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坐标（论文文献综述）
国吉[1]（2021）在《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的手稿》问世以来,异化理论开始系统性的得到学界的广泛的重视,它逐步走出马克思尤为关注的劳动领域,科技异化、文化异化、消费异化等理论层出不穷。这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学派所构建的异化理论影响力最大。总体而言,异化理论在当代依然被诸多学者所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处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依然没能摆脱异化状态的困扰,尚未完全走向全面的自由和解放。无论是战争的创伤、工作的压迫、失业的压力、消费的诱惑,还是在科技飞速发展面前的无所适从、娱乐至死背后的精神空洞,异化如影随形得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本身正是对这种人类社会反常状态的总体写照和集中研究,并试图为人们摆脱异化困扰,走向彻底的自我解放而开具理论的药方。因此,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异化理论的构建本身就是延续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于是,重新审视和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对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逐步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异化状态,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从总体上梳理了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为后文的具体性研究做好铺垫,并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出发从学术的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两个方面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分析、归纳和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不同国别学者研究范式的区别,并进一步阐释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都有长于具体人物、具体异化理论的研究而疏于系统性把握的研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点与理论缺失。本文第二章从总体上对法兰克福异化理论的诞生背景、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其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学术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流行的时期,恰巧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福特主义化最为突出的时期,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相互交织的作用下,多重社会危机频频凸显,这就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凭据。其成员在吸收借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异化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包括对于异化概念的分析,对于异化成因的探讨以及构建消除异化的学术路径。本文第三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人的总体异化论。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往往会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偏爱,毕竟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名时期也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大行其道的时期,再加之心理学的研究本来就是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专长。因此,人与自我的异化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理论家看来,人本身具有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其原因则在于抽象生产本身的人格困境,如果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就必须构建全方位的健全社会。人在自我异化的过程中势必带来人与他者的交往异化问题,正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偏执,导致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倾向于对他者施压,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和谐统一而是走入了对抗境遇。本文第四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消费异化理论。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进入到稳定发展状态,然而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随之而来,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之一。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人们在消费社会中已经逐步丧失了主动选择的能力和自由,为了虚假的需要,人们不断通过消费的方式来印证自我存在的意义,消费本身由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的经济行为逐步转变为人们行动的终极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隐藏在消费过程背后的符号权力、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都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本文第五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科技异化理论。科技本应该是造福人类社会的工具之一,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技水平越是提高,工具理性越是强烈,人类就越是陷入科技主义的樊笼难以自拔。科技本身已经逐步走出“中立”的状态,开始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科技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类的异己性力量,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战争危机、生态危机的背后都可以显而易见得察觉到科技发展的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深入探讨了科技发展背后的异化问题,并从工具理性、路径依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等维度对科技异化展开了理论批判。本文第六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总体上评价。本文指出,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深入挖掘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内在逻辑以及批判性的力量,对于拓展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加深对人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与启发意义。与此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保持清醒的认知,敢于揭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在缺失,指出其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歪曲性解读与创造,看清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的刻意回避,以及透彻辨析其实践指向的乌托邦事实。
乐曲[2]（2021）在《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探析》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促使中国在发展中不断结合历史经验的重要举措,符合当前的发展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点来实现中国化的发展。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明确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构建,构成整体继承、历史梳理、批判创新、思想引领等几大主要内容,帮助实现全球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话等重要目标。由此可见,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哲学体系,应当围绕其历史性和思想性,坚持批判、继承、创新的原则,坚持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任平[3]（2021）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路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球大变局即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时代大转换的产物,是"中国走向世界"时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旗帜,是用中国精神、中国内容、中国风格、中国形态、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基于中国时代实践和文化根基重新出场、重新型塑的理论形态。我们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实现一系列的大转换:研究议程的转换,从过去反思如何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大众化",转换到致力于书写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处于对等地位、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重新型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书写身份的转换,从"学徒状态"向"当代作者"主体地位转变;立场的转换,不是为了"回到马克思",而是为了重塑能够指导中国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路径的转换,中国实践成为实践路径和检验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融入中国文化成为理论出场的主要文化路径;视域的转换,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视域转换为中国视域;哲学形态的转换,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形态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形态转换;话语方式的转换,从国外知识论表达方式转向中国情理一体的话语表达。
