口和投资导向型经济加速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发展势态,消费需求不足已成为桎梏内需总量,造成产能过剩,成为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把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深入了解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诚然,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已成为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消费的结构升级必然伴随着资源从一些消费层次流向另一些消费层级,实现资源在消费层次间重新配置。而金融的核心功能就是资源配置与资金融通,其自身的性质与功能决定了金融发展对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性。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日益密切,其在建立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背景下,研究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关系问题,探索促进消费升级的措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发展与消费增长关系的研究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之一。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关系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性问题上达成共识,部分学者开始从消费的角度去论证金融与经济的因果关系,因而也产生了大量关于金融发展与消费关系研究的文献。在现有文献中,对金融发展与消费增长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关于金融发展与消费结构的文献较少,且都是仅从金融规模扩张这一个方面去考察金融发展与消费结构的关系,考察角度较为单一。此外,众多学者在划分消费品的高低层次研究消费机构时,多依据消费品的功能进行主观划分,缺少实证依据。因此,本文基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运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金融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三个方面,研究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在理论层面,本文首先从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角度来界定金融发展的内涵,并介绍居民消费升级的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用来衡量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的指标,再根据消费相关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推导出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五大作用机制。其次,详细介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现状和消费结构的演变过程以及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最后,结合金融发展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以及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提出本文的四大假设。在实证层面,本文选取1997-2017年21年的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国家统计局分类统计的城镇居民七类消费人均支出数据,其中剔除了居住类支出并计算出其他七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考查城镇居民七大类消费支出结构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并通过相应图表及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消费结构及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在计量方法上,本文建立静态效应模型后通过F检验和Husman检验确定了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方法,为了消除时间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而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把七类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与解释变量进行总体回归,根据金融规模、结构和效率对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把消费类别进行重新归类。归类结果为: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和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支出归为基础型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讯支出归类为发展型消费支出。为了量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本文把发展型消费支出与总消费支出的比值作为消费升级率衡量消费升级程度,把消费升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与金融发展规模等变量做回归检验,包括总体检验、稳健性分析以及地区差异检验。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在全国层面上,金融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对消费升级有促进作用,但金融效率对消费升级存在抑制作用。2、在区域层面上,金融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对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居民消费升级都存在显着促进作用,影响程度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金融效率的提高反而抑制三大地区的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程度依次为西部、东部和中部。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以及结合我国居民消费和金融发展现存的问题,从优化信贷结构、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四个角度,提出了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现有文献来看,研究内容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分析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鲜有对金融发展与消费结构升级的研究,即便是存在,但都是仅从金融规模一个衡量指标去衡量金融发展,而本文拟采用金融规模、效率和结构三个衡量指标去考察金融发展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拓宽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角。2、国内对金融发展与消费升级的研究文献,众多学者在划分消费品的高低层次时,多依据消费品的功能进行主观划分,缺少实证依据。因此,本文拟将金融发展与各类消费品支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再根据实证结果将七大消费类别分为基础型和发展型消费,这为划分消费层次增加实证依据。
李翠兰[9]（2018）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年平均约9.63%的速度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居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提升。在2017年“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一方面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说明当前在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区域、城乡）的现状,使得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本质上就是旺盛的需求与供给的不足和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居民的消费能力总体在提升,消费结构随之升级,但与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供给却不足;特别是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使居民无法得到满足。如何化解这一供需矛盾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财政的基本职能决定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和重要的支柱作用。