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仪——走遍天下de金拐杖（论文文献综述）
何心怡[1]（2020）在《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浩瀚的德国儿童文学书海中,历来不乏纷繁的中国元素。相较于以往多以中国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体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当代都市形象与现代性批判、华裔移民与混血少年、互联网时代及一系列当代重大事件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元素。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变迁、新兴亚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同样受到关注。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的中国书写犹如一面多棱镜,体现出作者褒贬并生的多元立场,丰富了德国少年儿童读者的中国想象。本研究从“他者”视域出发,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主要理论依据,借鉴后殖民主义批评、跨文化研究等理论资源;立足于细致的文本分析,重视文本内部研究与外部语境的互动关系,对文本进行历史关照和文化透视,揭示潜藏于儿童文学文本背后的德国社会文化心态,考察特定时代语境下儿童文学中国叙事的特殊意义。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在于:第一,新世纪涉及中国题材的德国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什么样的中国故事?第二,这些作品向德国少年儿童读者呈现何种中国形象?第三,作者意图透过这样的中国形象,为德国少年儿童读者构建何种价值观?第四,作者塑造的中国形象与其所处的德国文化有何内在联系?基于对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中涉及中国题材作品的梳理,本论文从当代中国形象的时代特性出发,结合作者知名度及作品的出版和获奖情况,选取芭芭拉·拉班《中秋节的印记》、苏珊娜·霍恩菲克《木兰爱在上海》和德籍华裔作家刘桂玉《猴年》三部作品,结合文本内部分析与外部语境考察,对其呈现的当代中国形象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阐释。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组成。第一章为绪论,概述本论文研究的内容、背景、意义、方法和研究现状;第二章阐述本文论证的理论依据,厘清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的异国形象、意识形态形象与乌托邦形象及后殖民主义视域下杂交性身份、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等概念,说明本论文如何借助这些理论展开论证;第三章综述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发展趋势,梳理其中涉及中国题材的作品,明确本论文选取研究文本的依据,概述所选三部作品如何围绕中国题材展开叙事;第四章剖析德国儿童文学中以上海为范例的中国当代城市空间书写及其对城市病的反思性批判;第五章详细阐释德国儿童文学塑造的“香蕉人”、“混血儿”、高考生等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形象及权威长辈、华裔移民等成年人形象;第六章多角度考察德国儿童文学观照当代中国文化的视角、侧重点及其书写策略;第七章结语,概括总结全文的内容和观点,阐明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终究只是德国建构自我的镜像;我们亦可从中反思如何在国际上更好地构建中国的文化形象,在“他者”文化中完成自我认识和自我提升。
于健[2]（2019）在《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叶美国重要的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一生创作有中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近百部,此外还发表有自传、回忆录、游记等多部。他的小说创作是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铸成了他的文学大师身份,并历来以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文化意蕴着称于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福克纳、海明威、T.S.艾略特在内的诸多美国作家和评论家都曾高度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认定他的创作在美国文学传统中所占的奠基地位及对后世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他们的评价引出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着名作家、评论家对吐温的小说创作做出如此评价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吐温小说艺术中具有持久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吐温的小说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对于说明小说艺术规律具有怎么的意义?鉴于诸多评论家也曾刻意强调他的创作所具有的意象化特征,我们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到了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上。我们发现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在美国民族文学传统初步形成的时期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这也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所包含的意象描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无论对于吐温在美国民族文学史上占有的位置,还是对于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美国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学总体形态的构成,都有成立的理由。同时,这种意象描写不仅在和同时代美国其他作家的对比上,而且在和世界文学史上相当普遍的小说艺术创作的对比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和体系化的特点。针对这种情况,本论文将研究重点确定为吐温各体小说（长篇小说为主,中、短篇小说为辅）包含的意象描写,考察和研究其小说意象产生的成因、特征、艺术技巧,以及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兼及他的小说意象对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做出的美学贡献。期望对其意象创造的经验做出客观的考察和理论性的总结,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经典的范例和有益的借鉴。研究吐温小说的意象,就必然依靠对于意象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本文依据中国古典意象观念,借助中国历代主要意象理论,形成阐述吐温小说意象的理论视角,据此对马克·吐温小说的意象化描写加以考察阐释,以便深入挖掘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深层含义以及个人化的形式技巧,探索到推动马克·吐温创作的动力性因素,即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和人格特质中推动他进行艺术创造的因素,以及美国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创立美国民族文学的历史要求。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为了解决学术研究的前提问题,本文在第一章中便对涉及到的若干重要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这些概念包括意象、核心意象、象征型艺术,以及中国传统意象理论观念。在梳理概念范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中形成的意象概念和西方国家的意象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差别。西方社会在古代时期对意象很少探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主要从戏剧形象,即演员的扮演形式和装束方面,关注到这一艺术因素。在古罗马抒情诗人那里,尽管描绘到众多意象诸如自然山川和诸神象征,但也没有达到近代以来对于象征方法的热衷程度;在中国,则呈现出另一趋势。早在《诗经》《楚辞》形成的时代,诗人就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和象以及辞的对应关系。特别是老庄一派哲学伦理学,对中国古代的意象观念发生了深刻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运用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象理论对吐温小说意象进行分析阐述时,既考虑到中外意象观念的差别,又侧重利用了两者的一致之处,使文本的分析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次,为了探讨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个人成因,本文对促成吐温小说意象创造的社会和个人成因进行了分析阐述,特别是对具有直接作用意义的吐温个人性格特征做了比较细致的总结概括。为此,本文在同是基础部分的第二章,对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生活和美国社会基本状况做了一般性说明,对吐温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乃至一般性格心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论证,目的是要揭示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如何相互作用,并同时对吐温的小说意象的产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再次,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艺术的构成。这部分是在初步整理吐温的小说意象描写的分布、类型、呈现方式、基本构造后,对若干具有重大意义的意象所做的尽可能全备的分析论证。这部分内容属于本文的重心所在,分别由第三、第四、第五章加以展开。其目的是将把吐温小说的意象体系从时代生活和个人经验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单独就其审美内涵和象征意义加以分析论证。具体做法是研究其内部构造,审美机能,以及具有持久认同作用的审美含义和审美题旨,并根据其意象描写的实际成果,将自然意象、人物意象、民族国家意象分别予以讨论,对其中包含的自然观、人性观、以及包括道德和宗教观在内的民族国家意识等核心内容予以分析论证。最后,在全文的结论部分,对吐温小说意象的审美风格特征、文学史地位、艺术经验价值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这部分是综合以上研究所形成的佐证,对其意象体系进行具体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内容的总结,目的是在总体风格上得出意象艺术的规律认识和相关结论,以便论证该意象体系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象艺术贡献和地位,表明支撑马克·吐温小说艺术的审美价值的核心性要素的美学地位。