孟桢[4]（2021）在《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文中认为权利正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对权利正义命题的追问穿越时空,从对权利神授论的顶礼膜拜到对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的极致推崇,权利正义逐渐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被当作资产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无论是权利神授论还是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眼中都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真理的意义。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权利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正义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权利正义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权利正义是一个复合概念,它虽然有抽象的方面,但是不能仅仅诉诸抽象的理解。权利正义并非一般的正义,而是一种意蕴丰富的有根的存在和特殊的存在,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规范性范畴,这种规范性范畴所表达的是一种应当的、合理的价值取向或要求,它既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也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要求。人从天然的自然界分离出来,作为人存在,他实际上就有一定的作为人存在的权利。人的权利既表现在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中,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中,也表现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们经常谈到的所谓认识的权利、劳动的权利、交往的权利、经济的权利、政治的权利、道德的权利、宗教的权利,以及近代商品经济以来讼争不休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力等等,实际上不过是人的权利在各个不同活动领域的不同表现形式。人的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因而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权利就会有不同的特性。在自然的领域中,人的权利要受到人的活动能力的约束,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的发展还要受到阶级利益与法律、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在自然领域中,人的权利突出的表现为对外部自然力的打破与占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则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对过去活动的超越与自己活动权利的扩充之中。因此,我们在考察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权利时,需要注意和澄清的问题是人的权利与社会规范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域中,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物,作为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人的世界必然面对和遭遇的权利正义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权利产生中的正义,二是权利分配中的正义,三是权利享有中的正义,四是权利保障中的正义。当权利正义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凝固僵死的存在,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随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从而在归根究底的意义上,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革新、运动着的。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不同的权利正义关系,在以贵族为主的等级社会阶段是等级权利正义,在商品经济阶段是形式权利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能达到真正的实质权利正义。从而,权利正义的本质属性现实地表现为历史性、阶级性、实践性三个方面。因此,权利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奋斗,斗争与权利正义具有历史共生性。由于,权利正义范畴是社会规范价值的反映,既有规范的功能,又有评价的功能,因而,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就有一个合理与否的问题。在历史合理与否的问题上,民粹主义的、道德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都不能作为评价历史合理与否的尺度,在马克思历史观看来,衡量一种正义价值是否具有合理性、进步性的根本尺度与参照坐标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一是抵制西方自由主义侵蚀的思想武器;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指南,特别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健全与发展。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是有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有利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四是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断促进社会进步;五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权利文化。
黄云平[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文中提出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指向,深刻阐述了法治正义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质,回应了中国没有法治正义思想的质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当代定位与中国表达,代表着我国对于世界正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对于认识、理解与提炼法治正义的中国形态、中国特色、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相呼应的历史进程中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重点关注“形成逻辑是什么”“核心要义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历史贡献在哪里”“未来将发挥什么作用”等关键问题,以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独特机理与精深内涵。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时代逻辑,是批判继承中西法治正义理论、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历史必然,是国家处理人治与法治、政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必然,也是反映人民心声、国家意志和全球主张的时代必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系统严密的内涵结构,在增强宗旨意识、坚守人民主体地位、解决不公问题等方面展现了法治正义的人民立场,在确立规则权威、回应社会关切、践行实体与程序正义等方面展现了法治正义的实践导向,在重塑德治与法治地位、培育新价值观、推进道德融于法律等方面展现了德法共治的追求,在主体内容、驱动模式、目标愿景等方面展现了整体推进法治正义的追求。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丰富的实践应用性,展示了治贫、治变、治国、治党协同的法治正义共建过程,表明了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社会正义、文化正义、生态正义同步的法治正义共创指向,反映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联动的法治正义共治要求,体现出国际国内统筹的法治正义共享要义。