在“促增长,保民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引导技术创新以提升产品的质量,从而弥补当前产品供给的不足,满足当前居民消费的需求;可以通过采用倾斜性财政支出政策增加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来弥补城乡间与区域间的不均衡现状,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以通过扩大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来减少居民预期不确定性支出;可以通过政府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共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得以满足,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多年来,我国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4万亿的投资驱动,主要包括增加民生建设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环境保护建设投资等,通过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来拉动国内居民消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15年后,我国改变经济改革思路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从供给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入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最终达到全方位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二十年间,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是否促进居民消费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一直存在（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争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之争没有统一的结论。同时在实务界财政支出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际效果没有一致的定论。因此在我国“新常态”时期的背景下,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当下,本文基于当前居民消费的现状,结合我国多年来财政支出的发展与现状,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途径和效果,为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提出财政支出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入手,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然后介绍了我国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再次,通过多年来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实际影响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程度和动态及空间影响大小,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和理论杠架,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现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居民消费现状与财政支出的现状。前者主要从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城乡居民与不同区域间居民消费的差异,最后归纳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对我国财政支出现状分析时,分别将近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立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整体水平与城乡、区域差异,从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分析。在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中,首先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方法检验了 1978-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与影响程度;接着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1998-2015年的地方财政支出与东、中、西部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进行空间动态影响实证分析。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选用1978-2006年的数据,采用VAR方法实证检验了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再运用动态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7-2015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关于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第一,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结果来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以下几组关系: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为格兰杰原因,他们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和利率都会产生影响,证明乘数效应、利率效应在我国是有效的。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也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第二,从脉冲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的结果看出,居民消费对自身产生了最大的正向冲击影响,消费习惯和上期收入对居民消费起重要影响。第三,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从总体上来看是产生了挤入效应,但存在城乡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挤入作用,农村居民消费受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着。第四,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还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受财政支出规模影响作用为显着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出有利于东部居民消费的提升,财政支出以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对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还产生了负向作用。第五,从空间计量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外溢作用,财政支出不仅作用于本地区居民消费,同时还会影响邻近地区居民消费;从作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来看,直接效应作用还是更为明显,效果更好。第七,无论是从动态面板模型还是空间模型分析出的结果得出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居民收入和前期居民消费,这两个作用效果特别的明显。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冲击影响的结果是,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都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是呈负相关,维持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从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中看出,仅居民消费和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冲击,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并不明显,社会性支出则有负向的冲击作用。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存在滞后影响,同时消费习惯是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是最大的因素,维持性支出的影响程度也较大,贡献率最小的是经济性支出。第三,从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看,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着居民消费,而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从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税负,抚养比和预期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着的影响,其中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第四,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来看,维持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挤出作用,而社会性支出则对城乡居民都产生了挤入作用。