王钶媃（Ong Ke Rou）[3]（2019）在《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传统且经典的研究课题,但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尤其重视媒介化社会下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族际交往的研究却并不多。严格来说,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是一种共生状态,即冲突又和谐。外界认为的族群团结一致,其实对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笔者而言是一种客气却不敢逾越的互动关系。这引发了本研究对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一系列思考:何为冲突与和谐并存的族群共生状态?其上层建构与日常互动中的族际交往又有何规律与区别?民间族际互动如何解构族群冲突走向共生关系?本文基于以上考虑,紧密围绕“马来西亚马来人与华人的族际交往如何达到共生关系”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本研究是一项质性研究,笔者用了两年的时间进入田野调查,在学校、职场、网络等多个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同时也选择了 80位不同年龄与性别等特征的马来人与华人,来作为主要的访谈对象,重点关注两族之间的接触、互动、交往与矛盾关系,具体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认知与偏见、交往模式和规律,以及互动关系中和谐与冲突的动因和过程,通过对日常与网络社会的族际交往这一动态过程进行深入观察,挖掘隐藏在其中的内在关系逻辑。本项研究意欲回答两个主要的关键问题,其一是日常互动中族群间的隔阂与客气交往是何以造成与建立的?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如何影响日常族际交往?两族间存在一条不容挑战也不可逾越的线又怎样解释?其二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很有默契地不去挑战这条线,到底这条线是什么?其深层内容与交往规律为何?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一条线?日常生活的这条线又如何对应上层建构的族群关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本研究将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民间叙述中日常语态的族际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过程,其上层建构的矛盾冲突如何透过日常族际交往得到消解与重构?接着是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代际差异的族际交往有何异同,这变迁的族群关系如何走向阈限性族际边界与族别认同?最后则阐释族群间复杂而动态的共生关系如何形成并影响族群冲突的产生、建构、转换、消解与重构?研究发现,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关系,是被上层政治精英作为阶级集团利益共同体所建构的,事实上日常互动中两族的交往模式消解了冲突并达成“互不侵犯”的相处之道。与此同时,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关系是嵌入与脱嵌于日常和网络社会的双重交往,即日常族际交往中是嵌入心理而行为脱嵌,而网络中的族群互动则是行为嵌入而心理脱嵌的。此外,从日常场域转向网络社会的族群交往将因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而得以消解上层建构的族群偏见,并将其重新编码让新一代马来人与华人的族群关系趋向融合。这促使笔者进一步思考,为何马来人与华人之间更多呈现出是一种“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总是保持着安全距离的共生关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容易在日常互动中被解构,但即便物理距离接近,心理距离上仍遥不可及,双方都不愿意跨过界限,就像彼此之间有一道墙,或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线,谁都不会轻易挑战这条线。研究分析认为,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族群隔阂,这条所谓的不可逾越的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族群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上层建构的是安全“虚线”,间歇性发生且影响力不足,而日常互动中的族群交往也消解了被建构的冲突关系。“虚线”虚无而虚假,但日常互动中的安全“实线”则实在而真实。实线与虚线相互交叠,显示出族群共生关系,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体现出一种不愿主动挑战“安全线”的共处状态、相处之道与交往规范。“隐形的安全线”具有根本性、复杂性与流动性。其根本性在于上层建构了“他族寄生于我族”的优越感与认知偏差、我族因沉默的螺旋而产生了外显与内隐的族群尊严,以及媒介尤其媒体因“把关人”的议程和情绪设置,而将族群关系导向冲突或和谐。其二,安全线的复杂性体现在“离心与向心双倾向”相互牵制,及其因程度长短与选择高低而产生的四种交往维度。最后,安全线的流动性是基于族群交往转向网络社会时,其缺场交往的时空属性赋予了阈限身份,即随时切换族群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可能性。于此同时,马来人与华人在族群认知中出现了传播断层,过去上层建构的族群冲突将因受众的自主选择,而陷入失衡的螺旋,导致新生代一旦接触有别于既定印象的他族认知,则将产生传播休克。这种短暂的文化休克将出现四种反应:惊讶、不接受、努力接触与最终快速适应。研究分析也认为,安全线之所以流动性高,是因符号延异过程中漂浮的能指的任意性,尤其语言成了两族深交与绝交的重要因素。简单来说,安全线的根本性保证了两族之间的安全距离,而其复杂性与流动性导致共生状态得以长久延续。但这条安全线必须是隐形的,因为只有隐形才安全,才能消解上层刻意建构的族群矛盾,同时,隐形的安全线是日常互动中一种仪式化交往的社会规范。“隐形的安全线”虽然是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中的本土化概念,但却也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尝试打破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补充族群边界理论的内涵,重视交往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双重性”,以及高语境化的时空属性。全球化时代下,跨文化传播赋予了文化体之间更多碰撞与交流,而交往中“隐形的安全线”解释了多个文化体之间在日常与网络社会的不同互动,安全线虚实交叠恰恰体现上层与民间的跨文化对话,其复杂性与边界的流动性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适应过程。
高莉莎[4]（2018）在《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来自云南红河州H县L乡的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线下田野与线上田野相结合,从日常生活切入,打破既往底层研究中的“被动”基调,转向主体-实践视角关注行动者本身,考察他们如何在结构化、宰制性的空间中进行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生产了哪些空间?使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在智能手机这种具身化媒介嵌入日常生活后,手机的使用如何创造性地打造或改变日常生活世界?如何进行意义创造和空间生产?日常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日常生活空间是个体再生产的实践空间,既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媒介,也是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输出地云南H县L乡的村落空间,打工输入地昆明的城市空间,以及手机构成的线上空间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经过几年线下与线上田野考察,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被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结构性压力,宰制力挤压得索然无味,而是通过各种生活策略,在给定的空间进行临场发挥式的即席创作与书写。在村寨,为了契合城乡流动的打工生活模式,农民工们通过对传统礼俗空间的重构,以及“拼贴”亚文化空间的生产,生成了新的意义与传统。在城市,他们具有建构全新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的能力:城市不起眼的角落,演变为他们交流、休闲、娱乐才能展示的舞台以化解工作的“无聊”,这种“碎片空间”既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亦是嵌入城市生活的具体生活情境;利用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以节庆和仪式性的“身体展演”完成一种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狂欢空间”建构。手机具身化嵌入日常生活后,他们成为手机大胆实践者,网络空间的主体性书写者和创新者,建构了以民族文化符号为标识的网络族群空间,对村落传统祭祀仪式进行解构与重塑,建构了跨越边界的舆论空间,也界定了“我群”与“他群”的无形边界。手机建构的网络空间同时作用于城市-乡村两个实体空间及空间里面的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得以不断互动和重组。这一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是一种“临场发挥”性质的行动,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与情境因素的复杂多样相契合的权宜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既非有意识的对宰制力的“抗争”,也非一味的规避,而是在控制与自由之间,在给定的舞台空间的即席书写,因而具有临时性、就地性、此在性等特点。
