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致沟通——www.CommuniAge.com（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玉娴[2]（2021）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教育在世界各地愈加受欢迎,尤其是作为“国际教育领跑者”的国际文凭（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简称IB）教育在全球不断扩展,但也在很多民族国家引发了质疑和争议,表现出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持续张力。美国是全球IB学校最多的国家,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化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高校在IB的本土化进程中提供了什么样的政策支持?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化实施效果究竟如何?IB课程在美国遭受了什么样的争议,以及如何看待这种争议所体现出来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针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分为九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意义、核心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框架和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对IB在美国的本土化进程进行了梳理,指出IB课程在美国经历了引进、增长、加速三个阶段,IB在美国快速扩展的同时也从精英走向了大众,而美国政府是主要的幕后推手。第二章还考察了IB在美国本土化的一个典型现象,即IB美洲区域办公室（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Americas,简称IBA）主动提出IB课程要与美国《州立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简称CCSS）相匹配和融合。第三章和第四章聚焦于IB在美国本土化的三个重要行动者,包括联邦政府、州和高校,它们推行的政策为IB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在联邦层面,多个教育政策文件都将IB作为一种高学术标准予以支持,尤其是在财政拨款上;在州层面,各州政府对IB的支持力度有很大差异,形式也非常多样,这也是IB在美国各州间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在高校层面,IB在美国高校中的认可度非常高,并且提供了学分转换、奖学金等政策,吸引越来越多学生选择IB。第五章和第六章关注的是IB在美国本土化所带来的影响和实施效果。其中,第五章通过对相关的统计数据和实践报告的分析,从宏观上指出IB对美国教育带来了四个积极影响:包括提升学业成就、促进公平、推动公立学校走向国际化以及提升教师质量。第六章基于学区层面、高校层面和学校层面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从侧面佐证上述的实施效果。第七章和第八章关注的是IB在美国引起的争议,以及从IB自身全球化的角度去看待这种争议。尽管IB为美国教育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IB学校规模的迅速壮大,IB在美国社会各界也引发了各种争议。针对IB进行批判的主要是保守派,他们质疑IB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国际视野,担心影响本国公民的归属感。那么IB又是如何回应这种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呢?第八章从IBO自身的总体理念或使命、课程设计和运营策略三个维度对这一种张力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IBO正是在这样一种张力之下逐渐实现其“全球梦想”,把IB打造成有全球影响力的K-12国际课程,并且致力于实现更大的良善与公平。基于以上分析,第九章做出了总结,IB为美国带来了更高的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国际化水平以及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IB造成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张力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国应该以一种开放且谨慎的态度去对待IB之类的国际教育。最后,结合IB课程在我国的发展,提出针对我国国际教育治理的若干启示。
毕九川[3]（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杨薇[4]（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张伟[5]（2020）在《美国智库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根植于本土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独立、非营利性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议机构,美国智库的社会功能不仅体现在为政府决策者提供专业务实的政策分析与建议,还需要借助思想传播和公众教育等活动“启发民智”,服务公众利益。在理论上,针对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策略的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智库的社会功能,并借此洞察当代美国社会和政治运转中的相关现象;还可为今后研究不同国家、不同类型智库的舆论引导活动提供可借鉴的分析框架。在实践上,针对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策略的研究可为我们深度解读当前美国各领域对华政策提供一定的启示,同时为我国智库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提供借鉴。