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营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卢现祥,李慧[1]（2021）在《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文中提出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就是降低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文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在检验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影响,并进一步从民营企业进入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集聚态势,产业高级化存在显着的负向空间相关性,呈现出高—低和低—高聚集态势;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能显着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并且在不同区域存在影响差异;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但西部地区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非常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具有显着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和东北地区也非常显着;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民营企业进入的增加而减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能促进民营企业进入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上述研究结论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原斌[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特定的人口现象,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也是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人口流动形势发生了较大改变,从之前人口的主要流入区逐渐转变为流出区,而且流出的人口规模日益增大。东北三省大量人口的流出,不仅严重影响了东北三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实施。自2004年始,党和国家提出全面振兴东北战略。2018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了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强调要通过留住人等6个方面来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因此,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通过研究窥视出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的社会变迁情况,也可以为解决东北振兴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为研究对象,分四部分进行论述。首先,通过梳理人口外流历程和外流的基本情况指出,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流失是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突出特征。其次,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东北三省自身发展的弊病和东北三省民众社会压力的加大三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原因有: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东移、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思想解放的不够彻底、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困局、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缓慢,东北三省民众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加大。再次,从使东北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社保体系负担压力加大,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履维艰、社会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等方面,探讨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对地区经济发展、民生问题的解决和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影响。最后,针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所造成的困局,从解放思想、制定合理的人才战略、实行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区域内市场大环境四个方面提出解决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对策,指出东北三省要通过破除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束缚、摒弃僵化的“官本位”传统思想、祛除狭隘的短视眼光;优化人才环境,留住用好人才、落实创新举措,培养紧缺人才、利用政策导向,引进新型人才;更新换代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改造产业模式;建构规范严明的投资环境、创设以人为本的就业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等举措遏制住人口外流的现象,以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
胡炅坊[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侯恩宾[4]（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仇荣山,朱文东,韩立民[5]（2021）在《山东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转型策略选择》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经济增速下滑十分显着,山东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稳定增长、隐患潜伏和转型阵痛四个明显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山东经济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工业结构偏重、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民营经济活力不足、区域性金融风险严重、产业园区发展水平低、人文社会因素制约等诸多问题。因此,山东经济的转型发展应根据山东经济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发掘区域要素禀赋,采取扶持优质民营企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竞争产业,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建立"金、企、政、司"四方联动机制,打造"企业-产业-园区-城市"四维协同转型模式等措施。
刘杰[6]（2020）在《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已日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外投资合作是中国宏观经济对外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等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现阶段,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国际化有利于民营企业更好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对外投资与国际经贸合作,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当前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度变革,国际市场面临新的发展际遇,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具备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需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提高经营绩效。为提升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国际化成为不可或缺的选择,其允许企业进入更广阔的市场,提升企业形象,提高生产能力,并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企业效益。如今,国际化已成为民营企业良好运营及拓展美好未来前景的关键要素之一。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际化与绩效都是企业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影响机理和调节效应也是学术界重点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民营企业如何提升国际化绩效,坚持创新发展,保持良好的国际化节奏,引领国际合作的价值链,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位企业经营者和决策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制度背景、理论研究、问卷调研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对新时代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如何更好的推进国际化作了深入探究,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演进模式与驱动因素,在理论研究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其绩效的影响,并从宏观层面的“一带一路”倡议到微观层面的民营企业高管海外经历、民营企业内部风险控制能力共三个方面分析其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从政策层面及企业层面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提出意见与建议,旨在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选题具有创新意义。