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蔬菜施用农药间隔期及标准（论文文献综述）
吴秀明[1]（2020）在《噻虫嗪和烯酰吗啉在番茄、黄瓜和菠菜上的安全施药阈值模型构建与验证》文中提出农药的不合理使用会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从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而减少农药残留超标的有效措施是控制施药量。安全施药阈值模型是以食品安全为前提,研究农药在不同场景下作物上的最大允许施药量,从而实现农产品在该施药剂量下不会出现残留量超标现象,在施药阶段解决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本文建立了安全施药阈值模型的参数测定方法和模型验证方法,并通过常用农药噻虫嗪、烯酰吗啉在番茄、黄瓜和菠菜中实际田间测定验证了该安全施药阈值模型的合理性,研究了噻虫嗪、烯酰吗啉在多次施药过程中的可食部分农药残留量降解特征,为实际生产安全用药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结果如下:建立了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分析番茄（果、茎、叶）、黄瓜（果、茎、叶）和菠菜中的噻虫嗪、烯酰吗啉的高效快捷的残留分析方法,样品采用优化后的QuEChERS方法进行前处理,均质后的样品经乙腈提取,净化采用PSA和GCB作为净化剂,噻虫嗪和烯酰吗啉在各基质中的回收率分别为83.2%-99.8%和83.1%-103.2%,相对标准偏差在分别为1.8%-9.0%和2.4%-8.7%,满足残留分析方法要求。首次构建了安全施药阈值模型,基于农药残留消解一级动力学的条件下,明确了地上部分与可食部分的表面积比、地上部分与可食部分的生物量比、拦截系数、飘移因子、每公顷地上部分生物量、农药半衰期等参数与可食部分残留量的关系,并建立了模型参数系列测定方法。通过田间试验对安全施药阈值模型进行了验证,在设施条件下的模型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施药后安全间隔期（PHI）时,噻虫嗪在番茄、黄瓜和菠菜中的浓度实测值Ct分别为0.95 mg/kg、0.49 mg/kg和4.51 mg/kg;烯酰吗啉在番茄、黄瓜和菠菜中的Ct分别为0.99 mg/kg、3.18 mg/kg和7.69 mg/kg;在露天条件下的模型验证实验中,安全间隔期时,噻虫嗪在番茄（PHI为3d）、黄瓜（PHI为5d）和菠菜（PHI为5d）中的Ct分别为0.54 mg/kg、0.41 mg/kg和3.44 mg/kg;烯酰吗啉在番茄（PHI为3d）、黄瓜（PHI为3d）和菠菜（PHI为7d）中的Ct分别为0.88 mg/kg、4.42 mg/kg和24.81 mg/kg。结果表明,在设施和露天两种场景下,噻虫嗪和烯酰吗啉在番茄、黄瓜和菠菜中的实测值Ct与MRL值,偏差均在一个对数单位内,满足模型预测参数标准要求。证实了创建的安全施药阈值模型参数设置合适,预测的施药剂量合理安全,可以为蔬菜在设施和露天条件下农药安全施用提供指导。
秦诗乐[2]（2020）在《稻农施药行为研究》文中认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农户的施药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基于当前农药使用的负外部性,特别是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的水稻的“用药乱象”,本文选择将稻农施药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对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水平进行测算,从农户自身、市场主体、政府监管等三方面出发,探究不同研究视角下稻农施药行为的异质性。本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五个部分:首先,利用中国南方水稻主产区731个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损害控制生产函数对稻农的农药施用水平进行测算;其次,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规模的稻农施药行为,掌握规模户与小农户用药行为差异的规律;第三,从市场角度出发,采用PSM考察不同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第四,从政府角度出发,研究政府监管因素对稻农施药行为的影响,并将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纳入研究框架,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作用逻辑;第五,为统筹兼顾病虫害防治和化学农药减量的目标,本文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效应评价进行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调研区域,稻农存在严重的农药过量施用问题,这是由于病虫害与农药投入之间的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二,不同规模农户的施药行为差异大:规模户的农药使用量高于小农户。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规模户的单次用药剂量超标率比小农户高出56%,规模户的施药频次是小农户的1.40倍,口粮比例是规模户和小农户用药行为差异的根本因素。第三,市场环境因素对稻农施药行为的积极作用偏弱、消极影响较大。众多市场主体中,只有“质量型”收购商有助于抑制稻农的农药过量施用行为,合作社作用不明显,而选择非专业外包防治的农户比非外包组农户的农药过量施用概率高16.98%,非专业防治的组织化水平、植保防治手段与专业化的统防统治存在很大差距。第四,政府监管对农户的农药施用量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会与市场环境因素形成良好的交互作用,从而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第五,绿色防控技术是对化学农药的一种较好的替代。调研区域的绿色防控技术具有经济和环境双重效应,但农户的采纳比例较低,这与农户家庭的口粮比例大小有关,甚至打药时机预警和收购方关注点等因素在农户的采纳程度上也起到了较强抑制作用。在现有政府监管和市场环境的基础上,为规范农户行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灵活革新培训方式,积极落实监管职能。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促进绿色市场的规范化,形成农户与市场主体的多层行业自律机制,纠正市场失灵。第二,严格把控市场环境,扎实促进优质优价。要加强对绿色农产品供给市场的管制,发挥市场主体规范对农户行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第三,对农户因材施教,充分发挥示范作用。采用合理的激励方式引导农户进行自我管理,并积极发挥示范户的辐射作用,形成从知识输入到技术输出的转变。第四,不断完善补贴机制,推进技术研发与推广。通过绿色农业技术的补贴常态化、多样化,结合减少技术推广中的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共同弱化农户应对技术更新的成本压力。第五,建立纵向反馈机制,完善风险补偿制度。通过纵向的信息反馈机制,针对性地为农户提供全程或阶段性服务,并通过完善风险补偿制度,弱化农户为应对收入波动而对农药施用量的依赖。
陆一轩[3]（2020）在《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毒大蒜、毒豇豆、毒草莓等频频曝光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如今信息高度透明化的时代,人民群众对此类事件更加敏感,促使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亟待解决。选择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自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及“家庭农场”以来,国家开始逐渐重视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然而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起步较晚,相较于国外还显得不够成熟和规范,引导其执行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至关重要,对于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认真梳理家庭农场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文献,并通过对江苏省360家蔬菜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最终获得324组有效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厘清了本文中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心理因素、农场主个人特征、农场特征、相关知识认知水平、市场因素以及政策扶持因素,并建立了理论模型。最后,根据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进行全面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均对家庭农场执行安全蔬菜生产的行为意向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知觉行为控制还会通过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行为意向;主观规范则只通过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间接地对行为意向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农场是否加入合作社、对优质安全蔬菜栽培技术规范的了解程度、所生产蔬菜的主要销售渠道、预期收益能够显着影响其执行安全生产行为;农场主对农药残留蔬菜质量安全影响的认知程度对于家庭农场执行安全蔬菜生产行为也有着较为显着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可行措施和对策建议:（1）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形成市场优势:（2）提高家庭农场培训质量,提供更为系统的技术指导:（3）加强蔬菜质量检测力度,推动检测科技进步;（4）优化蔬菜质量认证制度,制定合理质量认证收费规定;（5）引导品牌建设,优化审核流程;（6）完善农业配套设施建设用地管理,强化部门协调;（7）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缓解农场资金短缺。