经济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用有所不同,它对城镇居民消费作用为负,且不显着,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五,从区域差异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维持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性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为负,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第四,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维持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是经济性支出更多有益于本地区居民消费的增加。基于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对比的基础上,借鉴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带给我国的启示包括如下几点: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投入,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控制经济性支出规模,这类支出的效果作用时间短,不具备可持续性;注重对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引导,使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匹配;注重地区间与城乡间的平衡发展,采用倾斜发展模型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主要从政策建议与优化途径两个方面提出。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提出财政支出政策的优化应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分别做好需求的提振与供给的调整,由此共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的优化途径方面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合理的安排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维持性支出的结构,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和增加对社会性支出投入,以期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周长友[10]（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二、对医疗需求不足的理性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医疗需求不足的理性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退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关键问题和可能的创新点 |
| 1.6.1 关键问题 |
| 1.6.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消费理论研究进展 |
| 2.1.1 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 |
| 2.1.2 跨期消费理论 |
| 2.1.3 其他相关消费理论 |
| 2.1.4 我国消费理论研究进展 |
| 2.2 退休消费之谜研究 |
| 2.2.1 部分学者认为不存在退休消费之谜 |
| 2.2.2 部分学者认为存在退休消费之谜 |
| 2.2.3 对退休后消费下降现象的解释 |
| 2.3 人口因素与居民消费的研究 |
| 2.3.1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 |
| 2.3.2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 |
| 2.3.3 老年消费 |
| 2.4 相关述评 |
| 第三章 退休与城镇居民消费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退休制度发展演变 |
| 3.1.1 基于时间维度的退休制度 |
| 3.1.2 基于逻辑维度的退休制度 |
| 3.1.3 基于实践维度的退休制度 |
| 3.2 我国退休制度的特点分析 |
| 3.2.1 退休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
| 3.2.2 退休制度的复杂性 |
| 3.2.3 退休制度仍有待完善 |
| 3.3 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
| 3.3.1 居民宏观消费 |
| 3.3.2 居民微观消费 |
| 3.4 老年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
| 3.4.1 我国人口老龄化 |
| 3.4.2 我国的老年居民消费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休影响城镇居民消费变动机制分析 |
| 4.1 影响退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
| 4.1.1 收入变动 |
| 4.1.2 财富资产 |
| 4.1.3 消费供给 |
| 4.1.4 消费需求 |
| 4.1.5 其他因素 |
| 4.2 退休对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的作用机理 |
| 4.2.1 对个人和家庭的微观影响 |
| 4.2.2 对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影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分析——微观层面 |
| 5.1 实证模型与实证策略 |
| 5.1.1 模型推导 |
| 5.1.2 实证策略 |
| 5.2 数据与变量处理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主要变量选择与处理 |
| 5.3 实证分析与检验 |
| 5.3.1 实证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4 影响机制分析 |
| 5.4.1 收入保障 |
| 5.4.2 房产财富 |
| 5.4.3 消费需求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分析——宏观层面 |
| 6.1 退休对总消费的影响——基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
| 6.1.1 实证模型与实证策略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计量模型 |
| 6.1.4 变量处理及变量统计性描述 |
| 6.1.5 基准回归 |
| 6.1.6 相关检验 |
| 6.2 退休对总消费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
| 6.2.1 实证模型与实证策略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计量模型 |
| 6.2.4 变量处理及变量统计性描述 |
| 6.2.5 基准回归 |
| 6.2.6 相关检验 |
| 6.3 退休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
| 6.3.1 实证模型与实证策略 |
| 6.3.2 数据来源 |
| 6.3.3 计量模型 |
| 6.3.4 变量处理及统计性描述 |
| 6.3.5 基准回归 |
| 6.3.6 相关检验 |
| 6.4 退休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
| 6.4.1 实证模型与实证策略 |
| 6.4.2 数据来源 |
| 6.4.3 计量模型 |
| 6.4.4 变量处理及统计性描述 |
| 6.4.5 基准回归 |
| 6.4.6 相关检验 |
| 6.5 影响机制分析 |
| 6.5.1 实证策略 |
| 6.5.2 数据来源 |
| 6.5.3 计量模型 |
| 6.5.4 变量处理及统计性描述 |
| 6.5.5 计量分析结果及相关检验 |
| 6.6 研究结论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 论文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分析 |
| 2.2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效应分析 |
| 2.3 社会医疗保险福利分配研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 3.1 概念界定 |
| 3.2 理论基础 |
| 3.3 研究方法 |
| 3.4 技术路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据来源和资料说明 |
| 4.1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实施情况 |
| 4.2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说明 |
| 4.3 数据整理过程说明 |
| 4.4 指标体系数据分布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5.1 福利再分配效应研究变量设定 |