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回应了正义理论创新的趋势与治国理政的实践需求,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了新的法治正义理解,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拓展了新的法治正义内容,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了新的法治正义坐标。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深远的未来向度,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可以传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法治正义意蕴,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进一步引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新潮[6]（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任平[7]（2021）在《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文中提出方法论自觉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前提。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方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用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话语重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大地上重新出场。这一重写、重构的理论创新,关涉方法论自觉,进而关涉文化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转变。整体性继承原则是超越以往碎片化、零散化、表面化继承原则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自觉的首要环节。我们不能再站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立场上,从知识论视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个别概念、个别思想、个别话语作碎片化切取,而是要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问题解答的总体风格、总体特色、精神风骨和话语图式;整体继承贯通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的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形态。
王新建[8]（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李振兴[9]（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石创立的唯物史观展现了宏大壮阔的历史发展图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交换方式的变迁过程,是资本主义诞生并伴随着“异化”、“物化”矛盾发展的过程,是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和人类社会在辩证中走向“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发展模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推进历史进步的模式,另一种则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引领社会发展的模式。两大发展模式以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特征在唯物史观中分别映现出革命与发展两大视域,相应视域下又形成了不同样态的历史逻辑主线。在革命视域之下蕴含着社会政治形态变革嬗递的逻辑,在发展视域之下蕴含着人的发展和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而革命、发展视域具有共同的逻辑内核,即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唯物史观的两大理论视域及其蕴含的四重逻辑呈现是以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现实为基础,并在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形成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其中,发展视域下的人的发展和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以及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为当代中国改革思想建构与实践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遵循。在人的发展的逻辑中,从“人的依赖关系”为主导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依附人”,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人”,再到共同体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三个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来的三种发展样态展现了人的自我异化扬弃的人的发展的客观而重要的逻辑路径。这条逻辑点亮了穿越“异化劳动”窘迫之境最终走向“人类解放”丰富瑰丽历史之境的辩证精神之光。在发展视域的另一条逻辑上,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深入研究为基础,并在理论探析中凝结成了“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这一逻辑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线的向前追溯和向后展望的有关生产方式的历史承继与发展的逻辑脉络清晰可见,散射着唯物史观发展视域的理性光芒。从发展视域下两条逻辑牵引的历史发展的辩证趋势可以看出,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还是人的存在形式的发展,都凝结着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形而上的辩证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出了积极扬弃,引领历史走向建树建构、发展攀升、超越自我,走向“更高阶段”,而最终以肯定性的辩证精神诠释了世界发展的本质。在发展视域的社会革命实践牵引下形成的历史逻辑之境中探究马克思文本,回到马克思的本初之境,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辨中、在社会革命下“两个决不会”的历史辩证发展解析、对消灭私有制的多路径探索、渐进性的非暴力式的民主政治改革阐释中,以及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与展望中等不同层面都蕴含着丰富的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批判、实践探索和辩证发展的逻辑,与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的历史逻辑本质相互印刻呼应,是改革开放最本源、最直接的理论与实践遵循。当前对唯物史观及社会改革的研究中,前苏联的学者及部分市场社会主义学者的解读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多为社会经验性的学理考察,却缺失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身理论品格或方法论意义上于社会改革本质规定上的理性支持。国内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多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革命视域指引之下来研究社会进步的动力,并迂回地探寻改革的理论根源,缺乏对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改革思想、实践及逻辑的直接理论遵循探析。另一方面,在历史逻辑研究上,多从改革开放40余年自身发展的历史实践上解析,缺乏于唯物史观历史逻辑中人类社会对象化的辩证生成发展上求索改革开放本质要义、运行规律、发展趋势和实践遵循。规避这些不足就必然要求将改革开放付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史实践、付诸于人类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付诸于工业化社会的辩证生成、付诸于世界历史的衍生发展、付诸于唯物史观宏大广博的历史视域及历史逻辑之下深入研究,以更为全面地探寻其实践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凝炼其深刻的历史逻辑本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在唯物史观指引下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变迁逻辑的直接现实、是以“人民性”为价值旨归的人的发展的逻辑以及由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拒斥资本向驾驭资本转变的辩证的逻辑的理性外化与展开,它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历史在新的时空中革新探索、自鉴超越、辩证生成。唯物史观历史逻辑形而上的力量牵引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根植于中国大地的改革思想与实践,这既内涵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底蕴,又具有中国意趣、气象和风范,并于二者交相辉映之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示范意义,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新境。