马莉[4]（2020）在《南疆特色林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研究》文中提出《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指出,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利于提升农业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水平。加快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业全程标准化,有利于实现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幅提升。新疆作为全国林果产业主产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区位优势条件,造就了林果业显着的规模优势、产量优势。但由于在生产环节,不恰当的生产管理方式、要素投入、管理技术等带来的一系列果品质量下降,农业面源污染、环境污染、果品增产不增效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林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构建现代安全生产体系背景下,如何规范引导种植户生产行为标准化,发现制约新疆林果产业发的影响因素与瓶颈,从而进一步提高新疆果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效实现林果业“提质增效”与“节本增效”,进一步提高新疆林果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果农生产行为角度出发,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视角下,深入剖析果农生产行为特征以及外部环境因素对果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系统的阐述。第一部分对新疆及南疆特色林果主产区的产销情况进行概述,了解样本区生产种植及销售现状及问题所在;第二部分,通过问卷发放借助调研数据资料动态分析不同种植区域、不同树龄林果的物质投入结构及产出构成,从经济视角了解其技术管理水平、投入是否合理、对比分析其行为差异,寻找特色林果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及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第三部分对种植户生产行为进行分析,从多微视角了解果农认知水平、市场条件、政府规制等情况。第四部分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寻影响样本区种植户进行标准化种植的因素,为规范种植户行为提供依据。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南疆典型种植区特色林果产量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而增加。样本区特色林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由2007年1074.03万亩和450.87万吨增加到2017年的1431.52万亩和1040.2吨,亩均产量逐渐提高,高投入、高产出,致使新疆特色林果比较优势愈加不明显;（2）不同的种植区域、不同种植规模、不同树龄的林果的物质投入不同,2014-2019年化肥、劳动力投入明显增加,兵团果农生产的各项投入均高于地方。过量施药带来的农药残留、果品质量下降,违背了环境的保护和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3）由于果农受到不同教育水平、区域分布、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差异,不同类型农户施用农药化肥行为呈现多样性。兵团和地方农户行为存在差异。其中,兵团区团场职工,由于自身具备一定生产管理水平,生产中对科学生产管理认知不足,导致样本中采用标准化种植仅占25.31%。地方少数民族受到长期种植习惯和经济基础影响,尽管没有因为化肥农药施用造成农副产品安全问题,但产出效率极低,严重制约农户增收;（4）种植户标准化种植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优质优价是保障果农利益的核心问题。随着生产体系与营销体系完善程度的提升,各类型经济主体间的利益连结方式越完善,越能带动种植户生产行为规范的积极性。种植户的个体特征、认知水平、政府规制情况等对种植户采取安全生产行为呈现显着差异。因此要缓解目前果品供给与消费需求结构性矛盾及果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建立果品质量追溯平台,实现科学规范的生产管理方式;（2）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挥组织内部制度安排的规范作用;（3）加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质量与效益相统一。
杨文意[5]（2020）在《专业合作社对果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生产环节处于农产品供应链的源头,安全生产行为对于可持续农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仍将保持小农经营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即小农户是农业安全生产行为的承载主体。而以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会逐渐在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对陕西和山东两省的苹果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参与以及合作社服务功能对果农安全施用农药行为带来的影响效果。“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合体是当前我国苹果种植农户中的典型结构。山东省和陕西省苹果种植农户调查样本中,合作社成员中的党员占比更高、受教育水平相对更高、家庭规模相对更小、风险偏好相对更强、苹果种植规模相对更高、流转土地的概率相对更高、对食品安全认知更强。从安全施药行为来看,山东省和陕西省调查样本的苹果种植农户基本上已经完全禁绝了高毒农药的使用,但是,在农药施用的规范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施药不规范的前三项具体表现分别为:过量施用农药、不按照规定配比农药浓度、不按照规定执行安全间隔期。合作社参与和合作社服务功能满意度与苹果种植农户的三项安全施药行为之间都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种植规模对加入合作社促进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效果发挥着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即苹果种植规模越大,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其安全使用农药行为的促进效果相对越弱。本研究主要结论为:第一,“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合体是当前我国苹果种植农户中的典型结构。合作社成员与非合作社成员在基本的社会统计特征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两省合作社社员对合作社服务功能的满意度评价普遍处于“一般满意”的水平。第二,从安全施药行为来看,山东省和陕西省调查样本的苹果种植农户基本上已经完全禁绝了高毒农药的使用,但是,在农药施用的规范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施药不规范的前三项具体表现分别为:过量施用农药、不按照规定配比农药浓度、不按照规定执行安全间隔期。第三,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苹果种植农户认同不规范施用农药的危害性。从危害的认知来看,山东省和陕西省调查样本的苹果种植农户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程度最高,其次为个人身体健康,最后是生态环境质量。第四,合作社参与和合作社服务功能满意度与苹果种植农户的三项安全施药行为之间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五,种植规模对加入合作社促进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效果发挥着显着的负向调节作用,即苹果种植规模越大,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其安全使用农药行为的促进效果相对越弱。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鲜果业生产者的安全生产行为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关注。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或制定相应的措施,采取各种手段引导农户规范生产,强化源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第二,农户关于不规范施用农药危害性的认知同样有待于加强。要设法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普及手段,提高农户对不规范用药社会危害性的认知,通过开展科技培训使农户充分认识到规范用药的重要性。第三,政策制定者要充分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合作经济组织提供的平台将农户生产行为逐渐纳入监管体系加以规范,监督、检测和引导农户安全生产行为。重点培养基层农业技术人员,强化对合作社内部核心农户开展安全产指导,从而发挥其引领作用。第四,合作社自身要规范运行机制和完善服务体系。合作社一方面可以通过构建正向的激励机制促进农户规范化生产和标准化生产,通过差异化定价和信誉机制约束提高对安全生产行为的激励。另一方面,合作社也要积极完善服务功能,通过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提高农户的认知水平,降低农户的技术获取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本文的研究意味着生产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仍然应该得到重视和关注。虽然生产要素市场的规范性正在逐步加强,不安全农药已经基本被排除到市场以外,但果农在生产过程中的用药规范性仍然有待加强。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制定者要充分利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合作经济组织提供的平台将农户生产行为逐渐纳入监管体系加以规范,监督、检测和引导农户安全生产行为。与此同时,合作社自身要规范运行机制和完善服务体系。
于艳丽[6]（2020）在《地理标志保护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以茶农施药环节绿色生产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茶农的绿色生产行为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标的主要实现路径。绿色生产不仅可以保护环境,打造“绿水青山”,在“优质优价”市场体系完善的条件下,还可以有效提高绿色生产的茶叶价格,实现农户收入的“金山银山”。而且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将农产品质量导向放在首位的时代,而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缓解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恶化风险的关键途径之一,严格控制农户施药行为成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发展绿色农业,生产生态产品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尤其是茶叶等经济作物尤为突出,农业部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对农药的消费量仍居世界首位,单位面积农药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一倍以上,农药利用率也远低于发达国家50%～65%的平均水平。如何有效推进农户施药减量化、确保在安全间隔期内采茶及采取物理防治措施,使绿色生产成为农户的自觉行动,实现政府以最低监管成本达到最优监管效果的目标,是理论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地理标志保护区地方政府、社区等基层组织对小规模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监督管理更为规范,因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声誉主要来源于原产地,为了维护共有的品牌效应,农户必须要严格按照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规范进行生产,也为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要求和品牌价值,社区等基层组织必须更加重视对生产者生产行为的监督。因此,利用地理标志保护来提升茶农的绿色生产行为,在提升绿色生产行为的同时提高茶农的收入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基于地理标志保护视角,利用陕西、四川、浙江及安徽四个省份的818户农户数据、45份村级数据、8份茶叶产业管理部门数据、98个合作社数据及131份茶厂数据,考察了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对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并提出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及提升农户绿色生产收入效应的对策建议。