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共事务管理教育的发展

一、公共事务管理教育在台湾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1]（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王薇^[2]（2020）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世界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领头雁,代表了国际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在美国本土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我国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学科种类较为单一,结构体系尚不完善,质量建设仍有待提升。如以追本溯源的方式,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对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源头、发展和变革作深刻的历史剖析和经验规律的探究,深入分析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考察其制度建构及理论演进的基本规律,为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提出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本文应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迁及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在发展呈现特点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梳理并分析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的实用主义人才教育观铺垫了其成长的思想基础;《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专业学院的涌现直接催生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早期专业协会推动了专业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自身无法规避的局限性,使得创办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成为大势所趋。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化肇始阶段为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1908年哈佛大学首创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由此开启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历史。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发布开启了专业认证活动,此后各专业协会陆续制定各专业认证标准并展开专业认证活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规范化推进阶段为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该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数量增长与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尤为重视对教育质量的提升。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复合化发展阶段为19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复合化发展的特点,不仅出现了大量新兴应用性学科专业硕士,还出现了联合学位和交叉学科专业硕士学位。专业认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全国性认证机构许可组织和社会评估媒介,评估指标呈现出学生结果导向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跃升至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地位,以强势的数量优势压倒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善。最后在归纳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其对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经验及启示。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和产业结构特点,在具有鲜明职业背景的学科领域中开设,且与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紧密衔接,始终体现着职业导向;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专业学院实施教学,实现了理论性与应用性的高度统一,且通过专业认证和专业资格认定来引导和保障其培养方向和教育质量;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灵活多样的学位类型、学制年限、课程种类和教学方法,高度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为此,我国在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程度,大力推进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强调夯实理论基础与强化实践技能并重的培养方案,倡导探索灵活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建立健全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宏观管理与专业认证体系。

陈菲^[3]（2020）在《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研究 ——以慈济基金会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为了增进公共利益在既定的范围内运用一定的权威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和公共资源的方式,是多元主体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进行的持续协调和互动的过程。教育治理是治理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发展,是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在一定的规则体系下通过平等协商、合作互动等方式共同应对教育中存在的冲突和问题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社会组织在集结社会资源、提供灵活多样的社会服务方面的优势使得其能够通过公益性的筹资、捐赠、办学等多种手段为弱势群体争取到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能够有效缓解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巨大压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治理、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社会组织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治理的大背景下,以慈济基金会为个案,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探究慈济基金会参与教育治理的实践经验,分析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特点、价值和面临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策略。慈济基金会针对教师、大学生、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以及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开展人文教育交流营、教育助学、亲子营、课业辅导、健康书屋、社区课程推广等教育项目,以推动教育公共事业发展为目的不自觉地参与到教育治理中。