本文以近年来国际化发展较快中国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选题上具有创新性。二是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本文写作过程中,对在国际化发展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营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同时对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实地调研走访,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此作为本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意义。三是研究结论具有创新意义。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大规模问卷调查的结论为基础,以2005年至2019年15年间从事海外经营的多家中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对提升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绩效,加快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具有创新价值。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2章）导论与理论研究。这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选择国际化的主要原因,即有助于企业建立新的收入来源、获得竞争优势、促进业务增长、访问全球人才库、寻找新的全球客户以及利用东道国政府优惠政策获得外国投资机会。明确了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部分,对企业国际化、企业经营绩效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从企业国际化理论、企业经营绩效理论、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深度梳理,主要包括:梳理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及其发展,主要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国际新创企业理论”等企业国际化理论;从会计指标体系、市场指标体系、综合指标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经营绩效;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来看,企业国际化与其绩效的关系主要呈现正相关、负相关、U型、倒U型、S型及N型等。第二部分（第3章）介绍了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演进模式与驱动因素。企业国际化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产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和品牌国际化。产品国际化是指企业在本土研发和生产,向国际市场销售产品;经营国际化是指企业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逐步国际化;品牌国际化是指企业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完全国际化,企业自身逐步转化为品牌管理者和持有人。本文从三次层次分析了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演进模式。从外源和内源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驱动因素。同时,本文通过发放调研问卷的方法向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运营的我国民营境外投资企业发放调查问卷900份,共回收727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详见文末附件）。旨在从企业基本信息及国际化经营业绩、企业国际化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企业对母国及东道国政府的政策诉求及建议三个方面探究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调研问卷结果显示大多数民营企业具有强烈的国际化意愿,民营企业对海外经营绩效的满意度较高,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逐步高涨,但企业管理层国际化水平普遍不高,且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在财务金融风险防控方面面临较大压力,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信息、金融、法律等支持平台有待完善。第三部分（第4章）是民营企业国际化对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本部分结合中国民营企业调研问卷的结果,从理论角度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并以问卷调研与访谈的结果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企业高管海外经历及内部风险控制对企业国际化绩效影响的调节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本文共提出4个假设,即假设1在国际化的低水平和高水平下,企业经营绩效随着国际化程度提升而提升,而在国际化的中等水平上,绩效则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而下降。假设2、3、4是从宏观及微观层面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企业高管海外经历和内部风险控制能力对国际化绩效影响的调节效应。即假设2“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4内部风险控制能力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四部分（第5-6章）分别对民营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和民营企业国际化对绩效影响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选择2005年至2019年间开展企业国际化的20614个民营企业作为样本数据,对所提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选用OFDI和出口两个指标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衡量国际化程度,采用非线性模型、双门槛门模型、线性模型分别对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验证假设1成立。同时,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对绩效影响的调节效应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假设2、3、4均成立。第五部分（第7章）为结论与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受内外两种力量共同驱动;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与其经营绩效呈现波动型关联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显着的提升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化的经营绩效;高管海外经历促进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绩效提升;较好的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能够提升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绩效。基于研究结论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在政府层面,完善投资保护协定等顶层设计;加快完善制度规范和服务体系;全面构建法律、税收等支撑体系;提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形象,降低舆情风险;尽快形成定位科学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品牌形象策略,减少“走出去”的舆情主客观风险。在企业层面,多方合作,降低投资风险;储备人才,建设更加国际化的高管团队;科学管控,建立财务风险评估体系;根据企业自身特点,选择不同国际化策略。
