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6～1998年薯生产概况统计表（论文文献综述）
张静雅[1]（2021）在《基于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成果梳理》文中提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建筑大环境进入转型性发展阶段,陕西省作为历史文化发祥地,其所继承下来的建筑本土原生风格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面临建筑系统的重新构成。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增多,国外建筑思潮不断冲击影响着陕西省本土建筑风格,建筑市场一度呈现“西方化”与“国际化”。但对于陕西省本土文脉的建筑思想还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盲目接受国外建筑理论,使得建筑实践脱离建筑理论,建筑实践的繁荣景象与建筑理论的极度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结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陕西省现有的建筑理论系统性的总结、提炼和研究,导致建筑理论远远落后于建筑实践。本课题研究以论题的方式展开,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对能够体现陕西省当代建筑思想的基础资料进行了基本统计分析。基础资料包括:陕西省建筑师在建筑领域进行的探索、建筑期刊及会议论文、专业着作、陕西省高等院校建筑类硕博士论文和陕西省当代建筑作品等。在本课题组,已有人进行建筑期刊及会议论文、陕西省建筑思想的建筑师和陕西省当代建筑作品的研究。本论文则透过陕西省高校建筑学硕博士论文来看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统计分析的时间段均控制在1949年至今,其中因所收集到的陕西省建筑学硕博士论文的发表是在1980年之后,所以本篇文章主要研究发表硕博士论文之后的时间。首先,本文以时间为纵轴,运用文献计量法统计分析了1984-1989年段、1990-1999年段、2000-2009年段和2010-2020年段四个历史时段的建筑学硕博士论文;其次,从统计分析的结果出发,梳理了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并从数据特征、理论特征和关键词特征三个方面对硕博士论文进行分析。随后,提出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由原创思想与引进思想两部分组成,对这两部分分别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终,笔者对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在建筑学硕博士论文方向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探讨。
王思阳[2]（2021）在《中国境内出土长沙窑瓷器初步研究 ——以窑址之外资料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全面收集了中国境内窑址之外出土的长沙窑瓷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长沙窑产品的类型、特征、年代、流布以及长沙窑的生产性质等问题。第一章介绍了国内窑址之外出土长沙窑瓷器的基本情况,并对学术史作简要回顾。第二章梳理了中国境内窑址之外出土长沙窑产品的类型,将所有产品分为二十五大类,其中执壶、罐、碗是最主要的三类产品,此外还有盘、碟、盒、水盂、水注、灯、枕、瓷塑等,每一大类下再细分若干类型,通过表格和图片全面展示考古材料。第三章探讨了长沙窑产品的特征和年代。长沙窑瓷器多数呈灰白胎,以单色青釉为主,高温釉上彩和模印贴花产品最具特色。其始烧于8世纪中期,衰落于10世纪中期,9世纪早中期为其盛烧期。第四章探讨了长沙窑瓷器的流布问题。长沙窑瓷器流布范围广泛,北抵中国东北,南及西沙群岛,东至于海,西达成都平原,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较为零散。在此基础上勾勒出长沙窑瓷器的运销路线,大体可分为南北两线,甲线沿湘水北上入长江,向东可至扬州,向西可抵三峡地区和成都平原,沿汉水北上可至梁州（今陕西汉中）,经陆路达长安（今陕西西安）。此外从扬州北上可沿邗沟、通济渠直达两京地区,也可出海南下至广州和海外地区或北上至山东半岛、渤海国和东亚诸国。乙线可溯湘水而上,经灵渠至桂州（今广西桂林）,再沿漓水或白石水入郁江至广州后出海。而在诸多线路中,潭州（今湖南长沙）——扬州一线应为主要运输路线,其它路线均属支线,这些线路共同构成长沙窑的贸易网络。除贸易外,进贡、个人携带可能也是其传播方式。使用对象有平民、中下级官吏和僧侣,但也受到一些高等级官吏甚至是宫廷青睐。政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丰厚的利润促使长沙窑产品大规模运销。第五章结合国内外出土长沙窑瓷器,对长沙窑的生产性质进行探讨,认为海外市场在长沙窑市场份额中占比较小,其更应是一个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窑场。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认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常鑫[4]（2021）在《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文明、科学与技术的飞跃发展,俨然为培智学校学生生存及其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尊重、关注、理解他们的生存及成长,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本研究基于全纳教育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运用参与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培智学校教育为主线,同时关照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从生存教育的目标和理念、基本知识和技能、课程与教材、管理者及教师的情感与态度等多维视角切入,试图更为客观地阐述H省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现实困境。