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用组织机构代码 加速工会管理信息化（论文文献综述）
赵娜[1]（20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现阶段会员总数已超3.0亿人,基层工会组织超280.9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群团组织。2015年党中央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以来,各级工会改革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党的十九大对工会工作提出了新使命和新要求,强调了群团组织和社会团体的职责定位。中国工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维护广大职工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推动工会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当前正处于“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加速演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应深刻体悟“人民”二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深化工会改革,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增强改革实效,讲好中国工会故事。在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之中,群众性是工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因此建设服务型工会是这一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党中央对我国工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和战略定位。习近平在中国工会十五大上代表党中央的致辞中第一次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工会的目标,由此打造服务型工会成为工会工作史上的重要课题;中国工会十六大进一步明确,要着眼于更好地满足职工群众多层次需求,努力构建服务职工工作体系的发展目标;2015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在会上做出了群团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着眼新时代新任务,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职工需求导向,健全服务职工体系,拓宽服务职工领域,让工会在职工需要时能看得见、找得到、信得过、靠得住。同时将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增写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内容,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会职能的第四次调整,即保留了“维护”这项基本职能,传承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会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成果,增加了“服务”这项基本职能,切实提升了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效化解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工会的群众性不足问题。这一战略性部署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的关怀重视,为今后工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指导新时代工运事业的重要文件。之后围绕服务型工会建设,提升改进工会建设工作,习近平发表多次重要讲话,强调工会要把竭诚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工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群团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服务型工会既是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工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会组织是党号召团结群众的重要平台,新时期能否发挥好党与群众的纽带作用,直接关系到工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用的发挥以及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步伐。因此,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有利于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理解和变革群团工作。现有关于服务型工会建设议题研究存在内在逻辑解释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对策建议的笼统性等问题,且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基于这一研究背景的考量,本文试图在梳理服务型工会发展逻辑的基础上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的核心要义,从而论证服务型工会建设是新时代彰显工会职能的必经之路,并探求服务职能如何在工会实践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以“服务型工会”为研究主题,聚焦于工会的“服务”职能,着眼于服务本身内涵与学理逻辑的梳理,从而将研究重点引向服务本身的深层机理。在具体章节的安排上,文章首先从工会职能与服务型工会等相关概念切入,通过辨析与演绎总结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的内涵与特征,厘定本文的问题域。服务型工会职能的发挥是内在价值的外部表现,也是实践中改革建设可供遵循的机理线索,构成了透视服务内涵与工会服务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石。因此对相关概念的辨析能够加深对服务型工会相关理论的清晰认知,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其次通过历史与比较分析确定能够为本文提供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即通过提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会思想,加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工会思想和论述,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之相关的科学论断是工会组织做好群众工作,发挥服务职能的理论基石,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依据。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细致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工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职能的演变,以时间为序列整合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阐释工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主要职能,从而在中国工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审视服务型工会作为重要职能的时代背景与战略价值,更成为深刻理解“服务”这一职能的必然趋势。中国工会围绕创新机制、完善制度、丰富形式、优化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呈现出纷繁复杂、丰富广泛的实践图景。基于此,本文论述了中国工会服务的三重蕴涵,不同的属性决定不同的工会服务客体,不同的服务客体要求工会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即工会的政治属性决定工会要服务党政中心、工会的社会属性决定工会要服务基层、工会的社团性质决定工会要服务职工。最后,本文在反思服务型工会建设现状与新时代工会建设的内在规律与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服务型工会建设的相关思考,以期丰富相关理论体系与实践思路,诸如各级工会组织如何发挥服务职能、更好地为会员提供服务、建立服务机制、探索服务方法等问题。服务是维权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服务型工会建设是工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适应社会发展结构与职工队伍调整的应然举措。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已取得丰硕成果,例如,工会组织网络体系不断健全、服务阵地规范化;服务项目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内容项目化;智慧平台体系不断成熟、服务流程信息化;服务队伍体系不断壮大、服务能力综合化等。与此同时,服务型工会建设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境与瓶颈,唯有深入识别并有效化解,才能进一步提高工会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步伐,加快形成构建服务型工会的相关制度,为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工会力量与智慧。
刘雅婕[2]（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李妍[3]（2021）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研究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态、劳动形式及资本权力,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同时也聚焦数字劳工的斗争和解放问题,指出要想最终实现人的解放,需要使数字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使数字技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首先,本文立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初步展现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数字化生存困境。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本文认为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当下社会仍然适用。立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发现: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面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致的,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数字化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表现为数字泰勒主义盛行、生活空间工厂化、生活时间殖民化。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多的可能,但其实质仍然是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呈现出能动与被动、虚拟与现实、平等与剥削之间的三重矛盾。其次,本文立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深入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态、劳动形式及资本权力,阐释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变化。数据商品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商品形态,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形式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数据商品的生产既包括原始数字痕迹的生产,又包括对原始数字痕迹的加工,其中均蕴含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数据商品作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仍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数据商品具有个性化定制与标准化逻辑并存、低消耗性与高消耗性并存、共享性与排他性并存的特征。数据拜物教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拜物教形式,它用看似中立的数字技术手段刻意美化和掩盖了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的,从而全面支配人的生产和生活。