由此,本文的重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对不同地区其绿色生产行为的集聚状况不同,陕西省农户的减量施药行为概率集聚比较明显,而安徽省和浙江省的农户在减量施药行为方面的集聚效应不明显;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方面,安徽省与浙江省的集聚现状较为明显,而陕西省的茶农未能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的行为集聚较多;安徽省农户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的概率较多一点,而浙江省茶农未能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的行为集聚最明显。（2）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对农户绿色生产认知影响实证分析可知:在没有其他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参与的情境下,政府保护力度有力地提升了茶农的绿色生产认知;当有社区保护加入时,政府保护力度无显着影响,而社区保护力度则会有力提升茶农的绿色生产认知;收购商保护力度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负向显着影响。农户收入分化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显着负向影响,而职业分化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正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具有兼业化的农户一般具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因此兼业化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有正向影响,但因兼业带来的茶农绿色生产素养差异不大,因此影响不显着。（3）地理标志保护力度对茶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理标志保护中的社区保护力度能显着促进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水平,社区保护力度对农户减少施药量、保证在安全间隔期内采茶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合作社保护力度对农户物理防治措施的采纳有显着促进作用;绿色生产认知能显着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尤其是安全风险认知能显着促进农户减量施药行为、在安全间隔期内采茶及提高农户物理防治措施采纳率;而绿色生产标准认知对农户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有显着抑制作用,但对减量施药行为有显着促进作用;绿色生产认知在政府保护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影响中有显着的中介效应。（4）地理标志保护对农户非绿色生产中的无知与无良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如下:有过量施药行为的茶农中,69%的茶农是一种无良行为,无知行为仅占31%,但未按安全间隔期采茶的茶农中,65%的茶农是一种无知行为,无良行为占35%;而且不同地区茶农非绿色生产中的无知与无良行为存在差异化的空间聚集现象;依据政府、社区及收购商保护力度对无知与无良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程度,针对不同的无知与无良行为分布,在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地理标志保护策略。（5）本文通过对茶农绿色生产的收入效应实证分析可得以下结论:茶叶种植户不同安全间隔期内采茶行为决策对茶叶收入产出效应影响显着,减量施药组的茶农茶叶收入水平低于未减量施药组的茶农收入水平,但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或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组的茶农茶叶收入水平均高于未能确保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或未采取物理防治措施组的茶农茶叶收入水平。
安姣[7]（2020）在《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在柑橘中的残留消解及对品质的影响》文中指出柑橘作为产量世界第一的水果,色香味美,营养价值高,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但在种植中易受到黄龙病、疮痴病、溃疡病等病害的侵染,严重影响柑橘产量和营养品质,给柑橘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春雷霉素和噻霉酮作为良好的环境友好型杀菌剂,对柑橘溃疡病具有良好的防治效果,但目前对两者在柑橘上的复配使用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分散固相萃取法净化,结合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LC-MS/MS）,建立同时测定柑橘样品中春雷霉素和噻霉酮的残留检测方法,并研究其在柑橘基质中的储藏稳定性;通过开展1年12地残留消解试验和最终残留试验,研究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在柑橘上的残留降解规律,并依据试验结果、毒理学和膳食结构数据进行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此外,本文还研究了施用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对柑橘理化指标和营养功能成分的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建立了分散固相萃取结合UPLC-MS/MS同时测定柑橘中春雷霉素和噻霉酮残留的分析方法。柑橘全果和果肉分别用含0.5%甲酸和含0.5%氨水的乙腈-水溶液（7:3,体积比）提取,经十八烷基硅胶(C18)净化,用Waters ACQUITY UPLC?HSS T3色谱柱分离。以0.2%甲酸水-甲醇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多反应离子监测模式（MRM）扫描,以基质匹配标准曲线外标法定量。结果显示:目标化合物在0.5～200μg/L质量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2>0.999）,检出限（LODs）为0.006～0.04μg/kg,定量下限（LOQs）为5～10μg/kg;加标回收率为73.4%～104%,相对标准偏差（RSD,n=6）为1.6%～9.6%。该方法易于操作,灵敏度高,适用于柑橘中春雷霉和噻霉酮残留的同时检测。2.研究了在-18℃的储藏温度下,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在柑橘全果、果肉匀浆基质中的储藏稳定期。结果表明:在24周内,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在柑橘基质中的降解率分别为6.2%～23.9%和4.5%～25.0%;随着储藏时间增加,降解率逐渐增大,但均小于30%。根据《植物源性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储藏稳定性试验准则》（NY/T3094-2017）,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在柑橘基质中未发生显着降解,因此,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在柑橘基质上的储藏稳定期为24周,为保证后续测定结果准确性,样品应在24周内测定完成。3.研究了2018年重庆、湖南、湖北等12地柑橘样品中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的残留消解动态规律和最终残留情况,并评估了其膳食摄入风险。残留消解试验结果表明,以400 mg a.i./kg的有效剂量施药1次,春雷霉素在温州蜜柑和纽荷尔脐橙中的消解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半衰期为14.44～19.80 d,末次施药后28 d消解率达70%左右;噻霉酮的消解不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施药后2 h的残留量即低于LOQ,并持续在LOQ附近波动。最终残留试验结果显示,以80 mg a.i./kg的有效剂量施药2次,施药间隔期7 d,在距末次施药后21 d、28 d时,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在柑橘全果、果肉最终残留量均小于LOQ,远低于MRL值。膳食摄入风险评估结果表明,该两种农药在柑橘上残留对不同年龄人群带来的慢性风险较低,处于可接受范围。因此,建议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在柑橘上的施药剂量为80 mg a.i./kg,施药2次,施药间隔期7 d,采收间隔期为21 d。4.以80 mg a.i./kg的有效剂量施药2次,施药间隔期7 d,研究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对柑橘理化指标和营养功能成分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对柑橘果实外观品质无明显影响,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固酸比及还原糖含量,但会一定程度减少柑橘果实可滴定酸、维生素C和总类黄酮含量。
卢海博[8]（2019）在《新烟碱类农药的残留降解及在苹果加工过程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苹果树（Malus pumila Mill.）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经常受到蚜虫、飞虱等刺吸式口器害虫危害,通常以有机磷、拟除虫菊酯类等农药进行防治,随着毒死蜱等高毒有机磷农药在果树上的禁用,以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抗药性的日益严重,以吡虫啉、噻虫嗪、烯啶虫胺为代表的新烟碱类农药成为防治刺吸式口器害虫的主要药剂。新烟碱类农药的大量使用给苹果质量安全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如何有效地评估和防范该类农药的残留问题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两年3地田间药效试验,研究烯啶虫胺、噻虫嗪、吡虫啉、噻虫胺、呋虫胺和啶虫脒6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和果园土壤中的残留降解动态及最终残留量,明确6种农药在苹果和土壤中的降解半衰期,并根据6种农药在各试验点的最终残留值对其在苹果中的膳食风险进行评估,为6种农药在果树上的合理使用及确定其在苹果上最高残留限量的制定提供依据;实验室模拟条件下,研究在苹果干制、苹果罐头、果酱、果酒和果醋的加工过程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的残留变化情况,并根据加工因子对各加工品的食用安全性进行评价,为生产健康安全的苹果制品提供参考。论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建立了土壤、苹果及其加工品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同时检测的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方法以乙腈作为提取溶剂,乙腈和0.3%甲酸水溶液为流动相,采用梯度洗脱,能够获得较好的分离效果和重复性。样品提取过程中采用涡旋方式代替超声波提取,采用（PSA,GCB,C-18,MgSO4）等固体净化材料对样品进行净化,无需过固体小柱,经添加回收试验方法验证后,回收率、检出限和定量限均能满足农药残留分析的要求。该方法可以为生产中苹果干样、苹果罐头、果酒和果醋样品的快速检测提供依据。（2）6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和土壤中的残留及消解动态结果表明:在0.05mg/kg、0.1mg/kg和1mg/kg添加水平下,6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中的平均添加回收率在78.9109.8%之间,相对标准偏差（RSD）为3.28.7%之间（n=5）;目标农药在土壤中的平均添加回收率在80.8102.2%之间,RSD为3.36.8%之间（n=5）,满足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的要求。