借助文献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在考察舆论传播一般规律和汲取社会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出一套审视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策略的分析框架,借此系统地考察智库在影响舆论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作为美国公共政策舆论场中的舆论引导主体之一,智库引导公众舆论的目标包含微观目标——影响舆论客体和宏观目标——实现组织发展与社会效益两个层面。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智库在引导公众舆论时展现出较为清晰的行为逻辑与程序规范,即“策略”。它由“势能”——能力构建和“动能”——行动实施两要素构成,能力构建是基础,行动实施是表现。其中,能力构建反映在舆论资源占有上,美国智库不仅依托各类成熟的内部机制,整合自身现有舆论资源,还巧借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甚至是个人的信息资源、公众信誉、传播渠道等,在信任资源、认知资源和注意力资源的能力构建上展现出明显的“内部塑造与外部借用相结合”的模式。行动实施是基于目标和能力的落实环节。在微观上,美国智库通过选择议题、建构议题和传播议题积极与普通公众展开议题互动,对舆论的传播过程施加影响;在宏观上,美国智库则致力于将社会精英阶层所代表和维护的主流意识形态投射到整体社会意见环境之中,影响普通公众的公共话语、主流意见、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等,更深地嵌入到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之中。
胡玥[6]（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JOUNGSOUNG KIM[7]（2020）在《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时期分裂的韩国和朝鲜,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军事对峙。自1980年代初以来,两国一直试图通过首脑会晤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敌对状态。然而,韩朝两国并非总是就举行首脑会晤达成了一致决定。本研究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尝试分析以下研究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促使韩朝双方决定召开首脑会晤?即韩朝双方在什么条件下会决定举行首脑会晤?第二,在这些因素中,有哪些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传统的首脑外交分析框架。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韩朝案例的特点,推导出了一个适合分析韩朝首脑会晤问题的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韩国和朝鲜在内的内部因素、美国在内的外部因素、沟通渠道的开启、预备性会谈、首脑会晤成果等要素。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全面分析了所有未决定或决定召开韩朝首脑会晤的案例,并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处于极端军事对立情况下的金泳三统治时期,美国作为其中一个外部因素,在决定召开韩朝首脑会晤的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对于处于一般军事对立情况下的其他时期,则都存在着如下列达成召开决定的因素:第一,韩国对朝鲜实行一贯的包容政策,并恰当地传递了想要召开首脑会晤的意图。在此过程中,一般只有少数官员参与了决策过程并达成一致;第二,由于政治和经济危机,朝鲜也传递出了想要进行首脑会晤的意图;第三,美国对朝鲜实行接触政策;第四,韩朝双方间及时开启了沟通渠道;第五,双方在预备性会谈中没有设定具体的讨论议题。在这些因素中,韩国对首脑会晤一贯、积极的意图和美国对朝鲜的接触政策是关键性因素。从成果来看,共同宣言正在变成具体性内容。但是,需要作出努力,积极执行协议事项。为此,今后的课题如下。第一,与国际社会的持续合作非常重要。第二,应该在韩朝首脑会谈上积极讨论无核化问题。第三,韩国国内有必要对韩朝对话形成积极的舆论。
胡超[8]（2020）在《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加坡从殖民地独立建国之后,博物馆体系从规划、建设到展览等各个层面,如何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对国民身份的表述。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兴建的新博物馆都反映出当时对国民身份的侧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93年,源自于殖民地官办莱佛士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不断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并以1985年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为标志,参与建构“新加坡人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5年,这期间亚洲文明博物馆建成开幕,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反映出新加坡的“亚洲身份”;第三个阶段从2015年国家美术馆落成至今,作为建设“世界都市”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反映了新加坡的“世界身份”。本文由此提出,新加坡这些身份的“想象”,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相关。在这种框架下,虽然有“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世界身份”这三种不同身份,但它们互相关联,本质上都反映着殖民帝国体系发展而来、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在单个博物馆或收藏。本文则首次将一个国家跨越50年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建设,对应着不同时代建构国民身份的侧重。