研究发现,当前H省培智学校以智力障碍学生为主,其生存教育更多地侧重于补足教育,存在教育资源和学段分布不均,仍存在入学困难,缺乏跟进和保障,就业支持相对薄弱,尤其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匮乏等诸多现实困境。究其缘由,相对于家庭和社会需求,培智学校在教育教学设备、教育目标和理念,教材和课程,师资条件与教育质量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缺口,尚未能满足培智学生全纳性与创造性的拓展。同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衔接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培智学生的生存效度。由于受身心条件所限,培智学校学生一旦缺失家庭教育的养护和社会教育的支持,很难顺利实现学校教育效果的延续和社会性发育。因此,培智学校学生的生存教育不仅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同时需要医疗、残联、民政、财政等各部门予以协同,共同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他们优势智能的可能空间和条件,进一步实现关注平等差异、积极融入社会、重审人的价值的全纳教育目标和理念。可见,培智学校的生存教育并不是纯粹地教会学生知识,而是利用一切教育力量,通过“身教”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犹如“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过程,从而尽力实现对每一位特殊学生产生实质性的生存培育,突出发展学生的社会能力,帮助学生从中寻求人的突破,营造和谐共生的生存空间。生存教育是培智学校学生获取生存意识与能力的主要途径,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和保障力度、进一步支持和完善生存教育条件,社会要大力接纳和提供就业机会形成长期支持体系,同时家庭要及时强化和改善培育效果。只有构建各方合作和联动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目标,才能使学生具备服务自身与社会的意识与能力,才能更完整、自由且公平公正地参与社会融合,实现他们真正的生存价价值。
史晓玲[5]（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彭辉[6]（2020）在《崧泽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崧泽文化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由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转变的重要考古资料,研究崧泽文化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道路的进程。根据常州新岗、张家港东山村、上海崧泽、嘉兴南河浜、湖州毘山五座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陶器类型学分析、构筑的崧泽文化分期体系把崧泽文化分为早、中、晚、末四期。不同地域的遗址聚集情况和器物特征,以及太湖流域地理地貌和水系特点的归纳和分析表明,崧泽文化大致可分为长江南岸、太湖东部、太湖东南部、太湖西南部、杭州湾五个地域类型。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是伴随着太湖流域的环境更替、史前人口流动迁徙逐步开发形成的,崧泽文化地域类型形成的时间有早晚,至迟在崧泽文化晚期时五个地域类型已完全形成。在崧泽文化的地域特征形成过程中,地质地貌和水系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地域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导致太湖南北的崧泽文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太湖北部的崧泽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广泛竞争和交流下,陶器与玉器偏重简单造型和实用功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军权和王权,较早的步入军事民主制的“英雄时代”。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在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衍生出巫师阶层和原始宗教。太湖南部的陶器和玉器包含象征主义和精神信仰的成分更多,诞生了崧泽文化最早的祭坛,反映了崧泽人对自然的崇敬和膜拜。太湖南部的崧泽文化神权合一的道路,与太湖北部的社会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为日后在这一地区形成一个发达繁荣、特点鲜明、神王一体的良渚古国起到奠基之功。崧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是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从马家浜到崧泽阶段气候环境的重大变化造成史前人类生计方式的巨大转变,由此带来的聚落变迁客观上带动了崧泽文化传播速度的加剧,与周边文化技术与资源的广泛交流引发崧泽文化自身的生产力变革。