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2月份省府领导重要内外事活动情况（论文文献综述）
袁晨享[1]（2020）在《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研究（1937-1940）》文中研究说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省顿时成为东南战场前哨。伴随着巨大的军事溃败,浙江省政府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由于忽略民众,片面抗战,行政组织废弛,基层动员乏力,导致社会乱象丛生。在存亡危急之际,以新任省主席黄绍竑为代表的浙江当局逐渐走向变革。而致力于动员民众、支持抗战的浙江省战时政治政工队就孕育于这场危机与变局之中。同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实现,政工队也演变成了浙江省内各方共同抗日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本文即以浙江省战时政工队为研究对象,深入阐明了政工队的规章制度、组织体系,目标任务和政治定位;介绍了政工队的工作实况与实绩,包括宣传抗日救亡,调整保甲,普遍召开保民大会,发动二五减租,改善农民生活,揭露基层社会之黑暗,改革地方事务,此外政工队还奋战在抗日前线,争取民众,组训民众,激发群众抗敌意识;争取帮会,瓦解伪军伪组织,廓清通敌妥协的灰色氛围,配合军事反攻,沉重打击了日伪的统治。由于政工队作为一个内部复杂多歧,暗潮汹涌的动员组织,它的命运不能不随着抗战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不能不随着国共关系的离合而起落,本文遂重点考察了各方势力（主要是中共、国民党顽固派与国民党内部进步人士）围绕政工队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政争博弈。最后论述了政工队终被裁撤之结局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政工队视为抗战前期浙江省国共关系的一个缩影,也是国民党浙江当局从激进复归于保守,从积极抗战退回消极应对的一个转折点。
张敏[2]（2020）在《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文中指出1923年末,九世班禅秘密逃出西藏,进入内地,令国人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国内各大报纸追踪报道了九世班禅的行踪。旅京川藏士绅和国会藏籍议员,热议西藏问题,并联名“上书”国务院。北洋政府将九世班禅迎接到瀛台供养,礼遇有加。后来,九世班禅到多地活动,招待费是各地政府给予班禅待遇的重要指标,反映出政府对九世班禅和西藏问题的重视程度。国人十分关注班禅在各地的花销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代表清朝“遗老”的康有为,企图借机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江浙商人的代表余龙华,认为政府过分优待班禅,既不利于团结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也不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激进报纸的代表《益世报》,将招待班禅与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挂钩。北京警察对政府拖欠他们的补助招待班禅怨声载道,而北京各寺庙的喇嘛则数次请求班禅救济粮饷。九世班禅曾计划北上库伦宣教对北洋政府来说是棘手的难题,曹锟和段祺瑞极力阻止九世班禅赴库伦,国人也担心九世班禅赴库伦会影响北洋政府和苏联关于外蒙古“撤治”的谈判。当九世班禅到达内蒙古地区时,笃信藏传佛教的当地僧俗民众则纷纷前去朝拜班禅,为班禅贡献了大量的财物。为了更好的控制蒙古地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和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蒙古地区宣化长达八年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建蒙藏委员会,并拟定了《解决西藏问题之具体办法》十条,确立了中央对藏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国民政府拟定了《待遇班禅办法》,欲借九世班禅返藏,解决悬而未决的西藏问题。从1928年后,舆论开始关注九世班禅返藏,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受内地统一、康藏战争、青藏战争和抗日战争形势的影响,直到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问题才正式进入筹备阶段。班禅返藏虽然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但英国援引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从中阻挠,多方挑唆西藏地方政府对抗中央,最终导致班禅未能实现返藏。1937年12月,九世班禅在玉树圆寂。九世班禅的出藏、内地活动、北上蒙古、返藏的几乎所有重要活动,当时的报刊中都予以了程度不同的报导。透过大量的报刊史料,并结合档案资料,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展现出1923至1937年的十四年间西藏问题在中国所受到的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更加丰富立体的应对和反应,使得九世班禅“爱国爱教”的形象更加鲜活和丰满。
袁亚丽[3]（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提出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杨上元[5]（2017）在《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文中研究表明崛起于晚清光绪朝的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古典词派,也是一个在时代中求新求变的词派。这一词派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其成员的社会身份,他们均由科举正途出身,互为举人同年或进士同年,彼此之间似友情,近亲情,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密切交流。