| 5.2 职工医保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5.3 新农合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5.4 居民医保制度福利再分配效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医疗保险筹资利用再分配效应的分解分析 |
| 6.1 再分配效应分解测算变量设定 |
| 6.2 职工医保福利再分配效应分解分析 |
| 6.3 新农合的医保再分配效应分解分析 |
| 6.4 居民医保的再分配效应分解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福利分配影响分析 |
| 7.1 职工医保制度对家庭医疗支出影响分析 |
| 7.2 职工医保制度对住院医疗支出影响分析 |
| 7.3 新农合制度对家庭医疗支出影响研究 |
| 7.4 新农合制度对住院费用影响的因素分析 |
| 7.5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医保补偿福利分配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研究方法学讨论 |
| 8.2 关键指标测量 |
| 8.3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效应 |
| 8.4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 8.5 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的政策建议 |
| 创新性与局限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部分问题节选 |
| 附录二 省份数据分析 |
| 附录三 新农合和居民医保各环节数据描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 |
| 2.1 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 |
| 2.1.1 公共支出的“民生”导向 |
| 2.1.2 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界定 |
| 2.2 国民幸福感的概念界定 |
| 2.2.1 国民幸福感的概念与衡量 |
| 2.2.2 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
| 2.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 |
| 2.3.1 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依据 |
| 2.3.2 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2.3.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分布 |
| 2.4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 |
| 2.4.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理论依据 |
| 2.4.2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收入分配 |
| 2.4.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经济增长 |
| 2.4.4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居民消费 |
| 第三章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
| 3.1.1 中国财政政策的历史演变 |
| 3.1.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政策演变 |
| 3.1.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 |
| 3.2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特征、影响因素及现状 |
| 3.2.1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2.2 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财政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
| 3.2.3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
| 3.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收入分配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第四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与分布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计量方法与模型选择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2 民生财政支出各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3 民生财政支出结构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4 稳健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收入分配 |
| 5.1 民生财政支出、收入分配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5.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5.3.2 收入分配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 |
| 5.3.3 收入分配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经济增长 |
| 6.1 民生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6.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6.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3 实证分析结果 |
| 6.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6.3.2 经济增长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影响效应 |
| 6.3.3 经济增长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居民消费 |
| 7.1 民生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7.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
| 7.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7.3.2 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影响效应 |
| 7.3.3 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2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2.1 研究的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论级研究 |
| 第一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涵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相关概念 |
| 一、社会保障的定义 |
| 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保障的目标及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保障基金 |
| 一、社会保障基金的内涵 |
|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 |
|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 |
| 四、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 |
| 第三节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
| 一、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及模式 |
| 二、国外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及启示 |
| 三、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思路 |
| 第四节 社会保障制度 |
|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概念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
| 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构成 |
|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建阶段 |
| 一、中国劳动保险制度的建立 |
| 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阶段 |
| 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起步 |
| 二、失业保险确立基本框架 |
| 三、工伤保险在改革中酝酿 |
| 四、生育保险的改革试点 |
| 五、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改革 |
| 第三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 |
| 一、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 |