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变化的过程,既包含了对传统的扬弃,又有外来文化的融合和重塑。早期崧泽文化正是在多重的文化传播浪潮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崧泽风格”。不同地域类型的崧泽文化墓地和聚落同步显示了崧泽社会经历了从平等社会到分层社会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墓地和居址为代表的社会单位由聚集向分散变化,社会结构从二元阶层社会向三元阶层社会转变。崧泽墓地由早期的单一公共墓地向晚期多个具有亲缘联系的墓组变化。墓组规模大小、墓葬组成、富裕程度不一。墓组内部也有显着的等级分化。居址普遍经历了由聚集到分散,由大房子到小房子的过程,显示出家族群居向个体家庭的转化。崧泽社会分化进程由太湖北部向太湖南部逐渐扩展。太湖南部崧泽晚期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进程持续发展,是太湖南部得以孕育发展出良渚文化的重要前提,而长江南岸和太湖东部因为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晚期社会秩序失衡,是太湖北部和东部未能继续发展的主因。崧泽文化土台最早是先民为了适应潮湿内涝的地理环境而进行的人为干预,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太湖东南部最早出现了用以居住的土台形式;其后,土台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祭台的出现标志着土台逐步走向神圣化。崧泽文化末期后,以小土台为核心,墓地围绕土台的结构,标志着聚落内部家族独立性的显着增强。良渚文化沿袭了崧泽文化土台的形式,形成了居址、高台墓地、祭坛三种建筑形式。崧泽文化以玉石器为代表的手工业聚落结构完整、功能分区严密、操作链清晰,体现了崧泽时期玉石器工业的进步程度,为良渚文化发达的玉石器工业奠定基础。总之,崧泽文化在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该地区从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张弛[7]（2020）在《中国史前玦饰研究》文中指出玦饰起源于距今八千年的中国东北地区,也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其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在人类装饰品的发展过程中产生重要作用。本文对已发表的中国史前玦饰资料按区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首次对史前玉玦进行分期,并进一步分析史前玦饰的传播问题。通过史前墓葬中出土玦饰的相关情况的梳理,结合出土位置、器物组合,进而探讨史前玦饰的功能用途。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按北方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及中下游交界地区和东南华南地区的分区,对已公开发表的中国史前玦饰资料进行梳理。第二章对中国史前玦饰展开类型学分析,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通过史前玦饰的时空分布,探讨史前玦饰的传播路径问题。第三章主要讨论史前玦饰的制作工艺,借用石器研究的“操作链”分析,对玦饰制作的原料准备、生产制作和维修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四章对史前墓葬中出土玦饰的相关情况进行还原梳理,并探究其功用。最后,余论部分中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及以后历史时期的相关用玦情况简要梳理。
杨镇[8]（2020）在《东周时期齐国水晶玛瑙制品初论》文中研究指明东周玉礼器发现数量较多,不同色质、形制的玉器在功能和象征系统上存有差异,是这一时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周列国开始大量使用水晶玛瑙制品,其背后应具有较深刻的社会背景。截至目前,有关玉器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仍缺少从用料角度详细考察水晶、玛瑙等代玉用品的研究,尤其探究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仍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东周时期最具典型、发现数量最多的齐地水晶玛瑙制品为研究对象（共计3000多件）,在系统梳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探讨其使用细节与开发利用背景,同时利用文献史料和考古成果,进一步探讨其生产工艺、文化属性等问题。由于水晶玛瑙制品发现较少,研究也较少,可供参考和引用的资料也就极为有限。一方面,水晶玛瑙制品的使用细节主要依托传统考古学方法,依据出土情境、文献史料和其他考古材料进行佐证,部分结论尚需实证;另一方面,水晶玛瑙资源的开发利用仅依靠传统的考古学分析难以实现其基本的研究目的。受限于上述材料与方法,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是根据齐国水晶玛瑙制品的材质与形制特点,初步建立反映其生产属性和文化属性的考古学分类标准,在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关键时间节点,重点解读其使用细节和开发利用背景等基本问题。截止目前,在已有的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之上,按其用途可将齐地出土水晶玛瑙制品初步分为佩饰用品和丧葬用品两类,其中佩饰用品可分为头饰、项饰、腕饰、指饰和组佩饰五类,组佩饰又可分为胸饰、肩饰、腰饰、足饰等四类,丧葬用品主要分为棺饰和口琀两类。