郑伟斌[5]（2018）在《东台湾的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历史变迁中的族群建构》文中指出本文以两个“台湾原住民族”——“噶玛兰族”和“撒奇莱雅族”的生成历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脉络性的建构论（contextual constructionism）分析视角检视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如何“族群化”（ethnicitization）。研究分成两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先对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首先回溯花莲地区的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源流及其早期的社会文化,接着以重大历史事件——“加礼宛事件”作为切入点,探究造成今日花东地区噶玛兰后裔和撒奇莱雅后裔的分布格局与社会文化形貌背后的历史原因。最后,以回顾原住民族命名-分类体系的演变作为衔接,进入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围绕当代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族群建构实践进行考察与分析。研究内容以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台湾政治转型发展过程为背景,分别从族群运动和文化政治两个方面考察“噶玛兰族复名运动”和“撒奇莱雅族正名运动”的历程,以及当代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透过文化政治路线开展族群建构的社会实践。本研究力图呈现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等多重力量建构“噶玛兰族”和“撒奇莱雅族”的过程,同时也将此过程放在台湾社会历史的整体演进脉络中进行审视。研究指出,近十几年来台湾原住民社会出现的族群再分类现象,本质上是台湾内部政治秩序调整的产物,它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以及“台独”势力企图在当代国际秩序中寻求“国家”身份认同的理念与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噶玛兰族”、“撒奇莱雅族”,还是其他“台湾原住民族（群）”,本质上都是历史过程中关于人群命名、分类的权力政治协商的产物。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化”建构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同时也是再创造历史的过程。
郝佩林[6]（2018）在《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文中研究表明苏州评弹,包括评话和弹词,俗称大书和小书,孕育于江南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南宋以降,民间说书逐渐萌发、成型,奏演于江南城乡社会。明代中期之后,江南乡镇勃兴,乡村工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文化和社会风气丕变,城乡娱乐需求骤增,为苏州评弹的成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时至晚清,苏州评弹演艺渐臻成熟。清前期出现的光裕公所在太平天国乱后得以恢复,它以组织的力量整顿评弹行业,规范江南城乡演出秩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江南乡镇评弹说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乡镇书场炽盛,艺人咸集,演出络绎不绝,普通民众以欣赏评弹为乐,苏州评弹由此逐渐融入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抗战爆发后,在沦陷区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的江南城乡,苏州评弹的演出或者畸形繁荣,或者乱象丛生,艰难存在。从近世以来江南乡镇评弹演出的演变脉络,不难看出,苏州评弹始终是江南乡村民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评弹艺人主要在乡镇茶馆展示才艺,是为茶馆书场。乡镇书场是江南文化生态的伴生物,以其经营及承演性质的不同而分为专营书场、兼营书场、混场子和临时书场等不同类型,满足了不同情况下的民众需求。乡镇民众多把乡镇茶馆作为获取资讯的平台、休闲娱乐的空间和社区政治的园地。其间相对稳定的客源、小本经营之道和经济实惠的消费水平,促成了茶馆与书场的结缘。由此,密布的水乡茶馆不仅为评弹展演提供了物化空间,也因为这种展演蔚成江南乡镇社会崇文重艺、知音谙吕的评弹民间生态。从空间格局考察,乡镇书场具有不同层次,评弹风尚浓郁、名家响档荟集的乡镇“老码头”联络成网,侧面反映了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发达程度,而在广阔的城乡,密布的水网、错落的乡镇和便捷的舟楫又十分有利于各层次书码头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城乡之间不断传递着社会文化信息。在乡镇书场运作中,作为经营者,场东负责打理书场日常运作的各项业务。场东常常远赴苏州、上海等都市茶会礼聘说书先生;同时,场东努力妥善处理各方人脉关系,营造安稳的运营环境,训练手下堂倌,着力提升书场服务质量。场东与远道而来的评弹艺人关系复杂,或愉快合作,或互相抵牾,不一而足。凡此种种,在江南乡镇社会呈现出城乡交流的生动面相。另一方面,场东对书场设施的安排以及空间的布置,尤其是“状元台”、“戤壁客”等书场安排体现了特定的社会价值与象征意义。场东的书场运作在江南乡镇社会营造了多种社会角色沟通的社会空间,演绎出江南城乡交流的多样化方式。艺人是乡镇评弹演艺的主体与核心要素。在江南乡镇码头上,既有往来于城乡的响档名家,也有初试啼声的新手,更有长期驻留乡镇的码头老虎和乡村漂档。他们在演艺、谋生的同时,不断汲取地方性知识,将共同体生活元素化入说唱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评弹民间技艺,亦底定了评弹艺术面向乡村的艺术旨趣。艺人在精进艺术的同时,也参与了地方生活。艺人们儒雅稳健的台风和感恩慕义的行谊在乡镇社会中型构出“先生”般的形象;书场内外,艺人与听客、地方威权等群体围绕艺术品鉴、演出秩序等方面展开互动、角逐;艺人同道之间结纳资助,敌档竞艺。活跃于乡码头上的诸种角色表演显现了江南城乡社会关系的鲜活态。最后,作为江南乡民日常休闲的听书,在娱乐乡民的同时,亦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州评弹的展演节律深度嵌入了乡村日常生活之中,衍为水乡民众慢板化的生活样式。听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乡村的社会纽带,艺人、听客之间交游唱和同时生成以听书为乐的听众共同体。更重要的是,评弹说唱不仅模铸乡民生活样式,而且陶冶着乡民的观念情趣。评弹说唱使江南乡民们在艺术审美中体悟着忠、孝、节、义的精英思想,沟通了大小传统两个思想境域。鉴于乡镇社会生活的传统性,部分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缩短文明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距离;江南乡镇评弹的近代改良正体现了这样的努力。本文重点关注的既非评弹的文学艺术特性,亦非单纯述说苏州评弹的近代演变过程,而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中,确认这一民间艺术形式的历史方位和社会功能。透过苏州评弹在江南乡镇社会中的实态运作,揭示其与江南乡民日常生活的关系;通过苏州评弹在江南城乡之间的流动,考察其在沟通江南城乡生活中的历史作用。惟其如此才能显示社会史的整体视野。
许玉婷[7]（2016）在《论克洛德·罗阿与中国文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作家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1915-1997）被视为20世纪法国的见证人,他与中国的关系是20世纪下半叶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交流对话的典型个案。国内外学者对罗阿与中国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迫切需要深入、系统的全面研究。本文以实证方法为主,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全面梳理罗阿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事实联系、因果联系、血缘关系,彻底厘清罗阿与中国接触的来龙去脉,深入探讨他接受、吸收、传播中国文化所采取的方式、所取得的成果。罗阿青少年时代通过阅读凡尔纳的小说与道家哲学英法文译本、观赏赵无极的画作等方式了解中国。1952年他实现梦想已久的中国之行,开启西方人访问、认识新中国的序幕。回国之后,罗阿撰写《中国之钥》与《关于中国》等着作与文章传播中国知识,在法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罗阿主要通过中国诗人了解中国古诗,进而通过中国古诗了解中国文化。他对中国古诗的理解与体验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触及诗教这一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在中国诗教的传承者与施行者中国士大夫身上看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在中国文化里找到宗教般的精神慰藉和人生智慧,最终与他自己及这个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罗阿坚持阅读、翻译中国古诗四十几年。为了再现中国诗人的思想情感、中国诗歌语言特征,罗阿摸索出一套翻译方法和原则,并运用到他所翻译的中国诗集《盗诗者》中。一诗多译是《盗诗者》的一个显着特征,揭示了罗阿由翻译、改写到创作的过程。罗阿晚年的诗歌创作吸收了中国诗歌的元素。在他晚年的代表性诗集《在时间的边缘/秋天之旅》中,中国诗人经常出现在笔端,成为他时时与之对话的精神伴侣;罗阿系统地采用《盗诗者》中所选译的中国诗歌题材,其诗歌语言汲取了《盗诗者》中的译语特征,并倾向于用中国人所熟悉的事物表达他的人生观、生死观。总之,罗阿在中国诗人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通过翻译中国诗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种声音。