另外,目前对亚洲价值观和世界都市等新加坡国策的讨论,往往强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原因,本文通过对国民身份在博物馆里的体现,首次论述这些国家政策的提出,也是新加坡国民身份建设的需要,反映着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对国家政策的驱动。本文这两个创新点,以及整体上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建设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对如何发挥博物馆（美术馆）的作用,促使人们理解不同的身份,增进文化互信,也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刘耀虹[9]（2020）在《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研究（2009-2019）》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构建观念、改变认知、提升形象既是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战略传播的重要尺度,是提升战略传播的重要方式。本论文集中研究奥巴马政府以来,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策略。通过对认知管理的理念、机制、模式、实践进行剖析,聚焦认知管理与战略传播的互动关系、并对战略传播的效度进行评估,分析美国如何形成、塑造和改变其对中东受众的认知。外交政策是战略传播和认知管理的先导,认知管理是战略传播的目的,战略传播是认知管理的手段。本文围绕着外交政策、战略传播、认知管理三个层次分析2009年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传播行为进行了深度案例分析,以检验美国对中东认知管理分析框架的合理性。本论文分别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和特朗普政府时期,选取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传播案例,以美国在中东地区为塑造中东受众的认知而实施的战略传播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之春”运动、特朗普在美伊对峙阶段中,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进而检验战略传播实施的效度是影响美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证实认知管理对于改变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以及减少中东受众对美国敌意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国力的迅猛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西方社会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也产生了深刻变化,本论文尝试提出认知管理的分析框架,探究美国战略传播的实施效果,这对于中国实施对外战略和构建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于京婉[10]（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2016年,因“萨德”风波中韩外交出现危机,导致两国关系跌至历史低谷。文在寅上任后对华如何施政,中韩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事关两国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发展,而且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与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为选项,基于三层考量:从中韩关系层面看,两国是搬不走的近邻,拥有广泛共识与利益契合。对其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韩了解,扩大双边合作领域,有效落实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从半岛安全层面看,韩国是朝鲜半岛属地国,而中国始终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参与国。对其研究有助于两国寻求共识,求同解疑,更好地推动半岛和平和地区安全与繁荣。从中美战略竞争层面看,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地区和半岛事务中受美国牵制。对其研究有助于增进双方政治和安全互信,增强共同维系半岛及地区安全稳定的信心。鉴于上述动因,本文试从五个方面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第一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外部环境是引发内部思考与影响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文在寅上任正值韩国“内忧外患”的政治乱局,诸多焦点问题成为文在寅政府的必答题。本章选择“由外至内”为视角,即地区、双边、国内,以三个新变化为焦点,对文在寅上任后韩国的时局背景进行剖析。三个新变化:一、东北亚地区局势新变化。其突出表现为韩国在中美两国战略竞争背景下面临的窘境、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对话的新气象、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冲击韩国外交,日韩争端持续升级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等四个方面。二、中韩关系新变化。主要论述了“萨德”问题重创中韩关系和贸易往来受挫刺激中韩关系,以及渔业纠纷问题激化中韩关系这三个痛点。三、韩国国内政局新变化。主要围绕韩国执政党的变化、领导人更迭、韩国国内对华态度的新变化这三个内容进行分析和探讨。上述内外局势的新变化,无疑对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导向产生重大影响。第二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政策目标是国家行为主体通过政策实施为获得某种效果或达到某种标准。文在寅政府执政初期,东北亚地区局势不断恶化、中韩因“萨德”问题出现外交危机、韩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文在寅政府为摆脱这一政治乱局,积极调整了韩国的对华政策。