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过程表现为强迫性与自愿性并存、劳动对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资料的私人化和集中化并存的特征。数字劳动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原始型数字劳动和加工型数字劳动,从本质上可分为非雇佣数字劳动和雇佣数字劳动。从事原始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不以此为职业和谋生手段,是非雇佣数字劳工;从事加工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以此为职业和谋生手段,是雇佣数字劳工。数字劳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雇佣数字劳动,还是非雇佣数字劳动,都是被数字资本剥削的“活劳动”。因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权力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支配力量。数字资本权力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对人的更全面、更隐蔽、更彻底的统治。数字圈地运动使得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少数国家和少数资本家得以无偿占有多数国家和多数数字劳工的剩余价值,完成数字资本积累。数字资本一边补充非雇佣数字劳工的数量并使其持续“在线”,扩大对“活劳动”的剥削范围;一边强化对雇佣数字劳工的压榨,加深对“活劳动”的剥削程度,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榨取所有“活劳动”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最后,本文立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聚焦于数字劳工的斗争与解放问题,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雇佣数字劳工和非雇佣数字劳工分别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及途径,进行了劳工运动、技术抵抗、舆论传播、社区活动等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然面临组织困难、手段有限、目标模糊、收益不均等困境。尽管如此,我们要看到数字劳工的斗争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局限于其自身,也不能囿于眼前,而是要置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数字劳工的斗争和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解放。因此,数字劳工斗争的根本目标不是放弃数字化生存方式和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而是使数字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使数字技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归根结底是要打破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魏琦瑶[4]（2020）在《宁夏煤业公司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实现》文中认为党建工作是我国党中央要求从严治党的基础,党建信息化的建设是当前党务工作科学有效开展的基础。宁夏煤业公司党群业务复杂,党员管理涉及部门广,涉及党员人员众多,宁煤现有从业人员5万余人,其中党员25000余人。作为宁夏自治区最大的国有企业和含有党员人数最多的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既是宁煤今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宁煤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了有效解决宁煤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信息冗余、共享不畅、纸质化严重,考核管理不科学、效率低等问题,结合宁煤公司企业信息化的建设的实际工作情况,通过对实际党建工作的需求分析,设计开发了宁夏煤业党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按照软件工程的设计思想,首先对宁煤公司现有的党建组织部门以及相关的业务做了详细的需求分析,并确定了本系统与宁煤公司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和培训系统之间的接口。从宁夏煤业党建工作的具体工作与实际工作需求出发,以MVC模式为软件开发的基本框架,以Oracle数据库系统作为数据存储的载体,设计宁夏煤业党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由党建资讯门户、基础应用、考核评价、业务中心、培训中心五个功能模块组成。作者主要完成了基础应用、考核评价、业务中心三个模块的设计开发工作。利用黑盒方法测试了系统功能的正确性,采用性能测试工具测试了系统并发处理的能力,完成操作响应效率及CPU的占用率等相关性能测试。测试证明系统运行稳定,功能运行正常,达到了系统设计的要求。目前,党建综合管理系统已经正式上线运行,系统运行稳定取得了预期效果。
崔伟林[5]（2020）在《北京市工会经费管理系统研建》文中研究表明工会经费是工会工作的血脉,支撑了工会工作的持续运转。工会经费业务体系庞大,形成了多级管理和服务体制,涉及全国总工会、市总工会、区总工会、街道工会和地税部门等管理机构,以及企业、银行、国库等相关机构,增加了工会经费收缴工作的难度。大部分企业仍以通过缴费凭证到银行柜台去缴纳工会经费,既浪费了时间,又增加了泄露关键信息的风险。同时,工会经费业务管控难度大、业务环节较多。流程复杂问题日益突出,导致管理工作难度直线上升。本文整理分析了企业信息核实及变更、申报缴款、申请退费、经费分配等功能,设计了B/S结构的北京市工会经费管理系统。该系统采用Bootstrap框架实现前端页面,结合Spring Boot、My Batis等主流优秀框架快速搭建服务,简化代码,节省开发时间。系统在客户端、服务端等方面使用缓存技术,增强用户体验,比如Redis服务器缓存降低访问数据库次数,加快访问数据速度;Local Storage、Session Storage等页面缓存减少网络带宽消耗,加快页面刷新速度。并且利用Nginx进行集群部署,增加系统伸缩性;使用AES算法对网络传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保证数据安全性。企业信息核准校验、工会经费拨付等业务流程复杂,各个环节之间密切相关。据此,对各个功能模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设计,最终形成了一套集信息采集及核实、申请缴费、经费分配、统计分析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系统。该系统的投入使用加强了北京市工会财务的规范化管理,提升了工会管理工作决策的执行力,提高了工会人员的工作效率,实现了工会经费的有效管理。
黄心如[6]（2020）在《我国尘肺病问题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与运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尘肺病是我国目前最严重的职业病,占职业病发病总人数的90%左右,中国尘肺病患者人数在2019年已超过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近年来,尘肺病整体发病仍呈高发趋势,每年以2.6万例速度增长。尘肺病患者的高发行业范围正在逐步扩大,不仅包括金属矿山及非金属矿山开采,还覆盖到了机械制造、冶炼、建筑、筑路、水电等众多行业。尘肺病作为一种严重的职业病存在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这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生理机能和心理健康,还危及患者婚姻、家庭及社会功能,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尘肺病问题的日益严峻,如何在实现安全生产、健康劳动的管理目标进程中,解决职业健康损害问题、克服当前政府单一治理成效不显着难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协同治理在管理行为科学研究领域的模式创新、网络结构升级及治理成效提升方面均呈现出极大优势,因此构建跨部门、跨领域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是突破目前治理困境的必然要求与可选路径。本研究在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概念界定基础上,从认知性、耦合性和演化性的“协同”视角探析中国尘肺病协同治理系统的构成要素、耦合边界及结构特征,系统刻画了基于主体-关系-结构的五类异质性行动治理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明晰了协同治理多主体互动机理,结合质性研究,构建不同网络群体关系的协同共治情境下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数据和质化分析结果,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尘肺病治理系统中多主体互动要素及其对整体治理成效的影响作用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地,基于多层神经网络和社会网络建模等方法构建了多主体协同交互要素和网络要素混合干预下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系统,并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对多主体进行非线性行为建模,实现在不同情境要素作用下的行为选择。最后,基于实证和仿真结果针对性地设计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协同共赢政策体系。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一是多元协同视域下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理论建构。（1）确定了政府、用人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尘肺病患者主体的基本构成要素,进而厘清了以引导层-执行层-收益层为主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网络结构。（2）在此基础上,依据社会偏好理论,从自利性、惠他性对尘肺病多主体治理行为进行剖析。（3）依据多元耦合秩序表达提出了“强厌恶互斥-弱厌恶互斥-弱互惠协作-强互惠协作-互惠共赢”演化路径。二是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交互模型构建及量化研究。（1）通过质性研究厘清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间互动机理,从任务层面（信息、业务、职能、渠道、发展交互）和情感层面（认知、认同、信任、依赖水平）这两个层面对主体间的互动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同一主体在对不同主体交互感知中存在一定的双向冲突性,即尘肺病患者对用人单位交互感知最低,用人单位对尘肺病患者交互感知也最低。（2）交互主体之间整体关系感知质量呈现趋近态势,其中不同主体的情感交互感知均呈现出排序一致性,即依赖水平<信任水平<认同水平<认知水平,交互主体之间关系质量处于表层情感认知状态。（3）整体来看,不同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感知水平偏低,其中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的“困顿型”占比最大,而医疗卫生机构的“活力型”占比相对较大且在多主体互动中起到良性助推作用。三是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基于质性分析构建了囊括主因素、关系因素以及结构因素的尘肺病系统治理结构框架。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不同主体尘肺病协同治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具体地,年龄小于30岁、未婚、家庭月收入在1000-2000元区间内、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家庭成员数在6人及以上、工作年限小于3年、基层管理人员身份特征为治理主体的尘肺病协同治理意愿较低。（2）系统内源因素中的主体因素（价值性感知、利益性感知、参与性感知）,关系因素（任务和情感交互）以及结构因素（嵌入性感知、中心性感知、系统性感知）均对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具有显着的预测作用。（3）系统外源因素中的资源异质性、能力异质性、生态位异质性、政策制度风险、协同成本风险、技术渠道风险对主体、关系、结构因素与部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行为倾向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路径显着。四是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共治演化仿真分析。构建以真实多主体互动下尘肺病患者、政府、用人单位、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联动网群结构,结合Matlab、Python以及Visual Studio等平台联合开发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共治演化仿真系统,运用系统仿真方法,复现在不同要素混合干预强度下多主体随着时间变化对尘肺病协同治理演化趋势。