刘倩[10]（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文中提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两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一场是思想领域的解放,即从当时封闭、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脱离出来,重新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另一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笔者以为,由邓小平领导的这两场改革和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在“人事实上应当如何生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忧患意识的感召下,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重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大幕,从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次,思想解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环境,为我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在于,其与这场经济改革之间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张力,指出了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与人的价值的建设问题的迫切性。这一点,与中国着名思想家唐君毅于上世纪70年代所发出的,通过对人文思想的重建反哺政治经济的呼唤一脉相承。因此,在这一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研究与探析,在以下双重维度上彰显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一是从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显示的特点和历史质料的存在,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不间断的历史进步性这两个方面,对马尔库塞的精神财富进行重新考察与评估;二是不仅仅依赖于文化哲学批判的单一视角,而是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逻辑的高度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评价,借鉴其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之沦丧”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资源与研究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之政治经济”。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轴心原则,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述。导论部分揭示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预设。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尔库塞的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比如将其归结为一种由卢卡奇等人开辟的文化批判,一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原则的压抑性批判,以及一种反思技术文明的生产性破坏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等。本文认为,虽然这些批判有其各自的阐释特点,但并没有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也即没有揭示其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本质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本文认为,一方面,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延续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首先,它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统一的哲学道统;其次,它一脉相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民社会——国家”的批判逻辑;再次,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各界面的总体性批判,它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社会复杂系统的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在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轴坐标的前提下,对社会历史重大思潮的高度敏感又使得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包括哲学追问的主题和话语的不同,批判逻辑的路径不同,对异化问题的理解不同,对阶级分析的读解不同,以及所借助的批判工具不同。导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的当下延续和问题域的不同转换。第一章梳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其理论思想的生发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和德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促使马尔库塞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兴趣,试图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际却没能取得真正胜利的问题寻找理论上的解释。这一时期,马尔库塞的三篇重要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具体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显示了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底板,融合当代各种理论思潮,阐释人类生存境遇的最初尝试。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历史现实使马尔库塞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做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极权主义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产物,为抵御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各种反抗与革命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他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以唯物史观和辩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宗旨,强调对现存秩序的彻底的批判、否定与超越。最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与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带来了资本与精神对立的新形式,从暴力冲突转向了对心理能量的压抑,引导马尔库塞转向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理论的融合探寻这一阶段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新特征。第二章阐释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即对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针对后工业社会全新的历史世俗基础,马尔库塞以经济现实为切入点,对纷繁杂芜的经济现象的新趋势和新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并由此抽象出三个本质特征:1、消费社会。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剧变之一,乃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转变成了消费对生产的牵引和驱动。消费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其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变成了力比多释放的函数,消费异化的秘密则在于“虚假需要”对真实需要的替代。2、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消费之所以成为经济本体的重要范畴,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高度垄断以及高度技术化资本构成的本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高度发达阶段。作为这一转折的结果,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相应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帝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殖民地转变为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诞生了高端技术资本,即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驱动的技术逻辑,它通过建立起一套高度理性与权宜的生活系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支配与操纵。3、剩余价值的新模式。马尔库塞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垄断及其高度技术化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下,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已经转变为“剩余意识”。