频繁的文酒之会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同年关系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为临桂词派词人的聚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多同朝为官,身居言路,在文网松动的晚清,大施拳脚,弹劾官吏,监察行政,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或各抒忠荩,或联衔公呈,发挥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切都促进了他们聚集,在思想上形成大致相同的理念和主张,相应的,频繁的聚集又使得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学创作繁荣。临桂词派所处的时代,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相互激荡,在面对西学问题时,他们秉持着中体西用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与边疆舆地等各个方面积极进行维新探索与实践,在很多领域敢为时代之先,如王鹏运是官僚系统第一个提出建立商务局的官员;文廷式、沈曾植是治边疆舆地的大家,他们极具世界眼光,始终将中国置于世界版图中进行考量,拉开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序幕;缪荃孙赴日考察,回国后筹办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花甲之年投身于公共图书馆运动的潮流之中,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创者;成昌参与《清史稿·邦交志》的撰写,这是中外关系史首次进入官修正史之中;恽毓鼎主持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彻底改变了世界各国历史无法纳入官修史籍的状况;曾习经赴日考察,回国后参与筹办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化设备的官办印钞厂——度支部印刷局,揭开了我国印钞史上的新篇章。在这过程中,他们积极与西方学者进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戊戌维新中,临桂词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实践,他们参与创办强学会,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翻译西学书籍;他们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探索近代教育的道路;他们筹办《时务报》、《渝报》,开风气,启民智,投身于思想解放的洪流。此时期咫村词社的社集活动受维新变法这一政治事件影响颇深,词社成员众多,词事活动频繁。晚清的吏治改革时,他们弹劾腐败,主张废弃捐输,清理仕途,上下通情。探索出一条京官联名弹劾与报业连续报道的反腐新模式,对社会舆论具有巨大导向作用,促进了传统报业的转型,开拓了近代报业的政治功能,对社会的转型影响深远。身为传统士子的临桂派词人,其忧国忧民之心,干预现实的夙愿,都融入了他们的词作之中,体现出济世、焦灼、悲愤、执着的多重复杂的创作心理。在晚清系列对外战争中,他们坚决主战,在战略战术上提出加强海防,打持久战的建言,战争期间,他们词事活动频繁,词作丰富多样,或表达词人忧患、愤懑的感情,或批判卖国的朝廷高层,或为战争英雄谱写赞歌,临桂词派寄托重大,发言深微的词风即形成于此时。庚子国变之时,他们上折指斥最高统治者不思振作,贪图享乐;密切关注德占胶州湾事件,不断发出将遭瓜分的警告;积极建言献策,主张持平对待教案冲突;认为民气不可用,提出坚决弹压义和团;在庚子年这场滔天巨变之中,他们或历经艰辛,百般查访,万里随扈西行,或困守孤城,无衣无粮,参与救济,维持京城稳定,或跟随救济会船,返乡回南,奔走于东南各省,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的达成。国变期间,困守围城的临桂派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再度集结唱和,词集《庚子秋词》与《春蛰吟》展现了他们悲愤、惊悸与忧愁等情感,京城之外的词人亦有词作,表现了记录当时心境与立言不朽的创作心态。临桂词派是一个在近代化进程中求新求变的古典词派,该词派所处之时代赋予他们求实、开放、革新、平等等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但因他们均为深受家国及儒学教育影响的士子,忠君爱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才华出众,科举顺利,但是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们亲历了战争及国变,目睹了清王朝上层的腐败无能,这使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感发生了动摇,因此临桂词派的政治立场、词学创作、词学思想的复杂性也不应被忽略,我们将临桂词派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把握他们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立场这两个核心因素,力图更全面地展示临桂词派的风貌。
李华文[6]（2017）在《民国后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与基层社会（1937-1949）》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后期的潮汕地区战事连绵不休,灾荒频繁剧烈,当地社会陷入秩序失范的困境之中。在乱世灾荒的时代环境与海内外潮人的故土家园情怀及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呈现出与凶年灾祸不相吻合的时代及地域特征。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可分为民间的慈善赈济活动与官方的民生救助举措两大部分。其中,民间善举占据主导地位,而官方救助则相对逊色。民间善举的主体力量是海外潮侨与潮汕本地善堂善社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潮人团体,前者是潮汕慈善事业最主要的物质支援者,后者则是一线赈济与救助工作的实施者。至于官方救助举措上,则延续了以往政权的一些民生政策,虽无太大成效,但仍在抗战胜利后的善后救济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而言,无论是民间慈善活动还是官方民生举措,其内容大致都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赈灾救荒、施济饥贫;二是兴办慈善教育事业与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三是容留并救助老幼病残废与孤寡鳏独贫等社会弱势人群;四是其他一些日常善举与公益惠民活动。