不同用途的水晶玛瑙制品在使用对象上略有差别,单件的水晶玛瑙制品使用较广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小官吏或者富裕平民均可佩戴或随葬,而组佩饰等串饰主要见于等级较高的贵族及妾侍幸臣之属,这种现象反映了使用者在身份与性别上仍具有一定的等级身份约束,但这种限制在战国时期似乎并不严格。根据历代文献和现代地质资料,山东地区的水晶与玛瑙资源主要分布在山东南部和胶东半岛。春秋中晚期以降,伴随着齐国不断的扩张进而逐渐控制了这些产地,并付诸实践开发利用当地的资源。综合价值等因素判断,齐国水晶与玛瑙的原料获取形式应为就近取材,春战之际的产地可能在泰沂山脉附近及胶东半岛,之后产地有可能随之增多。生产与消费地点主要在齐都临淄地区,生产与流通环节可能采取了“工商食官”模式,即由官府统销统购,这也可能是齐国水晶玛瑙制品尤其绚丽繁缛的水晶玛瑙组佩饰集中出土于临淄地区的重要原因。目前全国各地发现的东周水晶玛瑙制品在质料、种类和组合上既有共性又存有差异,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不同的生产属性和文化属性决定的。齐国作为东周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随着治玉技术的进步、商业的通达等各项因素,通过朝贡、聘纳、赏赐、战争、虏获、贸易等不同的交流手段,为齐国水晶玛瑙制品在东周列国间的使用与流通奠定了基础。周室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区域本位观念增强,地域文化随之兴起,至春战之际齐国出现了以水晶玛瑙制品为主的用玉特点,齐地风格的水晶玛瑙制品常见于齐、鲁及中原地区,而基本不见于秦、楚等地,这可能反映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总之,具有齐地特色的水晶玛瑙组佩饰实际发胎于周王室的礼乐制度,随着战国时期佩玉制度的趋同,这种现象在宏观上反映了中原礼制文明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秦汉大一统文化格局即将形成。由于本文主要根据现有材料和相关资料进行解读,研究过程多有不足,部分结论尚待实证。本文研究对象为东周齐国水晶玛瑙制品,可以通过探索东周时期不同选料背景下的玉石制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以此解读东周时期区域性玉石资源开发利用的本来面貌。
黄润青[9]（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吴波[10]（2020）在《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工业是近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采用机器、机械动力以及现代工业技术生产的近代工业,代表了当时云南社会经济的最高生产力。云南近代工业化在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促使云南由一个落后的边疆省份走上工业现代化道路,即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又为当代云南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本文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共同讲述了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一、近代工矿业的起步（1884-1912）及分布;二、近代工矿业的发展（1912—1937）及分布;三、近代工矿业的繁荣（1937—1945）及分布;四、近代工矿业的衰落（1945—1949）及分布。详细分析每个阶段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建设、发展特点以及分布特征,能够大致还原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真实面貌。第二部分为第三章,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规律与分布特征。分析总结出发展规律有4条:一、经历了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端、初步发展、高度繁荣和急剧衰退四个阶段。二、云南各区域的近代工矿业的发端与发展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性。三、由半殖民地工业发展为民族工业,再沦为半殖民地工业的转变;四、由轻工业成长为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到再次衰落的历程。分布特征有整体布局与工业部门分布两方面的特征。整体布局上:一、云南近代工矿业分布空间的聚集与扩展。二、云南工矿业的分布即呈现“点-线-面”的特征,又呈现“I”、“Y”、“T”、“L”字型特点。三、基本沿着交通要道进行布局。四、云南近代工矿业具有“东稠西稀”的分布特点。五、优越的区位条件造就了昆明的特殊工业地位。具体工业部门分布上:第一,军工、印刷、机械、建筑四大工业部门集中分布于昆明。第二,化工、纺织、食品加工三大工业部门依托于消费市场分散布局。第三,矿业与电力两大工业部门的主要靠近资源地分布。第三部分为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分析影响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的时空机制与区位因素,并进行个案分析。分析得出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即受战争等“时间”因素摆布,又受云南地理环境即“空间”约束。同时,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交通、自然资源等因素也共同塑造了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在此基础上,选取机械和矿冶两大工业部门中的代表性企业进行个案分析研究。