端木敏静[8]（2015）在《融通中西，守望记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研究》文中认为晚清在华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通过研究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文化与教育的活动以及他们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首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研究的新视域,有助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中国跨时代变迁中的晚清中国和西方视野下中国形象的演变进程,也为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冲突、为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和会通提供借鉴和启示。本论文以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为研究个案,在收集和整理伦敦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所提供的苏慧廉第一手档案材料和中英文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充分的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融合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及这些学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和解释框架,重构苏慧廉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图景,多角度、全方位地阐述和分析苏慧廉及其传教团队的在晚清温州的传教、教育和医疗事业,探讨了他们在晚清温州的近代化进程中和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本论文还对苏慧廉的东学西传的汉学学者生涯和作品进行系统介绍,并通过对苏慧廉汉学代表作的分析来阐述苏慧廉的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整理评价他在欧洲汉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苏慧廉1883年初来到浙江温州传教,1907年离开温州前往太原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传教期间创办西式学校和西医医院,推动了晚清温州的基督教、文化、医学发展的近代化进程。1911年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汉学终身教授,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授。苏慧廉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和实践,他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特殊时代的跨文化交流的具象化的过程,对他的研究具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学术意义在于关于苏慧廉的全方位学术研究还是空白的状态；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在当今各国民众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更频繁的时代里,关于苏慧廉的研究能为当下的跨文化交流带来启示和提供必要的经验教训。本论文首先以史为线,阐述苏慧廉初到中国的文化体验以及在传教过程中为适应中国文化和温州当地文化做出的处境化努力,来呈现西方传教士初遇异质文化的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藉此探讨跨文化传递、跨文化互动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其次,苏慧廉在温州活动时期正值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本论文详细叙述了苏慧廉为应时代之需而开创的西学东渐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深入讨论了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办教育和医疗等事业中所透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苏慧廉对晚清温州乃至晚清中国的文化观察,是当代学者研究晚清中国城市、民俗民风等珍贵历史材料之一。苏慧廉夫妇在晚清温州生活二十五年,深入温州各层人群、各个地方,接触到温州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场观察、亲身体验中国文化,亲眼目睹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世界近代化潮流体系中的变迁,这些现场材料被苏慧廉夫妇用文字保存下来。本论文整理和研究苏慧廉夫妇对晚清温州的报道作品、未出版的手记信件以及留下的关于晚清温州的老照片,整理其中关于晚清温州的描述,梳理他们对晚清中国的观察和评论,了解特定时期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并以此微观视角了解晚清中国社会真实图景和社会文化语境,为更多相关学者研究提供借鉴。最后本论文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苏慧廉的汉学造诣,对他的着作逐一介绍,并进行客观地评价。以苏慧廉的代表作《论语》译本、《儒释道中国三大宗教》和《中国与西方：中西交通史大纲》为研究文本,深入阐述了苏慧廉对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宗教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呈现他是如何向西方世界诠释和解读中国文化。《论语》译本研究将填补国内苏慧廉《论语》译本研究的空白,《儒释道中国三大宗教》是欧洲汉学界关于中国宗教精神的经典力作,《中国与西方》阐述了中国在中西关系发展史里的角色和影响。本论文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作品的阐述和分析,以历史人物和历史时代的辩证关系以及苏慧廉对当下跨文化交际的启示为视角,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苏慧廉的历史成就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和创新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殖民扩张提供了历史机遇,欧美国家基督教青年海外宣教运动带来时代选择,而晚清中国特殊历史环境帮助他成就人生使命。其次,苏慧廉的跨文化交流体验为当下跨文化交流提供的借鉴和启示：开放心态,认知他者,这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第一要素；调整姿态,学习认同并溶入目标文化,打破文化的疆界,是形成文化间的互惠理解必要途径；最后通过文化间的双向传递,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彼此交流、彼此认知、彼此学习的桥梁,在对话中促进彼此是跨文化交流的最高境界。文化交流关系绝不应是非此即彼、单相输出,互惠对话、多元共存不仅是未来人类文化关系的图景,也是和谐发展的基础。文化可以成为彼此沟通的桥梁,而不是隔断彼此的屏障。
王硕丰[9]（2013）在《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文中指出《圣经》是全世界流行最广的一本书,它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源远流长。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圣经》汉译本是《古新圣经》,而且它也是最早的汉语官话《圣经》译本。此书成书于嘉庆年间,根据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翻译而来,共三十七卷,一百四十多万字,除《雅歌》及部分先知书未曾译出外,翻译了其余的《旧约》以及全部《新约》,作者是一位法国传教士——贺清泰。这部几近完整的《圣经》对今天的《思高圣经》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至今鲜有问津,实为可惜。在国内,研究《圣经》汉译的学者多从马世曼译本及马礼逊译本入手,而更早期的着作却被忽视。当下对于汉语神学的梳理,若忽略早期《圣经》的译介工作、不从源头做起,则根本无法理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不回到根本,就不可能重建中国基督宗教史。因此应弥补这部分盲点,以扎实的态度回归原点,进行最根本的探索。更何况今天天主教的权威《圣经》——《思高圣经》,是在其编者翻阅贺清泰《古新圣经》的基础上完成的。目前对于《圣经》的研究,尚未从对勘角度入手的案例,而校勘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从汉代发展至今,学术意义甚远。此外,佛经对勘的研究愈来愈多,近年来佛经研究者们频频从该角度着手,将汉文佛经与梵文、藏文等版本进行对勘,效果颇丰,对勘法在佛经研究中已受到相当大的重视。