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年严重鼻衄填塞治疗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笃智[1]（2021）在《基于文献分析的鼻渊病机演变及古今用药规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梳理中国古代医学对于鼻渊病因病机认识的理论沿革,对古代鼻渊用药与现代临床治疗鼻渊用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古今治疗鼻渊用药特点及组方规律,比较古今鼻渊用药异同,为现代临床及科研提供研究思路和灵感启发。方法 1.用“鼻渊”、“脑漏”等关键词在《中华医典》进行全文检索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有关资料,收集提取其中关于鼻渊病因病机及论治方药的内容,总结历代鼻渊病因病机认识沿革及理论演变特点,并将符合纳入标准的古代治疗鼻渊的方药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后建立古代方药数据库。2.以“鼻渊”或“鼻窦炎”以及“中医药”或“辨证论治”等为主题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自1999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收录的有关中医药治疗鼻渊的临床文献,筛选出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现代临床治疗鼻渊的方药,进行数据规范化处理后建立现代用药数据库。3.将数据库上传至中医传承计算平台（V3.0）,运用平台中的频数统计功能分别对古今用药数据库的高频药物、药物功效、四气、五味、归经等进行频数统计,对现代用药数据库进行证型的频数统计,并生成各参数下的古今用药数据分析图表;运用平台中的方剂分析功能,根据各数据库的样本特点,通过设置合适的支持度与置信度,对古今用药数据库分别进行用药模式以及药物关联规则分析,并通过运用平台内的网络拓扑功能,将经过数据挖掘出的古今用药数据库中的关联规则进行网络图生成与展示。结果 1,中国古代医学对于鼻渊的研究肇始于《黄帝内经》,宋金元时期出现大量治疗鼻渊的名方验药,并开始将外感病因引入鼻渊的发病机制中。明清时期鼻渊的探讨达到兴盛,开始注重鼻渊发病的内外因以及鼻渊虚证病机,至清代关于鼻渊病因病机研究逐渐完备,走向相对成熟的辨证论治阶段。2,经过数据收集与筛选后,纳入古代文献数据库的有110首处方,涉及药物193种;纳入现代文献数据库的有272首处方,涉及药物212种。古今用药频次前十中有七味药相同,分别是白芷、辛夷、苍耳子、甘草、川芎、黄芩、薄荷。而古今文献用药中各有三味药不同,现代文献中另有桔梗、细辛、金银花;古代文献中另有茯苓、人参、当归。3,古今用药功效使用分布呈现出古今用药的一致性,仅有部分功效在比重分布上有所差异。现代用药在四气、五味及归经分布以及频数占比方面与古代用药基本类似,古今均以温性药与寒性药占比最多;五味方面均以辛、苦、甘味为主;而归经方面古今用药归经最多的均为肺经,其次为胃、肝、脾、心经。4,古今用药模式中,古代药物数据以甘草与川芎组合为最高,现代则以白芷与辛夷的组合最高;而在药物关联度方面,古今均呈现以白芷、薄荷、辛夷等药物为核心的用药关联模式。结论 古今中医学治疗鼻渊的理论与方法存在一致性,现代中医临床在继承古代鼻渊论治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研究的进步,基于现代临床实际情况,对于鼻渊的论治既有不足,在某些方面亦有所创新。应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古代医学关于鼻渊的理论掘和经验总结,实现临床与研究的突破。
朱世杰[2]（2020）在《左心耳封堵术对毗邻结构、左心房容积及房颤患者预后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左心耳封堵术对房颤患者疗效的观察性研究研究背景:非瓣膜性房颤（non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NVAF）患者的卒中发生率是非房颤人群的5倍,故需长期服用抗凝药物。虽然导管消融术已成为房颤的一线治疗手段,但因房颤的高复发率,术后停用抗凝药物的安全性尚未被证实,故建议高卒中风险的患者,即使进行了导管消融术,也需长期服用抗凝药物预防卒中。90%NVAF患者的血栓起源于左心耳。对于具有口服抗凝药物禁忌症或不愿长期服药的患者,左心耳封堵术（Left atrial appendage closure,LAAC）是可选的预防卒中手段。临床实验一证实LAAC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导管消融联合LAAC（—站式手术）能同时达到控制心律及预防卒中的目的。目的:双向性观察一站式手术及左心耳封堵术的安全性及疗效。方法:收集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于南方医院行一站式手术/左心耳封堵术的房颤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术后随访资料。