笔者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从政治、安全及经济层面,归纳梳理出其对华政策的三大目标。在政治层面上,文在寅政府试图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施平衡外交来稳定中韩关系,并借助中国提升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在安全层面上,首要目标是缓解中韩两国“萨德”危机,在此基础上争取中国共同应对朝核问题,同时要加强两国非传统安全合作。在经济层面上,文在寅政府为获取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红利,携手中国共同抵御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继续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不过,其也在试图通过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进而适当降低韩国对华经济的过度依赖。第三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和手段。政策资源是实施政策的先前条件,而政策手段是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措施与方法,两者相辅相成,均是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依托,本章主要通过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美韩同盟三个视角,审视文在寅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可以利用的“抓手”和有利“王牌”。其一、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政治价值。其二、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经济价值。其三、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筹码。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方法,笔者以政策资源要素为铺垫,重点论述了文在寅政府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对华政策手段。政治手段重点是通过两国高层互动增强政治互信和适当拉开与美国距离的方式,实现快速修复与巩固中韩关系。安全手段主要通过对“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管控的方式,达到缓和与加强中韩关系。经济手段则侧重于“合作+防范”的方式,来深化与发展中韩关系。第四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政策实施是运用综合手段实现政策目标的行为过程。本章基于对文在寅政府对华各项主张和举措的综合分析,着重从政治、安全、经济三大层面论述了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其中,政治和经济层面是本章论述的重点。在政治层面上,文在寅政府旨在修复与巩固中韩政治互信。举措一、为恢复两国政治关系,通过双边高层互动、提升中国战略地位、加强领导人沟通等措施,积极向中国示善示好。举措二、为缓和两国安全关系,通过加强双边高层对话和对“萨德”进行环境评估并作出“三不”声明,积极向中国发出和好声音。举措三、为平衡中美关系,主要通过在美国“印太战略”立场上采取模糊态度,在半岛问题上强调韩国主导作用,在美日韩三边发展军事同盟关系上持否定态度,在“反华为”事件上持保留态度,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等诸多之举,有意向中国做出倾斜。在安全层面上,文在寅政府力求拓展中韩安全合作的新增长点。主要体现在协调处理朝鲜半岛事务和提升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方面。在经济层面上,文在寅政府谨慎深化中韩经贸依存关系。主要包括: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这些都是文在寅政府顺应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之举。第五章,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展望与应对。本章的重点是对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结果进行效能评估,对其执政后期中韩关系走势做出研判,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中国政策应对。效能评估是对应政策目标的三个层面,即政治、安全、经济层面开展的。通过逐项分析和综合考量,笔者认为,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实施的“上半场”,总体来看取得的成效较为显着。其主要表现:中韩关系开始转圜,聚焦的“萨德”问题按下了“暂停键”,经贸合作总体恢复元气,这充分体现了文在寅政府对华的诚意和努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看到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局限性,解决朝核问题仍任重道远,美韩同盟仍是中韩关系的“夹心层”。展望文在寅政府后期的中韩关系,笔者综合各种复杂因素,作出以下判断:两国趋稳向好的势头有望得到维持,但短期内中韩关系难以再现“蜜月期”,其局部风险仍不容忽视。本章最后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中国政策应对:第一、明晰战略定位。第二、深化战略互信。第三、扩大共同利益。第四、增强危机管控。第五、推动多边合作。
二、一致沟通——www.CommuniAge.com（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致沟通——www.CommuniAge.com（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文凭项目是什么 |
| 二、为什么要研究IB项目 |
| 三、为什么要研究IB项目在美国的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国际文凭项目 |
| 二、全球化 |
| 三、本土化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IB项目的起源与发展的相关研究 |