仿真结果显示:（1）在尘肺病多元治理系统的初始状态下,交互主体间呈现了强厌恶互斥关系最高,弱厌恶互斥次之的不良关系涌现特征,整体治理系统落入到“拮抗态”。通过进一步增强网络影响强度发现,卓越份子具有较强的扭转作用,尘肺病协同治理水平迅速增高,整个系统不断向更优级的共治秩序演化,最终达到“共存态”。（2）基于主体差异性,五类异质性主体在不同程度的互动要素干预影响下尘肺病协同治理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尘肺病患者和用人单位行动主体间的匹配效果对共治秩序演进的影响最为显着。具体地,在两两主体匹配的任务和情感交互干预的同等增幅标准下,尘肺病患者与用人单位、尘肺病患者与医疗卫生机构、尘肺病患者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医疗卫生机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组织在改变多元共治关系和秩序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调节能力,而尘肺病患者与政府、政府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用人单位与社会组织则在干预效果上具有有限效用提升,同时发现过度强化的情感交互反而会造成整个系统共治效能的退化。（3）在不同程度的各方行动主体之间互动要素干预下,发现了主体因素感知、结构因素感知、异质性特征、风险特征在改变多元共治关系和秩序方面均具有相对较强的调节能力,当不同主体间所有互动要素和网络影响强度全面提升时,会促进整个网络以相对最快的速度由“拮抗态”跃升到“共赢态”的演化进程,相对于单独提升单一主体或要素能更快在始发时刻就进入到共赢态,因此,全面提升所有网络群体或所有互动要素则产生的共赢助推力最强,并能快速促进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最后依据质化分析与量化分析结果,构建了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PSBEN共赢互惠政策体系设计。以心理P-结构S-行为B–效能E-网络N为提升对象,分别进行了主体心理干预设计、网络结构重塑设计、主体行为防控设计、多主体协同网络效能提升设计和社会网络扩散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尘肺病协同治理助推策略,为有效实现不同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提供借鉴。该论文有图61幅,表90个,参考文献475篇。
孙璇[7]（2020）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新科技革命是在新的科学理论的突破和科学范式的转变下,新技术的发明、应用与扩散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历史进程。21世纪初以来,新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发展加速,新技术快速交织、融合并应用于社会生产,带来劳动关系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为劳动关系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科技革命发展及和谐劳动关系等重要论述为指导,探索和深化我国劳动关系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观照,从历史维度纵向梳理历次工业革命中劳动关系的演化规律,从现实的维度阐发新科技革命中生产方式变革的新特征,通过剖析新科技革命视域下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特征,探析我国劳动关系在技术变革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并提出推动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促使劳动形态数字化、劳动对象和产品非物质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价值创造隐性化,推动高科技资本形成了新的积累和扩张的运动逻辑。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的治理既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战略机遇、实现科技进步下的生产力跃升,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推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劳动正义引领新时代劳动关系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创新,从用工管理、收入分配、工会改革、三方协调机制等方面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健全党领导下的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和劳动保障监察机制;促进劳动法制现代化,完善劳动立法、司法和执法,把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陈晨[8]（2020）在《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提出了新的要求,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理论研究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研究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要求,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新变化,结合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灌输和教化工作实际,将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的意识形态思想作为研究内容,以期在理论梳理归纳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意义。研究考察了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及阶段特征,深入到哈维资本积累理论、解放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思辨等理论,找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哲学批判等理论视角,提炼了其中蕴含的以空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主要观点,特别是厘清了空间与传统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明晰了空间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作出了空间性通用矩阵的意识形态分析。基于对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总体把握,研究尝试将其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展开比较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肯定了哈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创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拓新、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思想内涵丰富等方面的学术贡献,也指认其存在对唯物史观历史本质解读偏差、对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体判断缺失、对城市空间意识形态祛魅构设简化等方面的理论局限。总体来看,哈维从空间出发对新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为我们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斗争提供了启示,而其对空间意识形态属性的界定、对时空体验与意识形态转变关系的判断、对争取空间正义的构思等观点,对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具有借鉴价值。因此,本研究特别选取贯穿哈维理论思想始终的“空间”作为视角,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出新的思考,提出:其一,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空间转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空间生产中国化实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观,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基础;其二,发挥空间作为社会力量的能动性,强化对空间的政治文化形塑宣教和意识形态释义赋义,促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空间生产的引领作用,在“三生空间”规划和发展的广泛领域贯彻党的正确主张和国家意志,有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认同感、幸福感和获得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三,在空间演变趋势中须始终保持斗争精神,积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借助景观社会、时空压缩、流动空间发起的更加隐蔽、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挑战,开展更具艺术性、更为策略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防御工作,维护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三权”,把握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度效,布局好党引领舆论导向的点线面,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仗。
雷小川[9]（2020）在《基于风险导向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智慧财务面临“感知变化的工具革命、把握变化的组织再造,以及引领变化的角色重置”三个关键性的命题。当前企业身处智能化时代,信息爆炸倒逼着企业必须对自身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将企业数据怎样融入智慧财务体系,成为企业财务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关注重点。目前,信息化技术可以具体应用在费用报销、报表生成、税务管理等财务模块。费用报销是财务处理中最典型的流程,具有发生频次高、单笔报销金额小、发票数量多、耗费较多人力、涉及人员不固定的特点。H研究院是一家从事园林景观设计的服务型企业,费用报销主要涉及办公费、差旅费、制图费、软件购置费等。随着企业经济业务不断扩张,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信息化的需求。通过实地调研了解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制度,并对报销流程进行梳理,分析出H研究院当前费用报销管理中存在报销人单据填写失误多、报销审批时间长、报销审批工作量大、缺乏报销数据管理程序等诸多问题,基于此提出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需求分别是流程自动化需求和信用评价需求。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借鉴风险管理思想,从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入手建立基于风险导向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框架。在上述基础上采用机器学习中CART决策树算法构建指标模型,评价员工在费用报销业务中的信用情况,形成H研究院员工费用报销业务信用等级表,为提高企业费用报销效率打下基础;其次将员工费用报销信用等级表融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对费用报销审批和付款流程进行优化。通过案例研究实例对H研究院进行模拟实施并提出建议和保障措施。论文研究表明企业应该适时对所有员工针对如何使用线上办公系统这一问题进行沟通和培训,且有必要通过引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改善该企业费用报销中的审批流程繁琐和报销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在大数据、智能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引入智能化技术帮助自身提高运营水平。本文的风险导向视角,也为中小型企业费用报销管理提出新的视角,强化了会计的管理职能,同时帮助企业摆脱传统报销模式,使得在账务环节沉淀下来的数据能够为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亦是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财务领域的应用。