在此期间,官民协作、共办慈善是当时潮汕慈善救助事业的一个普遍特征。同时,全面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毁家纾难、捐输救国,实现了人道善心与民族情感的合二为一,这又是特殊时代环境作用的结果。另外,“神事”式善举的存在与发展也成为了潮汕慈善事业中一个值得多方探讨的问题。民国后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数以万计的灾黎饥贫得以凭此度过劫难、延存性命,进而能够生有所依、死有所栖。而更重要的则在于,海内外潮人的慈善救助活动对于秩序失范的潮汕地域社会来说,起到了一种秩序修补的济世作用。然而,仅凭人道慈善之力,却终究未能将极度失范的潮汕社会重新拉回至正常化的发展轨道中,从而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刘洋[7]（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王少辉[8]（2017）在《以国立求生存：私立成华大学研究（1945—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国人以与西方进行"学战"为目的,倡设私立大学。以后见之明观之,私立大学最终"不行于吾国",其"何以不行于吾国"由此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国人自办私立大学,往往自命负有某种教育或社会理想,在民国时期也曾一度居半壁江山之地位。随着国民政府国家教育文化预算的建立,国立大学纷纷实现"国款办国学",完成"再国立化"。私立大学因为缺乏相对稳定的财源,相形之下,在师资、设备等方面逐渐处于劣势。社会上亦形成歆羡"国立"的心理。抗战前后,"请改国立"成为部分私立大学的一种生存策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抗战胜利后"永久留川",易名"成华",私立成华大学由此立校。学生以此为契机发动风潮,请求政府接办,理性地追逐"国家"名号背后蕴含的实利。国民政府受限于财政能力无法因应私立大学的请求,学生"以国立求生存"的诉求暂时潜伏。私立成华大学由四川地方实力人物掌控,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性"色彩,远离中央政权,只得依托地方办学。川籍校董利用其在军政商各界编织的社会网络,为学校筹措办学资金。但以此种方式募集的经费或是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人情往来,或带有较强的功利目的,且以一次性、随机性捐赠为主,远无法满足私立大学持续性的运转需要。校董们不仅身兼数职,且领有多校董事头衔,故不能专责于学校事务。国共内战爆发、地方财政恶化、持续恶性的通货膨胀、公众淡薄的公益意识、成华大学本身办学成绩不彰等内外因素相互交织,边缘私立大学渐步入过分依赖学费办学的生存困局,办学定位亦随之迷失。私立大学依靠社会资源办学,远离政治喧嚣,本应处于国家权力系统的边缘地带。但川省地方实力派与地方党团势力发生抵牾,私立成华大学身处其间,校园空间亦随之成为政治角逐的场域。学校本身的生存危机成为政治动员的一大法宝,"请改国立"风潮再起,学潮与政潮相互激荡,大学难以"独善其身",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共建政后,私立成华大学在大学体制、管理体制、教学体制、招生、毕业生就业等多个方面,受到新政权的监管与改造;学校自身也积极迎合政府需要突出其以财经系科为重点的办学特色,进而不断获得西南文教部的经费补助,向死而生的过程中呈现出些许生气,"名实"亦发生错位,最终以"公立化"作结。西方私立大学因政治与宗教的二元格局、社会自治的传统与机制,得以始终保有独立性与自治性,并维持充足的生存空间。近代中国社会却在"国进民退"中无力抵御国家权力的下移,且未能建立起公众持续捐款、学校吸取社会资源再回馈社会的良性循环与制度性机制。身处其间的私立大学不得不向国家政权靠拢,"以国立求生存"。
蔡豫[9]（2017）在《“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文中研究指明国民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政党,在中国开创“以党治国”的先河,对此后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过往比较重视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对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入手,考察国民党在地方层级的治理思想、组织活动、党员构成、党政关系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揭示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尤其是在抗战前相对稳定的十年里,其核心统治地区的地方党组织的运作模式与政治生态。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附录等几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共合作和浙江政局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浙江国民党组织产生的背景;第二部分叙述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建立的过程及其初期的发展状况。第二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孙中山逝世导致了国民党内权威丧失开篇,以国民党内上层分化对其下级浙江省党部的影响入手,论述浙江省党部如何走向分裂;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国民党在浙江如何一步步从“容共”走向“清党”,进而造成浙江省党部领导层的全面洗牌和基层党务的彻底瘫痪。第三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清党”后浙江省党部机关的嬗递,厘清其发展脉络并分析省党部频繁更替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第二部分从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独揽大权的态势出发,分析蒋在浙江的人马如何通过党员总登记、党员训练、划分基层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整治党务,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浙江国民党组织在改组后的组织形态,其中包括省党部的组织架构、领导层人事布局以及基层党员的职业构成。