| 二、IB项目结构与特征的相关研究 |
| 三、IB项目的实施情况的相关研究 |
| 四、IB项目价值意义的相关研究 |
| 五、IB项目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
| 六、综述小结 |
| 第五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IB项目在美国的本土发展 |
| 第一节 IB在美国的本土发展 |
| 一、引进阶段(1971-1979) |
| 二、增长阶段(1980-1989) |
| 三、加速阶段(1990 至今) |
| 第二节 IB与本土课程标准互融互补 |
| 一、总体目标的匹配 |
| 二、阅读标准 |
| 三、IB课程与共同核心标准的融合 |
| 四、IB课程对共同核心标准的弥补 |
| 第三章 IB在美国发展的联邦层面法律政策因素 |
| 第一节 提升教育质量:《中小学教育法》、TITLE I学校与IB |
| 第二节 问责文化的形成:《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和IB |
| 第三节 提升竞争力的相关政策与IB |
| 第四节 国际教育战略作为IB课程发展的催化剂 |
| 第五节 对基础教育的新反思——ESSA法案与IB |
| 第四章 美国州和高校层面对IB的政策支持 |
| 第一节 州层面对IB的政策支持 |
| 一、政策支持的维度 |
| 二、支持政策的实践转化:以佛罗里达州为例 |
| 三、各州的政策创新与实践 |
| 第二节 高校对IB的政策推动作用 |
| 一、美国高校对IB的认可 |
| 二、高校出台优惠政策吸引IB学生 |
| 第五章 IB学校在美国的实施及其效果 |
| 第一节 IB能够提高学生学业表现 |
| 一、PYP学生的表现 |
| 二、MYP学生的表现 |
| 三、DP学生的表现 |
| 第二节 IB能够促进教育公平 |
| 一、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参与IB项目的机会率 |
| 二、改善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业表现 |
| 三、增加低收入DP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 |
| 第三节 IB项目对教师发挥的影响 |
| 一、对小学教师的影响 |
| 二、对中学教师的影响 |
| 第四节 IB项目能够帮助美国学校走向国际化 |
| 第六章 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学区层面的案例:芝加哥公立学校(学区) |
| 一、CPS引进IB项目之前的状况 |
| 二、CPS采取的措施 |
| 三、引入IB项目的效果 |
| 第二节 高校层面的案例:洛约拉大学中的IB教师培训项目 |
| 一、IB教师培训的三个阶段 |
| 二、IB教师需要掌握的知识指标和技能指标 |
| 三、IB教师专业课程 |
| 第三节 学校层面的案例 |
| 案例一:皮斯小学 |
| 案例二:科罗拉多学校 |
| 案例三:美国L国际学校 |
| 第七章 IB项目在美国受到争议 |
| 第一节 争议的进程 |
| 一、导火索:IB项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 |
| 二、矛盾激化:联邦政府的支持 |
| 三、批判的高峰阶段:匹兹堡事件 |
| 第二节 争议的重点 |
| 一、“世界公民”和“美国公民”之争 |
| 二、侵犯地方教育权 |
| 三、质疑IB项目的效果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阴谋 |
| 第三节 来自不同阵营的声音 |
| 第八章 全球化与地方化张力下IB的回应 |
| 第一节 理想主义的使命:IB的初创期(1962-1973) |
| 一、秘而不宣的“国际使命” |
| 二、全人教育与学术标准的平衡 |
| 三、精英主义或欧洲中心的现实 |
| 第二节 理想主义的衰退:发展与稳定期(1974-1989) |
| 一、国际使命的衰退 |
| 二、将全球议题和跨学科方法引入课程 |
| 三、不均衡的全球拓展 |
| 第三节 重申全球梦想:扩张与多元化时期(1990-2003) |
| 一、从国际理解到世界公民 |
| 二、开发PYP与 MYP |
| 三、转向行善与公平 |
| 第四节 迈向大众:品牌化时期 |
| 一、培养国际情怀与全球公民 |
| 二、打造K-12 的国际课程品牌 |
| 三、从精英走向大众 |
| 第五节 三重张力下的美国IB项目发展 |
| 第九章 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辩证:IB项目发展的结论和启示 |
| 第一节 IB项目为美国教育带来了好处 |
| 一、IB项目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国际化 |
| 二、IB项目能够促进教育公平 |
| 三、IB项目能够为美国带来全球竞争力 |
| 第二节 IB项目的全球扩展就是其不断的全球本土化的过程 |
| 一、IB项目在英国 |
| 二、IB项目在澳大利亚 |
| 三、IB项目在日本 |
| 第三节 中国教育如何应对IB教育 |
| 一、可以大胆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资源 |
| 二、有必要对国际项目进行本土化改造 |
| 三、可以借鉴美国IB项目的本土化经验 |
| 四、用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教育国际化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文献 |
| (一)中文着作或译作 |
| (二)中文期刊 |
| (三)中文学位论文、网络文献及其他 |
| 二、英文文献 |
| (一)英文着作及官方文件 |
| (二)英文期刊 |
| (三)英文学位论文、报告及网络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访谈提纲 |
| 附录二:访谈记录 |
| 附录三:美国各州IB学校数量统计图 |
| 后记 |
（3）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5）美国智库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创新 |
| 六、研究方法 |
| 七、研究路径与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舆论传播概述 |
| 第一节 舆论传播的规律认知 |
| 一、舆论的形成与传播 |
| 二、舆论的功能 |
| 三、舆论的引导 |
| 第二节 舆论传播的理论解读 |
| 一、舆论形成的社会环境——场域理论 |
| 二、舆论传播的行为体间结构——社会分层理论 |