它体现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扩大化的剥削问题,表明剥削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其他一切领域的空间,深刻显示出人类解放所面临的新障碍与新困难。第三章探讨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政治形式的新变化。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界面新趋势的分析不单单反映了其经济领域的本质特征,更同时显示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从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嬗变。第一个政治新形式是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资本逻辑的政治权力借助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通过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构建起一种新“极权主义”。面对这一新的“意义之网”,剩余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运动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它为发达工业文明维系其自身的剥削与控制的机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同时又对一种新“革命主体”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个政治新形式是革命概念的新内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对立面一体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涵义从贫困和匮乏的暴力革命转变为由丰裕社会和过剩体制所导致的危机,由此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禁忌,革命变成如何在重构技术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与现存完全不同质的非压抑性社会。第三个政治新形式是新“革命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物化趋势日渐加剧,传统的革命主体正在淡去,因而只有对现存秩序的彻底“大拒绝”,才能够为新的“革命主体”的孕育提供生长空间。马尔库塞认为,新“革命主体”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中艰难地生存着的边缘团体与少数派,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人类自治的新形式的可能。第四章揭示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后一个层次:物质丰裕与精神匮乏,展现了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联系。其哲学追问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富裕社会的内在本质是一个矛盾冲突高度累积的社会,物质充裕带来的享乐与满足同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与匮乏。这是因为人被裹挟进彻底由物欲宰制的单维界面,而精神向度的需要被压抑和剥夺了。对这一重大现实遭遇所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深层忧虑与关怀,成为贯穿马尔库塞毕生研究的宏大主题。第二,“爱欲与文明”。对晚期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的本质的揭示,提出了人类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革命问题不再体现为暴力的革命冲突与阶级斗争,而是显现为种种心理层面与文化维度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自由和解放首先意味着需要释放和升华由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压抑的心理能量,也即呼唤爱欲与文明在新时代的辩证统一。由此才能够塑造一种“新类型的人”,追求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更加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三,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晚年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学境界,特别强调对美学意义上的哲学升华及其价值的完整追求。但他的美学具有比单纯的审美艺术更深层的内涵,即将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哲学升华的一种质料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人性的光辉,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最高意境的显现。第五章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评价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另一个是试图分析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本文认为,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为这一过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强烈的“追求行动哲学”的特征,始终以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全面复归为旨向,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精神意向性。第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视域,为中国的现代性发育与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思考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启示。同时,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与精神的关系的分析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二是仅仅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冲突的特征,但未能深入把握资本在当代对人的精神“再次异化”的实质。所以,对他的精神遗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总之,通过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本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一是丰富了现有的马尔库塞学术研究成果,为填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考察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空白做出有限的尝试。同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轴心重释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开创了马尔库塞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与新内容,扩展了国内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二是通过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查审,补充与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链条,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三是对一直以来伴随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平衡物质利益的解放与感性精神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探索,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性发育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理论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坐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坐标（论文提纲范文）
（1）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概述 |
| 2.1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诞生背景 |
| 2.1.1 生产活动福特主义化倾向 |
| 2.1.2 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交织 |
| 2.1.3 多重社会危机的频繁突显 |
| 2.2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
| 2.2.2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 2.3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容梳理 |
| 2.3.1 异化的基本内涵 |
| 2.3.2 异化的形成机制 |
| 2.3.3 消弭异化的途径 |
| 第3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总轴:人的总体异化 |
| 3.1 自我异化的三重表象 |
| 3.1.1 逃避自由的心理选择 |
| 3.1.2 抽象生产的人格困境 |
| 3.1.3 病态社会的被动接受 |
| 3.2 人与他者交往异化的具体表征 |
| 3.2.1 交往的疏离 |
| 3.2.2 偏执的个体 |
| 3.2.3 他者的掌控 |
| 第4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左翼支点:消费异化 |
| 4.1 消费社会中的异化形态 |