第四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民党的宣传舆论政策着手,分析省党部如何钳制言论及镇压异己思想;第二部分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入手,分析省党部如何干涉学校教育,控制学生思想;本章通过对上述两个领域的论述,指出国民党有别于此前所有统治集团的特点不仅在于党权对社会的渗透和笼罩,也表现在对文化的干涉以及对思想的禁锢。第五章从浙江省政府与省党部的结构性矛盾切入,以党政双方围绕“二五减租”的分歧与冲突为例,揭示国民党所宣扬的“以党治国”理念如何在地方“党政分开”的政策下消解、变形。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源起以及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态度;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国民党作为标榜民族主义的政党,其下属的浙江省党部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所持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本文的结论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治理浙江党务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有一部分值得肯定之处,但其总体上是一种专制统治,目的旨在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浙江省党部对浙江的治理总体上可概括为“有限党治”,即一种党政不能合一,党权受到限制,不能充分施政,程度较低的“党治”形式。而浙江省党部推崇的“以党治国”方针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与苏联一党制下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某种糅合。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和国家治理模式由国民党所开创,继而成为20世纪上半叶塑造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关键因素。
关伟[10]（2017）在《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晋绥军作为一支军阀武装,在民国存在达38年之久,其兴衰荣辱历程主要是以下几方面要素之互动关系:地盘、经济能力、统率之才能、将领的忠诚、兵源的稳定、士兵的训练、武器装备及后勤补给、官兵战略战术素养以及如何应对外部之挑战等方面。对于以上诸要素在晋绥军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考察与分析,进而深入理解晋绥军何以能够在民国时期长期存在。抗战时期晋绥军与日军作战过程中损失惨重,“晋西事变”的发生使得晋绥军进一步削弱,在此情形之下晋绥军的凝聚力不降反升,其原因是阎锡山在晋绥军中成立了“铁军组织”与“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两大组织,加强了对于晋绥军的统驭。解放战争期间晋绥军是诸军阀部队中少见的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进行激烈巷战的部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五百完人”,究其根源在于“铁军组织”在晋绥军中已深入于部队之班级,“铁军基干”的培养及训练加强了晋绥军的内聚力。第一章:阐述晋军建立的历史背景及统率权之争夺。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危机,不得不依靠地方督抚大员以维护自身的统治,由此中央的集权制逐步削弱,中央的权力不断下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权力结构,满族与汉族的权力之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由此而加剧,最终为民初军阀政治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辛亥革命时期太原起义的爆发,则为晋军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契机。1911-1917年,是晋军的建立与形成时期,最高统帅地位的权力之争是此时段事关晋军日后发展趋势的最主要关节点。最终,留学日本的军人阎锡山利用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相继将对其晋绥军统帅地位产生威胁的实力派人物铲除,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这为晋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分析1917-1928年晋军如何巩固并扩张其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晋军如何解决饷源、将官培养、士兵招募及训练等问题以及阎锡山如何应对军阀混战之时局,是此阶段晋绥军所遇到的主要发展瓶颈。阎锡山在军阀混战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但是亦伺机谋利,相继采取了拥段反直,联冯拥段倒直,联直、奉反冯和和联蒋讨奉的策略,不断的巩固和扩大了晋军的势力范围。晋绥军的军费一般由本省垫支自筹解决,同时有部分国家协款;军费来源主要是扣留中央税,增收苛捐杂税以及增发省钞等办法筹措。在将领培养及任用方面,逐步形成了以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的格局。晋军的训练主要分为陆军教育的实施、军纪的训练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三个部分,其训练程度超过了一般军阀的水平。在战略与战术方面,晋军则主要学习德国和日本,战略上注重防守和修筑坚固工事,战术上重视手掷弹与火炮的运用。晋绥军的武器装备有购买和制造两条途径,其武器装备多由日本购买。除了购买的途径外,阎锡山在山西发展了独立的军事工业。第三章:叙述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由盛而衰的历程,考察晋绥军的编遣过程及中原大战后晋绥军如何解决迫在眉睫的军费开支问题。北伐结束后,民国的政权与军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编遣会议成为了新的军阀混战的“导火索”。