并观察两组的围术期并发症（包括穿刺部位出血、心包积液/填塞等）、血栓栓塞事件（缺血性卒中/TIA/循环栓塞）、心功能（NT-pro BNP、LVEF、LAD）、再住院率和残余分流发生率。结果:本研究纳入行一站式的患者56例,行LAAC的患者31例。一站式组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为1 7.9%,左心耳封堵组围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为6.5%。一站式组和LAAC组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1.8%和3.2%,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1.000）,与相应的CHA2DS2-VASc评分预估的发生率相比分别下降了77.8%和74.7%。一站式术后患者心功能较术前明显改善（NT-pro BNP:945.34±1401.55pg/ml vs.1520.69±2089.12pg/ml,P=0.010;LVEF:60.84±6.99%vs.58.63±7.84%,P=0.044;LAD:43.87±7.52mm vs.45.59±6.28mm,P=0.076）,在成功复律的患者中尤为明显;LAAC术后患者心功能无明显变化（NT-pro BNP:3140.09±5225.40pg/ml vs.1856.81±1927.27pg/ml,P=0.157;LVEF:55.13±8.10%vs.57.53±8.62%,P=0.168;LAD:47.79±5.88mm vs.47.92±8.54mm,P=0.925）。一站式术后成功复律的患者因心衰/房颤而住院的风险小于LAAC组（31.7%vs.54.8%P=0.049）,两组封堵器周围残余分流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44.1%vs.50.0%,P=0.675）。结论:对于高卒中风险的房颤患者,一站式手术及左心耳封堵术均是安全有效的术式,有利于降低中远期血栓栓塞事件发生的风险。因本研究为单中心的观察性研究,结论还需要更大样本的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第二章左心耳封堵术对毗邻结构及左心房容积的影响研究背景:左心耳具有多种形态及不确定的延伸方向,加上房颤患者LAA收缩功能的丧失及左心房的不规则运动,导致左心耳与毗邻结构的位置关系具有极大的个体差异。左心耳封堵术造成毗邻结构损伤的可能性虽小,但均为极其严重的并发症,故建议行LAAC前个体化评估LAA与毗邻结构的位置关系。心脏CTA具有多层次性和高分辨率,是合适的评估手段。我们假设只要左心耳封堵器和毗邻结构之间存在距离,就不会损伤毗邻结构。LAAC术后左心房容积（left atrial volume,LAV）较术前增大;而房颤消融术后左心房容积较前缩小。LAV预示着左心房的重构程度并且是评估左心房功能的重要指标,目前仅有较少文献研究了一站式对LAV的影响,且采用的测量手段均为2D/3D心脏超声。本研究将利用心脏CTA测量LAV并探讨影响术后LAV的因素。目的:利用心脏CTA评估封堵器与毗邻结构(左上肺静脉（Left superior pulmonary vein,LSPV）、肺动脉（Pulmonary artery,PA）、二尖瓣环（Mitral annulus,MA）、左冠状动脉回旋支（left coronary circumflex branch,LCX）的最短距离（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device and adjacent structures,DDAS）,探讨影响DDAS的因素;对比手术前后的LAV,并探讨影响术后LAV的因素;评估封堵器对肺静脉内径及角度的影响。方法:收集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于南方医院行一站式/LAAC且手术前后均行心脏CTA检查的患者的资料,应用Phillips图像软件工作站测定LAA与毗邻结构的最短距离（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left atrial appendage and adjacent structures,DLAS）、DDAS、手术前后LAV和肺静脉内径及角度,根据患者的手术方式、术后心律、封堵器类型进行分组并比较,运用单因素及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影响DDAS及术后LAV的因素。结果:纳入房颤患者共32例,根据术后心律分为SR组（20例）和AF组（12例）,一站式组共25名患者,植入Watchman者共22名,植入Lambre和Lagger者各5名。术后平均随访11个月,DDAS明显小于DLAS,且DLAS是相应的DDAS的独立影响因子（LSPV:OR:0.873,95%CI:0.701-1.045;LCX:0.701,95%CI:0.430-0.973;PA:0.681,95%CI:0.524-0.838;MA:0.901,95%CI:0.635-1.168;P均小于0.001）,冠心病及心力衰竭也是封堵器与LSPV距离的影响因素（P<0.05）,DDAS与封堵器的类型、手术方式及术后心律均无关（P>0.05）。一站式术后LAV较前减少（127.3±41.2 cc vs.138.0±41.1 cc,P<0.001）,LAAC后 LAV 较前明显增大（169.3±30.4 cc vs.156.5±22.4cc,P<0.00I）。