在此基础上,《圣经》研究者们大可将日光投入该领域,学习、借鉴对勘法,吸取其智慧,从扎实的字句校对中,拓宽经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过去对于汉语《圣经》的研究,多以译本为主,进行任意解读与诠释,未从对照角度,将译本与源本进行对勘研究,而只有从最基础的对勘研究中,才可还原作者的翻译原貌,得出最扎实有力的论断。本文从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入手,与《古新圣经》的四福音书部分进行逐句对勘,以第一于原始资料为本,在语句的翻译中探索贺清泰翻译策略,从顺应性翻译、北京土语方言、语气助词、明清用语等角度,窥探贺清泰的翻译特色,从而归纳、总结出贺清泰在《古新圣经》的翻译、写作中采取的译经策略,以重现《圣经》翻译史的源头。全文第一章总结前人研究结果,介绍方法论意义,即对勘研究的运用,从我国校勘史入手,梳理早期汉语《圣经》翻译史、介绍汉语《圣经》研究史以及对勘法对十汉译《圣经》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对贺清泰其人及《古新圣经》版本、结构、内容、注解部分、序言等进行介绍,以及源本哲罗姆《拉丁通俗本圣经》；第三章为翻译策略,分别从西方《圣经》翻译史、利玛窦路线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介绍贺清泰译本的翻译背景,以及《古新圣经》中的具体翻译现象；第四章在对勘基础上,从新词、神学词汇两方而分别予以探讨,从外来词角度、概念史角度将对勘做一研究,梳理部分神学词汇在早期汉语《圣经》中的流变情况,分析神学概念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的不同含义。《古新圣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汉译白话本《圣经》,在《圣经》汉译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语言史等多方面深具价值,值得从不同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时间、能力有限,本文将《古新圣经》与《拉丁通俗本圣经》、《思高圣经》的四福音书部分进行了对勘,希望日后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多有意义的研究,并在对勘基础上,从多角度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层次探求。
毋丹丹[10]（2013）在《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诠释》文中研究指明对传统教师德性进行现代诠释,需要对传统教师德性进行理论上的探源与分析,以此作为现代诠释的基础和前提。本研究首先追溯了教师德性之源,认为传统教师德性以“道”为魂,并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有“道”是为师的基本前提：二是教师的教育实践在实质上就是一个传道的过程；三是教师传道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完满、德性丰盈的君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教师德性进行了人性层面的考察,并进一步认为成就德性需指向其道德本心。其次,本研究从两个层面对传统教师德性的内涵作出解读。一是从外在身份指向上来解读传统教师德性。研究认为社会身份的属性规定是衡量教师德性的基本依据,在这一外在身份认同指向层面,教师德性的内涵是传道、授业、解惑。其中,“传道”即传天地人三才之道：“授业”即授先师经典文卷,但需以“道”来“一以贯之”；“解惑”即使学生明明德。三者之中,“传道”是宗旨,“授业”是途径,“解惑”是落脚点,即教师以“传道”为理念宗旨,在“授业”的过程中,促进学生内在良知良能的觉醒与发展。二是从内在心性指向上来解读传统教师德性。本研究首先从中西方德性的起源与发展比较中论证了教师德性内在心性指向的合理性,然后进一步得出作为教师德性内在心性指向的教师仁是教师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和展开的道德本体。最后,笔者对传统教师德性的特征进一步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化成天下的教育性特征、德性意识的自觉性特征、成己成物的实质性特征。对传统教师德性的探源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但对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诠释还需要建立在对现代教师德性进行反思的现实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传统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延传变体链,其中既存在传统中的变体,也含有相传事物的同一性。任何事物都是在传统的延传变体链中,既沿承着传统中的同一性要素,又创新和发明着新传统。可以说,衡量教师德性在传统延传变体链中的稳定性的标准便是传统教师德性是否符合当代人们的价值需求,即希尔斯所说的传统与现代碰撞和冲突中的“共同意识”。因此,在对传统教师德性进行现代诠释之前,首先要对现代教师德性进行时代的反思,明白现代教师德性欠缺什么,由此我们才能判定传统教师德性中的哪些内容符合当代人们的价值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诠释传统教师德性中具有同一性价值的部分。本文在第二部分详细展开了对教师德性消解的现实透析。研究认为,现代教师德性面临着消解的危机。首先是教师德性意识的消极懈怠,具体表现为：教师德性主体意识的不自觉,即教师在其教育实践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道德精神意蕴,从而表现为对学生道德影响的无计划、无目的状态；教师德性反思意识的缺失,即有些教师虽然意识到了教育实践中的道德精神意蕴,但是在如何向学生传授知识,影响学生的价值观方面却没有足够的省察,从而使其德性意识走进了误区。其次是教师德性实践中的学与道的背离,具体表现为科学之道的偏离和人文之道的背弃,即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我们既没有真正吸收西方科学之道背后所蕴含的科学精神,也没有保留住我国传统文化人文之道中所含有的成人成圣的人文精神。最后是教师德性精神的式微,具体表现为在教师这一职业群体中,与教师职业领域相关的制度和道德规范被日益强化,教师个体的内在德性精神空间则被规约化的组织秩序和规则不断挤压,从而使教师的教育信仰和道德追求在日益强化的伦理约束下逐渐退化、师者传道的教师身份在现代性的隐患中遭遇着迷失、以德性精神为内在力量的教师权威也日渐论丧。在对现代教师德性进行现实透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从历时性的维度,以及文化、社会、学校组织三个层面对教师德性消解的原因进行了根源剖析。首先在文化层面,研究认为教师德性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教师所处的文化世界中展开的,而这一文化世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则遭受了文化价值观变迁以及文化冲突的境遇。一方面,文化价值观从整合转向分裂引发了教师德育价值观从人本走向工具；另一方面,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的冲突引发了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其次在社会层面,本文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社会关系变迁这两个角度着手来分析外在社会因素对教师德性的影响。研究认为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模式实现了从“国家→宗族乡绅→社会成员”到“国家→单位组织→社会成员”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所引发的教师存在方式和所获资源配给方式的变化,使现代教师身份呈现出制度性和寄生性的特征,从而导致教师忘却了师者育人的根本。同时,社会关系伦理特质的隐退以及工具性特征的呈现,使得教师的功能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教师权威所依赖的土壤被打破。教师逐渐从有社会担当的知识分子退变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最后在学校组织层面,笔者认为以提高效率为主旨的教师考核评价,不利于教师德性的发展,而教师在现有考评制度下所表现出来的从德性至上到效率优先、从脑力劳动到机械式的体力劳动的退变,实际上反映的是教师在专业分工下的单向度样态,即教师只肯定或顺从于现实,并与现实保持一致,但缺乏对现实的否定、批判和超越。通过以上对教师德性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本文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对传统教师德性作出新的解读。在外在身份指向方面,传统教师德性在现代视域中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道之所指已由古代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更新为自然之道、科学之道和人文之道。其中,科学之道是求真,代表了人类在面对客观世界的危险、残酷以及未知所带来的困惑与迷茫时,所具有的崇尚真理、唯实求真的精神,持之以恒、执着探索的精神,反思批判、敢于创新的精神；人文之道是求善,即人类在对内心世界自我关照的基础上,通过对人的心性、尊严、价值不断反思和追问而形成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其核心内容是“做人”,即如何处理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之道以原道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科学与人文之道的生成,科学与人文之道是自然之道在人类世界的两种投射,在这个意义层面,自然之道则是追求科学与人文的和谐之美。三道之中,以自然之道为宗、为本、为源,科学与人文之道是自然之道在不同层面上的展开,是人在探索心灵世界与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理念追求。其次,在教师授业方面,教师逐渐突破传统授业中注重知识伦理特质的局限,开始着重于知识的生产力转化与创新。这便要求教师不能局限于对现有实用性知识的传授,还要指向未来,不断实现知识的创新；具有学生主体意识,以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要有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能力,以促进授业内容的不断更新,并提高授业的实效性；要以政治信念和社会责任意识为其内在的精神动力。