| 三、舆论变化的控制因素——说服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智库引导舆论的主体性、目的性和策略构成 |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引导舆论的主体性 |
| 一、舆论传播活动行为体 |
| 二、舆论引导主体系统 |
| 三、舆论引导主体系统中的智库 |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引导舆论的目的性 |
| 一、微观目标 |
| 二、宏观目标 |
| 第三节 美国智库引导舆论的策略构成 |
| 一、蓄势阶段——能力构建 |
| 三、发动阶段——行动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的能力构建 |
| 第一节 舆论引导能力要素的内部塑造 |
| 一、认知资源的内部塑造 |
| 二、信任资源的内部塑造 |
| 三、注意力资源的内部塑造 |
| 第二节 舆论引导能力要素的外部借用 |
| 一、认知资源的外部借用 |
| 二、信任资源的外部借用 |
| 三、注意力资源的外部借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智库舆论引导的行动实施 |
| 第一节 影响公众议程设置 |
| 一、选择议题 |
| 二、建构议题 |
| 三、传播议题 |
| 第二节 参与意识形态传播 |
| 一、获取意识形态传播话语权 |
| 二、建构意识形态传播内容 |
| 三、开展意识形态大众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美国智库在对华网络安全政策上的舆论引导策略 |
| 第一节 案例背景 |
| 一、精英认知的持续稳固 |
| 二、公众认知的显着变化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 |
| 一、能力构建过程分析 |
| 二、行动实施过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启示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 (一)对外政策 |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致谢 |
（7）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由来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关于首脑外交的文献 |
| 1.3.2 关于韩朝首脑外交的文献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原理根基与分析框架 |
| 2.1 原理根基 |
| 2.1.1 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
| 2.1.2 传统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 |
| 2.2 韩朝首脑外交的案例特殊性(一) |
| 2.2.1 冷战的遗产 |
| 2.2.2 美对朝制裁与接触的悖论 |
| 2.2.3 韩国国内政治生态 |
| 2.2.4 朝鲜国内政治生态 |
| 2.3 韩朝首脑外交的案例特殊性(二) |
| 2.3.1 基于军事对立程度的分类 |
| 2.3.2 韩朝的军事对立程度 |
| 2.4 韩朝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案例分析 |
| 3.1 金泳三时期的首脑外交(1993.02.25~1998.02.24) |
| 3.1.1 韩国因素 |
| 3.1.2 朝鲜因素 |
| 3.1.3 外部因素:美国 |
| 3.1.4 沟通渠道开启:吉米·卡特 |
| 3.1.5 预备性会谈 |
| 3.2 金大中时期的首脑外交(1998.02.25~2003.02.24) |
| 3.2.1 韩国因素 |
| 3.2.2 朝鲜因素 |
| 3.2.3 外部因素:美国 |
| 3.2.4 沟通渠道开启:中国渠道 |
| 3.2.5 预备性会谈 |
| 3.2.6 首脑会晤成果 |
| 3.3 卢武铉时期的首脑外交(2003.02.25~2008.02.24) |
| 3.3.1 韩国因素 |
| 3.3.2 朝鲜因素 |
| 3.3.3 外部因素:美国 |
| 3.3.4 沟通渠道开启:六方会谈 |
| 3.3.5 预备性会谈 |
| 3.3.6 首脑会晤成果 |
| 3.4 文在寅时期的首脑外交(2017.05.10~) |
| 3.4.1 韩国因素 |
| 3.4.2 朝鲜因素 |
| 3.4.3 外部因素:美国 |
| 3.4.4 沟通渠道开启:平昌冬奥会 |
| 3.4.5 预备性会谈 |
| 3.4.6 2018年第一次首脑会晤成果 |
| 3.4.7 2018年第二次首脑会晤成果 |
| 3.4.8 2018年第三次首脑会晤成果 |
| 第四章 韩朝未能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案例分析 |
| 4.1 全斗焕时期的首脑外交(1980.08.27~1988.02.24) |
| 4.1.1 韩国因素 |
| 4.1.2 朝鲜因素 |
| 4.1.3 外部因素:美国 |
| 4.1.4 沟通渠道开启: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 |
| 4.1.5 预备性会谈 |
| 4.2 卢泰愚时期的首脑外交(1988.02.25~1993.02.24) |
| 4.2.1 韩国因素 |
| 4.2.2 朝鲜因素 |
| 4.2.3 外部因素:美国 |
| 4.2.4 沟通渠道开启 |
| 4.2.5 预备性会谈 |
| 4.3 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的首脑外交(2008.02.25~2013.02.24、2013.02.25~2017.03.10) |
| 4.3.1 韩国因素 |
| 4.3.2 朝鲜因素 |
| 4.3.3 外部因素:美国 |
| 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结论 |
| 5.1 基于军事对立程度的外交环境分类 |
| 5.1.1 极端军事对立环境 |
| 5.1.2 一般军事对立环境 |
| 5.2 一般军事对立环境下的韩朝首脑外交 |
| 5.2.1 韩国因素 |
| 5.2.2 朝鲜因素 |
| 5.2.3 美国的对朝政策 |
| 5.2.4 沟通渠道开启 |
| 5.2.5 预备性会谈 |
| 5.2.6 首脑会晤成果 |
| 5.3 结论 |
| 5.3.1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影响因素 |
| 5.3.2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的决定性因素 |
| 5.3.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8）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内容和意义 |