术前LAV（OR:0.976,95%CI:0.849-1.103,P<0.001）及一站式手术（OR:-24.000,95%CI:-35.567,-12.434,P<0.001）是术后LAV的独立影响因素。封堵器的植入会减少左侧肺静脉的内径（LSPV:22.8±5.0mm vs.24.0±4.8mm,P<0.001;LIPV:17.6±3.9mmvs.18.6±4.1mm,P=0.013）,并增大左上肺静脉的角度（水平面:19.3±31.3°vs.12.2±31.9°,P=0.001;冠状面:51.6±14.9°vs.44.6± 15.6°,P=0.001）,左下肺静脉的角度仅呈现出增大的趋势,右侧肺静脉的内径及角度无变化。结论:术前通过心脏CTA测定DLAS并结合患者的临床诊断,可以预测DDAS,评估封堵器损伤毗邻结构的风险,手术方式、封堵器类型及术后心律对DDAS无影响。手术方式、术前LAV是术后LAV的影响因素,一站式手术具有逆转左心房的重构的作用。封堵器的植入减少左侧肺静脉的内径,增大左上肺静脉的角度,对右侧肺静脉的内径和角度无影响。第三章营养不良对房颤消融术后复发的影响研究背景:营养状态异常,包括超重/肥胖和营养不良,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目前的研究已证实,超重/肥胖的房颤患者消融术后的复发率更高。但是,关于营养不良与房颤消融术后复发的研究较少且结论不一。因为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简单且易于获得,大多数研究均采用BMI来评估患者的营养状态。但BMI在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中存在局限性,因为房颤患者易合并心衰,心衰所致的水钠潴留干扰了对体重的评估,而且BMI不能反映机体的构成成分及新陈代谢状态。目的:我们采用三种营养状态评估工具:营养状态控制评分（Controllingnutritional status score,CONUT 评分）,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eriatric nutritional risk index,GNRI）和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tic nutritional index,PNI）探讨房颤患者的营养状态对消融术后复发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因房颤于南方医院行消融治疗的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术后复查资料。根据术后的心律情况将患者分为复发组和未复发组,对比两组患者的营养状态;平衡混杂因素后,评估营养不良对术后复发率的影响;并对比不同营养状态患者术后无房颤负荷的时间。结果:本研究纳入246名房颤患者,术后随访11.4个月,共有77名（31.3%）患者出现房性心律失常复发。复发组具有更高的CONUT评分（2.3±1.5vs.0.9±1.0,P<0.001）,更低的 GNRI（99.9±7.6vs.103.9±5.6,P<0.001）和 PNI（49.2±6.0 vs.52.8±5.0,P<0.001）。根据CONUT评分和GNRI进行分层时,复发组轻、中、重度营养不良的患者比例均高于未复发组（P<0.001）,但根据PNI分层时,差异未达统计学差异（P=0.097）。平衡年龄、性别、BMI、房颤类型、病程、NYHA分级、合并症、NT-pro BNP、左心房内径、LVEF、AADs和早期复发的混杂后,CONUT 评分（OR:2.614,95%CI:1.831,3.731）、GNRI（OR:0.884,95%CI:0.828,0.944）和PNI（OR:0.870,95%CI:0.808,0.938）均是房颤术后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P均小于0.01）。将营养状态进行分层作为分类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CONUT评分预测房颤术后复发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是0.769,最佳截断值为1,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66.23%和76.92%;GNRI预测房颤术后复发的AUC为0.646,最佳截断值为95.66,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32.47%和93.49%;PNI预测房颤术后复发的AUC为0.664,最佳截断值为48.6,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48.05%和78.11%。:营养不良的患者无房颤负荷时间明显短于营养状态正常的患者（P<0.05）。我们综合了年龄、性别、房颤类型、病程、NYHA分级、合并症、NT-pro BNP、左心房内径、LVEF、AADs和早期复发情况建立了预测房颤术后复发的基础模型（C-index:0.747）,分别加入CONUT评分、GNRI、PNI后模型的预测精度较前升高（P<0.05）,而在加入BMI后则无明显改变（P>0.05）。结论:CONUT评分、GNRI和PNI可用于临床评估房颤患者营养状态,营养状态不良的患者消融术后复发率更高,术前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可能是降低术后复发率的治疗靶点。