汤梅梅[10]（2019）在《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工伤预防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形成了企业完全承担责任的基本现实。政府通过实施工伤保险费率机制与职业安全健康项目,激励企业采取预防措施,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与保护职工安全健康。各国实践经验也表明了工伤预防管制已取得巨大的社会安全效益。作为劳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直积极致力于工伤预防管制工作,保护劳动者安全权益。2003年《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工伤预防、工伤待遇和工伤康复“三位一体”的工伤保险制度形成,并主要通过工伤保险待遇修正依靠劳动市场无法完全补偿劳动者遭受风险损失的缺陷,保障受伤工人的医疗救治与基本生活。同时,政府设置激发企业内部动力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转变企业工伤预防理念。在政府干预和企业担责的协同作用下,截至2017年底,全国总工伤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6.2%和12.1%（1）;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607亿元,覆盖人数达22742万人,待遇水平稳步提高（2）。然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加快,激烈的企业竞争引发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全球变暖与频发的极端天气恶化了工作条件等,使得工伤事故率与职业患病率居高不下,我国劳动者面临的工伤风险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职业安全健康的格局正发生着改变,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被打破,大量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被排除在保障覆盖范围之外,加之工会组织无法形成与企业、政府进行集体协商的社会力量,使得受伤工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下,落后和产能过剩的企业正面临兼并甚至破产危机,考验着企业支付能力。如对于正处在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的企业,在无过失责任原则要求下,他们必须承担工伤事故后的伤亡劳工医疗、误工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一系列经济费用,这必然会加重实体企业的用工成本。面对劳动安全保障不完全、企业经济负担重的双重难题,这就要求政府不能只强调工伤预防管制所带来职业工作环境改善的社会安全效益,而忽视企业经济发展。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文献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工伤预防管制目标内涵应当包括在改善职业安全与健康环境的同时,又提高企业经济绩效两方面。那么工伤预防管制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现阶段中国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如何?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工伤预防管制又如何影响企业经济绩效?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如何通过提高现有工伤预防管制效率,来实现“共赢”局面?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推进未来政府政策调控,实现工伤预防管制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对促进工伤预防管制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遵循从社会管制经济学理论中探索“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作用机理—在现实中寻求“共赢”管制理论存在的可能性—以中国工伤预防管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了实现“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而深化改革的逻辑思路,并紧紧围绕理论与实证两大核心层面展开研究。（1）理论层面。基于风险工资理论、贝克尔理论、“波特假说”理论。首先,从社会管制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视角出发,追寻政府进行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缘由。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者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达到最佳安全保障。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保护受伤工人安全权益,政府通过工伤预防管制强制要求企业承担所有责任,保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对称的安全工作信息,以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政府实施不适宜的管制强度使得企业对工伤预防管制措施不满,引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叠错,加重了企业经济负担。为了消除政府与企业目标的异质性,政府调整工伤预防管制力度,激发企业形成安全激励机制,并通过提升自身安全技术达到“共赢”局面。然后,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当下的工伤预防管制体制,从社会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两方面剖析中国管制未实现“共赢”局面的作用机理。（2）实证层面。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共赢”局面的关键是设置适宜的管制强度,引发高效率的工伤预防管制,从而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若管制强度设定过低,劳动者安全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若管制强度设定过高,企业则无法从工伤预防安排中获得经济效益。因此,研究选取工伤保险费率作为政府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代理变量（1）,基于分步评价的思路,先评估实施工伤预防管制已取得的安全效应水平,再对企业经济绩效评估,检验现阶段中国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原因是否由不适当的管制强度,引起微观经济主体安全投资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宏观安全效应的下降。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分为8个部分,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然后以工伤预防管制发展路径为主线,按照其理论变迁及内在逻辑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归纳。研究显示,不合理的政府激励机制易引发道德风险,造成企业经济负担,降低了工伤预防管制效率。在政府优化管制资源的基础上,工伤预防管制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才是实现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共赢”局面的根本动力,并探讨了概念移植我国实现的可能性。最后给出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机制分析。本章首先清晰界定了工伤预防管制及其相关概念,并阐明其属性、特征及激励措施。然后基于风险工资理论、贝克尔理论、“波特假说”理论,探讨工伤预防管制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实现“共赢”局面的可能性。最后,通过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来研究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未实现“共赢”局面的作用机理。其中:（1）中国工伤预防管制安全效应的理论研究。基于企业生产成本理论与风险期望理论,本文建立企业利润与劳动者效用同时最大化的拉格朗日函数,在库恩-塔克一阶条件下,研究发现,目前“重补偿,轻预防”的工伤保险现状与不完善的工伤保险费率机制,不存在以最低工伤保险待遇获得最佳安全水平的临界点;相对高管制费率,政府实行低管制费率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伤害率的影响程度更大;且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是造成安全效应低的主要原因。（2）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基于将成本价格运用于索洛剩余估算的双重生产理论,本文建立企业成本最小化模型并结合谢波德引理,在对时间求导的条件下,研究发现,目前严格管制引发企业调整用工结构以此降低用工成本,且管制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变化与成本增长变化趋势相同。结果说明,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变化引起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第3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变迁、现状及成因。基于将政府间接市场激励手段扩展为工伤保险待遇的事后预防和工伤保险费率的事前预防的界定基础上,本章打破了固有工伤预防演化的路径,按照事后工伤预防管制—事前工伤预防管制—完善事前工伤预防管制的逻辑,将中国工伤预防管制体制划分为四个时期。在工伤预防管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中,阐述了政府如何引导企业从被动转向主动预防的管制过程,并探究现有工伤预防管制低效率的成因。研究发现,参保企业在面临更加严峻的工伤风险时,道德风险突出;统筹层次低与覆盖范围窄限制了企业预防的积极性;失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结构降低了企业激励动力;不精确的工伤预防激励机制无法形成企业内部动力;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的脱离不利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造成目前偏向社会安全效益而忽略了企业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的管制现状,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工伤预防管制的立法、条例设置、机构设置、组织间互联性等。第4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安全效应视角。本章采用2006-2016年省级行业及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综合工伤保险费率指标,使用门槛模型评估了工伤保险待遇对于降低工伤事故率而取得的安全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实施低管制费率时,提高工伤保险待遇会显着降低工伤伤害率,而当管制费率超过0.15%时,安全激励系数不再显着,甚至出现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安全效应低的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保险待遇的预防作用发挥,事前名义道德风险不仅无法消除事后真实道德风险,反而加剧了企业道德风险程度。研究启示:遏制企业道德风险的根本途径是,完善工伤预防管制机制,激发企业进行安全技术创新,降低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以及补偿受伤工人待遇构成的企业工伤保险成本。目前高水平的工伤保险费率抑制了企业内在安全激励动力,因而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可以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帮助企业减少劳动力损失和生产成本。如果政府降低保险费率幅度过大易扭曲企业安全投资行为;降低保险费率幅度过小,会造成工伤待遇资源的浪费。因此,适宜的工伤保险费率结合工伤保险待遇才能获得最佳安全水平。第5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经济效应视角。本章采用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面数据并且使用2011年中国《工伤保险条例》的修订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在一个标准β条件收敛框架下去检验工伤预防管制对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影响。研究发现,2007-2014年期间该修订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具有强烈的负效应,工伤预防管制对于生产效率没有滞后效应,其中国有企业相对私营和外资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受这次修订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政府实施严格管制,在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后,可能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并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延缓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研究启示:目前中国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设定造成了政府管制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的技术革新或引发创新力度不足。