| 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建立 |
| 三、失业保险制度全面确立 |
| 四、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工伤保险制度 |
| 五、全面实现生育保险社会统筹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
| 一、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
| 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三、失业保险与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轨 |
| 四、工伤保险的法制化 |
| 五、“二孩”政策下生育保险的完善与调整 |
| 第五节 社会保障的创新阶段 |
| 一、社会保障与精准扶贫 |
| 二、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势与特点 |
| 第一节 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及待遇水平显着提升 |
| 一、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及现状 |
|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老龄化”社会下的社会保障政策 |
| 一、生育保险在人口老龄化下发挥巨大作用 |
| 二、社会保险的“第六险” |
| 第三节 医疗保险给付形式的多样化 |
| 一、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 |
| 二、医疗保险给付形式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
| 一、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的特点 |
| 二、“安全网”的保障形式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及自身建设问题 |
| 二、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
| 三、社会保障基金面临贬值及流失的风险 |
| 第二节 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 |
|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的形成 |
|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的特点及缺陷 |
| 第三节 “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 |
| 一、中国“老龄化”社会现状 |
| 二、“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挑战 |
| 第四节 医疗保险基金在使用及监管上存在的问题 |
| 一、医疗保险基金监管立法尚待完善 |
| 二、对医疗机构及参保人员的管理问题 |
| 三、医疗保险经办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社会保障相关法规制度尚待完善 |
| 一、失业保险收支结存量过大 |
| 二、生育保险的发展欠均衡 |
| 三、工伤保险运行机制不健全 |
| 第五章 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管理体制加强基金监管 |
| 一、统一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
| 二、建立专门的经办机构 |
| 第二节 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
| 一、加大养老保险改革力度 |
| 二、完善养老保险监督机制 |
| 三、建立健全企业年金制度 |
| 四、推动养老金入市 |
| 五、高层次统筹发放养老金 |
| 第三节 完善保障制度应对“老龄化” |
| 一、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 |
| 二、建立多元化养老保障体系 |
| 三、适当延迟退休年龄 |
| 第四节 医疗保险基金的利用及监管 |
| 一、消除医疗保险制度阶层化 |
| 二、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 |
| 三、从经办角度加大管理力度 |
| 四、医疗保障的专门管理 |
| 第五节 完善法规制度充分发挥保障作用 |
| 一、建立适度保障制度,促进就业 |
| 二、统一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待遇水平 |
| 三、加强工伤保险法规建设 |
| 四、实现社会救助高层面高标准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6）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实证分析及政策模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凯恩斯主义的消费理论 |
| 2.2.2 新古典学派的消费理论 |
| 2.2.3 发展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综述 |
| 2.3.2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综述 |
| 2.3.3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3.4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政策研究综述 |
| 2.3.5 文献评述 |
| 3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总体特征分析 |
| 3.1.1 规模变化 |
| 3.1.2 阶段演变 |
| 3.2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结构特征分析 |
| 3.2.1 城乡结构 |
| 3.2.2 区域结构 |
| 3.2.3 不同商品(服务) |
| 3.2.4 不同收入分组 |
| 3.3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行为特征分析 |
| 3.3.1 消费主体类别 |
| 3.3.2 消费观念特征 |
| 3.3.3 消费业态形式 |
| 3.4 本章小结 |
| 4 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特征事实 |
| 4.2 分析框架 |
| 4.3 模型设定与数据 |
| 4.3.1 计量模型设定 |
| 4.3.2 样本数据说明 |
| 4.4 模型设定检验及估计结果分析 |
| 4.4.1 模型设定检验 |
| 4.4.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政策冲击模型 |
| 5.1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SAM模型 |
| 5.1.1 SAM模型结构 |
| 5.1.2 SAM数据来源 |
| 5.2 基于SAM的乘数分析方法 |
| 5.2.1 SAM账户乘数 |
| 5.2.2 SAM账户乘数分解 |
| 5.2.3 SAM固定价格乘数 |
| 5.3 基于SAM的结构性路径分析 |
| 5.3.1 直接影响 |
| 5.3.2 完全影响 |
| 5.3.3 总体影响 |
| 6 收入分配政策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情景模拟 |
| 6.1 情景设定 |
| 6.2 收入分配政策影响的传导路径分析 |
| 6.2.1 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2.2 对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2.3 对农村居民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2.4 对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2.5 对农村居民居住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2.6 对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2.7 对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3 收入分配政策的总体影响效应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7 财政补贴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情景模拟 |
| 7.1 情景设定 |
| 7.2 财政价格补贴政策影响的传导路径分析 |
| 7.2.1 情景Ⅰ:食品类产品财政价格补贴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7.2.2 情景Ⅱ:交通通信类产品财政价格补贴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7.3 财政价格补贴政策的总体影响效应评价 |
| 7.4 本章小结 |
| 8 政府教育投资支出政策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情景模拟 |
| 8.1 情景设定 |
| 8.2 政府教育投资支出政策影响的传导路径分析 |
| 8.2.1 情景Ⅰ:农业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支出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8.2.2 情景Ⅱ:生产工人的教育投资支出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8.2.3 情景Ⅲ:技术工人的教育投资支出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
| 8.3 政府教育投资支出政策的总体影响效应评价 |