马芳[7]（2020）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指出东北振兴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东北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不尽人意。2016年10月18日,国务院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明确提出了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对口合作实施至今已三年,两地对口合作政策执行情况如何、制定了哪些实施细则、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两地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振兴效果如何、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发展带来了哪些经济效应、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对口合作的进展、如何更好地推进两地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东北振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对此开展研究,研究对全面评估对口合作政策、促进东北振兴和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涉及的地域、层级、领域很广,目前对两地对口合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仅在东北振兴或在对口帮扶的基础上对对口合作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本文是在对两地大量的实地调研及向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咨询、深度访谈、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合作现状总览、合作效应实证、制约因素分析为主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解读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政策,系统梳理对口合作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地区主要领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领域对对口合作在两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作为代表进一步实证分析对口合作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对口合作的视角分析了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对两地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对口合作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合作进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1.到2020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即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构建了多产业合作平台、建立健全了合作相关政策,并形成了有效的保障措施。2.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显着。东北地区在对口合作后经济总量增长趋势明显。对口合作明显促进了东北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果不明显,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口合作使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显着改善。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科技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经济拉动效应不显着。东部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也未因对口合作而出现明显的进步,其中,国企改革的效果对机制体制改革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果显着,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效果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的科技产出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作用显着,但对科技投入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通过三个重点合作领域的实证分析说明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促进作用。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对口合作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东北振兴的政策。5.从对口合作视角分析制约东北振兴的主要因素:两地经济基础及合作效应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强。机制体制方面,对口合作的实施在东北基层政府受到阻碍。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仍有待改善,某些行业中仍存在着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隐性限制”,招标内定、企业垄断、隐性门槛等状况仍然存在。东北国企运营管理能力薄弱,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东北地区制造业存在内部结构矛盾;农业合作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面临问题;东北本地的金融业表现整体疲软,削弱了两地对口合作的效果。在科技创新方面,东北地区创新性研究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人才存在结构性问题;人才就业观念有待转变;东北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能力弱。在平台建设及其他方面,东北特色小镇建设遭遇瓶颈;合作中两地间信息数据互通不畅;产业园区功能存在竞争冲突。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人才“虹吸效应”明显。6.促进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增强两地干部交流、转变思想意识,制定对口合作PPP项目规范,提升东北国企混改质量,大力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两地对口合作产业升级转型方面:激励两地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政策扶持两地非公经济融资,以乡村振兴新型农业经营发展,加强两地开展文化旅游合作,以两地制造业为基础与“互联网+”相结合。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方面:健全两地人才培育与流动机制,调动两地校企合作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两地合作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强两地合作平台建设方面:搭建平台载体,促进两地进一步合作交流,补齐两地农村、农业对口合作平台建设短板。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对口合作视角系统梳理了东北振兴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对东北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星河,但是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东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却不多,本研究填补了这一项空白,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参考材料。2.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有益补充。中国区域间对口合作大都是发达地区以帮扶为主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形式,很少有学者对此种区域合作进行过系统研究。尽管现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尚不是落后地区,本文对新时代下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新领域,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3.建立区域对口合作分析框架。本文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等四个方面作为对口合作分析框架,研究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现状、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抓住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东北振兴的关键。4.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将两地对口合作前后对比及东北地区在三个重点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分别对东北振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及农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结论。
魏庆文[8]（2020）在《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下游产品部门的竞争水平已经大幅提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然而,上游要素部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国有垄断状态,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受到诸多限制。这不仅阻碍了高效率非国有企业的市场进入,扩大了产业间收入差距,而且还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并最终损害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外部需求萎缩等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依靠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推动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必须转向依靠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要内容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除了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以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又一重要途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途径。