| 4.1.1 非理性的消费机器 |
| 4.1.2 被符号化的商品 |
| 4.1.3 主体的弱化 |
| 4.2 异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 |
| 4.2.1 物体系中的隐匿强权 |
| 4.2.2 意识形态的符号压迫 |
| 4.2.3 虚假的自我认同 |
| 第5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右翼支点:科技异化 |
| 5.1 科技发展的反向之路 |
| 5.1.1 科技异化的基本范畴 |
| 5.1.2 科技异化的生成逻辑 |
| 5.1.3 科技异化的负面效用 |
| 5.2 新科技异化的诞生 |
| 5.2.1 数字技术深入发展与科技异化新形态 |
| 5.2.2 科技新异化推动下社会发展的再加速 |
| 5.2.3 科技革新与隐私保护的冲突加剧 |
| 第6章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总体评判 |
| 6.1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有益向度 |
| 6.1.1 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化 |
| 6.1.2 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的补充 |
| 6.1.3 对个人主体价值的深入挖掘 |
| 6.2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在缺失 |
| 6.2.1 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严重误解 |
| 6.2.2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忽视 |
| 6.2.3 脱离异化道路的乌托邦式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理论成果 |
| 后记 |
（2）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理解 |
| 二、建构坐标 |
| 三、建构原则 |
| 四、结语 |
（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全球大变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出场的时代语境 |
| 二、方法论自觉: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范式与创新协同体系 |
| 三、出场路径: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 |
（4）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一) 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难点与创新 |
| (一) 论文的难点 |
| (二)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权利问题及其相关范畴 |
| 一、权利的产生 |
| (一) 权利产生的客观条件 |
| (二) 权利产生的主观条件 |
| 二、权利的内涵与特征 |
| (一) 中西权利概念的语义学分析 |
| (二) 当代权利概念的中西比较 |
| (三) 权利的基本特征 |
| 三、权利的类型 |
| (一) 从权利主体的角度对权利的划分 |
| (二) 从存在形态上对权利的划分 |
| (三) 从权利活动客体视角对权利的划分 |
| 四、权利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一) 权利与利益 |
| (二) 权利与自由 |
| (三) 权利与资格 |
| (四) 权利与权能 |
| 第二章 正义问题及其相关范畴 |
| 一、正义的产生 |
| (一) 正义产生的客观条件 |
| (二) 正义产生的主观条件 |
| 二、正义的内涵与特征 |
| (一) 中西正义概念的语义学分析 |
| (二) 当代正义概念的中西比较 |
| (三) 正义的基本特征 |
| 三、正义的类型 |
| (一) 形式正义 |
| (二) 实质正义 |
| 四、正义与权利的关系 |
| (一) 权利与正义的同一性 |
| (二) 权利与正义的差异性 |
| (三) 权利与正义的统一 |
| 第三章 马克思历史观中权利正义问题和内容 |
| 一、权利产生中的正义 |
| (一) 权利正义与社会规范的关系 |
| (二) 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是权利正义的前提 |
| 二、权利分配中的正义 |
| (一) 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正义 |
| (二) 分配原则的正义在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
| 三、权利享有中的正义 |
| (一) 享有的权利是否应得 |
| (二) 应得的权利是否享有 |
| 四、权利保障中的正义 |
| (一) 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
| (二) 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 |
| 第四章 权利正义的历史演变和实现途径 |
| 一、权利正义的核心问题 |
| (一) 权利和权力的中英文辨析 |
| (二) 西方思想家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界定 |
| (三) 马克思对权利正义的内在规定和评价尺度 |
| 二、权利正义的历史演变 |
| (一) 等级社会的等级权利正义 |
| (二) 商品经济社会的形式权利正义 |
| (三) 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权利正义 |
| 三、斗争在权利正义实现中的作用 |
| (一) 斗争与权利正义的历史性共生 |
| (二) 斗争的作用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 |
| (三) 斗争的价值在于缓解历史分娩的阵痛 |
| 第五章 马克思历史观中的权利正义论的当代意义 |
| 一、马克思权利正义论的理论意义 |
| (一) 抵制西方自由主义侵蚀的思想武器 |
| (二)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指南 |
| 二、权利正义的实践意义 |
| (一) 有利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
| (二) 有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三) 有利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
| (四) 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
| (五) 有利于社会主义权利文化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新时代法治建设呼唤法治正义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重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2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逻辑形成 |
| 2.1 理论逻辑:中西法治理论批判吸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
| 2.1.1 对中华法系正义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
| 2.1.2 对西方法治正义思想的批判与扬弃 |
| 2.1.3 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继承与发展 |
| 2.2 实践逻辑:扎根中国大地实现法治正义的持续探索 |
| 2.2.1 在处理人治与法治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现实回归 |
| 2.2.2 在处理政治与法治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辩证统一 |
| 2.2.3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重心转移 |
| 2.3 时代逻辑:法治正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指向 |
| 2.3.1 法治正义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的人民心声 |
| 2.3.2 法治正义是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下的国家意志 |
| 2.3.3 法治正义是百年未有变局演进下的全球主张 |
| 3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内涵结构 |
| 3.1 追求法治正义的人民立场 |
| 3.1.1 体现从坚守本源到因时而立的有机统一 |
| 3.1.2 体现从服务人民到人民主体的价值旨归 |
| 3.1.3 体现从解决不富到解决不公的历史跃迁 |
| 3.2 追求法治正义的实践导向 |
| 3.2.1 确立规则权威与正义底线 |
| 3.2.2 回应社会热点与重大关切 |
| 3.2.3 践行程序正义与实体公平 |
| 3.3 追求法治正义的德法共治 |
| 3.3.1 以法治正义重塑德法地位 |
| 3.3.2 以法治正义培育新价值观 |
| 3.3.3 以法治正义指引德融于法 |
| 3.4 追求法治正义的整体推进 |
| 3.4.1 从系统法治观设计法治正义的主体内容 |
| 3.4.2 从双向动力源建构法治正义的驱动模式 |
| 3.4.3 从动态时间轴规划法治正义的目标愿景 |
| 4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实践应用 |
| 4.1 “四个全面”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建 |
| 4.1.1 将法治正义作为检视小康成效的标准 |
| 4.1.2 将法治正义作为规范重大改革的前提 |
| 4.1.3 将法治正义作为推进治国理政的基石 |
| 4.1.4 将法治正义作为保障管党治党的利器 |
| 4.2 “五位一体”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创 |
| 4.2.1 经济正义法治化 |
| 4.2.2 政治正义法治化 |
| 4.2.3 社会正义法治化 |
| 4.2.4 文化正义法治化 |
| 4.2.5 生态正义法治化 |
| 4.3 “法治中国”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治 |
| 4.3.1 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 |
| 4.3.2 贯穿于治国、执政、行政全方位 |