| 8.4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和对策性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性建议 |
| 9.2.1 拓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方式 |
| 9.2.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
| 9.2.3 加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
| 9.2.4 落实服务型政府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7）基于系统分析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农村住院患者流动的合理性界定 |
| 1.3.2 农村住院患者流动现状与合理性分析 |
| 1.3.3 需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1.3.4 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1.3.5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 |
| 1.3.6 促进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关键策略 |
| 1.4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献计量分析结果 |
| 1.5.1 研究热点分析 |
| 1.5.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影响因素梳理 |
| 1.6 技术路线 |
| 2.农村住院患者流动的合理性界定 |
| 2.1 农村住院患者流动合理性界定依据 |
| 2.1.1 国家政策导向 |
| 2.1.2 健康相关理论 |
| 2.1.3 农村住院服务特征 |
| 2.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内涵与原则 |
| 2.2.1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原则 |
| 2.2.2 国内关于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原则或规定 |
| 2.2.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界定 |
| 3.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典型促进政策与效果分析 |
| 3.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3.1.1 研究目的 |
| 3.1.2 研究方法 |
| 3.2 抽样地区基本情况 |
| 3.2.1 人口、经济、卫生基本情况 |
| 3.2.2 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基本情况 |
| 3.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典型促进政策与效果分析 |
| 3.3.1 甘肃省会宁县:分级诊疗+差异化支付/补偿 |
| 3.3.2 安徽省阜南县:医共体+区域按人头总额预付 |
| 3.3.3 湖北省当阳市:“互联网+分级诊疗” |
| 3.4 本章小结 |
| 4.需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4.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4.1.1 研究目的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患者机构选择的行为经济学解释:基于前景理论 |
| 4.3 农村居民机构选择偏好的实证分析 |
| 4.3.1 调查居民的基本特征 |
| 4.3.2 居民的疾病认知准确性分析 |
| 4.3.3 居民就医机构选择心理锚定 |
| 4.3.4 调整机构治愈概率与花费时的居民住院机构选择偏好 |
| 4.3.5 政策调整下的居民偏好变化情况 |
| 4.3.6 居民住院县级机构选择偏好弱化的动因分析 |
| 4.4 农村住院患者县域内流动的偏好与决策分析 |
| 4.4.1 调查县级住院患者的基本特征 |
| 4.4.2 县级住院患者的疾病认知准确性分析 |
| 4.4.3 县级住院患者的心理锚定与机构选择偏好 |
| 4.4.4 调整机构治愈概率与花费时的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偏好 |
| 4.4.5 县级住院患者机构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6 政策调整下的患者偏好变化 |
| 4.4.7 县级住院患者偏好弱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8 县级住院患者偏好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
| 4.5 患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 |
| 4.5.1 数据分析小结 |
| 4.5.2 患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5.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5.1 调查医生的基本情况 |
| 5.2 调查医生对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评价 |
| 5.3 县乡两级医生首诊机构建议偏好分析 |
| 5.4 不同条件下医生转诊/留诊动力的变化情况 |
| 5.5 相关举措对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促动能力评价 |
| 5.6 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 |
| 5.6.1 数据分析小结 |
| 5.6.2 供方视角下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分析 |
| 6.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阻力系统模型 |
| 6.1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6.1.1 研究目的 |
| 6.1.2 研究方法 |
| 6.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系统流位流率系的确定 |
| 6.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系统 |
| 6.3.1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系统复杂反馈结构分析 |
| 6.3.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系统模型的生成 |
| 6.4 阻力面的确定 |
| 6.4.1 政府阻力面 |
| 6.4.2 医保阻力面 |
| 6.4.3 医疗机构阻力面 |
| 6.4.4 医务人员阻力面 |
| 6.4.5 患者阻力面 |
| 6.5 本章小结 |
| 7.讨论与建议 |
| 7.1 讨论 |
| 7.1.1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促进政策,成效与问题并存 |
| 7.1.2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是微观、中观、宏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 7.1.3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促进过程需保证系统性 |
| 7.2 建议 |
| 7.2.1 提升政策回应性:创造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先决条件 |
| 7.2.2 提升改革系统性:优化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服务与支撑体系 |
| 7.2.3 提升服务吸引性:落地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的微观环境 |
| 8.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8.1 研究的创新性 |
| 8.2 研究的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研究现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农村居民住院机构选择调查表 |
| 附件3 县级医疗机构住院患者调查表 |
| 附件4 医务人员调查问卷 |
（8）金融发展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对象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对象及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
| 2.2 金融发展与消费 |
| 2.2.1 金融发展与消费水平 |
| 2.2.2 金融发展与消费结构 |
| 2.2.3 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 |
| 2.3 文献评述 |
| 3.金融发展与消费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及衡量指标 |
| 3.1.1 金融发展 |
| 3.1.2 消费以及消费升级的概念界定 |
| 3.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1 消费理论 |
| 3.2.2 金融发展理论 |
| 3.3 金融发展对消费升级的作用机制 |
| 3.3.1 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升级 |
| 3.3.2 通过降低居民流动性约束提升消费层次 |
| 3.3.3 通过增强居民正向预期释放消费潜力 |
| 3.3.4 通过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积极性 |