从慈济基金会与政府、其他社会组织、企业、学校、个体等主体合作开展的不同类型的教育助学项目的运行模式来看,慈济基金会参与教育治理主要以参与政府项目为主要渠道,通过对体制的依附获得参与的合法性和渠道,其参与教育治理的内在机制主要是对弱势群体实施针对性的教育补偿,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基础上通过志愿者的陪伴和教育完善补偿形式,提高补偿的针对性。慈济基金会在筹集资金、招募和培训志愿者、整合教师资源以及在与政府、企业、学校、其他社会组织等互动方面充分体现其在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优势,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提高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能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强调要“培育专业教育服务机构,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在专业特长、组织发展目标、资源优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专家学者组成的教育咨询组织能及时捕捉到社会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又能科学预见社会发展中的潜在问题,进行问题分析和政策评估,为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提供保障,在教育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行业协会组织在传递社会呼声、影响政府教育政策制定、提供教育评估、制定行业标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参与教育治理的程度较深。但对于主要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基金会类型的社会组织来说,其主要优势在于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丰富多元、赋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资源。虽然相比于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社会组织,基金会主要以补偿式参与为主要参与形式,参与深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教育治理的典型特征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助和互动,其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教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和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在教育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得到承认和重视。针对社会组织在参与教育治理中面临的参与的偶然性、参与的不稳定性、参与渠道单一以及参与的专业性不强等实践困境,结合现有关于治理、教育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制等理论研究,进一步思考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机制的策略,提出重点培育一批教育领域的社会组织、以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项目制拓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渠道、重视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能力建设等策略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

蒋祖存^[4]（2019）在《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内容,也是国务院要求优先开展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领域之一。2018年,国务院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通知,将义务教育服务纳入到央地共同财政事权范围,支出责任由央地政府按项目、按比例分担。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迅速,但运行中出现了基层政府反映原有划分格局不合理,致使支出责任“越位、错位、失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导致基层政府出现“等、靠、要”思想、政府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匹配程度不足等问题。为此,本文以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逻辑、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展开研究,力图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路径遵循和对策建议。本文综合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对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问题进行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当前划分格局是否科学”、“当前划分格局为什么不科学”、“今后如何划分才能更科学”。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导论部分讨论了论文的缘起与意义、思路和内容、方法和技术、研究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一章内容为文献综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概念界定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内容对我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逻辑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章内容构建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类别框架,并对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章内容为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的匹配性测度;第五章内容为国外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有益经验介绍;第六章内容为优化我国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进路与建议。概念界定与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类框架为全文的语义起点。事权就是政府依据国家宪法规定、依附政府职能产生、所拥有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权力和责任,而支出责任是政府为履行职能而承担的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根据教育部门的机构职责、教育事权的权力配置、财政经费的支出结构,政府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分为教育行政管理、学校经费管理、教育教学研究与指导。其中教育行政管理分为为规划布局、办学条件标准、办学行为规范、教学内容管理四类事权与支出责任;学校经费管理分为人员经费管理、基本建设经费管理、学生资助经费管理、教材经费管理四类事权与支出责任;教育教学研究与指导细分为教育教学研究、教育教学业务指导、教育教学质量检测三类事权与支出责任。历史分析是理解当下问题的基础,本文对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管理体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985年以来,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呈现出中央统筹、地方负责,省级统筹、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制度逻辑;财政管理体制呈现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地方负责、以县为主,财政保障、省级统筹的制度逻辑。历史经验表明,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积极参与是重要保障,强化管理责任与落实分工负责是重要举措,城乡一体发展与追求公平均衡为发展关键。