在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相继采取了联冯反蒋、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二次联冯反蒋的策略,晋绥军及西北军与中央军展开了混战,最终阎冯联军归于失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对于晋绥军进行编遣。由于晋绥军将领的内部冲突和矛盾不断,导致了编遣过程一波三折,最终晋绥军重要将领商震率兵脱离晋绥军体系。晋绥军的编遣费用也是此时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围绕编遣费用晋绥军将领多次与张学良协商沟通,最终在各方努力下才初步解决。此阶段,晋绥军的军事工业也由趋于衰落,张学良对于太原兵工厂亦实施了编遣,1931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军工业才开始复兴。第四章:分析抗战时期晋绥军在遭遇重大损失后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阎锡山如何处理与日本、蒋介石中央政府及中共的关系,阎统区缩小后如何维持晋绥军的军政开支,如何扭转晋绥军将领离析的趋势以及如何补充新兵等问题是晋绥军此阶段面临的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问题。阎锡山的“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的策略为晋绥军赢得了有限的政治发展空间。晋绥军的军饷除了由中央拨给部分外,主要依靠阎锡山通过实施合理负担、整顿银行、实行兵农合一和克难运动等举措解决财政困难。第二战区监部及其所下属的各机构对于晋绥军的武器装备、粮食补给、交通运输补给、医疗卫生及通讯器材补给等方面给予了援助。抗战中期,阎锡山为了克服“晋西事变”导致的军心涣散的现象,成立了“铁军”组织扭转了这一颓势。晋绥军在士兵补充方面,采取了征兵制与募兵制,并将以往依靠政权补充兵员的方法,转变为依靠政治动员等方法补充士兵。抗战后期,阎锡山在晋西地区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以补充兵员和粮饷。晋绥军的士兵训练主要分为政治训练、精神训练、学科训练及术科训练等方面,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五章:考察解放战争时期晋绥军的覆灭及官兵凝聚力较强的原因。抗战胜利后,晋绥军通过收编伪军,留用日军以及整编晋绥军进一步扩充了晋绥军的实力。为了保证足够的兵员,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内推行了“兵农合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给阎锡山提供了大量的兵员,也给山西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了进一步提升晋绥军的凝聚力,阎锡山在晋绥军的士兵中继续深入发展铁军组织——“铁军基干”,士兵之间形成了相互监视的恐怖氛围,内聚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强。在与解放军的作战过程中,阎锡山的统治区域日益缩小,此时后勤补给状况对于晋绥军的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战区总监部及其下属的各分监部等机构对于晋绥军进行了相应的补给,使得晋绥军得以在“苟延残喘”,继续与解放军顽抗到底。晋绥军与解放军作战屡战屡败的现实,使得阎锡山不得不思考晋绥军战略及战术的不足之处,并做出相应的改进以应对危局,但最终由于军阀政治为历史潮流所不允,晋绥军随着阎锡山的军阀政权而走向了历史的终结。
二、12月份省府领导重要内外事活动情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2月份省府领导重要内外事活动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研究（1937-194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回顾 |
| (一) 浙江省战时政工队研究的相关回顾 |
| (二) 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众动员研究回顾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五、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浙江省抗战初期的政治危机 |
| 一、日军的入侵和前线政府的崩解 |
| 二、乱象丛生的基层社会与民众 |
| 三、“死气沉沉”的省会杭州 |
| 第二节: 浙江省战时政治的刷新 |
| 一、黄绍竑第二次主政浙江 |
| 二、《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的颁布实施 |
| 三、召集青年与“官办”民运 |
| 第三节、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逐步形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黄绍竑的统战 |
| 二、《战时纲领》制定中的中共角色 |
| 三、中共主导下的浙江首支政工队 |
| 第二章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组织体系和工作任务 |
| 第一节 政工队的组织体系 |
| 第二节 政工队的工作任务 |
| 第三章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工作实况与实绩 |
| 第一节 调整保甲,召开保民大会 |
| 一、保甲制度与保民大会的关系 |
| 二、省直属政工队的方岩实验 |
| 三、新昌县政工队的保民大会工作 |
| 第二节 发动二五减租,改善农民生活 |
| 一、永嘉政工队的二五减租斗争 |
| 二、余姚政工队的二五减租斗争 |
| 第三节 浙西前哨的政治工作 |
| 一、争取民众,组训民众 |
| 二、争取帮会和伪组织 |
| 三、临时突击工作 |
| 第四章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与中共的关系和政工队前期政治暗潮 |
| 第二节 政工队与中共的关系 |
| 一、中共浙江省委和各级党委对政工队的重视 |
| 二、中共组织在政工省队和县队内的发展 |
| 第二节 政工队前期的政争暗潮 |
| 第五章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遭裁撤之始末 |
| 第一节 国民党的政治审查与政争激化 |
| 一、国民党中央加紧反共与浙江省国共关系的裂痕 |
| 二、天目山集训 |
| 三、义乌事件 |