| 3.3.5 通过转变消费观念影响消费结构 |
| 4.我国居民消费与金融发展的现状 |
| 4.1 我国居民消费现状 |
| 4.1.1 区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现状 |
| 4.1.2 居民消费率现状 |
| 4.1.3 居民消费结构现状 |
| 4.2 我国金融发展现状 |
| 4.2.1 金融规模 |
| 4.2.2 金融效率 |
| 4.2.3 金融结构 |
| 5.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提出假设与模型设定 |
| 5.1.1 提出假设 |
| 5.1.2 模型设定 |
| 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指标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检验过程 |
| 5.3.1 金融发展与消费结构 |
| 5.3.2 金融发展与消费结构升级关系的总体检验 |
| 5.3.3 金融发展与消费结构升级关系的地区差异检验 |
| 6.研究结果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果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概念范畴的界定 |
| 一、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居民消费的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依据 |
|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基础理论 |
| 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作用于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 |
| 一、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 二、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 三、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 第二章 居民消费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居民消费水平总体特征 |
| 一、居民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
| 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 |
| 三、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
| 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明显 |
| 五、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均低于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居民消费的结构特征 |
| 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 |
| 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显着 |
| 三、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 |
| 第三节 形成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分析 |
| 一、收入水平 |
| 二、预期的不确定性 |
| 三、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水平 |
| 四、城乡间、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
| 五、消费环境 |
| 第三章 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现状分析 |
| 一、财政规模总量的衡量指标 |
|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绝对规模持续增加 |
| 三、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量呈U型变化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结构现状分析 |
| 一、维持性支出变动波动大 |
| 二、经济性支出随经济变化而波动 |
| 三、社会性支出逐渐增多 |
| 第四章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 一、财政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 二、模型的选择与介绍 |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动态分析 |
| 一、理论模型 |
| 二、模型介绍与设定 |
| 三、变量选择与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五章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 一、模型选择与设定 |
| 二、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 三、实证结果与证明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空间动态影响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模型的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
| 三、实证分析与基本结论 |
| 第六章 财政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 |
| 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占比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 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其他国家差异明显 |
| 三、我国居民消费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 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处于较低层次 |
| 第二节 对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的国际借鉴 |
| 一、美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 二、德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 三、日本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 第三节 国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经验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 |
| 二、给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总体结论 |
| 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 |
| 一、增加居民消费的能力与意愿 |
| 二、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 |
| 第三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途径 |
| 一、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规模,有效促进居民消费 |
| 二、优化维持性支出结构,奠定居民消费的良好基础 |
| 三、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
| 四、加大社会性支出投入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对医疗需求不足的理性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退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研究[D]. 张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福利分配研究[D]. 马桂峰. 山东大学, 2020(09)
- [3]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D]. 徐小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4]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研究[D]. 李湘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实证分析及政策模拟[D]. 袁小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7]基于系统分析的农村住院患者合理流动阻力模型研究[D]. 李浩淼.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8]金融发展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吴清李.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9]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D]. 李翠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标签：医疗保险论文; 农业保险论文; 财政支出论文; 政策性农业保险论文;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