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还存在政府间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省以下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政府间部分划分清晰的事权落实不够到位、支出责任的分担机制设计对地方激励不足等主要问题。为了解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实践基础,本文对义务教育三大类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现实运行状况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教育行政管理与教育教学研究与指导两类事权与支出责任按照各自行政隶属关系作为本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预算支出。学校经费管理事权主要由中央负责宏观政策制定、省政府负责中观统筹,县市乡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在支出责任安排上,人员经费管理支出差不多全部由地方政府负担。公用经费支出责任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地区分比例支出（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为5∶5）。教材费用管理实行中央全额承担国家规定课程,地方课程由地方承担。中央与地方按区域财力水平分类负担基建经费支出责任。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经费中央与地方各负担50%,营养餐改善计划经费由地方主要承担,中央适当补贴,校车补助经费由地方全额负担。为了证明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性不足这一核心观点,本文构建了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保障匹配性测度体系作为定量考察维度。结果表明:在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支出结构中,中央政府承担比例由1996年的1.5%增长至2015年的10%左右,剩下的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纵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日益匹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省级政府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预测模型,与我国31个省的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实际值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比较匹配的有16个省份,剩下的15各省份,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匹配程度较低。对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讨论,需要归纳和比较域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本文分别对法国（中央集权型）、美国（地方分权型）、日本（央地共担型）三个国家的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都确定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分类框架和划分方案,并以公共事务的内在属性为义务教育事权划分的基本依据,辅之以政府财权相匹配作为公共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这一重要手段、对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作出动态调整。本文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基于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优化进路。首先是改变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改变“重结果、轻过程”、“重原理、轻实践”、“重行政、轻司法”倾向。其次是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要遵循科学的划分原则。第三是为清晰划定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划分与事权划分的具体方案。最后是配套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划分与事权划分优化的配套对策。本文在吸收和借鉴目前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学界对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研究的研究深度,其创新点有如下三点:一是搭建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分类框架。本文综合考虑教育部门的机构职责、教育事权的权力配置、财政经费的支出结构三个方面的因素,搭建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类框架,尽量从理论层面保持行政与财政口径统一。该分类框架具备一定的普适性,分类方法也较为科学,可以作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研究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关问题的指导性框架。二是构建了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匹配性的测度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保障的匹配关系及测度体系。比较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集中度与财政收入集中度的变动趋势,预测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匹配性。此外还构建了地方政府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预测模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了匹配性判断,论证了我国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现实典型问题。三是提出了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进路。本文提出“思路调整、基本原则、具体方案、配套政策”为优化政府间义务教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优化进路。强调了在顶层设计的布局谋篇上要转变思路,在具体实践中要遵循科学的划分原则,具体方案的执行中还要辅之以保障配套措施。优化进路即有宏观的统筹指导,亦有微观上的具体操作。配套措施中提出了动态调整机制、财政保障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国外经验借鉴等配套对策建议。

谢矜,王有强^[5]（2018）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文中研究说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获得A+的成绩。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从2000年建院至今在公共管理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基于研究的教育改革创新,总结了学院以"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现代化建设,服务于国家治理的领导人才队伍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培养方式和教学方法,具有开放的视野和时代意识;坚持质量第一的办学理念,坚持德才兼备的育人传统"为核心内涵的"中国特色,国际视野"公共管理教育模式,以期推动中国公共管理教育发展的有益探索。