6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和果园土壤中的消解动态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在苹果中的半衰期为4.759.76d,在土壤中的半衰期为4.2517.77d,消解速率较快,属于易降解农药。结合苹果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的最终残留量值,计算出烯啶虫胺、噻虫嗪、吡虫啉、噻虫胺、呋虫胺和啶虫脒的风险商值RQ分别为0.0026、0.05、0.02、0.05、0.003和0.01,6种农药的风险商值均小于1,膳食风险是可以接受的。（3）研究了不同干制方式（晒干、烘干、微波干和冻干）对苹果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晒干过程中,啶虫脒、烯啶虫胺和噻虫嗪的加工因子分别为0.9、0.8、0.8,吡虫啉、呋虫胺和噻虫胺的残留降解较多,加工因子分别为0.3、0.1和0.5。烘干后吡虫啉、噻虫胺和烯啶虫胺的加工因子分别为1.6、1.4和1.3,表明烘干过程使这3种农药的残留水平增加,而呋虫胺的加工因子为0.3,表明烘干过程使其农药残留水平降低,啶虫脒和噻虫嗪的加工因子分别为0.8和1.2,在烘干过程中其农药残留水平没有变化。微波干制过程中,除啶虫脒的加工因子为0.8外,其余5种农药的加工因子都小于0.8,表明微波干制过程使新烟碱类农药的残留水平降低。与前3种加工方式相比,冷冻干制过程中由于水分减少导致了6种新烟碱类农药残留水平升高,加工因子均高于1.3,存在加工风险。（4）研究了实验室模拟苹果罐头和果酱加工过程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残留的转移规律,结果表明,在苹果罐头加工过程中,罐头汁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的加工因子均小于0.8;苹果罐头中除吡虫啉和噻虫胺的加工因子为0.8外,其余药剂加工因子均小于0.8,表明苹果罐头加工过程使农药残留水平降低,可以以鲜果中的农药残留水平评价苹果罐头的安全性。果酱中6种农药的残留水平较苹果罐头和罐头汁中的农药残留浓度高,加工因子均高于0.8,但是小于1.2,表明苹果酱加工过程对6种新烟碱类农药残留没有影响。（5）研究了实验室模拟果酒和果醋加工过程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残留的转移规律,结果表明,在果酒、果醋加工过程中,烯啶虫胺、噻虫嗪、吡虫啉、噻虫胺、呋虫胺、啶虫脒的加工因子均小于0.8,表明通过发酵后果酒、果醋中的6种新烟碱类农药残留降低,以鲜果中的农药残留评价果酒、果醋的安全性是可行的。试验以乙腈作为提取溶剂,乙腈和0.3%甲酸水溶液作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建立了能够同时检测6种新烟碱类农药的高效液相检测方法;并对不同样品的净化材料种类和用量进行了优化,所建方法适合于土壤、苹果、苹果干、果酱、果酒和果醋中6种新烟碱类农药的同时检测。6种新烟碱类农药在果树和土壤中的残留降解动态均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在苹果中的半衰期为5.1012.84d,在土壤中的半衰期为4.2517.77d,均属于易降解农药。膳食风险评估结果表明6种新烟碱类农药的RQ值都小于1,无膳食风险存在。在不同方式的苹果干制过程中,晒干、烘干和微波干制使得部分农药残留降低,冷冻干制均增加6种新烟碱类农药残留,建议采用微波或晒干方式进行苹果干制。果酱加工过程对6种农药的残留没有影响,加工因子为0.81.2。苹果罐头、果酒和果醋加工中,6种农药残留均降低,加工因子小于1,无加工风险。
袁雪霈[9]（2019）在《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农业产业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粗放无序的增量生产模式也带来诸多问题。“毒韭菜”、“毒豇豆”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一方面使得国内农产品供销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和农业消费信心不足,导致国内农业经济下滑和农民增收困难;另一方面,质量安全问题业已成为影响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抑制了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也破坏了国际形象。供给侧改革客观要求农业实现由增量到提质导向的转变,保障安全农产品生产;但纠正生产和流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非一日之功,市场结构的不完善和政府管理中寻租的双失灵情况会加剧农产品质量安全困境。生鲜农产品质量控制是保障安全农产品供给的难点,苹果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国际竞争力提升有重要意义的生鲜农产品,其质量安全理应受到重视,苹果种植户增收和苹果产业增效也急待解决。如何合理引入新型经济主体提升质量控制的效果,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合作社作为链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载体,在促进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中表现出优于企业和其他经营组织主体的优点,符合现阶段中国特殊国情。合作社自身的委托代理结构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质量安全委托代理问题使合作社处于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中并承担多重委托代理身份。因此,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有其必然性,即合作社有动力和动机控制管理农户安全生产行为;且其影响过程具有在特殊性。鉴于此,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入手,探讨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制。首先,在系统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进行定义并构建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理论框架。其次,以山东、陕西1001户苹果种植户调研数据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讨论苹果种植户的禀赋特征和安全生产行为现状;选取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指标并使用熵值法建立了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水平衡量的指标体系。再次,使用内生转换模型首先验证合作社对农户安全生产的正向影响。接着,按照合作社的特殊影响路径,以委托代理中参与约束、激励相容问题等的解决方式,分别讨论合作社服务功能、监管职能、治理结构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指苹果种植户生产安全苹果的行为,即苹果种植户依据苹果生产规范,合理、适量、规范、安全施用农药、化肥,并采用相关技术例如套袋技术等保证苹果质量安全和苹果生产环境安全的行为。虽然目前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认知和意愿虽已有较大提升,但安全生产的实际行为过程仍存在较多问题和困难。以熵值法计算的苹果种植户病虫害管理、肥水管理、套袋管理和土壤管理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综合指标结果显示,样本种植户安全生产水平均值为0.601,范围为0.143-1.887;其中合作社社员种植户安全水平均值为0.623,非社员种植户均值为0.560。（2）种植户加入合作社的决策和种植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都对其安全生产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基于内生的处理效应显示现有社员农户退出合作社会导致其安全生产水平降低。除合作社因素外,种植户禀赋也是影响安全生产行为的关键;种植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种植特征都会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其中,年龄、土地流转、苹果劳动力兼业会负向影响农户安全生产水平;而风险态度、自身经历、社会网络、种植规模等会显着改善其安全生产行为。此外,政府对产业的引导也有助于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实施。（3）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的生产和社会性服务解决了其安全生产能力问题,有助于种植户实现收益最大化。合作社提供的众多服务中,产前物资供应、产中技术培训和指导、产后销售服务能够显着提升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实施水平,但贯穿生产各环节的信息服务对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行为无显着影响。合作社不同的服务组合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不同,相对于单一服务而言,合作社提供的“产前+产中”和“产中+产后”服务以及更加全面的生产经营过程服务对种植户综合安全生产行为有非常明显的促进效果。（4）合作社的监管职能能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有效激励。合作社田间档案管理、认证管理和品牌管理能抑制种植户逆向选择行为从而实现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合作社产前管理中的统一农资、规定农药化肥清单,产中管理中的生产检查和村民监督,产后产品管理如农产品检测等,通过减少道德风险概率均会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显着影响;产中管理中合作社检查和村民监督两种手段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溯源管理目前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无显着影响。（5）合作社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带来的农户参与治理结构的异质性,是合作社对于农户的选择性激励,也导致不同农户获得的安全生产额外激励不同。合作社治理结构须转换为农户参与治理结构的程度才能真实反映“核心-普通”结构带来的激励差异。农户拥有股权、决策权,缴纳会费、享有合作社分红、补贴和安全生产行为的经济激励都利于种植户遵守安全生产行为。组织制度规范对重要角色或核心种植户和大规模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影响更大,而权利实际拥有和经济激励对普通角色种植户和中小规模种植户的影响更加明显。