这就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在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演进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进一步地,现阶段能否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上游国有企业垄断,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现有文献侧重考察国有企业垄断自身的效率损失,及其对整体经济的效率损失,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有企业垄断产业链上游的特征事实及其对下游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影响,更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特定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研究其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显然,这一问题的突破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为题,首先在理论上剖析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区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抑制效应”、“间接拖累效应”、“竞争退出效应”和“空间效应”,并构建产业组织模型从数理层面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垄断竞争关系。其次,本文在已有关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和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测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改进,并应用改进后的模型测算中国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和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本文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空间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呈倒“U”型,具体作用方向取决于正负两方面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平均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与要素配置扭曲水平反向变动:当国有企业沿产业链向上游攀升时,由“竞争退出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大于由“直接抑制效应”和“间接拖累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要素配置扭曲程度有所下降;而当国有企业沿产业链进入下游产业时,由“直接抑制效应”和“间接拖累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大于由“竞争退出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趋于上升。并且相对而言,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劳动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程度大于对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程度。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不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影响;加入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后,由于相邻地区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产生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上游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能够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而打破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关键在于清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保护。为此,需要厘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重新定义政府角色,明确国有企业市场定位,并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本文从中国特定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据笔者检索相关文献所知,这是现有研究中的首次。已有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多从企业间水平竞争结构出发,考察不同类型企业在产业内的水平竞争,着重关注各类要素配置扭曲或政策扭曲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虽然少数文献注意到国有企业垄断产业链上游的现象,并研究了其对经济增长、国有企业超额利润等方面的影响,但缺乏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研究。2.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综合分析框架,从“直接抑制效应”、“间接拖累效应”、“竞争退出效应”和“空间效应”等层面全面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现有文献从国有企业本身相对较低的效率,以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间接拖累等层面论述了国有企业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却缺乏动态和空间层面的考察。一方面,从长期的动态效果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化攀升意味着国有企业不断退出下游市场竞争,由此释放出大量的生产要素,放开了下游市场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并且扫除了下游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发挥的障碍。从这一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在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演进中发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变量并非相互独立,现实中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技术联系,各地区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并非仅仅对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还会对其他地区,尤其是空间临近地区产生影响,而其他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变又会反作用于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为全面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有必要将动态因素和空间因素也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苏文伟[9]（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基于“晋江经验”的研究》文中提出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对经济制度的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完善,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性,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新概括,彰显了党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探索与完善,彰显了党的伟大政治智慧,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晋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政策的引领和政府的指导,解决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及分配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晋江市场活力提高,经济得到快速发展。2002年,习近平在总结晋江发展成就后提出“晋江经验”。18年来晋江始终践行“晋江经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取得较大成绩,使晋江呈现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城市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晋江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集中体现,“晋江经验”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探索过程中,正确处理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并最终形成了县域经济治理的宝贵经验。以“晋江经验”为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研究,为我国县域经济治理和地方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刘志永[10]（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二、民营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营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