提倡完善工伤预防管制体制构建,通过费率机制、奖惩机制与管理监督体制等调整政府管制强度。一方面不仅能提高企业参保的积极性,有利于避免现实中企业逃避参保或退保的现象。另一方面,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其生产率。当工伤预防管制与外部经济环境形成良好互动时,可促进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可持续发展。第6章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本章首先系统梳理了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后,发现目前主要形成了以劳动者与企业雇主充分参与的典型德国模式,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为一体的典型日本模式及联合私营与公共保障系统预防的典型美国模式。然后,通过比较分析了三个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法律体系、激励机制、管理与监督体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伤预防管制均呈现立法层次高、立法详细、可操作性强和动态及时调整的特点;外部干预结合内部激励构成了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工伤预防管制绩效评估建立在社会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分析之上,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伤预防项目、工伤保险费率与工伤保险待遇等进行全面评估;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定位清晰、高自主程度及执法严格构成了统一的工伤预防监管体制。研究启示:重视工伤预防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前提条件,而完善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运行基础;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关键核心,是引发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必要条件;工伤预防的绩效评估反映工伤预防管制政策运行问题,帮助并提高政府工伤预防管制效率,缩短达到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进程;统一的工伤预防监管体制是高效率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保障,是达到企业、政府、劳动者“共赢”局面的坚实基础。第7章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路径优化。为了达到“共赢”工伤预防管制制度,本文在借鉴典型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力求系统地将广泛且复杂影响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因素,归纳并整合在政府管制机制的设置之内进行综合考虑。在构建一个三维立体概念框架下,本文给出如下建议:第一,政府转变工伤预防管制理念,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意愿、机会与能力,工伤预防管制引发企业全新安全技术创新,以及劳动者充分参与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前置条件;第二,通过健全工伤预防管制立法、整合组织机构、精确设置工伤预防激励机制与强化工伤预防管制监督体制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基础设置;第三,通过动态调整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平衡不同规模企业的内部激励动力,强化宏观、中观、微观管制主体责任及营造良好的工伤预防管制外部环境措施,是实现“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的后置保障。第8章研究结论及展望,概括全文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研究内容创新:本文提出工伤保险待遇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补偿受伤劳动者损失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且具有预防事故的安全激励作用。将工伤保险待遇的激励作用纳入工伤预防中,以此区分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拓展了工伤预防管制内涵。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工伤预防管制应当在改善职业安全健康环境的同时提高企业生产力,深化了工伤预防管制目标。为了实现“共赢”的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目标,政府应充分利用以降低费率使得企业获得短期利益的契机,实现以创新驱动的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转变。因此,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工伤预防管制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边界。（2）研究视角创新:本文首先从政府管制的宏观效应出发,论证了安全效率低的内在作用机理,发现企业道德风险的存在限制了工伤预防管制作用的发挥。然后,基于微观经济活动层面,刻画了保护人力资本安全减少工伤伤害的预防管制与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因管制政策的实行而降低,且短期内又无法通过安全技术创新内部化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与补偿受伤工人待遇构成的工伤保险成本,是扭曲企业安全投资行为的根本原因,最终造成了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的双重负面局面。在结合宏微观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三维立体概念框架,系统讨论了实现“共赢”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前置条件、基础设置及后置措施的优化路径,以期精确调整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达到在充分保障劳动者安全的同时,促进企业经济健康与持续发展的目的。（3）研究方法创新:第一,衡量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既有相关文献主要基于企业规模越大工伤保险费率越高的假设而展开研究。然而,实践中工伤伤害率会随着政府管制程度呈现非线性关系及区间效应,若遗漏某种企业规模或保险费率情形下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安全效应,会造成估计结果偏误。因此,为了修正以企业规模作为管制费率代理变量的假设缺陷,本文作了进一步拓展,以中国各省区不同行业的工伤保险费率构建综合保险费率指标,并按照数据本身的特征采用门槛模型自动划分样本。第二,衡量工伤预防管制的经济效应。成本-收益法是评估工伤预防管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佳选择。然而,工伤预防管制的成本与收益测量值在实践中一般难以直接获得,且测算选取指标也可能存在遗漏或偏差。因此,本文选用双重差分模型克服成本-收益法中遗漏变量和不利因果关系的缺陷。进一步,为了精确评估工伤预防管制对于微观经济绩效的影响,将企业间生产率呈现?条件收敛的趋势纳入其中,重新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
二、应用组织机构代码 加速工会管理信息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应用组织机构代码 加速工会管理信息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及理论创新 |
|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概念界定 |
| 2.1.1 工会 |
| 2.1.2 工会服务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 |
| 2.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 |
|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会建设思想 |
| 2.2.2 列宁、斯大林的工会建设思想 |
| 2.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会建设思想 |
|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理论的创新发展 |
| 2.3.1 党的理论创新为工会理论创新提供根本遵循 |
| 2.3.2 中国工运时代主题创新发展 |
| 2.3.3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续推进 |
| 2.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深化拓展 |
| 第3章 中国工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职能的演变 |
| 3.1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工会及其重要职能 |
| 3.1.1 中国工会诞生背景 |
| 3.1.2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诞生 |
| 3.1.3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工会的特点及其主要职能 |
| 3.2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会及其主要职能 |
| 3.2.1 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
| 3.2.2 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会的特点 |
| 3.2.3 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工会的职能 |
| 3.3 新时期的中国工会及其主要职能 |
| 3.3.1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中国工会 |
| 3.3.2 新时期中国工会的特点 |
| 3.3.3 新时期中国工会的职能 |
| 3.4 新时代的中国工会及其主要职能 |
| 3.4.1 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群团工作会议 |
| 3.4.2 新时代中国工会的特点 |
| 3.4.3 新时代中国工会的职能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三重蕴涵 |
| 4.1 服务中心——工会的政治属性决定 |
| 4.1.1 思想政治引领:夯实党的执政之基 |
| 4.1.2 文化价值引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1.3 先进典型引领:弘扬劳模精神培养大国工匠 |
| 4.1.4 职工利益引领: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 |
| 4.1.5 健全机制引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
| 4.2 服务基层——工会的社会属性决定 |
| 4.2.1 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 |
| 4.2.2 促进企业和谐,注重载体建设 |
| 4.2.3 促进企业和职工共成长,培育先进企业文化 |
| 4.3 服务职工——工会的职能属性决定 |
| 4.3.1 精准服务 |
| 4.3.2 普惠服务 |
| 4.3.3 专业化服务 |
| 4.3.4 特色服务 |
| 4.3.5 维权服务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现状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5.1.1 工会组织网络体系不断健全、服务阵地规范化 |
| 5.1.2 工会服务项目体系不断完善、服务内容项目化 |
| 5.1.3 工会智慧平台体系不断成熟、服务流程信息化 |
| 5.1.4 工会服务队伍体系不断壮大、服务能力综合化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1 服务覆盖范围与职工用工形式多样化的矛盾 |
| 5.2.2 服务项目配置与职工群众需求个性化的矛盾 |
| 5.2.3 服务载体更新与信息化发展的矛盾 |
| 5.2.4 服务机制建设与人员队伍素质的矛盾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现存问题的原因探析 |
| 5.3.1 观念层面因素:群众意识的淡化 |
| 5.3.2 体制层面因素:行政化运行的困境 |
| 5.3.3 机制层面因素:制度供给的不足 |