宋佳[10]（2019）在《瓦房店市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农业生产中减肥减药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部分,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而当前人们赖以生存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不但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对水果质量安全的信心。苹果安全问题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农户违规施用农药造成农药残留过高,因此保证苹果质量安全的根本是苹果的生产者,只有苹果种植户安全用药、正确用药才能在源头上保证苹果的质量安全,继而使消费者能够购买到健康绿色的苹果,提高中国苹果的国际竞争力。在借鉴国内相关文献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户行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实地调查法对瓦房店市的301户苹果种植户进行调查,研究苹果种植户生产过程中农药施用与苹果质量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而从生产源头上预防和避免苹果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根据调查数据分析苹果种植户对农药的认知和农药的施用现状,从个人及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政府监管特征、农药安全认识特征和不确定性特征等五个方面对农户不安全用药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构建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很多因素影响着苹果生产过程中农药施用行为,探索这些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从而达到规范种植户施药行为的目的。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瓦房店苹果种植户中大多数以中老年为主,中老年人数占样本总数的83%,且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苹果种植户种植年限较长但种植规模较小且分散,64.5%的苹果种植户参加过技术培训,但仅有32.6%参加了专业合作社;苹果种植户缺乏对农药安全的认知,对农药的施用行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危险性;一小部分的苹果种植户存在不安全的农药施用情况,301户中有90户存在不安全用药行为,占样本总量的29.9%。通过模型分析可知,主要影响因素中农户年龄具有负向作用,受教育程度具有正向作用,种植年限、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具有正向作用,政府处罚力度、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具有正向作用,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对国家禁药的了解具有正向作用,气候、病虫害的危害具有负向作用。根据结论得出以下建议:加强宣传指导农药的安全施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户苹果种植技术;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高苹果种植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苹果种植户对农药安全重要性的认知,加大绿色安全农药的推广同时禁止高毒高残留这些国家禁止施用的农药进入市场;加强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加大对苹果不安全生产的惩处力度,积极改善水果市场。
二、蔬菜施用农药间隔期及标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蔬菜施用农药间隔期及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1）噻虫嗪和烯酰吗啉在番茄、黄瓜和菠菜上的安全施药阈值模型构建与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农药应用的优势 |
| 1.2 农药应用的危害 |
| 1.3 农药安全应用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农药安全应用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农药安全应用研究进展 |
| 1.4 农药残留相关模型的研究进展 |
| 1.4.1 国外模型研究现状 |
| 1.4.2 国内模型研究现状 |
| 1.5 噻虫嗪、烯酰吗啉的研究进展 |
| 1.5.1 噻虫嗪研究概况 |
| 1.5.2 烯酰吗啉研究概况 |
| 1.6 本研究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6.1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6.2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安全施药阈值模型构建 |
| 2.1 农药施用限量标准的研究概况 |
| 2.1.1 农药施用限量标准概念和分类 |
| 2.1.2 农药施用限量标准创建的背景和意义 |
| 2.2 安全施药阈值模型研究概况 |
| 2.2.1 安全施药阈值模型概述 |
| 2.2.2 安全施药阈值模型理论基础 |
| 2.2.3 安全施药阈值模型优点及局限性 |
| 2.2.4 展望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噻虫嗪、烯酰吗啉在不同基质中残留分析方法建立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试剂与材料 |
| 3.1.2 仪器与设备 |
| 3.1.3 仪器检测条件 |
| 3.1.4 标准溶液的配制 |
| 3.1.5 样品前处理 |
| 3.1.6 方法验证 |
| 3.2 结果与讨论 |
| 3.2.1 UPLC-MS/MS条件优化 |
| 3.2.2 前处理方法优化 |
| 3.2.3 方法学验证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设施条件下噻虫嗪和烯酰吗啉安全施药阈值模型验证 |
| 4.1 材料及方法 |
| 4.1.1 试剂与材料 |
| 4.1.2 仪器与设备 |
| 4.1.3 参数选择 |
| 4.1.4 参数测定方法 |
| 4.1.5 样品采集与处理 |
| 4.1.6 模型验证方法 |
| 4.2 实验结果 |
| 4.2.1 实验测定模型参数值 |
| 4.2.2 实验验证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露天条件下噻虫嗪和烯酰吗啉安全施药阈值模型验证 |
| 5.1 材料及方法 |
| 5.1.1 试剂与材料 |
| 5.1.2 仪器与设备 |
| 5.1.3 参数选择 |
| 5.1.4 参数测定方法 |
| 5.1.5 样品采集与处理 |
| 5.1.6 模型验证方法 |
| 5.2 实验结果 |
| 5.2.1 实验测定模型参数值 |
| 5.2.2 实验验证模型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稻农施药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户施药行为的现状 |
| 2.1.1 用药行为不科学、不规范 |
| 2.1.2 用药行为不安全、不环保 |
| 2.1.3 用药行为不经济、不高效 |
| 2.2 农户施药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2.1 农户个体特征 |
| 2.2.2 农户家庭特征 |
| 2.2.3 政府监管因素 |
| 2.2.4 市场环境因素 |
| 2.2.5 自然环境因素 |
| 2.2.6 其他外部因素 |
| 2.3 农药过量施用的负面效应 |
| 2.3.1 对生态的影响 |
| 2.3.2 对社会的影响 |
| 2.3.3 对经济的影响 |
| 2.4 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原因 |
| 2.4.1 政府作用:监管不力,权责不明 |
| 2.4.2 社会环境:成果转化滞后,信息不对称 |
| 2.4.3 农户自身:农户素质较低,经营规模分散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概念界定 |
| 3.2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稻农施药行为分析 |
| 3.3 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稻农施药行为分析 |
| 3.4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稻农施药行为分析 |
| 3.5 稻农施药行为的研究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稻农农药施用行为的统计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1.1 调研对象 |
| 4.1.2 问卷设计 |
| 4.1.3 数据收集 |
| 4.2 农户个人禀赋特征 |
| 4.3 农户家庭环境特征 |
| 4.4 农户施药行为特征 |
| 4.4.1 稻农的农药施用强度分析 |
| 4.4.2 稻农的施药频次分析 |
| 4.4.3 不同用药环节的稻农行为特征分析 |
| 4.5 考察变量交叉分析 |
| 4.5.1 不同个人特征下的农户施药行为特征 |
| 4.5.2 不同家庭环境中的农户施药行为特征 |
| 4.5.3 不同政府监管方式下的农户施药行为特征 |
| 4.5.4 不同市场主体参与下的农户施药行为特征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稻农的农药使用效率测算 |
| 5.1 引言 |
| 5.2 农药的边际生产率 |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3.1 C-D生产函数模型构建 |
| 5.3.2 风险控制生产函数模型构建 |
| 5.3.3 变量选择 |
| 5.4 实证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不同规模稻农施药行为的比较分析 |
| 6.1 文献回顾 |
| 6.1.1 现有研究对规模经营和农户施药行为的关系存在不一致观点 |
| 6.1.2 影响因素分析 |
| 6.2 数据分析 |
| 6.2.1 样本区域 |
| 6.2.2 规模户和小农户施药行为的差异 |
| 6.3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模型设定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单次用药剂量超标行为估计结果 |
| 6.4.2 施药频次行为估计结果 |
| 6.4.3 似无相关回归模型的检验 |
| 6.5 实证结果 |
| 6.5.1 规模户、小农户的农药使用量是否存在差异 |
| 6.5.2 规模户、小农户用药行为差异的影响因素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不同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施药行为的影响 |
| 7.1 文献回顾 |
| 7.2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7.3 不同市场主体参与对稻农施药行为的影响 |
| 7.3.1 变量选择 |
| 7.3.2 Logit模型估计 |
| 7.3.3 平衡性检验 |
| 7.3.4 估计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不同政府监管方式对稻农施药行为的影响 |
| 8.1 引言 |
| 8.2 理论分析 |
| 8.2.1 政府监管的作用 |
| 8.2.2 市场环境的作用 |
| 8.3 数据分析 |
| 8.3.1 农户施药行为 |
| 8.3.2 目标考察变量特征 |
| 8.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8.4.1 模型设定 |
| 8.4.2 变量选择 |
| 8.5 实证分析 |
| 8.5.1 政府监管与市场环境对农户施药行为影响 |
| 8.5.2 政府监管与市场环境对农户施药行为影响的交互效应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稻农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
| 9.1 引言 |
| 9.2 文献回顾 |
| 9.2.1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
| 9.2.2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效应评价 |
| 9.2.3 本文的拓展 |
| 9.3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9.4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9.4.1 Heckman两阶段模型 |
| 9.4.2 联立方程模型 |
| 9.4.3 变量说明 |
| 9.5 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9.5.1 农户个人特征因素 |
| 9.5.2 农户家庭特征因素 |
| 9.5.3 政府因素 |
| 9.5.4 市场因素 |
| 9.6 效应评价的实证结果 |
| 9.7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启示 |
| 10.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3）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蔬菜质量安全的研究 |
| 1.2.2 关于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研究 |