| 三、实证模型与变量描述 |
| (一)实证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取 |
| 1．被解释变量。 |
| 2．核心解释变量。 |
| 3．控制变量。 |
| (三)数据说明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结果 |
| (二)空间自相关分析 |
| (三)模型检验与识别 |
| (四)基准回归分析 |
| (五)内生性处理 |
| (六)异质性分析 |
| (七)空间溢出效应估计 |
| (八)稳健性检验 |
| 五、中介机制检验 |
| 六、结论及启示 |
| (一)结论 |
| (二)启示 |
（2）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文献综述 |
| 1.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原因的研究 |
| 2.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现状及特征研究 |
| 3.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带来影响的研究 |
| 4.对解决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带来困局的对策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概述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历程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状况 |
| 1.人口外流规模逐渐增大 |
| 2.高层次高学历人才流失严重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原因 |
| (一)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 |
| 1.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东移 |
| 2.产业结构的调整 |
| (二)东北三省自身发展的弊病 |
| 1.思想解放的不够彻底 |
| 2.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艰难 |
| 3.国有企业改革的缓慢 |
| (三)东北三省民众社会压力加大 |
| 1.生存压力逐步加大 |
| 2.就业压力的逐步增大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带来的困局 |
| (一)严重影响东北三省经济的发展 |
| 1.经济增长放缓 |
| 2.产业结构调整滞后 |
| (二)制约东北三省民生问题的解决 |
| 1.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 |
| 2.社保体系负担压力加大 |
| (三)滞缓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
| 1.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履艰难 |
| 2.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
| 四、解决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困局的对策 |
| (一)解放思想 |
| 1.破除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束缚 |
| 2.摒弃僵化的“官本位”传统思想 |
| 3.祛除狭隘的短视眼光 |
| (二)制定合理的人才战略 |
| 1.优化人才环境,留住用好人才 |
| 2.落实创新举措,培养紧缺人才 |
| 3.利用政策导向,引进新型人才 |
| (三)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
| 1.更新换代产业结构 |
| 2.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
| 3.调整改造产业模式 |
| (四)优化区域内市场大环境 |
| 1.建构规范严明的投资环境 |
| 2.创设以人为本的就业环境 |
| 3.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山东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转型策略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山东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一)第一阶段：快速发展期(1978—1985年) |
| (二)第二阶段：稳定增长期(1986—2001年) |
| (三)第三阶段：隐患潜伏期(2002—2008年) |
| (四)第四阶段：转型阵痛期(2009至今) |
| 三、山东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工业结构偏重 |
| 1.工业结构偏重，意味着山东经济发展能耗偏高、污染偏高。 |
| 2.工业结构偏重，意味着产业附加值偏低，经济增长效率偏低。 |
| (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
| (三)民营经济活力不足 |
| (四)“企业互保”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
| (五)产业园区发展水平低 |
| 1.园区功能定位单一。 |
| 2.园区开发方式粗放。 |
| 3.园区管理方式落后。 |
| (六)人文社会因素制约 |
| 1.“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企业发展处处受政府掣肘。 |
| 2.创新意识淡薄，对新经济领域缺乏敏锐性。 |
| 3.契约精神缺失，拖慢了营商环境的优化进程。 |
| 四、山东经济转型发展的策略选择 |
| (一)甄别优势产业，发挥因势利导作用 |
| 1.追赶型产业。 |
| 2.领先型产业。 |
| 3.退出型产业。 |
| 4.弯道超车型产业。 |
| 5.战略型产业。 |
| (二)促进产业融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
| 1.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双向融合。 |
| 2.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农业的跨界融合。 |
| 3.促进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业内融合。 |
| (三)扶持优质民营企业，引导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
| 1.积极整合金融资源，拓展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 |
| 2.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人才认定与管理工作。 |
| 3.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
| (四)建立“金、企、政、司”四方联动机制 |
| 1.建立预警监测机制。 |
| 2.建立危机协同化解机制。 |
| (五)打造“企业-产业-园区-城市”四维协同转型模式 |
| 1.正确认识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产业、园区、城市四者之间的关系。 |
| 2.准确把握企业、产业、园区、城市四维协同转型机理。 |
| (六)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 |
| 1.建立规范化的政商关系，协同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 |
| 2.发扬担当精神，探索适应性创新模式。 |
| 3.重塑契约精神，建设诚信山东。 |
| 五、结语 |
（6）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范围与研究目标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企业国际化的界定 |
| 2.1.2 企业经营绩效的界定 |
| 2.2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2.1 企业国际化理论 |
| 2.2.2 企业国际化程度深度广度及综合测量指标体系 |
| 2.2.3 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2.2.4 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相关关系 |
| 2.2.5 企业国际化影响因素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演进模式与驱动因素 |
| 3.1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演进模式 |
| 3.1.1 “产品国际化”发展模式 |
| 3.1.2 “产品国际化”加速发展 |
| 3.1.3 “产品国际化”模式与“经营国际化”模式共同发展 |
| 3.1.4 “经营国际化”加速发展 |
| 3.1.5 “品牌国际化”模式逐步兴起 |
| 3.2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驱动因素 |
| 3.2.1 外源性驱动因素 |
| 3.2.2 内源性驱动因素 |
| 3.3 对超过700 家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调研 |
| 3.3.1 问卷调查及调研访谈工作基本情况 |
| 3.3.2 问卷调查及调研访谈主要结论 |
| 3.4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阻力的进一步探析 |
| 3.4.1 投资保护协定等顶层设计需进一步完善 |
| 3.4.2 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需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
| 3.4.3 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需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
| 3.4.4 文化差异导致民营企业国际化管理和东道国社区融合方面存在困难 |
| 3.4.5 金融、法律等国际化服务支持平台建设有待完善 |
| 4 民营企业国际化对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1 企业国际化影响绩效的理论分析 |
| 4.1.2 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民营企业国际化对绩效影响的调节效应 |
