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深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关键是：劳动力资本化

一、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本化（论文文献综述）

白永秀,刘盼^[1]（2020）在《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文中提出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创新的结果,是包含高科技含量的生产力范畴,它使社会生产力基础产生变化。智能化因素渗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并带来人机关系的变化,使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呈现出新的特点。人的劳动表现为智力劳动力提供的富有创造性的智能劳动,劳动资料因基于大数据的应用而具有智能化、系统化、无形化的特征,劳动对象更具可开发性、可拓展性、可培育性。智能化机器体系加剧"机器排挤人"的同时产生了"人-机"的重新分工,并使人机融合趋势加强。人的智能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并呈现出新特点,智能劳动发挥了价值创造的集合效应,产出的是劳动密度大、能量强的知识型产品,且突出了"人-机"融合增值的价值部分。

种项谭^[2]（2018）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诞生以来就陷入了争论,本文将其概括为“一个主题、两条战线、三足鼎立、四大热点”。在当今中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是现实矛盾的反映,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揭示矛盾,指导矛盾解决,也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聚焦争论的热点问题,辨析争论各方观点、逻辑与论据,从中探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有益启示,在一些方面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是本文的研究目的,这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规律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实现研究目的,本文首先从整体上考察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古典均衡价格理论和斯拉法体系的基本内容,并分析了否定论者以均衡价格理论和斯拉法体系为依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扞卫者的反批判。在反思这些争论的基础上提出要全面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事实依据,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并把价值本质表述为“劳动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从整体上探讨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方向与路径。在对三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正面交锋进行整体考察之后,文章转入对具体问题的考察。价值源泉是经济学价值论核心问题,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不同意只有劳动才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多元论”观点。在辨析学界关于价值源泉“一元论”和“多元论”各种观点基础上,本文认为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坚守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底线,并依据对价值本质的认识,将创造价值的劳动概括为“交换劳动”。交换劳动创造价值,是对价值源泉的抽象规定。按照这一规定,可以更直接地说明服务业劳动创造价值。商业劳动也是服务业劳动,也创造价值。承认商业劳动创造价值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有一定的影响。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但可以通过影响创造价值的劳动,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本文对此也进行了简要分析。紧承价值源泉问题,本文接下来探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价值量决定问题。我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以“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为名进行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或依据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得出了“技术决定论”,或依据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得出了“需求决定论”,或者指责马克思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提法存在逻辑矛盾。受否定论者、“一元决定论”者和“二元共同决定论”争论的启发,本文认为商品价值量决定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并不存在先验的价值,价值只能以价值量表现出来,而价格就是实现了的价值量。以对价值量决定的认识为基础,本文继续考察了价值转形问题。价值转形问题就是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否定论者要么认为价值转形无意义,要么认为在投入以生产价格计算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转形前后两对总量同时相等,价值转形问题无解,并以此作为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论据。肯定论者要么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要么顺应挑战者的思路,在转形投入的情况下证明价值转形问题有解。在梳理中外学者关于价值转形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基础上,本文认为价值转形问题不是证明转形前后两对总量同时相等的问题,而是重新规定生产价格的问题。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转形前后的价值和生产价格这两个不同的量,生产价格不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其本身就是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价值。劳动价值论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引发我国劳动价值论的争论重要原因之一,对价值分配的说明需要在对价值源泉、价值量决定、价值转形等问题作出说明之后才能进行。有人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就是按照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分配,其理论依据是要素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维护者对此予以了批判。一个主流的观点是价值论与分配论无关,劳动价值论不是按劳分配的理论依据,要素价值论也不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分配只是所有权的体现。本文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的经济观,劳动者是经济的主体,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有权占有劳动创造的价值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必然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以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形式进行,其制度的健全与完善需要以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分析来研究和推进。要素价值论不能说明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反而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详细阐明了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我国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具有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对理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经过完善和发展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才能胜任。在概括论文各章主要的观点之后,本文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它并不像否定论者所说的那样“过时了”、“没用了”,而是“正当时”,“更有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时代的召唤,也是逻辑的必然。