| 1.2.3 家庭农场对蔬菜质量安全的影响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本文的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产品质量安全 |
| 2.1.2 安全蔬菜 |
| 2.1.3 家庭农场 |
| 2.1.4 家庭农场安全生产行为 |
| 2.2 相关理论概述 |
| 2.2.1 计划行为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农户行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假说 |
| 3.1 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3.2 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说 |
| 3.2.1 行为意向的心理影响因素 |
| 3.2.2 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综合影响因素 |
| 3.3 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设计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设计过程 |
| 4.1.2 预调研 |
| 4.1.3 正式问卷形成 |
| 4.2 研究范围与数据收集 |
| 4.2.1 研究区概况 |
| 4.2.2 数据收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5.1 心理因素对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意向的影响 |
| 5.1.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5.1.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3 实证检验 |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 5.2 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综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5.2.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5.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实证检验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引导家庭农场执行安全蔬菜生产行为的对策建议 |
| 6.1 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形成市场优势 |
| 6.2 提高家庭农场培训质量,提供更为系统的技术指导 |
| 6.3 加强蔬菜质量检测力度,推动检测科技进步 |
| 6.4 优化蔬菜质量认证制度,制定合理质量认证收费规定 |
| 6.5 引导品牌建设,优化审核流程 |
| 6.6 完善农业配套设施建设用地管理,强化部门协调 |
| 6.7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缓解农场资金短缺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决策调査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南疆特色林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内外关于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 |
| 1.3.2 国内外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户行为的研究 |
| 1.3.3 国内外有关农户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4 评述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支撑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特色林果业 |
| 2.1.2 安全农产品 |
| 2.1.3 农产品质量安全 |
| 2.1.4 安全生产行为 |
| 2.2 相关理论支撑 |
| 2.2.1 成本-收益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 2.2.5 计划行为理论 |
| 第3章 南疆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概况 |
| 3.1 新疆特色林果生产现状 |
| 3.1.1 新疆及兵团林果生产概况 |
| 3.1.2 新疆兵团各师林果生产情况 |
| 3.1.3 农产品标准化发展现状 |
| 3.2 南疆特色林果生产情况 |
| 3.3 南疆特色林果市场供给和销售概况 |
| 3.3.1 特色林果产品品质情况 |
| 3.3.2 特色林果产品销售现状 |
| 3.4 种植户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存在的问题 |
| 3.4.1 生产管理环节存在的问题 |
| 3.4.2 消费者角度看存在的问题 |
| 3.4.3 销售环节出现的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特色林果种植户安全生产投入产出分析 |
| 4.1 分析框架 |
| 4.2 调研点的选择与调研方式的确定 |
| 4.2.1 样本点的选取 |
| 4.2.2 调查内容及方式 |
| 4.2.3 样本区种植户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
| 4.3 红枣产前要素投入情况 |
| 4.4 种植户要素投入与安全生产行为分析 |
| 4.4.1 不同产区果农要素投入与安全生产行为分析 |
| 4.4.2 不同树龄果农要素投入与安全生产行为分析 |
| 4.4.3 不同种植规模果农要素投入与安全生产行为情况 |
| 4.5 红枣单要素生产率与安全生产行为分析 |
| 4.6 种植户产出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特色林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调查分析 |
| 5.1 安全生产认知情况 |
| 5.2 安全生产行为概况 |
| 5.2.1 兵团与地方种植户生产行为分析 |
| 5.2.2 不同经济主体间行为差异情况 |
| 5.3 果农安全生产外部环境概况 |
| 5.3.1 市场条件分析 |
| 5.3.2 政府规制情况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南疆果农安全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6.1 研究方法介绍 |
| 6.2 变量选取及研究假设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预测 |
| 6.3.2 拟合优度检验 |
| 6.4 模型结果及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及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1.1 增产不增效问题突出,果品质量良莠不齐 |
| 7.1.2 要素投入不合理,安全生产意识不强 |
| 7.1.3 不同类型种植户生产行为存在差异 |
| 7.1.4 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与其个体特征等因素显着正相关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实施科学规范的生产管理,建立果品质量追溯平台 |
| 7.2.2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挥组织内部制度安排规范作用 |
| 7.2.3 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拓宽销售渠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专业合作社对果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综述 |
| 1.3.1 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 |
| 1.3.2 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研究 |
| 1.3.3 专业合作社与农户安全生产 |
| 1.3.4 述评与研究假说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2.1.2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特征描述 |
| 3.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3.2 苹果种植户基本特征描述 |
| 3.3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测度与描述统计 |
| 3.4 合作社参与及服务功能评价的描述统计 |
| 3.5 相关分析 |
| 第四章 专业合作社对果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 |
| 4.1 实证模型设定 |
| 4.2 农户参与合作社对安全生产行为影响分析 |
| 4.2.1 农户参与合作社对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4.2.2 合作社服务功能评价对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4.3 种植规模的调节作用 |
| 4.4 基于PSM的稳健性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地理标志保护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以茶农施药环节绿色生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基金项目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地理标志保护研究 |
| 1.3.2 多主体协同治理研究 |
| 1.3.3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研究 |
| 1.3.4 绿色生产收入效应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内容 |
| 1.4.4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地理标志保护 |
| 2.1.2 茶农绿色生产认知 |
| 2.1.3 茶农绿色生产行为 |
| 2.1.4 绿色生产收入效应 |
| 2.1.5 无知与无良行为 |
| 2.2 理论分析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 |
| 2.2.3 经济地理学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理论框架构建 |
| 2.3.1 地理标志保护对农户绿色生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3.2 地理标志保护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及效应的作用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理标志保护区茶农绿色生产行为现状分析 |
|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 茶农基本特征 |
| 3.3 样本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现状 |
| 3.3.1 样本农户绿色生产认知现状 |
| 3.3.2 样本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现状 |
| 3.3.3 不同地理标志品牌下样本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状况 |
| 3.3.4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空间分布状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理标志保护力度的测度及解析 |
| 4.1 地理标志保护指标体系建立 |
| 4.1.1 数据说明 |
| 4.1.2 各类指标设计原则 |