刘盾^[6]（2018）在《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独特的历史变迁与社会沿革使得香港地区既受东方文明的影响,也受西方文明的作用,两种文明互不相同却又彼此渗透,铸就了香港地区十分特殊的社会文化与教育制度。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衔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与关键,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发展水平。关于香港高校招考制度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却十分匮乏,本研究以此为切入,设绪论及七章主要内容。第一章为香港地区教育概况,简述了香港教育的发展及教育机构的形成,探讨了新世纪香港的中等教育改革及高等教育特征。第二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演进与招考制度变迁,梳理了各高校由仅为英文中学毕业生设立升学考试到中英文中学兼顾、由单独招生走向联合招生的历程。第三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考核模式:中学文凭考试。以部分科目为例,对中学文凭考试的甲类核心科目、甲类选修科目、乙类应用学习科目、丙类其他语言科目等进行详细分析。第四章为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色机制:校本评核。对校本评核的设计理念、实践操作、分数调整、各方职责等进行深入探索,并作理论反思。第五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招生方式。对香港地区的大学、专上学院的招生方式进行分类总结。第六章是英台澳港高校招考制度之比较。分别研究英国、台湾、澳门的高校招考制度,并与港作比较。第七章是香港地区高校招考制度之特征总结与启思借鉴。整体而言,研究发现的核心要点如下所示:第一,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为考生提供甲乙丙三类可供选择的科目,类型十分多元、范围十分宽泛,有利于考生的自主选择、兴趣发展、特长发挥。考题注重考查学生的复杂、多向思维,以及综合、比较、批判、反思等能力。其中,通识教育科目引导学生结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概念、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角度、综合性地探究当代的、跨学科的重要议题。乙类应用学习科目则联系六大学习范畴,引导学生认识与职场相关的情境,让学生在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掌握概念知识、运用基本技能。第二,为确保中学文凭考试成绩公正、准确、与国际接轨,各科成绩评定依据“等级描述”、采用“水平参照”。在操作过程中,依据临界分数划分由1至5的五个等级,第1级最低、第5级最高,第5级又分5、5*、5**,以区别高低水平。评级程序与等级设定办法十分周密,过程中程序步骤环环相扣,并综合运用专家小组判断与统计模型计算的处理办法。第三,中学文凭考试除统一考试之外,还设校本评核。校本评核由各校任课教师负责,有利于全面评核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结果。为确保评核成绩在各校之间的可比性、维持校本评核的公平与公正,香港考评局还实行分数调整方案,对各校给出成绩进行调整。香港的教育局、考评局以及由其委任的监督员、统筹员等也会尽心尽力地参与到校本评核中来,以此保障校本评核的质量水准、促进校本评核的顺利实施。第四,香港考评局设有严密的拟题、审题、阅卷、复核机制,并实行海外审查试卷与答卷、试卷质量审核、试后检讨、内部审核及风险监察等,以确保考试的信效度及公平性。同时,积极推进本地中学文凭考试与美、英、德、澳、加、法等其他国家高校入学考试的互认衔接,并与英国A-Level考试、雅思英语考试等构建了成绩换算机制。此外,与内地及台湾地区形成了考试互认方案。第五,在高校招生方面,一般要求考生参加中学文凭考试的4门核心科目（语文、英文、数学、通识教育）以及2到3门选修科目的考试并提交相应成绩。各校不同专业会对考生的选修科目及成绩等级等提出不同的要求,有些专业还会在此基础上增设其他一些条件。香港地区的“大学联招办法”会综合考虑每位考生的“活动经验与比赛成绩”证明。此外,设立了“校长推荐计划”、“残障人士招生”等其他升学渠道。基于此,为内地未来深化高考改革提出系列建议,包括:丰富科目类型、优化命题设计;完善综合素质评价、试行分数调整方案;科学汲取域外经验、优化等级赋分模式;密切结合专业所需、合理设置招生科目;促进高考域外衔接、扩大一流大学国际招生;凸显公平正义理念、完善残疾考生招考办法等。

尹来盛^[7]（2018）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构——以广东财经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公共事业管理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专业。专业定位不清、培养目标不明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专业的发展。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大陆、美国、台湾地区高校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认为中国大陆公共事业管理的专业定位应与国际接轨。结合我校学科和地域特色,本文提出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以城市事务管理为发展方向,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特色、重实践的要求,紧紧围绕培养适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及其他经济管理工作的卓越人才为目标,重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李亚娟^[8]（2018）在《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自1986年开始自上而下的普法教育,以五年为一个周期,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七五”普法,但普法三十余年效果却远未至预期。法治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必然的选择,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的法治中国也是执政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中共中央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而在“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更突出”的情况下,法律乃至社会的法治就更为重要,因此“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也是法治教育持续深入的动力。但是法治教育要进一步展开必须进行反思,同时要借鉴有益而成功的经验。中共的法治教育历史可以回溯至井冈山时期,涵盖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共和国初期与普法时期四个阶段。论文选取延安时期与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进行重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区域执政的实践,颁布大批条例与法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法律并开展社会教育,是革命时代的社会秩序重建,服务于战争时局下的政治需求。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法制建设,并于1986年开始五年一次的普法教育,同样是执政党在社会动荡后的秩序重整,服务于改革开放、建立法治社会的政治需求。二者都是在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的民众心理上,用受西方法律规则影响的法律制度来重建新秩序。从法治教育视角出发,延安时期的政治活动、司法实践与社会教育中蕴涵着朴素的法治教育理念与方式,是法治教育的隐性存在;其培养主体意识的法治教育理念,融入式法治教育内容,多样化的法治教育方式都值得当代法治教育借鉴。普法教育既有延安时期中共执政思维与经验的延续,又面对法制建设大发展,而民众法治意识未能相应跟进的局面,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已经持续三十余年,民众知晓了权利,也开始追求法治秩序,但自上而下灌输教育与条文教育的模式,忽视了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法治文化的土壤,同时知识教育的理念也导致普法教育未能实现知法守法的目标。普法时期的法治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而维权行动也伴之而起,法律也因为权利话语彰显而相应变化,但公权力主体的法律意识却未能跟进,依然固守治民心态,仅仅把法治教育作为教化公民守法的工具,未能理解现代法治首先是对公权力进行限制,以保护私权利,因此产生大量冲突并导致政府权威与司法权威不足,进而导致公民对法律丧失信心。此外对象化、知识化与形式化的法治教育导致法律本身工具化,虽然权利意识觉醒,法律的工具性价值被张扬而蕴涵在法律背后的法治价值却被忽视,导致法治认同不足,因而知法却未必守法,守法却未必信法。