最后,在现代社会中,教师针对学生之惑应有两解：一是向外认识世界的知识技能疑惑之解；二是向内认识自己的生命成长疑惑之解。其中,教师对学生的知识技能疑惑之解应更多地体现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即以启发引导的方式培养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探究欲和创新能力；教师对学生向内认识自己的生命成长疑惑之解,则需要继承传统教师德性中使学生“明明德”的教育思想。在内在心性指向方面,教师仁作为道德本体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我们一方面要继承其道德创造性,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教师仁外在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的改变。教师仁外在表现形式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师生关系中。传统建立在不平等师生关系基础上的教师仁的感通形式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改变,即要求在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中实现教师自我意识和情感与学生的融通,这就需要师生关系建立在对话和理解的基础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教师道德规范是教师仁现代发展的外在指向。在教育实践中传统教师德性的发展方面,笔者认为教师首先要树立以“传道为主旨的教育理念”,做到知识经济时代的以“道”统“学”以及教育实践中自然之道、科学之道和人文之道的合一。其次,教师要重塑知识分子精神,明确自己的“传道”职责,肩负起弘扬德性伦理文化精髓、化育年轻一代的社会使命；从职业特性而言,教师所从事的是一项有待于完善和超越的人类活动,“传道”中“修道”是对这一特性的概括和总结,教师唯有在教育实践中始终保持谦逊和进取的心态才能在帮助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修炼自身,实现自我德性塑造的根本目标。教师德性伦理的实现过程是教师职业道德主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教师专业道德素养的提升和德性自我意识的觉知,而反思与批判是教师德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途径。最后,教师还要在德性教育实践中实现成己与成物,即在教学相长中实现培养学生德性以及建立教师德性自我的统一。这就需要教师做到在为人师表中以行促知、在敬业爱生中以心育情、在教书育人中以智养性。
二、礼仪——走遍天下de金拐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礼仪——走遍天下de金拐杖（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2 “他者”视域下的异国形象与异国文化 |
| 2.1 作为“他者”的异国形象 |
| 2.1.1 社会集体想象物与异国形象塑造 |
| 2.1.2 异国形象塑造中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倾向 |
| 2.2 作为“他者”的异国人和异国文化 |
| 2.2.1 身份构建和文化认同 |
| 2.2.2 “杂交性”文化身份和文化差异 |
| 3.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与当代“中国故事” |
| 3.1 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发展趋势 |
| 3.2 中国作为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的题材 |
| 3.2.1 德国儿童的中国奇幻冒险——芭芭拉·拉班《中秋节的印记》 |
| 3.2.2 中德混血女孩的文化寻根——苏珊娜·霍恩菲克《木兰爱在上海》 |
| 3.2.3 “香蕉人”少女的身份困惑——刘桂玉《猴年》 |
| 4 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中的当代中国城市形象 |
| 4.1 城市作为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 |
| 4.2 城市空间:杂糅与共生 |
| 4.2.1 地铁:拥挤混乱的流动空间 |
| 4.2.2 社区:隐私匮乏的市井空间 |
| 4.2.3 市区:热闹繁华的摩登空间 |
| 4.2.4 古镇:自然古朴的理想空间 |
| 4.3 本章小结 |
| 5 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中的当代中国人形象 |
| 5.1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形象 |
| 5.1.1 “香蕉人”:华裔二代移民少年儿童 |
| 5.1.2 “混血儿”:跨文化、跨族裔少年儿童 |
| 5.1.3 “书呆子”:应试教育下的少年儿童 |
| 5.1.4 “小乞丐”:社会底层的边缘少年儿童 |
| 5.2 当代中国成年人形象 |
| 5.2.1 固守文化传统的威严长辈 |
| 5.2.2 无根漂泊的华裔一代移民 |
| 5.2.3 儿童幻想世界里的“扁平人物” |
| 5.3 本章小结 |
| 6 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形象 |
| 6.1 作为文化身份要素的汉语 |
| 6.1.1 母语与文化身份认同 |
| 6.1.2 姓名的文化价值承载 |
| 6.1.3 动态变迁中的当代汉语 |
| 6.2 作为“异国情调”与“套话”的中国文化 |
| 6.2.1 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中国饮食文化 |
| 6.2.2 被神化的中医药与“养生之道” |
| 6.3 作为民族价值观载体的民间风俗 |
| 6.3.1 传统家庭秩序作为核心价值 |
| 6.3.2 “功能性”和“泛灵性”的民间信仰 |
| 6.3.3 对日常习俗的“套话”书写 |
| 6.4 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政治文化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意象与马克·吐温的小说意象 |
| 第一节 意象概念与中国传统意象观念 |
| 第二节 意象问题在晚近中国和外国 |
| 第三节 核心意象及其范例 |
| 第四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范例 |
| 第五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特征 |
| 第二章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主观与客观基础 |
| 第一节 对文学创作主观、客观基础的理解 |
| 第二节 马克·吐温的童年记忆 |
| 第三节 马克·吐温的人格特质 |
| 第四节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主观自觉 |
| 第五节 马克·吐温意象创造的客观依据 |
| 第三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自然意象 |
| 第一节 密西西比河意象 |
| 第二节 西部旷野意象 |
| 第四章 吐温小说的人物意象——少年儿童 |
| 第一节 汤姆·索亚意象 |
| 第二节 哈克贝利·芬意象 |
| 第五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人物意象——美国梦幻者 |
| 第一节 塞勒斯意象 |
| 第二节 萝拉意象 |
| 第六章 马克·吐温小说的国家意象及其他 |
| 第一节 美国国家意象 |
| 第二节 吐温小说的其他意象 |
| 第三节 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的风格特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意识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问题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二章 回到历史:一种建构的族群刻板印象 |
| 一、游戏开局:族群关系的历史与变迁 |
| 1. 幕后玩家:族群身份意识与冲突的开端 |
| 2. 在线玩家:同一条宪法有两种社会契约 |
| 二、制定规则:上层建构族群认知偏差 |
| 1. 513族群冲突:50年前后的族群禁忌 |
| 2. 族群政策NEP:既定印象与交往距离 |
| 第三章 语言交流:族群互动中的符号延异 |
| 一、深交与绝交:日常交往中的语言 |
| 1. 巴刹语言:跟马来人深交的秘诀 |
| 2. 符号缩写:隔绝华人的族群边界 |
| 二、禁忌与学习:跨出舒适圈的语言 |
| 1. 语义差异:语言误解的交往禁忌 |
| 2. 学习中文:多语优势与跨族情谊 |
| 第四章 饮食习惯:文化图腾的自我与他者 |
| 一、认识他者的族群饮食 |
| 1. 海南鸡趴的单向交流 |
| 2. 海南面的演化与想象 |
| 二、自我隐喻的改良饮食 |
| 1. 椰浆饭的重新诠释 |
| 2. 华人糕饼的清真化 |
| 第五章 学习教育:交往规范中的敏感底线 |
| 一、华人社群的内卷化:学习中的自强不息或自困围城 |
| 1. 独中即是天井:失异族相处机会 |
| 2. 师长惊弓之鸟:族群间的不信任 |
| 二、马来社群的封闭性:教育中的扶弱政策或扶持拐杖 |
| 1. 马来文国语:不容挑战的族群尊严 |
| 2. 伊斯兰官教:贯彻生活的族群精神 |
| 第六章 职场交际:制度化关系中的相处惯性 |
| 一、基于生计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能量的资本计算:工作需求的交往 |
| 2. 人数多寡即权力:谁人多谁是老大 |
| 二、利益导向的职场族群关系 |
| 1. 政府构建公司“圆形监狱” |
| 2. 自我审视的狱卒“把关人” |
| 第七章 政治参与:族群边界安全距离的延续 |
| 一、意见表达:维持族群边界的交往方式 |
| 1. 全国大选的族群政治诉求 |
| 2. 井水不犯河水的相处模式 |
| 二、社会运动:打破族群边界的交往困境 |
| 1. 底层知识鸿沟:语言障碍限制沟通 |
| 2. 民间弱性参与:年轻人难动员参与 |
| 第八章 仪式互动:时空阈限下的身份转换 |
| 一、共此时:族群仪式互动中的情感体验 |
| 1. 文化共融:双佳节期间创新青包 |
| 2. 国族认同:球场飞扬的团结符号 |
| 二、过日子:亲密圈身份过渡的相处之道 |
| 1. 宗教适应:难懂的《可兰经》 |
| 2. 婆媳问题:学懂礼仪与饮食 |
| 第九章 虚拟交往:互联网时代族群关系的重构 |
| 一、网络社区中的缺场交往 |
| 1. 多语言论坛:志同道合却难以深交 |
| 2. 面子书使用:反哺建构新族群认知 |
| 二、空间流动中的亲密内爆 |
| 1. 媒介化社会中的身份转换 |
| 2. 身体不在场的选择性表露 |