| 4.3.3 体现为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理论、法治文化全要素 |
| 4.4 “全球法治”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享 |
| 4.4.1 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4.2 推行平等互信的中国特色义利观 |
| 4.4.3 倡导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
| 5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历史高度 |
| 5.1 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新的法治正义理解 |
| 5.1.1 以正义力量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民心基础 |
| 5.1.2 以法治治理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 |
| 5.1.3 以权益维护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权力基础 |
| 5.2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拓展新的法治正义内容 |
| 5.2.1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体系 |
| 5.2.2 延拓社会主义正义的存在场域 |
| 5.2.3 呈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旨趣 |
| 5.3 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新的法治正义坐标 |
| 5.3.1 克服西方选择性的法治正义幻觉 |
| 5.3.2 超越纯粹理论化构想的法治正义 |
| 5.3.3 打破选票式的单一法治正义模式 |
| 6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未来向度 |
| 6.1 目标向度:中国梦的法治正义意蕴 |
| 6.1.1 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 6.1.2 建设公正有为的社会主义法治政府 |
| 6.1.3 建设平等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
| 6.2 制度向度: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 |
| 6.2.1 将法治正义要求根植于党的领导制度 |
| 6.2.2 将法治正义需求融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
| 6.2.3 将法治正义内嵌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
| 6.3 体系向度:指引国家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 |
| 6.3.1 面向法治正义的多元逻辑转换 |
| 6.3.2 面向现代治理的多重实质转向 |
| 6.3.3 面向中国实践的多层体系进路 |
| 6.4 能力向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
| 6.4.1 提升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 |
| 6.4.2 提升以法治保障民生的能力 |
| 6.4.3 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法治治理的能力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 |
（6）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7）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全球大变局与整体性继承原则出场的必然性 |
| 二、整体性继承原则的主要内涵与方法论功能 |
| 三、把握整体性继承原则的几个维度 |
（8）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和文献评析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重点、难点 |
| 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新思考 |
| 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使命 |
| 2.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基本遵循和落脚点 |
| 2.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 |
| 3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提出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 传统文化渊薮及对提出“两化”原则的启示 |
| 4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1 “化理论为方法”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2 “化理论为德性”的基本内涵和运行机制 |
| 4.3 “两化”的基本环节和运行机制公式解析 |
| 4.4 “两化”的辩证性、普适性和艰巨性辨正 |
| 5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 |
| 5.1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学理证成 |
| 5.2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实践证成 |
| 6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 |
| 6.1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八个统一”要求 |
| 6.2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六要”要求 |
| 6.3 “两化”原则运用于贯彻“实践性”要求 |
| 7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 |
| 7.1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化研究 |
| 7.2 “两化”原则运用于“灌输论”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3 “两化”原则运用于“生命线”理论的深化研究 |
| 7.4 “两化”原则运用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化研究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国外学者有关社会主义改革与唯物史观相关性研究简述 |
| 1.1.1 前苏联哲学界关于革命、社会革命以及改革的辨析 |
| 1.1.2 英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
| 1.1.3 乔恩·埃尔斯特唯物史观研究中关于历史逻辑路径形成的启示 |
| 1.2 国内关于改革历史逻辑与马克思改革观及其方法论关系的主要论述 |
| 1.2.1 以改革开放现实实践为基础的历史逻辑研究 |
| 1.2.2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改革开放历史发展逻辑的理性探索 |
| 1.2.3 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改革开放实践的相关性研究 |
| 1.2.4 马克思辩证法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相关性研究 |
| 1.3 选题意义与价值、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 |
| 1.3.1 选题意义与价值 |
| 1.3.2 研究特色及创新之处 |
| 第2章 唯物史观两大视域的历史逻辑定位 |
| 2.1 唯物史观的革命视域与发展视域 |
| 2.1.1 人类社会实践是唯物史观两大视域的理论基石 |
| 2.1.2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解决方式决定了唯物史观视域的分野 |
| 2.1.3 唯物史观的革命视域与发展视域及其特征 |
| 2.2 唯物史观两大视域的历史逻辑主线 |
| 2.2.1 唯物史观革命视域下社会政治形态变革嬗递的逻辑 |
| 2.2.2 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人的发展的逻辑 |
| 2.2.3 唯物史观发展视域下生产方式发展的逻辑 |
| 2.2.4 唯物史观视域下辩证法的逻辑特征 |
| 2.2.5 唯物史观历史逻辑间关系及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3章 革命与改革:唯物史观两大视域的逻辑主题 |
| 3.1 革命改革的定义、联系与区别 |
| 3.1.1 革命与改革的定义 |
| 3.1.2 革命与改革的联系 |
| 3.1.3 革命与改革的区别 |
| 3.2 在同一地域民族历史实践发展中探寻革命与改革 |
| 3.2.1 十月革命及革命后的经济改革实践的辩证发展 |
| 3.2.2 中国革命改革逻辑关系的历史展现 |
| 3.2.3 同一地域民族历史实践发展中革命与改革的辩证逻辑 |
| 3.3 革命与改革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多维选择展开 |
| 3.3.1 英国改良改革式的发展道路 |
| 3.3.2 法国的革命式发展道路 |
| 3.3.3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实践路径选择的共同归宿 |
| 第4章 唯物史观视域下马克思改革观初探 |
| 4.1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辨中的改革思想 |
| 4.1.1 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维度的解释 |
| 4.1.2 “社会革命”:革命语境中的改革精神 |
| 4.1.3 对英国社会革命之改革性质的理论确认 |
| 4.2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马克思改革思想的呈现 |
| 4.2.1 社会改革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主旨的社会实践形式 |