张娜娜^[3]（2017）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分配是人类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收入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人类获取经济收益的基本方式,它不仅直接关系着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是个人进行现实生产生活的直接物质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和发展进步的鲜明表征。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对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的意识反映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回应,它的形成发展不仅描绘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实践的动态变革实况,而且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程度和进步状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思想巨幅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思想财富。当前在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收入差距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的新的历史阶段,梳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特征和经验,以期更好地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对合理控制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分配正义、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具体分配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分配思想体系。厘清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脉络,需要追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思想渊源,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和价值目标,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分配思想。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配思想的形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继承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基础上而构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包括圣西门的按才能和贡献分配思想、傅立叶的“按比例分配”思想以及欧文的劳动券和按需分配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包括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分配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直接和重要来源,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其二,在吸取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优秀思想成果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论述了分配与生产的关系问题、收入分配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分配非正义问题的基础上,构想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个人消费品公平分配的原则,阐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实现分配正义所追求的最终价值旨归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分配思想为中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渊源和基础。其三,前苏联作为将马克思主义付诸于实践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分配思想首次对如何开展分配活动、以什么方式进行分配做了思想探索和创新,特别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分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留下可供借鉴的丰富经验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实践在主观思想认识中的动态反映,从思想主体来看,它既包含了领袖人物和高层决策者的重要思想探索,又包含了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各种党的历史文献起草者们的贡献,还包含了众多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发展演进来看,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全面梳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演变历程,核心就是要明晰不同历史时期和经济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变革而不断自我革新、自我突破的发展脉络和图景。从整体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奠基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一时期,毛泽东、陈云、周恩来、李富春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蒋学模、薛暮桥、恽希良、于光远、苏星、乌家培等为代表的着名经济学者,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中对按劳分配内涵、性质、具体实现形式的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思想基调;第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突破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这一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锦涛等几代领导集体和以蔡继明、刘国光、李松龄、程恩富、刘润葵、周新城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顺应我国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围绕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分配目标等问题而进行的思想探究和思维调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全方位突破与发展。第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深化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了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正义性、继续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消除贫困和共享发展等一系列新主张和新理念,同时,理论界也就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持续性的讨论。新时期关于分配问题所形成的这些新的思想认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思想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梳理和描述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回溯和考察马克思主义分配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路,最终的落脚点或目的是为了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提出展望,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向着更高理论层面升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历经60多年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和经济学家们持续而深入的思想探讨与辨析中,已经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方式、分配原则和分配理念等方面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认知,而且在与实践掘进的辩证互动中也逐渐迸发出了巨大的物质能量,获得了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居民收入增加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实践印证。从实践到思想再到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在向着更高阶段进发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主导性、包容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特征。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从初步孕生到突破发展再到深化完善,不是主观随心所欲的结果,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观点堆砌,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演变逻辑,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始终以维护劳动者利益为主线、以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为基本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诉求,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相依托、相适应,是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问题的内在规律,也是蕴藏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演变背后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分配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科学审视和遵循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历史经验,立足于客观现实,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要继续强调和深化劳动者的分配主体地位的思想主张、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主张、强化政府再分配职能和追求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思想主张。总结和归纳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特征和经验,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理,从而更好地预测和展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的发展趋势,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实现更科学的发展。

叶龙祥^[4]（2016）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三,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林秀珍（LIN Hsiu-cheng）^[5]（2015）在《基于收入分配视阈的居住正义国际比较》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地区）,房地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而这一特点在台湾和大陆表现得尤其突出。“居住”亦是国民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几年来,大都市地区房价屡创新高,房价问题高居十大民怨之首,不仅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一般受薪者更是苦不堪言,省吃俭用二三十年只为还房贷,也造成年轻人不敢结婚、台湾小孩出生率成为全球最低,这些都是对高房价的无力、与被剥削感日益强烈有很密切的关系。虽然台湾于2011年6月正式施行了《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藉以抑制不当的大量房地产投机,杜绝大财团、投机客的炒作与囤积,据台湾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台湾房地产成交量已下滑约10%。虽然短期内移转趋缓,已收打击投机、抑制炒作的显着成效及影响,却不见得是长久之计。其原因在于当前与不动产相关的地价税、土地增值税、房屋税等税制,都是按公告地价、现值或房屋核定价值做为课税标准,然而土地与房屋的公告价格,常常受到政治因素及特定利益团体的干扰,早已与市场价格严重脱节,偏低的公告价格,使得不动产租税负担过低、持有成本太轻,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存在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漏洞,市场因此出现假性需求、投机现象,进而成为投资工具,助长了炒房的风气,也是房价飞涨的主要原因。因此台湾现行的不动产税制是“奖励投机”,而非“奖励投资”。长期以来,由于个人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这显然有违经济公道与社会正义。近几年来,台湾大台北地区房价屡创新高,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广受民众诟病,虽然台湾积极推动了《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并已于2011年6月正式施行,抑制房地产短期内转手交易,打击投机客炒房行为。然而新北市三环三线大型建设陆续动工,以及大陆同胞自由行来台购置房产等题材的炒作,永庆房屋集团7月中公布的购屋趋势调查显示,民众认为房价未来一年看涨的比例反而较奢侈税开征前高,不仅指出仍有不少人看好房市前景,更暗示健全的房市不能只靠奢侈税。而房产价格的走势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征收奢侈税的成效如何,政府仍需针对房市当前面临的问题,研拟合宜的政策,以落实居住正义,并健全房市发展。