| 4.2.1 “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2 高管海外经历的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3 内部风险控制能力的调节效应: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 民营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构建 |
| 5.1.1 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广度)与绩效N型关系的模型构建 |
| 5.1.2 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广度)与绩效关系的双门槛模型构建 |
| 5.1.3 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深度)与绩效关系的模型构建 |
| 5.2 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广度)与绩效N型关系的实证结果 |
| 5.3.2 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广度)与绩效关系双门槛模型实证结果 |
| 5.3.3 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深度)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结果 |
| 6 民营企业国际化对经营绩效影响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
| 6.1 “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1 “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的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1.3 “一带一路”倡议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2 高管海外经历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2.1 高管海外经历调节效应的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2.3 高管海外经历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3 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3.1 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调节效应的模型构建 |
| 6.3.2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6.3.3 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受内外两种力量共同驱动 |
| 7.1.2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仍面临风险与挑战 |
| 7.1.3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广度)与绩效呈N型相关关系 |
| 7.1.4 “一带一路”倡议显着提升了中国民营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国际化的经营绩效 |
| 7.1.5 高管海外经历促进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绩效提升 |
| 7.1.6 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绩效提升 |
| 7.2 对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建议 |
| 7.2.1 对政府有关部们的建议 |
| 7.2.2 对企业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实地调研受访者名单 |
| 附录 B:调查问卷样本 |
| 附录 C:调研访谈提纲 |
| 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 主要创新点和尚待改进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点 |
| 1.3.2 尚待改进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1 对口援助的理论发展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的理论发展 |
| 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对口援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2 对口合作相关研究 |
| 2.2.3 东北振兴相关研究 |
| 第3章 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成效分析 |
| 3.1 对口合作实施总方案 |
| 3.1.1 对口合作实施方案解读 |
| 3.1.2 分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
| 3.2 体制、机制改革与合作模式创新成效分析 |
| 3.2.1 东北地区机制体制改革成效 |
| 3.2.2 对口合作发展模式创新 |
| 3.3 两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转型成效分析 |
| 3.4 对口合作区域科技创新成效分析 |
| 3.5 对口合作平台建设成效分析 |
| 3.6 其他领域合作成效分析 |
| 小结 |
| 第4章 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4.1 对口合作推动东北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1.1 实证分析方法和模型选择 |
| 4.1.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1.3 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 东北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4.2.1 体质机制创新的路径分析 |
| 4.2.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4.2.3 体质机制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
| 4.3.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2 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 东北振兴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4.4.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4.2 科技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 东北与东部地区互联、互通效应分析 |
| 4.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5.2 地区间互联、互通效应分析的实证结果分析 |
| 小结 |
| 第5章 对口合作给东部地区带来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对口合作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2 对东部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5.2.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3 对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 |
| 5.3.1 效应分析的模型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3.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4 对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5.4.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4.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5 地区间共建合作平台建设的效应分析 |
| 5.5.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5.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6章 两地对口合作重点产业效应研究 |
| 6.1 对口合作对双方农业的影响——来自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证据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2 对口合作对双方制造业的影响——来自汽车制造业的证据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3 对口合作对双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来自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证据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3.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7章 对口合作视角下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1 地区间发展差异对合作的制约作用分析 |
| 7.1.1 两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对口合作 |
| 7.1.2 对口合作在两地的经济效应差异明显 |
| 7.2 四大领域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1 体制机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2 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3 科技创新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4 平台建设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3 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