| 5.3.4 人员层面因素:结构不合理的局限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的主要对策与思考 |
| 6.1 牢记职责使命,着力凝聚服务职工的思想共识 |
| 6.1.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
| 6.1.2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
| 6.1.3 坚持以效果为导向 |
| 6.2 着眼扩面覆盖,推进完善服务职工的组织体系 |
| 6.2.1 巩固企事业单位已有的工会服务阵地建设 |
| 6.2.2 扩大工会组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人群的覆盖面 |
| 6.3 强化科技引领,打造创新服务职工的载体平台 |
| 6.3.1 推进工会会员信息平台建设 |
| 6.3.2 推进工会网上工作平台建设 |
| 6.3.3 推进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App移动客户端建设 |
| 6.4 聚焦共享理念,积极构建服务职工的普惠模式 |
| 6.4.1 找好服务角度,实现服务领域全方位 |
| 6.4.2 拓宽服务广度,实现服务内容广覆盖 |
| 6.4.3 强化服务深度,实现服务方式多样性 |
| 6.4.4 加大服务力度,实现服务受众多元化 |
| 6.5 展现改革成果,建立高效服务职工的队伍 |
| 6.5.1 人员结构的专业性、合理性 |
| 6.5.2 人员培训的常态化、经常化 |
| 6.5.3 绩效考核的规范性、激励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研究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来源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框架 |
| 第1章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缘起 |
| 1.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 |
| 1.1.1 “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
| 1.1.2 “劳动价值论”的历史评价 |
| 1.1.3 “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意蕴 |
| 1.2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场 |
| 1.2.1 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 |
| 1.2.2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 |
| 1.2.3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 |
| 1.3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
| 1.3.1 数字泰勒主义盛行 |
| 1.3.2 生活空间工厂化 |
| 1.3.3 生活时间殖民化 |
| 1.4 数字技术与人的数字化生存 |
| 1.4.1 能动与被动之间的矛盾 |
| 1.4.2 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
| 1.4.3 平等与剥削之间的矛盾 |
| 第2章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态 |
| 2.1 数据成为商品 |
| 2.1.1 数据的概念界定 |
| 2.1.2 数据商品化的过程 |
| 2.1.3 数据商品的二因素 |
| 2.1.4 数据交换与一般数据 |
| 2.2 数据商品的特征 |
| 2.2.1 个性化定制与标准化逻辑并存 |
| 2.2.2 低消耗性与高消耗性并存 |
| 2.2.3 共享性与排他性并存 |
| 2.3 数据拜物教 |
| 2.3.1 拜物教的历史及发展 |
| 2.3.2 拜物教在数据商品中的表现 |
| 2.3.3 数据拜物教与传统拜物教的区别 |
| 第3章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形式 |
| 3.1 “数字劳动”及相关概念辨析 |
| 3.1.1 数字劳动与产消合一 |
| 3.1.2 数字劳动与受众商品 |
| 3.1.3 数字劳动与免费劳动 |
| 3.1.4 数字劳动与非物质劳动 |
| 3.1.5 数字劳动与玩劳动 |
| 3.2 数字劳动的特征 |
| 3.2.1 劳动过程的强迫性与自愿性并存 |
| 3.2.2 劳动对象的非物质性 |
| 3.2.3 劳动资料的私人化和集中化并存 |
| 3.3 数字劳动与数字劳工 |
| 第4章 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权力 |
| 4.1 作为社会权力的数字资本 |
| 4.1.1 数字资本权力的控制方式 |
| 4.1.2 数字资本权力与生命政治权力的契合 |
| 4.2 数字资本积累中的剥削 |
| 4.2.1 数字圈地运动 |
| 4.2.2 数字资本积累 |
| 4.2.3 数字剩余价值 |
| 第5章 数字劳工的斗争和解放 |
| 5.1 数字劳工的斗争现状 |
| 5.1.1 雇佣数字劳工的斗争现状 |
| 5.1.2 非雇佣数字劳工的斗争现状 |
| 5.2 数字劳工的斗争困境 |
| 5.2.1 斗争组织困难 |
| 5.2.2 斗争手段有限 |
| 5.2.3 斗争目标模糊 |
| 5.2.4 斗争收益不均 |
| 5.3 数字劳工的解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宁夏煤业公司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论文结构 |
| 2 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需求分析 |
| 2.1 宁煤公司党建综合管理工作分析 |
| 2.2 系统总体需求 |
| 2.3 系统功能性需求 |
| 2.3.1 资讯门户功能需求 |
| 2.3.2 考核评价功能需求 |
| 2.3.3 基础应用功能需求 |
| 2.3.4 业务中心功能需求 |
| 2.3.5 培训中心功能需求 |
| 2.4 系统非功能性需求 |
| 2.4.1 系统性能需求 |
| 2.4.2 系统安全性需求 |
| 2.4.3 系统功能可扩展性要求 |
| 2.5 本章小结 |
| 3 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设计 |
| 3.1 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设计 |
| 3.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
| 3.2.1 资讯门户模块 |
| 3.2.2 基础应用模块 |
| 3.2.3 考核评价模块 |
| 3.2.4 业务中心模块 |
| 3.2.5 培训中心模块 |
| 3.3 本章小结 |
| 4 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功能实现 |
| 4.1 系统开发环境 |
| 4.1.1 环境搭建 |
| 4.1.2 开发工具 |
| 4.2 系统功能模块实现 |
| 4.2.1 资讯门户功能实现 |
| 4.2.2 基础应用功能实现 |
| 4.2.3 考核评价功能实现 |
| 4.2.4 业务中心功能实现 |
| 4.2.5 培训中心功能实现 |
| 4.3 本章小结 |
| 5 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测试 |
| 5.1 测试环境与测试方法 |
| 5.2 单元测试 |
| 5.3 功能测试 |
| 5.3.1 系统登录功能测试 |
| 5.3.2 基础应用功能测试 |
| 5.3.3 考核评价功能测试 |
| 5.3.4 业务中心功能测试 |
| 5.3.5 培训中心功能测试 |
| 5.4 性能测试 |
| 5.5 本章小结 |
| 6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北京市工会经费管理系统研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课题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组织结构 |
| 2 系统相关技术简介 |
| 3 系统需求分析 |
| 3.1 系统概述 |
| 3.2 系统功能需求 |
| 3.2.1 企业用户功能 |
| 3.2.2 工会用户功能 |
| 3.2.3 系统管理员功能 |
| 3.3 系统性能需求 |
| 3.4 系统安全需求 |
| 3.4.1 数据传输安全 |
| 3.4.2 数据存取安全 |
| 3.5 原型设计 |
| 3.5.1 企业用户功能原型 |
| 3.5.2 工会用户功能原型 |
| 3.5.3 系统管理员功能原型 |
| 3.6 本章小结 |
| 4 系统概要设计 |
| 4.1 系统架构设计 |
| 4.2 系统数据库设计 |
| 4.2.1 企业信息表 |
| 4.2.2 工会信息表 |
| 4.2.3 核实表 |
| 4.2.4 变更表 |
| 4.2.5 缴费申请表 |
| 4.2.6 退款申请表 |
| 4.2.7 拨付经费表 |
| 4.2.8 审批表 |
| 4.3 系统接口设计 |
| 4.3.1 系统常用接口 |
| 4.3.2 系统上传下载文件接口 |
| 4.3.3 第三方接口 |
| 4.4 本章小结 |
| 5 系统详细设计与实现 |
| 5.1 核实及变更模块 |
| 5.2 缴款及补缴模块 |
| 5.3 审核管理模块 |
| 5.4 分配管理模块 |
| 5.5 缓存设计与实现 |
| 5.5.1 本地缓存 |
| 5.5.2 Redis缓存 |
| 5.5.3 My Batis缓存 |
| 5.6 安全设计与实现 |
| 5.6.1 数据安全 |
| 5.6.2 应用系统的安全性 |
| 5.7 页面实现效果 |
| 5.7.1 审核管理 |
| 5.7.2 分配管理 |
| 5.8 本章小结 |
| 6 系统测试 |
| 6.1 测试环境 |
| 6.2 测试方法 |
| 6.3 测试内容 |
| 6.3.1 功能测试 |
| 6.3.2 性能测试 |
| 6.4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总结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6）我国尘肺病问题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与运行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治理理论及相关研究 |
| 2.2 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2.3 尘肺病治理政策体系及相关研究 |
| 2.4 文献系统性评析 |
| 2.5 本章小结 |
| 3 尘肺病治理多主体协同理论解析、构成及框架构建 |
| 3.1 我国尘肺病治理严峻形势及患者生存困境 |
| 3.2 尘肺病协同治理的多元概念、构成及互动层面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模型构建 |
| 4.1 基于质性分析的心理和行为层面的交互要素的选择和界定 |
| 4.2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模型构建和假设提出 |
| 4.3 基于主体-关系-结构的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模型构建 |
| 4.4 本章小结 |
| 5 尘肺病协同治理多主体互动核心变量的量表开发与数据收集 |
| 5.1 研究量表的设计与开发 |
| 5.2 正式调研与样本情况研究 |
| 5.3 正式量表的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外源-内源-交互行为倾向变量的实证分析 |
| 6.1 系统内源与外源变量的描述性和对比性分析 |
| 6.2 行为倾向变量的描述性和差异性分析 |
| 6.3 系统内源变量和多主体互动行为倾向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6.4 系统内源变量和多主体互动行为倾向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 |
| 6.5 基于异质性特征和风险特征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6 基于外源-内源-交互行为倾向变量间关系的假设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尘肺病多主体协同治理系统的共治演化仿真 |
| 7.1 多主体行为建模及共治演化的逻辑设计 |
| 7.2 多主体、多要素互动目标下的可视化界面设计 |
| 7.3 多主体互动要素混合干预下的共治仿真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8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多元互惠共治政策体系设计 |
| 8.1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多元互惠共治体系的总体思路 |
| 8.2 尘肺病协同治理网络PSBEN分维度体系设计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主要创新点 |
| 9.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劳动与资本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一、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二、恩格斯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三、列宁的劳动与资本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问题的探索 |
| 第二章 劳动关系在历次工业革命中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关系 |
|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 |