| 4.2.2 “两个决不会”历史辩证发展所蕴含的改革思想 |
| 4.2.3 对消灭私有制的多路径探索所体现的改革维度 |
| 4.2.4 社会主义社会的展望中体现出的对改革的实践呼唤 |
| 4.2.5 对渐进性的非暴力式的民主政治改革的宽容 |
| 4.3 唯物史观发展视域的呈现与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再认 |
| 4.3.1 从唯物史观两大视域的实践根源上探寻改革的必然性 |
| 4.3.2 从社会基本矛盾张力关系洞悉改革的客观性 |
| 4.3.3 从社会历史的辩证实践历程看改革的必要性 |
| 第5章 唯物史观发展视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南 |
| 5.1 改革的存在论基础——“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
| 5.1.1 从两种历史观的对立中确立改革的现实基础与发展旨趣 |
| 5.1.2 以现实的人的市民社会为改革的实践场域 |
| 5.1.3 以实证性、经验性标准为改革奠定客观性逻辑基础 |
| 5.1.4 以“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中国改革的时空坐标 |
| 5.2 唯物史观发展视域对改革实践的本质规定与价值指向 |
| 5.2.1 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对改革内涵属性的规定 |
| 5.2.2 生产方式变迁的逻辑对改革运行重点要素的规定 |
| 5.2.3 人的发展逻辑对改革主体发展目标路径的指引规划 |
| 5.3 唯物史观发展视域的辩证精神 |
| 5.3.1 改革实践的历史性与历史的辩证性 |
| 5.3.2 辩证法的范式转变与改革实践的肯定性辩证精神 |
| 5.3.3 唯物史观的两大视域与马克思辩证法双重精神品格 |
| 5.3.4 马克思辩证法的双重精神品格在中国当代的逻辑映现 |
| 第6章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唯物史观发展视域的逻辑展开 |
| 6.1 唯物史观发展视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本质 |
| 6.1.1 唯物史观的发展视域规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原则 |
| 6.1.2 中国改革开放是唯物史观辩证本质的直接现实 |
| 6.1.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全程 |
| 6.2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生产方式变迁逻辑的实践展开 |
| 6.2.1 中国改革开放是现实的人的具体而生动的伟大实践 |
| 6.2.2 基本国情和社会现实是改革运行的历史场域和起始之基 |
| 6.2.3 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社会革命”是改革实践的要义 |
| 6.3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的发展的逻辑展开 |
| 6.3.1 “人民性”的价值旨归是人的发展的逻辑的现实指向 |
| 6.3.2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人的发展的逻辑展开的动力 |
| 6.3.3 市场经济下人的存在方式变革规定了人的发展的辩证逻辑基础 |
| 6.4 中国改革开放的肯定性辩证精神逻辑的实践推演 |
| 6.4.1 由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 |
| 6.4.2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 6.4.3 由拒斥资本向驾驭资本转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精神遗产? |
| 二、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逻辑框架 |
| 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简单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创新点与研究方法分析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创新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 |
|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忧患意识 |
| 一、垄断资本主义、战争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
| 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遗憾 |
|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 |
|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源起 |
| 一、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 |
| 二、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 |
| 三、重建“理性”与“革命”的辩证原理 |
| 第三节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初探 |
| 一、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 |
| 二、“新”工人阶级的壮大 |
| 三、从暴力革命的外部冲突到心理能量的内部压抑 |
| 第二章 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 |
| 第一节 消费社会 |
| 一、消费社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成就 |
| 二、消费的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到力比多释放的函数 |
| 三、消费异化的本质:“虚假需求”对真实需求的替代 |
| 第二节 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 |
| 一、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二、作为高度垄断资本特殊运行模式的跨国公司 |
| 三、技术资本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剩余价值的新模式 |
| 一、高度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剩余” |
| 二、马尔库塞对巴罗“剩余意识”范畴的解析 |
| 三、剩余意识的动力学机制 |
| 第三章 政治形式的新变化 |
| 第一节 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嬗变: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的政治新形式 |
| 一、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消费意识形态 |
| 二、新“极权主义”: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 |
| 三、新自由主义浪潮下剩余意识的政治潜能 |
| 第二节 革命概念的新内涵 |
| 一、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 |
| 二、马尔库塞对马克思革命概念的扬弃和新“革命”概念 |
| 三、“乌托邦的终结” |
| 第三节 新“革命主体”与自治 |
| 一、“无产阶级的物化” |
| 二、“大拒绝”的革命之路 |
| 三、新“革命主体”的提出 |
| 第四章 物质的充裕与精神的匮乏 |
| 第一节 “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 |
| 一、“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
| 二、“富裕社会的不满者” |
| 三、“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 |
| 第二节 “爱欲与文明” |
| 一、压抑性的俗化趋势及其心理学基础 |
| 二、“新感性” |
| 三、追求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 |
| 第三节 审美救赎 |
| 一、当代艺术状况及其与艺术本质的背离 |
| 二、艺术的政治实践功能 |
| 三、作为未来社会新构想的审美之维 |
| 第五章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
| 第一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意义 |
| 第二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含中译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坐标（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D]. 国吉.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探析[J]. 乐曲. 大学, 2021(50)
- [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路径[J]. 任平.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1(02)
- [4]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D]. 孟桢.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D]. 黄云平. 浙江大学, 2021(01)
- [6]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7]论构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原则[J]. 任平.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8]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9]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研究[D]. 李振兴. 辽宁大学, 2020(07)
- [10]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D]. 刘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