二、1996～1998年薯生产概况统计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6～1998年薯生产概况统计表（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成果梳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中国当代建筑理论研究 |
| 1.3.2 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发展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论文创新点 |
| 2 陕西当代建筑理论研究对象的确立与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的限定 |
| 2.1.1 当代 |
| 2.1.2 建筑学 |
| 2.1.3 建筑理论 |
| 2.1.4 陕西当代建筑理论 |
| 2.2 硕博士论文的收集 |
| 2.2.1 确定高校研究范围 |
| 2.2.2 论文收集的网上整理 |
| 2.2.3 论文收集的实地调查 |
| 2.3 硕博士论文的层次分析 |
| 2.3.1 四所高校论文的统计分析 |
| 2.3.2 陕西建筑思想流派倾向 |
| 2.3.3 国外建筑思想的冲击 |
| 2.4 本章小结 |
| 3 陕西省建筑学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3.1 统计分析的基本范围和建筑理论框架 |
| 3.1.1 基本范围 |
| 3.1.2 建筑理论框架 |
| 3.1.3 纵向时间段划分 |
| 3.2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硕博士论文梳理 |
| 3.2.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2.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2.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2.4 博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2.5 博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2.6 博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3 长安大学建筑理论硕士论文梳理 |
| 3.3.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3.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3.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4 西安交通大学建筑理论硕士论文梳理 |
| 3.4.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4.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4.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5 西北工业大学建筑理论硕士论文梳理 |
| 3.5.1 硕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3.5.2 硕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3.5.3 硕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总结呈现与解析 |
| 4.1 陕西省四所高校建筑理论硕士论文分类汇总 |
| 4.1.1 硕博士论文数量统计分析 |
| 4.1.2 硕博士论文建筑理论统计分析 |
| 4.1.3 硕博士论文关键词统计分析 |
| 4.1.4 高校导师代表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4.1.5 硕博士论文特征总结 |
| 4.2 陕西省四所高校硕士论文选题的共同点 |
| 4.2.1 建筑创作论 |
| 4.2.2 居住建筑 |
| 4.2.3 生态建筑学 |
| 4.2.4 建筑评价理论 |
| 4.3 陕西建筑思想流派倾向的硕博士论文分析 |
| 4.3.1 建筑方针 |
| 4.3.2 民族性的现代化演绎 |
| 4.3.3 地域性建筑的新作为 |
| 4.3.4 可持续发展(园林景观——城市环境意识) |
| 4.4 本章小结 |
| 5 国外建筑思想的引进 |
| 5.1 引进建筑思想的硕博士论文统计 |
| 5.1.1 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5.1.2 高校导师代表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 |
| 5.2 国外建筑思潮的发展 |
| 5.2.1 经典现代主义建筑思潮 |
| 5.2.2 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思潮 |
| 5.3 国外建筑理论引进的热点问题 |
| 5.3.1 经典现代与先锋流派引进的统计分析 |
| 5.3.2 国外建筑师及其设计理念引进的统计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致谢 |
（2）中国境内出土长沙窑瓷器初步研究 ——以窑址之外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长沙窑瓷器的类型 |
| 第三章 长沙窑瓷器的特征与年代 |
| 第一节 特征 |
| 第二节 年代 |
| 第四章 长沙窑产品的流布 |
| 第一节 流布范围 |
| 第二节 传播路线 |
| 第三节 传播方式 |
| 第四节 使用对象 |
| 第五节 传播动因 |
| 第五章 长沙窑性质再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培智学校学生主体教育的意义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的人文关怀价值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的社会融合目标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四、概念界定 |