| 第二节 政工队之结局:改组、裁撤抑或自动解散 |
| 一、政工队的存废之争及突遭改组 |
| 二、各地政工队的抗议和自动解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学术研究综述 |
| 三 资料来源 |
| 四 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九世班禅北上的原因 |
| 第一节 清王朝对班禅世系的扶持与隐患 |
| 第二节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失和的经过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的联络与九世班禅的回应 |
| 第四节 达赖“新政”和班禅离藏 |
| 第二章 九世班禅北上与各界的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欢迎班禅赴北京 |
| 一、班禅出逃与失联 |
| 二、专员入甘与朝觐团赴京 |
| 三、艰难的赴陕之旅 |
| 四、专列入京与觐见段祺瑞 |
| 第二节 九世班禅入京与各方热议藏事 |
| 一、藏事促进会 |
| 二、陆兴祺和李家嘉 |
| 三、筹边协会和内地官员 |
| 四、外国驻华人员 |
| 第三节 报刊媒介的宣传 |
| 第三章 各地接待班禅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北京政府的接待 |
| 一、筹备招待 |
| 二、招待费问题 |
| 第二节 舆论回应 |
| 一、舆情分化状况 |
| 二、康有为致班禅书 |
| 三、余龙华《反对班禅意见书》 |
| 四、激进的《益世报》评论 |
| 第三节 班禅救济京师喇嘛 |
| 第四节 待遇班禅办法与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一、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世班禅的联系 |
| 二、北平的接待与舆情回应 |
| 三、九世班禅招待费问题的终结 |
| 第四章 舆情与九世班禅赴内蒙古活动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力阻九世班禅赴库伦 |
| 一、对班禅赴库伦的舆论争议 |
| 二、北洋政府促请班禅入京 |
| 第二节 蒙人朝觐与安置班禅 |
| 一、蒙人朝觐盛况 |
| 二、安置班禅之议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的宣化 |
| 一、经略内蒙古 |
| 二、班禅在蒙宣化 |
| 第五章 九世班禅返藏与舆情回应 |
| 第一节 九世班禅问题返藏的提出 |
| 一、报刊媒介对九世班禅返藏的报道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九世班禅返藏问题 |
| 三、尼藏战争与九世班禅请求返藏 |
| 第二节 各方对九世班禅返藏的回应 |
|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态度的变化 |
| 二、地方各界对班禅返藏的态度 |
| 第三节 九世班禅返藏的筹备 |
| 第四节 英国的干涉与返藏失败 |
| 结语 |
| 附录一 1924—1928年班禅内地活动期间政府支出费用简表 |
| 附录二 九世班禅返藏相关报道(1925—1929年) |
| 附录三 九世班禅年谱(1923—193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 四、资料的运用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成果综述 |
| 二 本选题的学术意义 |
| 三 本文的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 四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五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近代化进程 |
| 第一节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 |
| 一、经世致用与西风东渐 |
| 二、中体西用应运而生 |
| 第二节 临桂词派的构成及特点 |
| 一、临桂词派的范围 |
| 二、同年同仁促成聚合 |
| 第三节 近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实践 |
| 一、社会经济 |
| 二、军事与边疆舆地 |
| 三、社会政治 |
| 四、社会风俗 |
| 五、文化教育 |
| 六、学者交流 |
| 第四节 词作、词论中的近代特点 |
| 一、词作中的近代元素 |
| 二、“重”“拙”“大”与时代思潮 |
| 三、批判创新、博采众长的词学理论 |
| 四、“写其胸臆”创作原则 |
| 第二章 临桂词派与戊戌维新 |
| 第一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思想 |
| 一、社会政治思想 |
| 二、经济财务思想 |
| 三、文化教育思想 |
| 第二节 临桂词派词人的维新实践 |
| 一、创立京师强学会 |
| 二、议办京师大学堂与通艺学堂 |
| 三、筹办《时务报》与《渝报》 |
| 第三节 维新与词事 |
| 一、政治集会促进词事繁荣 |
| 二、咫村词社的创作内容 |
| 三、咫村唱和的词史意义 |
| 第三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吏治改革 |
| 第一节 临桂派词人的吏治思想 |
| 一、整肃官方,惩治腐败 |
| 二、清理壅塞,上下通情 |
| 三、废弃捐输，求选真才 |
| 四、清理仕途，裁汰冗员 |
| 五、精简胥吏，革除因循 |
| 六、杜绝滥保，严肃正途 |
| 第二节 吏治改革新模式的近代意义 |
| 一、《申报》连续报道京官联名参劾巡抚始末 |
| 二、言路与报业结合的近代意义 |
| 第三节 吏治改革对词人创作心态的影响 |
| 一、己饥己溺的济世心态 |
| 二、濒洞难掇的焦灼心态 |
| 三、感时忧世的悲愤心态 |
| 四、九死未悔的执着心态 |
| 第四章 临桂词派与晚清对外战争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 一、临桂派词人与清流 |
| 二、词人关注中法战争 |
| 第二节 中日战争中临桂派词人的态度 |
| 一、词人群体政治能量的变化 |
| 二、词人们的战争主张 |
| 第三节 临桂词派的战争词作 |
| 一、中法战争词作 |
| 二、中日战争词作 |
| 第五章 临桂词派与庚子国变 |
| 第一节 庚子国变中的临桂派词人 |
| 一、忠耿凛然,王鹏运谏止驻跸颐和园 |
| 二、日夜思维,关注德占胶州湾 |
| 三、忧心如焚,力谏对德争端宜持平 |
| 四、民气不可用,主张弹压义和团 |
| 五、滔天巨变,南归、随扈与坚守 |
| 六、隐微匡救,力促东南互保之约 |
| 第二节 愁情满纸《庚子秋词》 |