|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关系 |
| 第二节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 |
|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 |
|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 |
| 第三节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关系 |
|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变革 |
|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 |
| 第三章 新科技革命推动劳动关系的新变革 |
| 第一节 新科技革命的技术特征及其引发的生产方式变革 |
| 一、新科技革命的技术特征 |
| 二、新科技革命中的生产方式变革 |
| 第二节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的劳动新形态和新特征 |
| 一、劳动形态数字化 |
| 二、劳动对象和产品非物质化 |
| 三、劳动资料智能化 |
| 四、劳动价值创造隐性化 |
| 第三节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的资本新形态和新逻辑 |
| 一、资本形态的历史流变与新发展 |
| 二、新科技革命视域下资本运动的新逻辑 |
| 第四节 新科技革命中的劳动关系新变化 |
| 一、契约关系多元化 |
| 二、支配关系隐蔽化 |
| 三、博弈关系复杂化 |
| 第四章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变革中的矛盾问题 |
| 第一节 劳动过程的劳资矛盾问题 |
| 一、用工矛盾 |
| 二、“机器换人”矛盾 |
| 三、收入分配矛盾 |
| 第二节 劳动关系调节机制不完善 |
| 一、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
| 二、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有待强化 |
| 三、劳动保障监察机制有待健全 |
| 第三节 劳动法制不健全 |
| 一、劳动立法有待完善 |
| 二、劳动司法有待规范 |
| 三、劳动执法有待健全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美国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一、美国劳资关系现况 |
| 二、美国劳资关系调节的主要困境 |
| 第二节 德国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一、德国的劳资关系现况 |
| 二、德国劳资关系调节的主要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劳资关系调节及其面临的困境 |
| 一、日本的劳资关系现况 |
| 二、日本劳资关系调节的主要困境 |
| 第六章 推动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一节 坚持以劳动正义引领新时代劳动关系健康有序发展 |
| 一、保障平等的劳动发展权 |
| 二、坚持劳动分配正义 |
| 三、约束资本盲目扩张和无序发展 |
| 第二节 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创新 |
| 一、强化用工矛盾调处 |
|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
| 三、深化工会改革创新 |
| 四、健全三方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
| 一、健全党领导下的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 |
| 二、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 |
| 三、构建规范化的劳动保障监察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劳动法制现代化 |
| 一、健全完善劳动立法 |
| 二、推动劳动司法规范化建设 |
| 三、提高劳动执法效能 |
| 结语 |
| 图表索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 |
| 2.1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后现代主义转向中的经济与文化转变 |
| 2.1.2 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政治美学化过程 |
| 2.1.3 新帝国主义权力领土与资本逻辑矛盾 |
| 2.2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思想 |
| 2.2.2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理论 |
| 2.3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形成阶段及特点 |
| 2.3.1 地理学逻辑实证研究阶段(1961-1973) |
| 2.3.2 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阶段(1973至今)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视角 |
| 3.1 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 3.1.1 资本积累中分工、竞争与垄断悖论 |
| 3.1.2 新帝国主义中私有化与霸权的矛盾 |
| 3.1.3 资本主义环境生态与政治经济合谋 |
| 3.2 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 3.2.1 时空修复理论作用限度 |
| 3.2.2 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危机 |
| 3.2.3 城市企业主义转型谬误 |
| 3.3 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解放政治思想 |
| 3.3.1 作为替代方案构思的“辩证乌托邦理想” |
| 3.3.2 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类存在物的潜力” |
| 3.3.3 作为集体意识前提的“生命之网的隐喻” |
| 3.3.4 作为革命联合基础的“反叛建筑师行动” |
| 3.4 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辨 |
| 3.4.1 地理决定论与地缘政治解析 |
| 3.4.2 忠诚、身份与政治信仰辨析 |
| 3.4.3 社会过程的话语辩证法论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1 时空与意识形态的关联 |
| 4.1.1 构成社会力量的时间与空间 |
| 4.1.2 时空体验中的身体和政治人 |
| 4.1.3 意识形态对时空压缩的回应 |
| 4.2 空间的意识形态性论证 |
| 4.2.1 空间的意识形态属性 |
| 4.2.2 空间意识形态的特性 |
| 4.2.3 空间与传统意识形态 |
| 4.3 空间矩阵意识形态分析 |
| 4.3.1 空间性通用矩阵模型的意识形态属性 |
| 4.3.2 马克思理论空间矩阵的意识形态功能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评析 |
| 5.1 大卫·哈维与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分析 |
| 5.1.1 意识形态概念性质的使用方面 |
| 5.1.2 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关系方面 |
| 5.1.3 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体方面 |
| 5.2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贡献 |
| 5.2.1 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武器 |
| 5.2.2 扩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视域 |
| 5.2.3 丰富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思想的理论内涵 |
| 5.3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局限 |
| 5.3.1 对于唯物史观的历史本质存在解读偏差 |
| 5.3.2 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主体判断缺失 |
| 5.3.3 对城市空间意识形态祛魅构设过于简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
| 6.1 以空间理论与空间实践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性建设 |
| 6.1.1 延深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
| 6.1.2 深入空间生产中国化实践,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 |
| 6.1.3 培育践行空间正义价值观,筑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 |
| 6.2 以思想政治的空间形塑宣教促进提升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 |
| 6.2.1 强化政治文化空间赋义释义,增进全体人民社会主义情感认同 |
| 6.2.2 延展宣传思想工作空间视域,增加全体人民社会主义价值认同 |
| 6.2.3 倡导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理念,增强全体人民社会主义道路认同 |
| 6.3 以把握新时期空间演变趋势特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
| 6.3.1 干预景观社会价值隐蔽渗透,维护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三权” |
| 6.3.2 回应时空压缩思想活跃变化,把握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时度效 |
| 6.3.3 介入流动空间信息交互扩散,布局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点线面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A 大卫·哈维简介 |
（9）基于风险导向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
| 1.2.2 费用报销的相关研究 |
| 1.2.3 机器学习的相关研究 |
| 1.2.4 信用评价的相关研究 |
| 1.2.5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的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内部控制 |
| 2.2 风险管理 |
| 2.3 机器学习 |
| 2.3.1 机器学习概念 |
| 2.3.2 CART决策树算法 |
| 2.3.3 算法步骤 |
| 2.4 小结 |
| 3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现状、问题和优化需求分析 |
| 3.1 H研究院概况 |
| 3.1.1 H研究院概况 |
| 3.1.2 H研究院组织结构 |
| 3.2 H研究院内部控制及管理信息化现状 |
| 3.2.1 H研究院内部控制现状 |
| 3.2.2 H研究院管理信息化现状 |
| 3.3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现状 |
| 3.4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4.1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 |
| 3.4.2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
| 3.5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需求分析 |
| 3.5.1 报销业务信用需求 |
| 3.5.2 流程自动化需求 |
| 4 基于风险导向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设计 |
| 4.1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框架 |
| 4.2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信息化技术架构 |
| 4.3 基于CART决策树算法的费用报销业务信用评价 |
| 4.3.1 H研究院费用报销业务信用评价模型指标构建 |
| 4.3.2 费用报销业务信用评价指标的数据采集 |
| 4.3.3 费用报销业务信用评价指标数据的预处理 |
| 4.3.4 基于决策树算法的费用报销业务信用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3.5 模型的运用 |
| 4.4 基于RPA财务机器人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业务流程优化 |
| 4.4.1 RPA财务机器人与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的契合 |
| 4.4.2 可行性分析 |
| 4.4.3 基于RPA的费用报销流程优化 |
| 5 基于风险导向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模拟实施与建议 |