高畅^[6]（2015）在《科研机构知识资本研究 ——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资本论》文中认为本文以马克思资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当代发展实际,分析了知识资本的内涵、分类、特点、内在属性以及运行过程,完成了对知识资本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认为,劳动价值论不是一成不变、僵死的理论,它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知识资本理论是马克思资本理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发展。知识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知识以资本的形式进入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等流通领域,产生价值、实现价值增值,并且进行资本周转的过程。在知识资本相关理论研究框架下,本文以科研机构知识资本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对其构成、载体、形成机理以及如何实现积累与价值增值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此进一步揭示了科研机构提高知识资本总量的有效途径,并用于推动科技创新实践活动,以增强科研机构的核心竞争力。研究提出科研机构的知识资本由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管理资本、关系资本构成。科研机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体现在劳动者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实现知识资本的形成和运行。知识资本的稀缺性、独特性、无形性、高增值性决定了知识的获取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科研机构的知识从获取、重构、整合到新知识的产生,再经过内部和外部转化等相关运行路径过程,最终形成知识资本。在其由知识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实现了价值的增值。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是科研机构获得并善用组织外部知识进而使其具有创新能力的一项关键影响因素。因此,科研机构可以通过消费或者劳动,将劳动成果凝结在商品中并形成新的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从而能生产出超量的剩余价值。在上述理论研究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知识资本的运行规律和科研机构自身特点,本文从中国科研机构知识资本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知识资本的评估测度模型,坚持预见性原则、市场化原则、风险共存原则和权重原则,建立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和28个二级指标的科研机构知识资本综合测度指标量化体系,初步构建了适用于科研机构这一特定对象的知识资本测度模型。该模型综合运用专家打分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评价法,得出关于科研机构知识资本综合价值的计算公式,实现了对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管理资本、关系资本以及知识资本总量的测度,以此对科研机构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为验证该模型的实用性,本文以中国某地方性大型科研机构为例,对其部分直属科研机构进行评估测度。结果证明,验证比对结果与样本单位实际情况高度逼近,模型对科研机构知识资本的测度与评估有一定的适用性,能为科研机构知识资本评估提供一定的借鉴。根据模型验证的结果,本文对科研机构如何提高知识资本总量、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为进一步加强科研机构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陈美华^[7]（2015）在《陈征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征是当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潜心研究《资本论》和中国经济问题,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陈征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运用史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通过对陈征在学习、研究、传播、运用和发展《资本论》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观点、思想内容及思想特点进行概括和分析,再现陈征经济思想的全貌与当代价值。陈征经济思想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对陈征学术生涯与取得的学术成果的概括与总结,展示了陈征丰硕的学术成果以及为《资本论》的广泛传播作出的突出贡献；通过对陈征的现代科学劳动、社会主义城市地租这两大理论的研究,以及对陈征有关《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等领域的理论观点的探索,充分展现了陈征经济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尤其是陈征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现代科学劳动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体系,这是《资本论》在当代的重大发展和重新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于当前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此证明了《资本论》在当代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研究陈征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第一,陈征是当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陈征经济思想,有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第二,陈征经济思想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实际,所提出的观点和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前瞻性和实践意义,对于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方针决策和指导当前经济建设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第三,陈征高度的责任感、严谨切实的治学精神和高洁的人格是广大经济学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孙晓芳^[8]（2013）在《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始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民工荒”的现象由季节性逐渐演变为常态化，雇工难由局部性短缺蔓延至全国性抢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争论此起彼伏。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更是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已无法再依赖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已成为共识。如何跨越发展中的障碍，突破现有的“瓶颈”，使劳动力的流动更加自由而和谐，从而在实现人类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需要面对并必须解决的问题。现有的二元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现实问题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在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如何实现新的突破，并能有效解释现实，也是本文研究的初衷所在。本文以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视角解读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及其本质。笔者在对异质性劳动力概念做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明确了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与外延、属性与特征，并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为整个分析确立了研究前提。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构建了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数理模型，重点分析和讨论了异质性劳动力作为劳动力流动和空间分布的内生因素，对整个空间经济存在分散作用，从而使空间经济集聚弱化，模型的结论还表明，随着异质性劳动力的不断增强，这种分散力会随之增大，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建立为整个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阶段进行了分析和判定，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异质性劳动力的自主性流动阶段，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已经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变量。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模式的分析表明，异质性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双资本驱动型”的流动模式，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内在驱动力，促使我国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性流动阶段，同时指出我国双资本驱动型的劳动力流动模式的三种表现：空间上从集中流向东南沿海转变为分散流向各个区域，产业分布上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转变为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流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第三产业；职业上从传统职业转变为新兴职业的不断兴起。论文利用我国2010年31个省份人口（劳动力）集中度与生产集中度指标，测度了异质性劳动力对空间经济的分散力，对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人口与生产的空间分布一致性进行了研究，分析结论表明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导致人口空间分布与生产空间分布不一致。笔者认为，解决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核心在于不断推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通过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协调人口与生产的空间布局、完善制度环境、基于人口发展功能区完善政绩综合评价体系等政策，促进人口与生产空间分布的和谐，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并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和人类发展的目标。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为三点：第一，选取异质性劳动力研究视角，既实现了对异质性劳动力概念的丰富和完善，也开拓了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新视野；第二，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成功将异质性劳动力内生化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并实现了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空间经济分析；第三，结合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对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人口与生产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为我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现象及问题从空间角度做出合理解释。由于缺乏关于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论文在实证分析部分还显得有所欠缺，同时对于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需要结合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综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去全面论述，才能更加系统清晰地勾勒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真实轮廓，因而本文的研究也仅是沧海一栗。