在对普法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反思,对延安时期法治教育进行借鉴,并参考美国法治教育实践后,明确当代法治教育的内涵为:其是以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理性法治文化为基础的一种教育活动,遵循现代法治理念,着力于培养公民的现代法治素养,以及对法律的认同与信任。现代法治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主体意识培育、法治价值认同、法治精神培育实现人的法治化,进而实现社会的法治化。法治教育的内容应包含宪法教育、人权教育、权利为本、程序正义四个方面,从知识教育转向价值教育,侧重法治精神与价值的培养。而要实现法治教育的目标,则必须改变主客体的法治教育关系,以平等主体间的交往关系进行的法治教育过程,有助于主体自主性的养成、民主平等精神的塑造,通过主体间的理性交往,实现主体的法治化。法治教育作为价值教育,必须回归生活世界,遵从价值教育的规律,从“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出发,主体的法治化是主体全方位地参与法律生活,在参与中主体性、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得到成长,也有助于建立法律认同、重塑司法权威。法治教育过程通过三个途径实现,首先是系统的校园法治教育,除了师资专业化,还应将法治教育内容融入多学科,以侧重内隐认知的方式螺旋式展开,并注重校园法治文化氛围的培育;其次法治教育应从限制政府公权力入手,在内外力作用下重塑政府公信力和司法权威,通过实践理性为民众塑造守法典范,在民众内心建立起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最后法治教育要在全社会展开,而其实现途径必然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法治化,在生活中认识法律,在生活中实践法律,对法治的认识需要实践理性的过程,对法治的信任是实践理性的结果,生活世界法治化正是法治教育实践理性的过程。

梁剑^[9]（2017）在《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转型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宏观背景与主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领域已经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格局,资源配置方式已经由计划向市场转变,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已经开始发挥。经济领域的变化要求教育必须与之相适应,从而促使我国教育办学体制机制转变。高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对巩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也都在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并将高中教育作为21世纪人才培养的战略性目标与突破口。然而,我国高中教育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总是处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接受高层次、高质量的高中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必需。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对原有高中教育办学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由社会转型导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各种人才的需求迫使传统办学体制向现代办学体制转型。自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开始,包括普通高中教育在内的办学体制改革就拉开了序幕,迄今已有三十多年,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效果仍然难以令人满意,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到底遭遇到哪些困境致使其举步维艰?其转型的机理是什么?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进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对促进我国高中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丰富高中教育改革和发展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普通高中教育为问题研究域,以办学体制改革为落脚点,针对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遵循“是什么”→“为什么”→“现状如何”→“怎么样”的逻辑,综合运用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各种理论方法进行分析。论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六章以及结语所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是对问题提出、已有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框架以及对论文中可能涉及到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解释和说明。正文第一章从本体论角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即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的实质。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是一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即由传统计划配置方式向现代市场配置方式转型;又是我国中等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制度变迁,即由传统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型的过程;也是高中教育领域各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即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是政府及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等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决定了办学体制改革的成效;还是一个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即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的实质分析为后文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正文第二章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对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既有内在因素,又有外在要求。内在因素主要是人的多元全面发展的要求与现行普通高中办学体制不能满足人们群众对普通高中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外在因素主要是经济社会转型对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要求、传统办学体制下高中教育办学经费不足的外在要求、教育治理现代化以及新高考改革对办学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及国际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所迫。正文第三章是在分析了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基础上,重点对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的内容即转什么问题进行分析。论文主要从办学主体、办学模式、办学经费投入以及办学评价等四个维度对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的内容进行分析,办学主体是由传统单一政府办学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型;办学模式是由传统单一办模式向多样化办学模式转型;办学经费由单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向多渠道教育经费投入转型;办学评价由单一升学评价向综合性评价转型。论文第四章主要是以重庆、四川两地共四所普通高中学校为考察对象,对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的实际境况进行考察。