| 第十章 隐形的安全线:一个概念的提出及其分析框架 |
| 一、一个本土化概念的提出 |
| 1. 虚实之间:建构的虚线与日常的实线 |
| 2. 似近若远:时空维度下族群双重交往 |
| 二、分析框架与进一步思考 |
| 1. 区别认知与关系的安全线 |
| 2. 分析代际间新旧的安全线 |
| 第十一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对象一览表 |
| 附录二: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从日常生活开始 |
| 二、农民工研究：概念、研究范式及反思 |
| 三、研究问题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实践”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空间：个体再生产的实践空间 |
| 第三节 手机：具身化媒介 |
| 第四节 分析框架 |
| 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
| 第一节 民族志方法及研究适切性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入场：尴尬的空间创造性的场所 |
| 二、融入：从“老板娘”到“高老师” |
| 三、田野：从“线下”到“线上” |
| 小结 |
| 第三章 变迁中的村寨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一节 走进L乡 |
| 一、自然地理交通及经济发展概况 |
| 二、历史沿革 |
| 三、媒介使用 |
| 第二节 传统礼俗空间重构与新空间生产 |
| 一、奇观式婚礼与“好日子”的建构 |
| 二、“小年轻”的亚文化拼贴空间 |
| 第三节 裹挟于社会转型中的村寨变迁 |
| 一、“空心村”的日常 |
| 二、拉开的贫富差距 |
| 三、“退路”在何方？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生产 |
| 第一节 碎片空间 |
| 第二节 身体展演与狂欢空间 |
| 小结 |
| 第五章 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重构 |
| 第一节 族群空间 |
| 第二节 仪式空间 |
| 第三节 舆论空间 |
| 一、一个真实版的《手机》故事 |
| 二、跨越边界的“游街示众” |
| 第四节 “自我”与“他者”：交往的边界 |
| 第五节 埋葬手机：无奈的手机“实践” |
| 小结 |
| 结论与反思：“生活诗学”抑或戴着“枷锁”舞蹈？ |
| 一、“生活的诗学” |
| 二、戴着“枷锁”舞蹈?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主要报告人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优酷视频及点击率 |
| 附录四 ：视频使用频率较高的几首伴奏歌曲的歌词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东台湾的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历史变迁中的族群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构想 |
| 一、噶玛兰人的相关研究 |
| 二、撒奇莱雅人的相关研究 |
| 三、理论探讨与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篇章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篇章结构 |
| 第二章 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来源与分布 |
| 第一节 花莲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原住民族群 |
| 一、区位空间与自然环境 |
| 二、行政沿革与原住民族群分布 |
| 第二节 宜兰南徙花莲的噶玛兰人 |
| 一、南迁花莲的噶玛兰人与加礼宛六社 |
| 二、噶玛兰人的社会文化 |
| 第三节 世居花莲平原的撒奇莱雅人 |
| 一、花莲平原撒奇莱雅人的早期历史 |
| 二、撒奇莱雅人的社会文化 |
| 第三章 “加礼宛事件”与两个人群的流散迁徙 |
| 第一节 “开山抚番”与国家力量介入后山 |
| 一、清廷“开山抚番”与汉人入垦花莲 |
| 二、花莲地区原住民人群与清廷官军的初遇 |
| 第二节 “加礼宛事件”的历史图像 |
| 一、清廷官方文书的记载 |
| 二、口述史中的“达固湖湾战争” |
| 第三节 人群的流徙与身份的隐匿 |
| 一、事件后清廷的处置 |
| 二、人群的流散、迁徙与活动空间变迁 |
| 三、身份的隐匿与“集体失忆” |
| 第四章 族群运动与“噶玛兰族”、“撒奇莱雅族”的生成 |
| 第一节 原住民族群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一、原住民族称与分类体系的历史演变 |
| 二、原住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族群正名”风潮 |
| 第二节 “返去做番”: 噶玛兰人的“复名”运动 |
| 一、潘朝成及其家族的寻根之路 |
| 二、新社加礼宛后裔的族群意识转化 |
| 三、偕万来寻亲与“噶玛兰族”的“复名” |
| 第三节 脱离阿美族: 撒奇莱雅人的“正名”运动 |
| 一、帝瓦伊·撒耘家族与撒奇莱雅人的“正名” |
| 二、离散族裔的聚合与“撒奇莱雅族”的生成 |
| 第五章 当代原住民政策变迁下的族群建构 |
| 第一节 当代台湾政党政治下原住民政策的嬗递 |
| 一、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原住民政策(1983-2000) |
| 二、民进党执政时期的原住民政策(2000-2008) |
| 三、国民党及民进党重新执政后的原住民政策(2008-2018) |
| 第二节 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的文化复振与族群建构 |
| 一、文化的转型与调适: 噶玛兰人的Gataban(猎首祭-丰年节) |
| 二、断裂与接续: 撒奇莱雅人的Palamal火神祭与文化复振 |
| 第三节 文化政治整合与族群发展路径的探索 |
| 一、族群精英与族群发展的文化政治路线 |
| 二、政治结构困境与族群发展的路径探索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田野调查图集 |
| 附录二: 2016年8月1日蔡英文向台湾原住民道歉演讲全文 |
| 附录三: “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设置要点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6）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江南乡镇评弹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明清评弹的乡村成长 |
| 一、苏州评弹的乡村起源 |
| 二、明清市镇勃兴与评弹成长 |
| 三、晚晴评弹行业规范的确立 |
| 四、明清时期评弹流播特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乡镇评弹的繁盛 |
| 一、乡镇书场炽盛 |
| 二、艺人咸集乡镇 |
| 第三节 民国中后期乡镇评弹演艺衰像 |
| 一、沦陷时期乡镇评弹的畸形存在 |
| 二、民国末期乡镇评弹的艰难维持 |
| 第二章 书场：乡镇社会公众空间 |
| 第一节 江南文化生态中的茶馆书场 |
| 一、茶馆：公众空间之节点 |
| 二、茶馆与书场的结缘 |
| 三、评弹的民间社会生态 |
| 第二节 乡镇书场的类型 |
| 一、专营书场 |
| 二、兼营性书场 |
| 三、混场子和临时书场 |
| 第三节 乡镇书场的空间格局 |
| 一、乡镇“老码头” |
| 二、乡码头网络 |
| 第三章 乡镇场东的经营策略 |
| 第一节 场东的运作 |
| 一、书场环境的营造 |
| 二、艺人延聘与利益分配 |
| 三、“龙园”标准：梅李场东瞿老四的经营 |
| 第二节 场东经营的社会性表达 |
| 一、书场陈设的社会性 |
| 二、“状元台”的象征意义 |
| 三、“戤壁客”的社会价值 |
| 第三节 场东与艺人的关系 |
| 一、场东与艺人的合作 |
| 二、场东与艺人的抵牾 |
| 第四章 评弹艺人的乡镇演艺生涯 |
| 第一节 艺人的乡野生存 |
| 一、艺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
| 二、乡镇艺人的身份表达 |
| 第二节 曲艺的乡村取向 |
| 一、地方性知识 |
| 二、共同体生活的参与 |
| 三、独特的民间技艺 |
| 第三节 同埠艺人的关系模式 |
| 一、同道之结纳 |
| 二、乡码头上的敌档 |
| 第四节 往来于江南城乡 |
| 一、新手试艺乡码头 |
| 二、名家响档出码头 |
| 三、“码头老虎”与乡镇漂档 |
| 四、会书与乡村书艺 |
| 第五节 艺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
| 一、书台上下的艺术品鉴 |
| 二、艺人与地方威权角力 |
| 第五章 乡镇评弹展演的社会功能 |
| 第一节 听书与乡民休闲 |
| 一、听书与休闲节律 |
| 二、作为休闲方式的听书 |
| 第二节 听书与乡民交往 |
| 一、乡村听众共同体 |
| 二、听书与日常交往方式 |
| 第三节 乡镇评弹与日常教化 |
| 一、别样的“非现代性”体悟 |
| 二、民间艺术的观念陶冶 |
| 三、融入共同体的艺术感知 |
| 四、说书改良与乡民教化 |
| 余论：民间艺术与近代江南城乡生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评弹专用术语集释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论克洛德·罗阿与中国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Resume |
| 前言 |
| 第一章 罗阿与中国结缘 |
| 一、到访之前梦想中国 |
| (一) 阅读凡尔纳 |
| (二) 阅读道家哲学 |
| (三) 观赏赵无极的画 |
| 二、到访之后书写中国 |
| (一) 破冰之旅 |
| (二) 《中国之钥》 |
| (三) 《关于中国》 |
| 第二章 罗阿走向中国诗教 |
| 一、前期的政治介入 |
| (一) 早年宗教的失落与父爱的缺席 |
| (二) 从右派转向左派的政治介入 |
| (三) 政治介入作为宗教信仰的替代物 |
| 二、走向中国诗人与中国诗歌 |
| (一) 从司汤达到苏东坡 |
| (二) 热爱苏东坡 |
| (三) 中国诗歌的慰藉 |
| 三、体验中国诗教 |
| (一) 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诗教 |
| (二) 法国当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士大夫的契合 |
| 第三章 盗诗者罗阿 |
| 一、罗阿看中国古诗翻译 |
| (一) 汉语 |
| (二) 中国古诗翻译 |
| (三) 法译中国古诗 |