杨进汴^[9]（2011）在《当前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整体性和发展性的高度上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最大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内核——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法以论证当前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的实现,论证按生产要素分配在我国成为现实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前提,它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实现的最根本原因,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我国多元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直接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它的内在必然性要求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生产要素所有权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直接原因,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现阶段的公平是社会实践中承认有差别的现实性公平,有差别的现实性公平是现阶段公平的本质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坚持现实性公平原则的事实上承认也必然会产生合法性的收入差距。我国不能因为施行按生产要素分配会加剧收入差距扩大化,就不张扬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优越性。我们不仅要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统一,而且还要进行一系列综合性配套改革促进其优越性的发挥。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实践中,应健全国家宏观调控收入差距的制度与控制机制以减少非合法性收入差距的空间,以便政府能更好地对收入再分配进行宏观调控,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程恩富^[10]（2006）在《劳动价值论若干前沿和疑难问题——海派经济学沙龙第8—10次研讨概要》文中提出 遵照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以及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关于组织研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通知》精神,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具体承担中央和上海下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价值论问题"研究课题,并于2005年4月15

二、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本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本化（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及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收入分配视阈的居住正义国际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6）科研机构知识资本研究 ——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资本论（论文提纲范文）

（7）陈征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前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本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J]. 白永秀,刘盼. 经济学家, 2020(06)
• [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争论及启示[D]. 种项谭.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3]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发展研究[D]. 张娜娜. 兰州大学, 2017(01)
• [4]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6)
• [5]基于收入分配视阈的居住正义国际比较[D]. 林秀珍（LIN Hsiu-cheng）.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4)
• [6]科研机构知识资本研究 ——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资本论[D]. 高畅. 内蒙古大学, 2015(10)
• [7]陈征经济思想研究[D]. 陈美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8)
• [8]我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D]. 孙晓芳. 山西财经大学, 2013(08)
• [9]当前我国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D]. 杨进汴. 中南民族大学, 2011(04)
• [10]劳动价值论若干前沿和疑难问题——海派经济学沙龙第8—10次研讨概要[J]. 程恩富. 海派经济学, 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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