| (一)生存教育 |
| (二)培智学校学生 |
| (三)智力障碍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参与观察法 |
| (三)问卷法 |
| (四)访谈法 |
| 六、理论基础 |
| (一)全纳教育理论 |
| (二)多元智能理论 |
| 七、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应然状态 |
| 一、培智学校学生与生存的关系 |
| (一)学校是培养学生社会规则的主阵地 |
| (二)家庭是建立学生生活需要的原发动力 |
| (三)各界联动帮助学生主动适应社会文化 |
| (四)学生自身与生存建立完形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理想状态 |
| (一)培养目标应是健全人格的人 |
| (二)教育理念应是独立的生存者 |
| (三)生存实质应是维护学生自由公正的权利 |
| (四)生存机制应是构建和谐社会道德的体系 |
| 第二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实然状态 |
| 一、调查设计 |
| (一)调查思路 |
| (二)调查点的选取及基本情况 |
| (三)调查样本 |
| (四)调查工具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开展情况 |
| (一)目标定位 |
| (二)管理措施 |
| (三)课程设置 |
| (四)教材使用 |
| (五)师资配备 |
| 三、培智学校学生家庭生存教育的培育情况 |
| (一)家庭结构 |
| (二)家庭生存教育环境 |
| (三)家庭生存教育内容 |
| (四)家校合作的生存教育模式 |
| 四、培智学校学生社会生存教育情况 |
| (一)资本分配情况 |
| (二)考试选拔情况 |
| (三)社会沟通情况 |
| (四)社会就业情况 |
| 第三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面临的困境 |
| 一、培智学生生存教育的学校育化困境 |
| (一)教育管理特殊化不足 |
|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瓶颈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生存学习桎梏 |
| (四)学校育化的生存实践脱节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家庭维护困境 |
| (一)家长育人意识薄弱 |
| (二)家长育人方法欠缺 |
| (三)家校合作教育固化 |
| (四)家长支持条件缺乏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社会给养困境 |
| (一)社会文化给予生存空间不足 |
| (二)法律保障弱化 |
| (三)社会匹配资源较少 |
| (四)社会育人结果被忽视 |
| 第四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的成因分析 |
| 一、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学校干预困境成因 |
| (一)生存教育定位模糊 |
| (二)校园文化的智能环境缺乏 |
| (三)教师专业素养支持力不足 |
| (四)管理者的决策粗浅 |
| 二、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家庭教养困境成因 |
| (一)家庭教育结构残损 |
| (二)家庭教育意识窄化 |
| (三)家长教育方式不当 |
| (四)家校合作不对称 |
| 三、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的社会融合困境成因 |
| (一)社会规则与沟通的适应不调 |
| (二)同伴关系存在距离 |
| (三)就业效度岌岌可危 |
| (四)教育分层处于劣势 |
| 第五章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的解决策略 |
| 一、加强政府对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保障力度 |
| (一)建立学生入学综合诊断评估与档案追踪机制 |
| (二)扩大培智学校办学总量 |
| (三)扩大培智学校教师培养力度 |
| (四)政府、专家、一线教师参与校本教材推广 |
| (五)开设临床教育学,推动五位一体的康养模式 |
| 二、完善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实施条件 |
| (一)改善教育特殊化环境,促进多元智能发展 |
| (二)拓宽教师招聘渠道,提高教师培训实效 |
| (三)教育评价中引入社会性评价机制 |
| (四)改进教育管理普教化倾向 |
| 三、改善培智学校学生家庭培育效果 |
| (一)设立家长学校提高家长教育意识与能力 |
| (二)提供家长公益岗位 |
| (三)建立家长心理干预调节机制 |
| (四)改善家长与学校教育的衔接 |
| 四、提高培智学校学生社会生存支持 |
| (一)加强义工的专业性 |
| (二)民办培智幼儿教育公助化 |
| (三)健全职前教育,设立专业性托养机构 |
| (四)进一步融合培智学校学生的就业支持 |
| 结论 |
| 附录一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现状调查校长问卷 |
| 附录二 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现状调查教师问卷 |
| 附录三 访谈提纲概要 |
| 附录四 课堂参与观察记录表 |
| 附录五 双鸭山市S培智学校总课程表1 |
| 附录六 哈尔滨市H培智学校总课程表2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崧泽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概论 |