| 1.2. 现有研究梳理 |
| 1.3. 研究方法、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第二章 新加坡博物馆的“前史”:1887-1965 |
| 2.1. 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博物馆(1887-1965) |
| 2.2. 莱佛士博物馆的身份信息:“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 |
| 2.3. 殖民地身份的影响和讨论 |
| 第三章“新加坡人”身份:1965-1993 |
| 3.1. 建国初期国家博物馆的定位探索 |
| 3.2. “新加坡历史”展览:新身份的视觉呈现 |
| 3.3. 开幕系列展中的“新加坡人”身份 |
| 3.4. “海峡华人”展厅:新加坡人身份vs.华人身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亚洲身份(1993–2015) |
| 4.1.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亚洲身份” |
| 4.2. 博物馆体系的开创与亚洲身份 |
| 4.3. 亚洲文明博物馆:相隔15年的两个开幕展 |
| 4.4. 土生文化馆馆址的符号意义:道南学校 |
| 4.5. 土生文化馆的身份象征:种族和文化的“混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都市(Global City)”身份(2015--) |
| 5.1. “世界都市(Global City)”叙事和身份建构 |
| 5.1.1. “世界都市”的国家定位和文化政策 |
| 5.1.2. “世界都市”的身份意识 |
| 5.2. 国家美术馆的外在身份:建筑、历史和规划 |
| 5.3. 国家美术馆开幕系列大展:三重身份的世界属性 |
| 5.3.1. 本土身份:新加坡艺术史展“你叫什么名字?” |
| 5.3.2. 独立的本地华人身份:蔡逸溪vs.吴冠中 |
| 5.3.3. 东南亚身份:“东南亚艺术”展的寓意与困境 |
| 5.3.4. “世界都市”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与帝国”展览 |
| 5.4. 美术馆的“世界都市”身份:寓意与融合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研究（200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五、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认知管理与战略传播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认知管理的理论阐释 |
| 一、认知管理的理论基础 |
| 二、认知管理的理论应用 |
| 三、认知管理的建构机制 |
| 第二节 战略传播的理论阐释 |
| 一、美国战略传播理论内涵 |
| 二、战略传播的理论内涵 |
| 三、战略传播的应用原则 |
| 第三节 认知管理与战略传播的关系 |
| 一、认知管理是战略传播的目的 |
| 二、战略传播是认知管理的手段 |
| 三、认知管理与战略传播的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传播 |
| 第一节 美国战略传播的机制演进 |
| 一、一战与公共信息委员会 |
| 二、二战与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 |
| 三、冷战与美国新闻署 |
| 第二节 美国战略传播的机构设置 |
| 一、美国国防部的战略传播机构设置 |
| 二、美国国务院的战略传播机构设置 |
| 三、美国智库的战略传播设置 |
| 第三节 美国战略传播的路径与手段 |
| 一、美国战略传播执行路径 |
| 二、美国战略传播的执行手段 |
| 第三章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 |
| 第一节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 |
| 一、外交政策的一般概念 |
| 二、奥巴马主义 |
| 三、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实践 |
| 第二节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东战略传播 |
| 一、传播美国价值观 |
| 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
| 三、与中东受众直接接触 |
| 第三节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东的认知管理 |
| 一、中东民众对美国的认知背景 |
| 二、中东民众对美国认知变化的原因 |
| 三、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东的认知管理 |
| 第四节 “阿拉伯之春”运动与美国战略传播实践 |
| 一、美埃关系透视 |
| 二、“1·25革命”时期奥巴马政府战略传播实践 |
| 三、“阿拉伯之春”运动美国对中东的认知管理模式 |
| 第五节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中东战略传播的成效评估 |
| 一、美国战略传播的主要影响 |
| 二、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外交的结果 |
| 三、美国对中东战略传播成效的整体评估 |
| 第四章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 |
| 第一节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外交政策调整 |
| 一、特朗普政府伊朗政策的背景 |
| 二、伊朗核技术的发展 |
| 三、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战略传播策略 |
| 一、利用经济制裁引发伊朗内部分化 |
| 二、巧用盟国塑造共识 |
| 三、利用信息战“丑化”伊朗政府形象 |
| 四、利用军事行动的心理战震慑伊朗 |
| 第三节 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认知管理模式 |
| 一、塑造减少美国在中东政策干预的认知 |
| 二、数据驱动型下的新认知管理模式 |
| 第四节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战略传播的成效评估 |