| 4.2 地理标志保护的测度过程 |
| 4.2.1 测度方法 |
| 4.2.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3 因子分析结果 |
| 4.3 地理标志保护力度的特征分析 |
| 4.3.1 各地理标志保护力度原始表征指标的分析 |
| 4.3.2 各地理标志保护力度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理标志保护对茶农绿色生产认知的影响分析 |
| 5.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5.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绿色防控认知测度 |
| 5.2.3 不同特征农户样本描述性统计 |
| 5.2.4 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 |
| 5.3 计量经济模型与实证分析结果 |
| 5.3.1 计量经济模型 |
| 5.3.2 实证分析结果 |
| 5.3.3 农户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地理标志保护对茶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 |
| 6.1 理论基础及模型设立 |
| 6.1.1 理论基础 |
| 6.1.2 模型建立 |
| 6.2 数据来源、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2.1 样本选择来源及数据来源 |
| 6.2.2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3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3.1 模型估计结果 |
| 6.3.2 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地理标志保护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收入效应分析 |
| 7.1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对茶叶收入效应影响机理分析 |
| 7.2 茶叶收入效应计量模型设定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
| 7.3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
| 7.4 绿色生产行为效应估计结果 |
| 7.4.1 减量施药行为效应的估计结果分析 |
| 7.4.2 在安全间隔期采茶效应的估计结果分析 |
| 7.4.3 采用物理防治措施效应的估计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地理标志保护下茶农绿色生产完善路径分析 |
| 8.1 数据来源 |
| 8.2 农户无知与无良视角下的地理标志保护完善路径 |
| 8.2.1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8.2.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8.2.3 “无知”与“无良”概率空间分布 |
| 8.2.4 “无知”与“无良”行为的实证分析 |
| 8.3 优质优价视角下的地理标志保护完善路径 |
| 8.3.1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8.3.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8.3.3 实证分析结果 |
| 8.4 地理标志保护主体下绿色生产完善路径 |
| 8.4.1 理论机理 |
| 8.4.2 地理标志保护实现路径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完善现有制度环境,提高茶农绿色生产水平 |
| 9.2.2 多方主体普及茶叶绿色生产知识,提高茶农绿色生产认知 |
| 9.2.3 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力度,提升茶农绿色生产行为水平 |
| 9.2.4 制定因地制宜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有效规制非绿色生产行为 |
| 9.2.5 完善“优质优价”市场体制,提升茶农绿色生产的收入效应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地理标志保护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及其效应研究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在柑橘中的残留消解及对品质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农药残留 |
| 1.2 柑橘溃疡病 |
| 1.3 杀菌剂 |
| 1.3.1 杀菌剂作用机理 |
| 1.3.2 常用杀菌剂的检测方法 |
| 1.3.3 杀菌剂对农作物营养品质影响 |
| 1.4 春雷霉素和噻霉酮研究进展 |
| 1.4.1 春雷霉素 |
| 1.4.2 噻霉酮 |
| 1.4.3 残留检测研究进展 |
| 1.5 本文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6 本文技术路线 |
| 第2章 柑橘中春雷霉素和噻霉酮残留分析方法的建立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仪器与试剂 |
| 2.1.2 标准溶液配制与标准曲线的绘制 |
| 2.1.3 前处理方法 |
| 2.1.4 仪器条件 |
| 2.2 结果与讨论 |
| 2.2.1 仪器条件的优化 |
| 2.2.2 前处理条件的优化 |
| 2.2.3 标准曲线与检出限 |
| 2.2.4 准确度与精密度 |
| 2.2.5 方法对比 |
| 2.3 结论 |
| 第3章 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在柑橘基质中的储藏稳定性研究 |
| 3.1 仪器与试剂 |
| 3.2 储藏稳定性实验设计 |
| 3.2.1 实验方案 |
| 3.2.2 结果计算 |
| 3.3 储藏稳定性结果与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在柑橘中残留消解和最终残留量研究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仪器与试剂 |
| 4.1.2 试验药剂与施药设备 |
| 4.1.3 田间实验方案设计 |
| 4.1.4 样品采集与保存 |
| 4.1.5 样品处理与储藏 |
| 4.1.6 供试作物、气候条件及品种分布 |
| 4.1.7 实际样品检测 |
| 4.1.8 数据计算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柑橘中消解动态试验结果 |
| 4.2.2 柑橘中最终残留试验结果 |
| 4.2.3 农药残留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
| 4.3 小结 |
| 第5章 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对柑橘果实品质影响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仪器与试剂 |
| 5.1.2 试验药剂与施药设备 |
| 5.1.3 田间实验方案设计 |
| 5.2 试验方法 |
| 5.2.1 外观品质测定 |
| 5.2.2 可溶性固形物(TSS)测定 |
| 5.2.3 抗坏血酸(Vc)含量测定 |
| 5.2.4 可滴定酸(TA)含量测定 |
| 5.2.5 还原糖含量测定 |
| 5.2.6 类黄酮含量测定 |
| 5.2.7 结果计算 |
| 5.3 结果与分析 |
| 5.3.1 外观品质测定结果 |
| 5.3.2 TSS、TA及固酸比测定结果 |
| 5.3.3 还原糖和Vc含量测定结果 |
| 5.3.4 类黄酮含量测定结果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柑橘中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分析方法的建立 |
| 6.1.2 春雷霉素和噻霉酮在柑橘基质中的储藏稳定性 |
| 6.1.3 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在柑橘中残留消解和最终残留量研究 |
| 6.1.4 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对柑橘果实品质影响 |
| 6.2 主要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8）新烟碱类农药的残留降解及在苹果加工过程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外苹果农药残留研究现状 |
| 1.3 我国苹果农药残留研究现状及残留降解规律研究 |
| 1.3.1 我国苹果农药残留现状 |
| 1.3.2 我国苹果农药残留降解规律研究 |
| 1.4 新烟碱类农药残留降解规律研究 |
| 1.5 加工方式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影响 |
| 1.6 科学问题的提出 |
| 1.7 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7.1 研究目标 |
| 1.7.2 主要研究内容 |
| 1.7.3 技术路线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1.1 试验试剂 |
| 2.1.2 试验设备 |
| 2.2 试验方法 |
| 2.2.1 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和土壤中残留降解动态试验方法 |
| 2.2.2 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不同加工过程中迁移转化的试验方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6 种新烟碱类农药检测方法的建立 |
| 3.1.1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和土壤中高效液相检测方法的建立 |
| 3.1.2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加工过程中检测方法的建立 |
| 3.1.3 小结 |
| 3.2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和土壤中的残留动态及膳食风险评估 |
| 3.2.1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中的残留消解动态 |
| 3.2.2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消解动态 |
| 3.2.3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中的最终残留量分析 |
| 3.2.4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土壤中的最终残留量分析 |
| 3.2.5 苹果中6 种新烟碱类农药膳食风险评估 |
| 3.2.6 小结 |
| 3.3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加工过程中的迁移转化 |
| 3.3.1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干制过程中的迁移转化 |
| 3.3.2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苹果罐头和果酱加工过程中的迁移转化 |
| 3.3.3 6 种新烟碱类农药在果酒和果醋加工过程中的迁移转化 |
| 3.3.4 小结 |
| 4 讨论与结论 |
| 4.1 讨论 |
| 4.2 结论 |
| 4.3 论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及待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河北农业大学 二O一九届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论文答辩汇总表 |
（9）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产品质量安全 |
| 2.1.2 苹果种植户 |
| 2.1.3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 |
| 2.1.4 合作社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理论 |