| 1.1 崧泽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历程 |
| 1.1.1 崧泽文化遗址发掘简史 |
| 1.1.2 崧泽文化的研究历程 |
| 1.2 存在问题 |
| 1.3 研究目标和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3 学术创新 |
| 1.3.4 器名定则 |
| 第二章 崧泽文化分期 |
| 2.1 研究回顾 |
| 2.2 新岗遗址分期 |
| 2.2.1 遗址概况 |
| 2.2.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2.3 墓葬分期 |
| 2.3 东山村遗址分期 |
| 2.3.1 遗址概况 |
| 2.3.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3.3 墓葬分期 |
| 2.4 崧泽遗址的分期 |
| 2.4.1 遗址概况 |
| 2.4.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4.3 墓葬分期 |
| 2.5 南河浜遗址分期 |
| 2.5.1 遗址概况 |
| 2.5.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5.3 墓葬分期 |
| 2.6 毘山遗址的分期 |
| 2.6.1 遗址概况 |
| 2.6.2 随葬陶器类型分析 |
| 2.6.3 墓葬分期 |
| 2.7 典型遗址的分期 |
| 2.8 其他崧泽文化遗址分期 |
| 2.8.1 其他崧泽文化遗址特征 |
| 2.8.2 其他遗址分期 |
| 第三章 崧泽文化的分区 |
| 3.1 研究回顾 |
| 3.2 崧泽文化遗址与水文地貌 |
| 3.2.1 崧泽文化遗址与现代太湖流域水系的关系 |
| 3.2.2 崧泽文化时期太湖流域水文地貌的变迁 |
| 3.3 崧泽文化遗址的时空分布 |
| 3.3.1 遗址分布 |
| 3.4 崧泽文化的地域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崧泽文化的形成 |
| 4.1 研究回顾 |
| 4.2 崧泽文化早期阶段的特征 |
| 4.2.1 崧泽文化早期第一阶段 |
| 4.2.2 崧泽文化早期第二阶段 |
| 4.3 崧泽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因素分析 |
| 4.3.1 与薛家岗文化的关系 |
| 4.3.2 与黄鳝嘴文化的关系 |
| 4.3.3 与凌家滩文化的关系 |
| 4.3.4 与北阴阳营文化的关系 |
| 4.4 影响崧泽文化形成的其他因素 |
| 4.4.1 自然因素 |
| 4.4.2 经济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崧泽文化的墓地 |
| 5.1 研究方法 |
| 5.2 新岗墓地分析 |
| 5.2.1 墓葬分类 |
| 5.2.2 社会结构 |
| 5.2.3 墓组分析 |
| 5.2.4 新岗墓地小结 |
| 5.3 东山村墓地分析 |
| 5.3.1 墓葬分类 |
| 5.3.2 社会结构 |
| 5.3.3 墓组分析 |
| 5.3.4 东山村墓地小结 |
| 5.4 崧泽墓地分析 |
| 5.4.1 墓葬分类 |
| 5.4.2 社会结构 |
| 5.4.3 墓组分析 |
| 5.4.4 崧泽墓地小结 |
| 5.5 南河浜墓地分析 |
| 5.5.1 墓葬分类 |
| 5.5.2 社会结构 |
| 5.5.3 墓组分析 |
| 5.5.4 南河浜墓地小结 |
| 5.6 毘山墓地分析 |
| 5.6.1 墓葬分类 |
| 5.6.2 社会结构 |
| 5.6.3 墓组分析 |
| 5.6.4 毘山墓地小结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崧泽文化的聚落 |
| 6.1 研究回顾 |
| 6.2 崧泽文化聚落结构 |
| 6.2.1 东山村遗址的聚落 |
| 6.2.2 南河浜遗址的聚落 |
| 6.2.3 仙坛庙遗址的聚落 |
| 6.2.4 崧泽文化聚落特点 |
| 6.3 崧泽时期的台形遗迹 |
| 6.3.1 太湖流域台形遗迹 |
| 6.3.2 崧泽文化时期台形遗迹的特点 |
| 6.3.3 崧泽文化土台对后续文化的影响 |
| 6.4 崧泽文化的手工业 |
| 6.4.1 方家洲遗址的聚落结构 |
| 6.4.2 方家洲玉石器工业的特点 |
| 6.4.3 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成果 |
| 7.2 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博士在读期间参加重要学术会议 |
| 致谢 |
（7）中国史前玦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范围 |
| 第二节 中国玦饰研究小史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史前玦饰出土概况 |
| 第一节 北方地区 |
| 第二节 长江下游地区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及中下游交界地区 |
| 第四节 东南、华南地区 |
| 第二章 史前玦饰分期与传播研究 |
| 第一节 史前玦饰类型学与分期研究 |
| 第二节 史前玦饰的发展与传播 |
| 第三章 史前玦饰的制作工艺 |
| 第一节 原料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生产制作阶段 |
| 第三节 维修阶段 |
| 第四章 史前玦饰的功能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玦饰墓葬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功用探究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史前玦饰统计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和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东周时期齐国水晶玛瑙制品初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需要说明的问题 |