| 小结 |
| 第8章 提升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8.1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地区间对口合作 |
| 8.2 加快地区间对口合作产业转型升级 |
| 8.3 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两地间合作 |
| 8.4 加强两地间的合作平台建设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概念和成因 |
| 2.1.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经济影响研究 |
| 2.1.3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性质:自然垄断还是行政垄断 |
| 2.1.4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必要性探讨 |
| 2.2 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 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1 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标准 |
| 2.3.2 国外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3 国内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4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 |
| 3.1.1 直接抑制效应 |
| 3.1.2 间接拖累效应 |
| 3.1.3 竞争退出效应 |
| 3.1.4 空间效应 |
| 3.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数理模型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的测算 |
| 4.1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 |
| 4.1.1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方法 |
| 4.1.2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结果 |
| 4.2 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变化情况 |
| 4.2.1 国有资本总量的变化情况 |
| 4.2.2 各产业国有资本占全部国有资本比重的变化情况 |
| 4.2.3 工业部门各子产业中的国有资本比重的变化情况 |
| 4.3 国有企业上游度及其上游垄断势力的变化情况 |
| 4.3.1 国有企业上游度的变化情况 |
| 4.3.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势力的变化情况 |
| 4.3.3 国有企业上游化攀升与其上游垄断势力增强的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的测算 |
| 5.1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 |
| 5.1.1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框架 |
| 5.1.2 数据说明 |
| 5.1.3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 |
| 5.1.4 分地区要素投入扭曲程度 |
| 5.2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 |
| 5.2.1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框架 |
| 5.2.2 数据说明 |
| 5.2.3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 |
| 5.2.4 分产业要素投入扭曲程度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基准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效应 |
| 7.1 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
| 7.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3 空间模型设定 |
| 7.4 空间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基于“晋江经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选题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分析法 |
| (三)理论联系实际法 |
| 第二章 “晋江经验”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晋江经验”的主要内容 |
| (一)“晋江经验”的实践脉络 |
| (二)“晋江经验”的科学内涵 |
|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涵 |
| (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主要内涵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涵 |
| (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主要内涵 |
| 第三章 “晋江经验”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初步探索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大型企业数量少 |
| (二)企业融资困难 |
| (三)企业诚信意识和品牌意识淡薄 |
| (四)企业管理模式和技术创新落后 |
| (五)企业经营者文化素质低 |
| 二、“晋江经验”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措施 |
| (一)扩大生产规模,增强企业实力 |
| (二)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 |
| (三)坚持诚信为本,打造品牌之都 |
| (四)完善管理模式,加快企业创新 |
| (五)传承企业文化,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晋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成就 |
| (一)民营经济实力壮大 |
| (二)产业集群作用凸显 |
| (三)品牌效应引领发展 |
| 第四章 “晋江经验”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晋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问题 |
| (一)市场化程度不高 |
| (二)政府作用发挥不充分 |
| (三)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协调 |
| 二、“晋江经验”中培育市场经济的措施 |
| (一)调整经济政策,创新发展方式 |
| (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能力 |
| (三)立足比较优势,推进产业升级 |
| (四)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就 |
| (一)市场化机制健全 |
| (二)现代化治理能力 |
| (三)工业化基础牢靠 |
| (四)城市化建设完善 |
| (五)网络化互联互通 |
| 第五章 “晋江经验”中对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初步探索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探索 |
| (一)打破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
| (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公平 |
| (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 (四)把公平放在突出地位,提倡共享发展成果 |
| 二、“晋江经验”对分配制度体系的初步探索 |
| (一)初次分配制度是基础 |
| (二)再分配制度是调节 |
| (三)第三次分配制度是补充 |
| 结语“晋江经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
| 一、“晋江经验”初步探索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 二、“晋江经验”初步探索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
| 三、“晋江经验”初步探索多种分配方式的实现方式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四、民营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J]. 卢现祥,李慧. 经济纵横, 2021(09)
- [2]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D]. 原斌. 渤海大学, 2021(02)
-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4]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5]山东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转型策略选择[J]. 仇荣山,朱文东,韩立民.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6]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研究[D]. 刘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7]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马芳. 辽宁大学, 2020(07)
- [8]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魏庆文. 山东大学, 2020(11)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基于“晋江经验”的研究[D]. 苏文伟. 集美大学, 2020(08)
- [10]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