| 2.2.3 组织理论 |
| 2.3 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机理分析 |
| 2.3.1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必然性 |
| 2.3.2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特殊性 |
| 2.3.3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可能性 |
| 2.3.4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有效性 |
| 2.3.5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差异性 |
| 2.3.6 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逻辑框架 |
| 第三章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概况及其测度 |
| 3.1 样本苹果种植户基本情况 |
| 3.1.1 区域苹果种植户基本情况 |
| 3.1.2 社员与非社员苹果种植户基本情况比较 |
| 3.2 样本苹果种植户生产情况 |
| 3.2.1 种植户安全生产认知和意愿较强 |
| 3.2.2 种植户的实际安全生产行为仍有待加强 |
| 3.2.3 种植户安全生产面临的困难较多 |
| 3.3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测度 |
| 3.3.1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指标测度方法梳理 |
| 3.3.2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测度指标和方法选取 |
| 3.3.3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测度指标描述统计 |
| 3.3.4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测度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苹果种植户加入合作社对其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4.1 加入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4.2 实证模型设计: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 |
| 4.2.1 ESR模型在本文中的适用性以及模型建立 |
| 4.2.2 基于ESR的处理效应估计 |
| 4.3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分析 |
| 4.3.1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3.2 变量选取 |
| 4.3.3 样本描述统计分析 |
| 4.4 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ESR模型结果分析 |
| 4.4.2 农户入社行为的决策方程 |
| 4.4.3 基于不同模型的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处理效应比较和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作社服务功能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1 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5.1.1 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内容和供求 |
| 5.1.2 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类别 |
| 5.1.3 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过程分析 |
| 5.2 合作社服务功能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分析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合作社不同服务功能组合对于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3.1 合作社不同服务功能组合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合作社不同功能组合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模型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社监管职能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6.1 合作社监管职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6.1.1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
| 6.1.2 合作社抑制逆向选择的方式 |
| 6.1.3 合作社控制道德风险的途径 |
| 6.2 模型建立、变量选取和数据描述统计 |
| 6.2.1 合作社职能基于逆向选择管理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模型 |
| 6.2.2 合作社职能基于道德风险管理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模型 |
| 6.2.3 相关变量描述及统计分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合作社管理职能基于逆向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 |
| 6.3.2 合作社管理职能基于道德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7.1 合作社治理结构影响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7.1.1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同质性影响 |
| 7.1.2 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深层差异来源 |
| 7.1.3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
| 7.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2 变量描述统计 |
| 7.3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全样本种植户结果分析 |
| 7.3.2 “核心-普通”社员种植户实证结果分类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扶持合作社新建并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社 |
| 8.2.2 完善服务体系,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和提高服务水平 |
| 8.2.3 明确监管地位,加大监管力度,强化监管职能 |
| 8.2.4 改善治理结构,规范合作社发展,实现相对“公平”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瓦房店市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文献评述 |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理论基础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技术路线 |
| 1.7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7.1 可能的创新 |
| 1.7.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样本特征 |
| 2.2.1 个人及家庭特征 |
| 2.2.2 生产经营特征 |
| 2.2.3 政府监管特征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苹果种植户农药认知及施用现状分析 |
| 3.1 苹果种植户对农药的认知 |
| 3.1.1 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
| 3.1.2 农药对健康的影响程度 |
| 3.1.3 苹果种植户对农药残留的了解程度 |
| 3.1.4 苹果种植户对安全间隔期的了解程度 |
| 3.1.5 苹果种植户对国家禁药的了解程度 |
| 3.2 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现状分析 |
| 3.2.1 苹果种植户施药前行为 |
| 3.2.2 苹果种植户施药行为 |
| 3.2.3 苹果种植户施药后行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4.1 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
| 4.1.1 个人及家庭特征 |
| 4.1.2 生产经营特征 |
| 4.1.3 政府监管特征 |
| 4.1.4 农药认知特征 |
| 4.1.5 不确定因素 |
| 4.2 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
| 4.2.1 模型选择 |
| 4.2.2 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设计 |
| 4.2.3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
| 4.2.4 模型检验 |
| 4.2.5 模型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 |
| 5.2.2 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培训活动 |
| 5.2.3 提高苹果种植户对农药安全重要性的认知 |
| 5.2.4 加强农药施用规范的宣传与指导 |
| 5.2.5 提高苹果种植户的组织化程度 |
| 5.2.6 加大政府对苹果不安全生产的惩处力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四、蔬菜施用农药间隔期及标准（论文参考文献）
- [1]噻虫嗪和烯酰吗啉在番茄、黄瓜和菠菜上的安全施药阈值模型构建与验证[D]. 吴秀明.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2]稻农施药行为研究[D]. 秦诗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3]家庭农场安全蔬菜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陆一轩. 扬州大学, 2020(04)
- [4]南疆特色林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研究[D]. 马莉. 塔里木大学, 2020(12)
- [5]专业合作社对果农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杨文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6]地理标志保护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以茶农施药环节绿色生产为例[D]. 于艳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7]8%春雷·噻霉酮水分散粒剂在柑橘中的残留消解及对品质的影响[D]. 安姣. 西南大学, 2020(01)
- [8]新烟碱类农药的残留降解及在苹果加工过程中的迁移转化规律研究[D]. 卢海博. 河北农业大学, 2019(04)
- [9]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袁雪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2)
- [10]瓦房店市苹果种植户农药施用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D]. 宋佳. 沈阳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