| 一、吹落梅花多少,落花之愁 |
| 二、闭门寒月照疏襟,寒月之愁 |
| 三、空有泪珠盈袖,愁极垂泪 |
| 四、朔风吹雪茸裘薄,寒风中愁 |
| 五、枕函残梦初惊,残梦之愁 |
| 第三节 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 一、其他临桂派词人国变词作 |
| 二、国变词作的创作心态 |
| 结语: 复杂求变的古典词派 |
| 附录一 刘福姚研究 |
| 一、刘福姚生年考 |
| 二、刘福姚卒年考 |
| 三、刘福姚家族考 |
| 四、刘福姚科举史事勾陈 |
| 五、刘福姚着述考 |
| 附录二 刘福姚简谱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民国后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与基层社会（193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乱世暖流：民国后期潮汕地区的社会概况与民间慈善缘起 |
| 第一节 烽火连天的年代 |
| 一、连续不断的战事 |
| 二、纷乱繁杂的政争 |
| 第二节 灾害肆虐的社会 |
| 一、自然灾害概况 |
| 二、自然灾害特征 |
| 第三节 民间善举的历史缘起与时代因应 |
| 一、潮汕慈善事业的历史发展概况 |
| 二、潮汕慈善事业兴盛的社会条件 |
| 第二章 遍及内外：施惠潮汕的民间慈善团体与慈善人物 |
| 第一节 海内外潮人慈善团体 |
| 一、国内潮人慈善团体 |
| 二、海外潮人慈善团体 |
| 三、潮人慈善团体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海内外潮人慈善群像 |
| 一、国内潮人慈善群像 |
| 二、海外潮人慈善群像 |
| 第三章 家国天下：全面抗战时期潮汕地区的民间慈善与官方救济 |
| 第一节 民间慈善救济活动 |
| 一、战时灾荒救济 |
| 二、慈善教育事业 |
| 三、日常慈善公益活动 |
| 四、海外潮人捐输救国 |
| 第二节 政府的民生举措 |
| 一、制定政策法规,设置救助机构 |
| 二、赈灾救荒,施济饥贫 |
| 三、官民协作,共施赈济 |
| 四、教育与卫生工作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潮汕慈善救济事业的若干问题 |
| 一、战时潮汕慈善救济事业的基本特征 |
| 二、关于潮汕日伪政权赈济工作的思考 |
| 第四章 故土乡情:国共内战时期潮汕地区的民间慈善与官方救济 |
| 第一节 海内外潮人的慈善救助活动 |
| 一、赈灾救荒之举 |
| 二、慈善教育事业 |
| 三、其他一些慈善公益活动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民生赈济举措 |
| 一、第六工作队在潮汕地区的善后救济工作 |
| 二、地方当局的其他一些民生举措 |
| 第五章 秩序修补: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活动与基层社会秩序 |
| 第一节 农耕国度: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状况述略 |
| 第二节 慈善之桥?潮汕社会的失范状况与海外潮人的理想构架 |
| 一、失范的潮汕本土社会 |
| 二、海外潮人善行的理想与现实 |
| 第三节 神事与慈善:海内外潮人善行背后的另一幅图景 |
| 一、神事是潮人慈善活动的一部分 |
| 二、神事是潮人善举过程中的一种仪式与规范 |
| 三、神事式慈善救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
| 余论 民国后期潮汕地区慈善救济事业的历史审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以国立求生存：私立成华大学研究（1945—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及主要史料 |
| 一、"改国立"诉求初现:由光华到成华 |
| (一) "永久留川"的兑现还是无奈之举? |
| (二) 易名风潮 |
| (三) 学校社会基础的"地方化" |
| 小结 |
| 二、依托地方:边缘化私立大学的生存困局 |
| (一) 王兆荣长校——"欣欣向荣"的成华 |
| (二) 经费筹措与办学困境 |
| (三) 院系扩充受挫与定位迷失 |
| 小结 |
| 三、"请改国立"风潮:私立大学生存危机的加剧 |
| (一) 团校矛盾 |
| (二) 风波再起 |
| (三) 学潮的平复与学校的惨淡经营 |
| 小结 |
| 四、名实错位:私立大学向死而生 |
| (一) 成华的改造与调整 |
| (二) 私立大学"公立化":经费来源的变更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
| (二)境外学者的研究 |
| (三)问题与展望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国共合作与浙江国民党组织的兴起 |
| 一、“联俄容共”与国民党“一大” |
| (一)“联俄容共”的开端 |
| (二)孙中山的策略与“以党治国” |
| (三)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局面的正式形成 |
| 二、国民革命前的浙江政局 |
| (一)从浙人治浙到北洋入浙 |
| (二)江浙战争与孙传芳入浙 |
| 三、国民党组织在浙江的初期活动 |
| (一)浙江临时省党部的成立 |
| (二)浙江国民党组织在初期的发展与困境 |
| 第二章 国民革命期间浙江省党部的演变 |
| 一、国民党“二大”前后浙江党部的矛盾与分裂 |
| (一)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的分化 |
| (二)浙江省党部的分裂 |
| (三)沈定一与西山会议派合流 |
| 二、国共合作破裂与浙江“清党”运动 |
| (一)北伐胜利进军与浙江的响应 |
| (二)北伐军入浙前后国共裂痕的显现 |
| (三)蒋介石厉行“清党”与浙江党务的瘫痪 |
| 第三章 、党务重组与组织形态的确立 |
| 一、“四·一二”后省党部机关的嬗递 |
| (一)改组委员会与清党委员会时期 |
| (二)“非法改组”时期 |
| (三)临时执行委员会时期 |
| (四)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治党理念 |
| (五)中央权力斗争在“核心地区”的投射 |
| 二、党员总登记 |
| (一)登记的目的 |
| (二)登记条例的出台及其实质 |
| (三)浙江指委会对登记的执行情况 |
| 三、党员训练 |
| (一)训练的目标与内容 |
| (二)训练实施情况 |
| 三、区党部与区分部的设置 |
| (一)指委会对基层党组织的认识 |
| (二)相关法规与实施情况 |
| 四、改组后的组织形态 |
| (一)执委会的成立与组织架构的定型 |
| (二)党员的吸收与构成 |
| 第四章 国民党对浙江基层的渗透 |
| 一、省党部对浙江宣传舆论的掌控 |