刘玉春[3]（2019）在《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和传统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比较与分析》文中指出背景:垂体腺瘤是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最常见之一,流行病学统计垂体腺瘤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16.7%。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部分垂体腺瘤患者接受经鼻蝶内镜传统入路手术后的几个月里抱怨鼻腔不适、嗅觉功能减退或者鼻出血等。因此我们描述了一种改进的内镜经蝶手术: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我们设计这个研究来分析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是否可以减少垂体腺瘤患者的术后并发症。目的:比较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和传统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临床疗效。方法:我院2015年7月到2016年6月一年期间采用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切除垂体瘤62例为黏膜下入路组,在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采用经鼻蝶内镜传统入路切除垂体瘤8 4例为传统入路组。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住院病史资料（基本资料、肿瘤特征、手术记录、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肿瘤全切率、内分泌功能缓解率）,并随访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脑脊液鼻漏、鼻出血、鼻中隔穿孔、颅内感染、重度嗅觉障碍、暂时性尿崩）等。结果:黏膜下入路组62例患者手术全切55例（88.7%）,其中侵犯海绵窦病例全切率为53.3%;传统入路组84例患者手术全切75例（89.3%）,其中侵犯海绵窦病例全切率为77.5%。黏膜下入路组的术后住院时间比传统入路组短,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的手术时间无统计学差异（P=0.092）。黏膜下入路组生长激素和泌乳素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81.8%和82.6%,传统入路组生长激素和泌乳素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95%和100%,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16,P=0.11）。黏膜下入路组患者术后总并发症、鼻出血和鼻中隔穿孔发生率均少于传统入路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P=0.044,P=0.033）。两组在术后脑脊液鼻漏,重度嗅觉障碍,颅内感染,暂时性尿崩的发生率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传统入路组术前和术后3个月的嗅觉功能有显着差异（P<0.001）,而黏膜下入路组术前和术后3个月的嗅觉功能没有差异（P=0.174）。结论: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可以提供一个清晰的手术视野,可以保留完整的鼻黏膜,包括鼻甲。此外,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更加微创,有更好的术后结局,包括术后早期嗅觉功能的恢复、术后鼻出血和鼻中隔穿孔的发生。
薛梅鸿[4]（2019）在《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译实践 ——以《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临床手册》翻译项目为例》文中指出本文是一篇基于《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临床手册》翻译项目的汉英翻译实践报告,在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的指导下,笔者完成了第二章节和第六章节部分内容的翻译工作,并选取了其中部分内容进行翻译案例分析。该文本系医学临床手册,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且该文本中既有大量西医知识,又包含中医传统医学理论,因此要求译者在用语规范、表达精准的同时,保留中医特色表达,以促进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本篇报告共包括翻译项目概述、译前准备工作、翻译案例分析以及翻译实践总结四个部分。