| 5.1 基于风险导向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模拟实施 |
| 5.1.1 基于CART决策树算法的费用报销业务信用评价 |
| 5.1.2 基于RPA的费用报销流程优化 |
| 5.2 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模拟实施建议与保障措施 |
| 5.2.1 实施建议 |
| 5.2.2 制度保障 |
| 5.2.3 人员保障 |
| 5.2.4 数据保障 |
| 5.2.5 技术保障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及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2.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机制分析 |
| 2.1 工伤预防管制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1 工伤预防管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工伤预防管制的属性及其特征 |
| 2.1.3 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措施 |
| 2.2 工伤预防管制引发“共赢”局面的逻辑演化 |
| 2.2.1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美好愿景 |
| 2.2.2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设定困境 |
| 2.2.3 政府工伤预防管制的机制调整 |
| 2.3 现阶段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作用机理 |
| 2.3.1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安全效应 |
| 2.3.2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经济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3.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变迁、现状及成因 |
| 3.1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变迁 |
| 3.1.1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萌发期 |
| 3.1.2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确定期 |
| 3.1.3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调整期 |
| 3.1.4 工伤预防管制体制的完善期 |
| 3.2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现状 |
| 3.2.1 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现状 |
| 3.2.2 工伤保险基金运行现状 |
| 3.2.3 工伤保险费率机制现状 |
| 3.2.4 工伤预防管理体制现状 |
| 3.2.5 试点地区的工伤预防现状 |
| 3.3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
| 3.3.1 工伤风险严峻,道德风险突出 |
| 3.3.2 失衡的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结构 |
| 3.3.3 不精确的事前工伤预防激励机制设置 |
| 3.3.4 脱离的事前与事后工伤预防管制 |
| 3.4 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问题成因 |
| 3.4.1 不完备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3.4.2 不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组织设置 |
| 3.4.3 不适宜的工伤预防管制实施力度 |
| 3.4.4 单一的工伤预防管制效率评估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安全效应视角 |
| 4.1 门槛模型构建 |
| 4.1.1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4.1.2 门槛值选择 |
| 4.1.3 门槛回归具体模型 |
| 4.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1 变量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与分析 |
| 4.3 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1%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2 0.9%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3 0.75%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3.4 不同管制强度下预期待遇的安全效应比较 |
| 4.4 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1%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2 0.9%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3 0.75%管制强度下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 |
| 4.4.4 不同管制强度下预期与实际待遇的安全效应比较 |
| 4.5 低安全效应的内在作用机理 |
| 4.5.1 机理分析与模型构建 |
| 4.5.2 低安全效应的估计方法 |
| 4.5.3 企业事前与事后道德风险的边际弹性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效率评估——基于经济效应视角 |
| 5.1 双重差分模型构造 |
| 5.1.1 双重差分模型选择依据 |
| 5.1.2 双重差分基本模型 |
| 5.1.3 微观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1.4 重新构造双重差分模型 |
| 5.2 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2.1 TFP测算方法选择 |
| 5.2.2 状态空间具体模型 |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选择 |
| 5.3.3 变量统计描述 |
| 5.4 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5.4.1 自然实验性质的检验结果 |
| 5.4.2 1%管制强度下模型估计结果 |
| 5.4.3 1%管制强度下的滞后效应 |
| 5.4.4 0.9%管制强度下模型估计结果 |
| 5.4.5 0.9%管制强度下的滞后效应 |
| 5.4.6 不同工伤预防管制强度下经济效应比较 |
| 5.5 稳定性检验 |
| 5.5.1 不同体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5.2 剔除人力资本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 5.6 本章小结 |
| 6.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 |
| 6.1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模式 |
| 6.1.1 工伤预防管制的背景 |
| 6.1.2 工伤预防管制模式的类型 |
| 6.2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法律体系 |
| 6.2.1 “完全政府”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2.2 “自我”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2.3 “协同”工伤预防管制法律体系 |
| 6.3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激励机制 |
| 6.3.1 工伤保险待遇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
| 6.3.2 工伤预防项目及其激励效应 |
| 6.3.3 工伤保险费率机制及其激励效应 |
| 6.4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1 “民主自治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2 “偏重政府主导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4.3 “完全政府主导式”工伤预防管制的管理体系 |
| 6.5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体系 |
| 6.5.1 绩效评估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依据 |
| 6.5.2 奖惩机制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手段 |
| 6.5.3 制衡机制作为工伤预防管制的监督力量 |
| 6.6 典型国家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经验与借鉴 |
| 6.6.1 高度重视工伤预防管制 |
| 6.6.2 完善的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6.6.3 科学的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 |
| 6.6.4 全面的工伤预防管制绩效评估 |
| 6.6.5 统一的工伤预防管制监管体制 |
| 6.7 本章小结 |
| 7.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路径优化 |
| 7.1 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三维立体概念框架 |
| 7.1.1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时间维度 |
| 7.1.2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管理层次维度 |
| 7.1.3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事故因素维度 |
| 7.1.4 工伤预防管制具有双重管制方向 |
| 7.2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前置条件 |
| 7.2.1 政府转变工伤预防管制理念 |
| 7.2.2 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意愿、机会与能力 |
| 7.2.3 工伤预防管制引发企业全新技术创新 |
| 7.2.4 劳动者充分参与工伤预防管制 |
| 7.3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基础设置 |
| 7.3.1 健全工伤预防管制立法 |
| 7.3.2 整合工伤预防管制组织结构 |
| 7.3.3 精确设置工伤预防管制激励机制 |
| 7.3.4 强化工伤预防管制监督体制 |
| 7.4 “共赢”中国工伤预防管制的后置保障 |
| 7.4.1 动态调整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益 |
| 7.4.2 平衡不同规模企业的内部激励动力 |
| 7.4.3 强化宏观、中观、微观管制主体责任 |
| 7.4.4 营造良好的工伤预防管制外部环境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应用组织机构代码 加速工会管理信息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型工会建设研究[D]. 赵娜. 吉林大学, 2021(02)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3]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研究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D]. 李妍. 吉林大学, 2021(01)
- [4]宁夏煤业公司党建综合信息化系统设计与实现[D]. 魏琦瑶. 西安科技大学, 2020(02)
- [5]北京市工会经费管理系统研建[D]. 崔伟林.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6]我国尘肺病问题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与运行演化研究[D]. 黄心如.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7]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D]. 孙璇.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1)
- [8]大卫·哈维意识形态思想及启示研究[D]. 陈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9]基于风险导向的H研究院费用报销管理优化研究[D]. 雷小川. 重庆理工大学, 2020(08)
- [10]中国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研究[D]. 汤梅梅.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