| 一、水晶、玛瑙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水晶玛瑙制品的器名问题 |
| 三、材料来源 |
| 第一章 水晶玛瑙制品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
| 第一节 发现概况 |
| 一、20世纪70—90年代 |
| 二、新世纪以来 |
| 第二节 研究简史 |
| 一、金石学与古器物学研究阶段 |
| 二、考古学综合研究阶段 |
| 第二章 水晶玛瑙制品的分类与断代 |
| 第一节 分类 |
| 一、以颜色与质地为标准的分类 |
| 二、以形制与用途为标准的分类 |
| 第二节 断代 |
| 一、典型墓葬的年代分析 |
| 二、水晶玛瑙制品的断代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水晶玛瑙制品的使用分析 |
| 第一节 分类与用途 |
| 一、佩饰用品 |
| 二、丧葬用品 |
| 第二节 使用者身份与性别分析 |
| 一、使用者身份 |
| 二、使用者性别 |
| 第三节 附论古代食用水晶的文献依据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齐国水晶玛瑙资源开发利用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山东现代水晶与玛瑙产地梳理 |
| 一、山东现代水晶产地梳理 |
| 二、山东现代玛瑙产地梳理 |
| 第二节 山东水晶玛瑙资源的开发利用历程分析 |
| 一、近现代以来的开发利用状况 |
| 二、清代及以前的开发利用状况 |
| 三、东周齐国水晶玛瑙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 |
| 第三节 齐国占有水晶玛瑙产地过程分析 |
| 一、齐国占有汶阳水晶玛瑙产地过程 |
| 二、齐国占有胶东水晶玛瑙产地过程 |
| 三、齐国占有莒地及淮北水晶玛瑙产地过程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齐国水晶玛瑙制品相关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齐国水晶玛瑙制品的生产与组织 |
| 一、生产工艺问题 |
| 二、生产与管理组织 |
| 第二节 齐国水晶玛瑙制品所反映的文化互动过程 |
| 一、齐地所见水晶玛瑙制品 |
| 二、其他地区所见水晶玛瑙制品 |
| 第三节 水晶玛瑙制品反映的文化与社会 |
| 一、水晶玛瑙制品的文化来源 |
| 二、齐地水晶玛瑙制品出现与衰落的社会背景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及范围界定 |
| 第一章 大有可为:云南近代工矿业的起步及空间特征(1884-1937)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端及分布(1884—1912) |
| 第二节 实业风潮: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初步发展及分布(1912—1937) |
| 小结 |
| 第二章 时势使然:盛极而衰的云南近代工矿业及空间特征(1937-1949) |
| 第一节 抗战军兴:云南近代工矿业的繁荣及分布(1937—1945) |
| 第二节 大势已去:云南近代工矿业的衰落及分布(1945—1949) |
| 第三章 各有千秋: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规律与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云南近代工矿业的分布特征 |
| 小结 |
| 第四章 谁主沉浮: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的时空机制 |
| 第一节 变动的时间:时局对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特定的空间:地理环境对云南近代工矿业生产格局的限制 |
| 小结 |
| 第五章 引譬援类:云南近代工矿企业区位选择的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近代机械工业选址布局----以中央机器厂为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云南近代矿业的布局考虑----以云南炼锡公司为个案研究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1996～1998年薯生产概况统计表（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硕博士论文统计分析的陕西省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成果梳理[D]. 张静雅.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中国境内出土长沙窑瓷器初步研究 ——以窑址之外资料为中心[D]. 王思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培智学校学生生存教育困境研究[D]. 常鑫.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6]崧泽文化研究[D]. 彭辉. 南京大学, 2020(12)
- [7]中国史前玦饰研究[D]. 张弛. 安徽大学, 2020(08)
- [8]东周时期齐国水晶玛瑙制品初论[D]. 杨镇. 山东大学, 2020(12)
- [9]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10]云南近代工矿业发展及分布研究（1884-1949）[D]. 吴波.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