| 二、罗阿翻译中国古诗 |
| (一) 中国诗人的形象 |
| (二) 《盗诗者》 |
| 第四章 罗阿后期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歌元素 |
| 一、后期创作中的中国诗人形象 |
| 二、后期创作中的中国诗歌题材 |
| 三、后期创作中的中国诗歌语言特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融通中西，守望记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苏慧廉历史档案资料的搜寻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 |
| 五、本研究主要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初遇东方：苏慧廉的中国传教生涯 |
| 第一节 成长年代：时代选择和信仰传统 |
| 第二节 初来乍到：苏慧廉的温州传教生涯 |
| 第三节 文化适应：基督教本土化的尝试 |
| 第二章 西学东传：苏慧廉与晚清温州的西学东渐 |
| 第一节 西式教育传入：苏慧廉与艺文学堂 |
| 第二节 女子启蒙教育：苏慧廉与艺文女学 |
| 第三节 近代西医兴起：苏慧廉与新式医院 |
| 第三章 中国观察：苏慧廉与晚清温州叙事 |
| 第一节 苏慧廉夫妇的跨文化中国叙事和叙事特色 |
| 第二节 晚清城市图景：温州古城印象、晚清女性和晚清官员 |
| 第三节 晚清社会纪实：晚清温州的社会问题和民间宗教状况 |
| 第四章 中学西传：苏慧廉汉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中学西传的媒介：苏慧廉汉学教授生涯和汉学作品简介 |
| 第二节 对中国文化的阐释：《论语》译本研究及核心概念的文化阐释 |
| 第三节 对中国宗教的解读：《中国儒释道三教》研究 |
| 第四节 对中国历史的探讨：《中国与西方：中西交通史大纲》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西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9）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部分 导论 |
| 第一章 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
| 1.1 前人研究成果 |
| 1.2 我国校勘发展史 |
| 1.3 对勘法研究《圣经》 |
| 1.3.1 《圣经》汉译史 |
| 1.3.2 汉语《圣经》研究史 |
| 1.3.3 《圣经》对勘研究法 |
| 第二章 贺清泰与《古新圣经》 |
| 2.1 贺清泰 |
| 2.2 《古新圣经》藏本 |
| 2.3 《古新圣经》源本——武加大本 |
| 2.4 《古新圣经》内容 |
| 2.4.1 《古新圣经》结构 |
| 2.4.2 《古新圣经》注解 |
| 2.4.3 《古新圣经》序 |
| 第三章 《古新圣经》翻译策略 |
| 3.1 西方《圣经》翻译史 |
| 3.2 耶稣会来华历史背景 |
| 3.3 利玛窦翻译策略 |
| 3.4 《古新圣经》翻译分析 |
| 第四章 对勘分析 |
| 4.1 佛经对勘的启示 |
| 4.2 词汇角度 |
| 4.3 概念角度 |
| 4.4 小结 |
| 第二部分 《古新圣经》拉汉对照本 |
| 第一卷 玛窦福音 |
| 第二卷 马尔谷福音 |
| 第三卷 路加福音 |
| 第四卷 若望福音 |
| 第三部分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10）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 道德教育的李约瑟难题 |
| (二) 对传统的合理性分析 |
| (三) 传统教师德性的现时代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教师德性的内涵 |
| (二) 教师德性的表现 |
| (三) 教师德性的问题 |
| (四) 教师德性的价值 |
| (五) 教师德性的养成 |
| (六) 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
| 三、研究价值 |
| (一) 转换教师德性研究的范式 |
| (二) 充实教师德性的理论研究 |
| (三) 促进教师对自身德性的反思与发展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 追溯传统：教师德性的传统探源 |
| 第一章 追问教师德性之源 |
| 一、以“道”为魂的教师德性 |
| (一) 有“道”是为师的基本前提 |
| (二) 师者之教在于传道 |
| (三) 师者教育之道在于使人学为人 |
| 二、教师德性的人性考察 |
| (一) 人性的两种进路 |
| (二) 人性的历史考察 |
| 三、成就德性需指向其道德本心 |
| (一) 成就德性即“心”灵明觉知的功夫 |
| (二) 成就德性需尽心与实践相合 |
| 第二章 传统教师德性的内涵解读与特征分析 |
| 一、外在身份指向的教师德性内涵 |
| (一) 社会身份的属性规定是衡量教师德性的基本依据 |
| (二) 传道、授业、解惑：身份认同指向的教师德性内涵 |
| 二、内在心性指向的教师德性内涵 |
| (一) 教师德性内涵的内在心性指向 |
| (二) 教师仁：内在心性指向的教师德性内涵 |
| 三、传统教师德性的特征分析 |
| (一) 化成天下的教育性特征 |
| (二) 德性意识的自觉性特征 |
| (三) 成己成物的实质性特征 |
| 第二部分 时代的反思：教师德性消解的现实透析 |
| 第三章 教师德性意识的消极懈怠 |
| 一、教师德性主体意识的不自觉 |
| (一) 教师道德认知与主体道德评价的割裂 |
| (二) 教师创造性自觉的缺失 |
| 二、教师德性反思意识的缺乏 |
| (一) 教师价值相对主义的掣肘 |
| (二) 教师教条主义的樊篱 |
| (三) 教师道德验证的缺位 |
| 第四章 教师德性实践中学与道的背离 |
| 一、科学之道的偏离 |
| (一) 德性实践的知识化困境 |
| (二) 德性实践的工具理性陷落 |
| 二、人文之道的背弃 |
| (一) 唯知而弃道的现代化迷难 |
| (二) 从关系存在到单子式个体存在的转变 |
| 第五章 教师德性精神的式微 |
| 一、师者先圣传统的时代祛魅 |
| (一) 从天职使命到伦理规范的德性精神退变 |
| (二) 教师身份世俗化的现代危机 |
| 二、教师权威的消解 |
| (一) 教师祛权威的困境 |
| (二) 教师权威主义的陷溺 |
| 第三部分 断裂中的传统：现代教师德性消解的根源剖析 |
| 第六章 教师德性消解的文化探源 |
| 一、文化价值观变迁引发教师德育价值观从人本走向工具 |
| (一) 文化价值观从整合转向分裂 |
| (二) 教师德育价值观从人本走向工具 |
| 二、文化冲突引发认同危机 |
| (一) 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的冲突 |
| (二) 文化冲突与教师身份认同危机 |
| 第七章 教师德性消解的社会因素分析 |
| 一、社会结构分化中教师虚假身份的生成 |
| (一) 社会结构分化中统制性单位的形成 |
| (二) 单位体制下的教师虚假身份 |
| 二、社会关系变迁中教师工具性价值的凸显 |
| (一) 社会关系从伦理性到工具性的转变 |
| (二) 教师新形象：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
| 第八章 教师德性消解的学校组织内部探因 |
| 一、以提高效率为主旨的教师考核评价 |
| (一) 教师考核评价过于物化 |
| (二) 德性至上让位于效率优先 |
| 二、高度细化的专业分工导致教师存在的分散 |
| (一) 专业分工下的单向度教师 |
| (二) 教师存在由整合走向分散 |
| 第四部分 传统的扬弃：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解读与发展 |
| 第九章 现代视域中传统教师德性的解读 |
| 一、外在身份指向的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解读 |
| (一) 传道即传自然之道、科学之道和人文之道 |
| (二) 授业即实现知识的生产力转化与创新 |
| (三) 解惑即解学生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之惑 |
| 二、内在心性指向的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解读 |
| (一) 教师仁中道德创造性的继承 |
| (二) 教师仁外在表现形式的改变 |
| 第十章 教育实践中传统教师德性的当代发展 |
| 一、以“传道”为主旨的教育理念 |
| (一) 知识经济时代的以“道”统“学” |
| (二) 实现自然之道、科学之道与人文之道三者的合一 |
| 二、教师身份再认与德性意识自觉 |
| (一) 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的教师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塑 |
| (二) “传道”中“修道”的职业特性再认 |
| (三) 批判反思中德性自我意识的养成 |
| 三、平等师生关系中共促德性发展 |
| (一) 为人师表中以行促知 |
| (二) 敬业爱生中以心育情 |
| (三) 教书育人中以智养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礼仪——走遍天下de金拐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德国儿童文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研究[D]. 何心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 [2]中国古典意象视域中的马克·吐温小说意象研究[D]. 于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隐形的安全线：马来西亚族群交往研究[D]. 王钶媃（Ong Ke Rou）. 南京大学, 2019(02)
- [4]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D]. 高莉莎. 云南大学, 2018(01)
- [5]东台湾的噶玛兰人和撒奇莱雅人：历史变迁中的族群建构[D]. 郑伟斌. 厦门大学, 2018(07)
- [6]苏州评弹与近代江南乡镇生活[D]. 郝佩林. 苏州大学, 2018(01)
- [7]论克洛德·罗阿与中国文化[D]. 许玉婷.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8]融通中西，守望记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研究[D]. 端木敏静. 浙江大学, 2015(08)
- [9]贺清泰《古新圣经》研究[D]. 王硕丰.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02)
- [10]传统教师德性的现代诠释[D]. 毋丹丹. 西南大学, 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