通过实践考察发现,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还存在着观念认识上存在误区、学校办学自主权尚未真正落实、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发展不平等、政府职能缺位失位现象仍然存在以及制度供给困境等问题。论文第五章主要是在实践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理论成果,对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所遭遇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传统的社会文化、改革的路径依赖、政府主导办学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政府悖论、改革的制度缺陷、教育改革的行政化制约以及改革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等因素制约了当前我国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其中,文化作为教育改革所蕴含的内在机理,它主要体现在实用主义文化、功利主义文化、行政主义文化和族群主义文化上;路径依赖作为一种旧体制与新变通,它是任何制度改革都无法避免的一种规律,必然要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政府悖论作为认识转型难的一个新视角,它是政府在办学体制改革中自身利益和角色冲突而引起的;制度是教育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供给不足是制约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难的根本;教育行政化作为我国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它影响和制约着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利益分化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根本性特征,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中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影响和制约着改革的进程与成效。论文第六章主要是针对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所面临的困境,提出进一步推进办学体制转型的建议。第一,体制转型必须要以观念作为先导,因为观念变革是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基础,转变观念要立足于现实,准确把握现实转变;加强舆论宣传与教育,以制度实现对思想观念的现实化和具体化。第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通过转变政府教育办学管理的思想观念和创新政府理念,科学定位政府教育职能,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政府清单制度,实现政府在教育办学过程中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第三,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大高中教育制度供给,通过制定《高中教育法》及其相应配套制度等正式制度供给,来保障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有法可依;通过现代化媒介宣传与引导,转变广大民众对高中教育以及人才的思想观念,以非正式制度形式为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第四,优化利益协调机制,消解办学体制改革中的各种矛盾,通过构建利益引导机制、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构建利益保障机制,形成利益共享,从而降低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阻力。第五,多方联动,形成协同效应。普通高中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它需要社会各方面改革齐头并进才能取得成效。通过重新科学定位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继续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普通高中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推进普通高中教育普职融通、建立和完善普通高中教育办学效益评价机制等形成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的协同效应,为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顺利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论文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全文做一个总体性总结以及对未来改革进行展望,认为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在当下中国教育改革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教育需要,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提高整个国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进程十分艰巨,周期也十分漫长。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要想顺利推进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必须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一系列转变。与此同时,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改革还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注重改革的协同性,以政府自身改革为关键,以制度为保障。

王伟^[10]（2015）在《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的政府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幼儿教育能够为儿童的幸福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和促进教育公平,培育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幼儿教育所能够带来的巨大益处均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之上,质量低下的幼儿保教服务不仅对个体和社会无益,甚至会阻碍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家长对幼儿教育服务的需求,民办幼儿园迅速发展并占据整个幼教事业的半壁江山。然而,我国民办幼儿教育市场的不成熟、不规范以及政府监管与扶持的缺位,导致民办幼儿园教育良莠不齐、质量总体低下。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教育都有极强的正外部效益。因此,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保障需要政府干预。然而,我国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行动中政府治理的现状如何?政府治理存在哪些问题?政府治理如何有效保障民办幼儿园教育的基本质量和质量的持续提升?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基于对幼儿教育质量的重要价值,对我国民办幼儿园发展的特殊意义和现实境况的认识,以及政府治理的关键角色,从政府治理的视角研究如何保障我国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是现实所需和理论所趋。本研究包括“理论阐释”、“现状考察”和“路径建构”三个部分,共五章内容。第一部分“理论阐释”。具体内容包括绪论和第一章“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的理论阐释”。