| (一)宣传系统的初创 |
| (二)舆论干预的升级 |
| (三)省党部宣传体系的定型 |
| 二、党化教育 |
| (一)党义教师及党义课程的选定 |
| (二)党化教育的实施 |
| 第五章 浙江的党政关系 |
| 一、省党部与省府的结构性矛盾 |
| 二、省党部与省政府围绕“二五减租”的矛盾与冲突 |
| (一)浙江农村社会形态与“二五减租”的出台 |
| (二)省政府废除“二五减租”与省党部的应对 |
| (三)南京介入与事态的平息 |
| 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浙江省党部 |
| 一、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兴起 |
|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
| (二)国民党与民族主义 |
| 二、日本侵华与省党部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省党部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的反应 |
| (二)日本加速侵华与省党部的应对 |
| (三)涉日舆论背后的政治逻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四、“晋绥军”的称呼及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初创班底:晋军的建立与发轫(1911-1917) |
| 第一节 晚清的政治失序与督抚专权 |
|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晋军的建立 |
| 第三节 晋军统率权之争夺 |
| 一、阎锡山督军地位的稳固 |
| 二、阎锡山剪除异己,集中军权 |
| 第二章 纵横捭阖:晋军的巩固与发展(1917-1928) |
| 第一节 晋军的三次扩军 |
| 一、第一次扩军 |
| 二、第二次扩军 |
| 三、第三次扩军 |
| 四、北方国民革命军之组织及缩编 |
| 第二节 晋军将领的聚合与维系 |
| 一、留日学生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高级将领 |
| 二、山西将官培育学校培养的中下级军官 |
| 三、阎锡山任用人才之兼容并包与弊端 |
| 第三节 晋军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募兵制的实施及征兵制的试办 |
| 二、官兵的训练 |
| 三、官兵的内务 |
| 第四节 晋军的饷源及后勤 |
| 一、山西的财政状况 |
| 二、军费开支 |
| 三、后勤业务 |
|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战略战术 |
| 一、武器装备的供给 |
| 二、战略与战术 |
| 第三章 由盛而衰:晋绥军的扩张与编遣(1928-1936) |
| 第一节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与各方势力之互动 |
| 一、联冯反蒋 |
| 二、联唐反蒋与拥蒋反唐 |
| 三、二次联冯反蒋 |
| 第二节 中原大战时期晋绥军的编制及作战状况 |
| 一、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之编制 |
| 二、晋绥军的作战 |
| 三、阎锡山的用兵观 |
| 第三节 中原大战后晋绥军的编遣 |
| 一、晋绥军的状况 |
| 二、编遣过程的“一波三折” |
| 三、将领的纷歧与商震离晋 |
| 第四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军饷筹措 |
| 一、中原大战前晋绥财政状况 |
| 二、编遣费用之筹措 |
| 三、山西的财政状况及军费开支 |
| 第五节 山西军工业的衰落及复兴 |
| 第四章 抗战军兴:晋绥军的奋战与整编(1937-1945)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编制 |
| 一、抗战初期的编制 |
| 二、抗战中后期晋绥军之整编 |
| 第二节 晋绥军与日军的作战 |
| 一、忻口战役与太原会战 |
| 二、反攻太原及晋西作战 |
| 三、战略战术的反思与转变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军饷与后勤 |
| 一、抗战时期的饷源 |
| 二、后勤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将领的训练与“内聚” |
| 一、将领的培养及训练 |
| 二、建立铁军组织与将领内聚力之加强 |
| 三、将领的选拔及任用 |
| 第五节 士兵的招募与训练 |
| 一、士兵的招募 |
| 二、士兵的训练 |
| 第五章 穷途末路:晋绥军的溃败和覆灭(1945-1949) |
| 第一节 晋绥军的整编 |
| 一、收编伪军,留用日军 |
| 二、整编晋绥军 |
| 第二节 兵源及“铁军基干”的训练 |
| 一、兵农合一政策的全面施行 |
| 二、铁军基干的培养和训练 |
| 第三节 晋绥军的后勤供给 |
| 一、武器弹药的补给 |
| 二、交通运输补给 |
| 三、医疗卫生及通讯 |
| 四、粮食及服装补给 |
| 第四节 晋绥军的覆灭 |
| 一、晋绥军的溃败 |
| 二、战略战术的反思及局限 |
| 三、晋绥军的覆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12月份省府领导重要内外事活动情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研究（1937-1940）[D]. 袁晨享.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九世班禅出藏和返藏研究（1923-1937）[D]. 张敏.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临桂词派与晚清社会[D]. 杨上元.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民国后期潮汕地区的慈善救济与基层社会（1937-1949）[D]. 李华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6)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8]以国立求生存：私立成华大学研究（1945—1952）[D]. 王少辉. 山东大学, 2017(01)
- [9]“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D]. 蔡豫.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10]民国时期晋绥军研究[D]. 关伟.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