| 一、伊朗的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态度存在分歧 |
| 二、伊朗青年一代受美国吸引 |
| 三、伊朗整体民众的反美情绪 |
| 四、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的不信任感 |
| 五、美国国内党派分歧加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10）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二)对既有文献的反思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背景 |
| 一、东北亚地区局势新变化 |
| (一)韩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面临的窘境 |
| (二)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对话的新气象 |
| (三)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冲击韩国外交 |
| (四)日韩争端持续升级双边关系不断恶化 |
| 二、中韩两国关系新变化 |
| (一)“萨德”问题重创中韩关系 |
| (二)贸易往来受挫刺激中韩关系 |
| (三)渔业纠纷问题激化中韩关系 |
| 三、韩国国内政局新变化 |
| (一)韩国执政党的变化 |
| (二)领导人更迭 |
| (三)韩国国内对华态度的变化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目标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一)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 (二)实施平衡外交稳定中韩关系 |
| (三)提升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一)缓解“萨德”危机 |
| (二)中韩合作共同应对朝核问题 |
| (三)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一)最大获取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 |
| (二)携手中国抵御逆全球化的经济冲击 |
| (三)适当降低对华经济依赖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资源 |
| (一)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政治价值 |
| (二)韩国对华政策恃有的地缘经济价值 |
| (三)美韩同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筹码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手段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手段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手段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 |
| 一、修复与巩固中韩政治互信 |
| (一)恢复两国政治关系 |
| (二)缓和两国安全关系 |
| (三)平衡中美关系 |
| 二、拓展中韩关系的新增长点 |
| (一)协调处理朝鲜半岛事务 |
| (二)重视中韩非传统安全合作 |
| 三、谨慎深化中韩经贸依存关系 |
| (一)积极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 (二)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 |
| (三)扩大韩国多元经济发展布局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评估、展望与应对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效能评估 |
| (一)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政治效能评估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安全效能评估 |
| (三)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的经济效能评估 |
| 二、文在寅政府对华关系展望 |
| (一)两国趋稳向好的势头有望得到维持 |
| (二)短期内对华关系难以再现“蜜月期” |
| (三)局部风险不容忽视 |
| 三、中国的政策应对 |
| (一)明晰战略定位 |
| (二)深化战略互信 |
| (三)扩大共同利益 |
| (四)增强危机管控 |
| (五)推动多边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后记 |
四、一致沟通——www.CommuniAge.com（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美国IB项目研究[D]. 张玉娴.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8)
- [3]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5]美国智库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D]. 张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7]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D]. JOUNGSOUNG KIM.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2)
- [8]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D]. 胡超.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7)
- [9]认知管理视角下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传播研究（2009-2019）[D]. 刘耀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10]文在寅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于京婉.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