本部分主要运用文献法对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治理及政府治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旨在通过对政府治理和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的理论阐释,厘清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保障和政府治理的结构要素,探明政府治理与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从政府治理目标、治理内容、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四个维度建构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二部分“现状考察”。具体内容是第二章“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的现状考察”。本部分主要运用了文本分析法和访谈法。首先,从民办幼儿园准入、政府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办学行为监管、质量评估以及幼儿发展数据监测等6个维度,对重庆、安徽、天津等25个省市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收集与分析；其次,从质量监管与质量促进两个维度对西部某直辖市4个区县的4名幼教管理干部、4名教研员和8名民办幼儿园园长进行访谈,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与分析。它旨在审视与考察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目标的定位、治理内容的设计、治理主体的角色与职责、治理工具选择与运用的现状,并厘清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境。第三部分“路径建构”。具体内容包括第三章“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目标与内容的设计”、第四章“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结构的重构”和第五章“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本部分主要运用文献法梳理与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旨在通过对我国政府治理困境的分析和国外政府治理经验借鉴的基础上,从政府治理目标与内容的设计、政府治理结构的重构与政府治理工具箱的建构四个着力点构建我国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上述的考察、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政府治理是保障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杠杆。这种杠杆效应的发挥建基于政府对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调动与聚集,从而完善政府治理的结构,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主体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形成保障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合力。2.政府治理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效果受到治理目标的定位、治理问题特性的明晰、治理主体的角色、治理工具的选择运用,以及外部制度条件和资源的影响与制约。3.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单一的政府治理工具都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因此需要综合运用“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象征与规劝工具”、“能力建设工具”、“学习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方能有效的实现治理目标。4.目前,我国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中政府治理存在问题：一是政府治理目标模糊且缺乏针对性。二是政府治理内容的“片面化”、“条块化”、“表层化”。三是政府治理主体权责不明且结构失衡。市场力量过于强大、政府和社会力量弱小、政府用力错位。四是政府治理工具选择的“理想化”、“行政化”、“单一性”和“依赖性”。五是政府治理工具运用的异化。权威工具运用的“一刀切”、激励工具运用的力度不够、能力建设工具的运用缺乏针对性、象征与规劝性工具运用效果不明显、学习工具运用较少、系统变革工具与其他工具组合程度较低。5.我国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目标的设计应坚持公平性、系统性、发展性和层次性四个原则。总目标致力于确保所有民办幼儿园达到最低质量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提升教育质量。为实现“保基本”和“促提升”的总目标,“黑园”、师资队伍建设、经费投入、教育质量评估与业务支持、家长参与、幼儿入学准备和发展数据的监测等问题亟需政府治理。6.“三强一体”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目标的重要前提。在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行动中政府、市场、社会与民办幼儿园应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各自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承担质量保障行动的相应责任。7.“治理工具箱”的构建是实现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政府治理目标的实践策略。“治理工具箱”建构是指引入新的治理工具和改变原有治理工具的具体运作来实现治理工具的创新。为实现“保基本”和“促提升”的治理目标,针对民办幼儿园教育条件质量、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的保障,分别建构了相应的政府治理工具箱。已构建的政府治理工具箱包含民办幼儿园分类分层准入制度、民办幼儿园公共财政投入与激励制度、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估与促进系统、民办幼儿园教师培训与基层教研制度、制订幼儿园课程标准与监测民办幼儿园课程实施、家长参与制度、幼儿学习与发展数据监测体系等治理工具,并配套了相应的实践策略。

二、公共事务管理教育在台湾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共事务管理教育在台湾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研究 ——以慈济基金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及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6）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构——以广东财经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9）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的政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公共事务管理教育在台湾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王薇. 河北大学, 2020(08)
• [3]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研究 ——以慈济基金会为例[D]. 陈菲.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及优化研究[D]. 蒋祖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谢矜,王有强. 中国大学教学, 2018(07)
• [6]香港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D]. 刘盾. 厦门大学, 2018(07)
• [7]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构——以广东财经大学为例[J]. 尹来盛.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18(02)
• [8]当代中国法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D]. 李亚娟.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9]普通高中办学体制转型研究[D]. 梁剑. 西南大学, 2017(04)
• [10]民办幼儿园教育质量保障的政府治理研究[D]. 王伟. 西南大学, 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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