本报告应用了阐释学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即信赖（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这四个步骤,对比中英语言差异,在翻译实践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译文质量。根据斯坦纳的阐释理论,译者的通过理解与解释来进行翻译活动,中医文本艰涩,为了促进理解,译者势必对原文进行再解读和必要的阐释,因此笔者认为该理论在中医骨伤翻译中也具有适用性。基于此,在本报告中,笔者分析了中医文本的特点,并根据翻译实践中的难点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选取具体例证进行分析,归纳在医学翻译英译实践中该理论的应用,希望在今后为同类型文本的英译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王茹媛[5]（2019）在《内镜联合显微镜切除颅底复杂沟通性肿瘤的临床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颅底沟通性肿瘤是指来源于颅内外组织或颅骨本身的病变,早期表现甚为隐蔽,后期常跨越颅底骨性支架和或经正常沟通之孔道侵及颅内外结构,造成局部缺损及严重的功能障碍。颅底沟通性肿瘤的周围解剖组织关系复杂,常毗邻重要的神经血管结构,临床上较少见,常累及多个学科领域,表现为广泛侵袭,手术操作空间狭小,难度大,面临较高的手术风险。分析我院内镜经鼻入路联合显微镜经颅外入路切除颅底复杂沟通性肿瘤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手术技巧及疗效,探讨其应用价值,为颅底复杂沟通性肿瘤的手术治疗寻一种更为理想的方案。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08年6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由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协同神经外科医师共同完成内镜经鼻联合显微镜经颅外入路下手术的颅底复杂沟通性病变的临床资料,所有的病例随访8-36个月,对病例的性别与年龄、病变部位与性质、术中重要神经血管的保护以及颅底重建的方法、病变切除情况、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及处理、术后病情恢复情况等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18例病例,男女比例5:4,平均年龄46岁。其中主要累及前颅底6例（脑膜瘤）,主要累及中颅底7例（包含1例脑膜瘤、1例脊索瘤,2例复发侵袭性垂体瘤（其中1例伴瘤内卒中）、1例软骨肉瘤、1例放化疗后复发鼻咽癌、1例内翻性乳头状瘤恶变）,主要累及后颅底5例（脊索瘤）。术前均常规行鼻内镜、头部及胸部CT、头MRI平扫及强化、颅内血管CTA、颈部超声等检查,对于病变可能累及颈内动脉的患者,术前完善颈动脉球囊闭塞实验充分评估手术范围及风险,所有患者均行内镜经鼻联合显微镜颅外入路进行手术,术中对大血管进行保护,并做好牺牲受累血管及血管搭桥的准备,肿瘤切除后均行颅底重建。16例获得肿瘤全切除,1例获得次全切除,1例获得大部分切除。手术后并发症主要包括4例脑脊液鼻漏（其中1例合并颅内感染,1例合并轻度精神障碍,1例合并术后重度贫血,1例出现额窦皮肤瘘）;1例面部麻木伴右耳分泌性中耳炎;4例不同神经损伤;出院后和或随访结束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恢复;术后无出血和死亡病例。随访8-36个月,平均（16±1.7）个月。至随访结束时,共16例恢复良好,2例恢复不良,无手术死亡病例。结论颅底复杂沟通性肿瘤术前应充分评估肿瘤范围及周围重要血管情况;术中注重神经电生理的监测以及对大血管进行保护,重视颅底的修复与重建。内镜经鼻入路联合显微镜经颅外入路双重入路能结合两者的优势,肿瘤全切率高、术后并发症少,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庄杨帆[6]（2019）在《选择性颈动脉介入栓塞治疗颅底骨折合并口鼻腔大出血》文中提出目的分析选择性颈动脉介入栓塞法治疗颅底骨折合并口鼻腔大出血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及其经济效益。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9年1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收治的27例颅底骨折合并口鼻腔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5例采用后鼻腔填塞法和12例选择性颈动脉介入栓塞法治疗。评估分析两组的术前、术后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白细胞计数、白蛋白、凝血功能变化,统计术后并发症、48h内输血量、72h内再出血情况、住院时长及治疗费用。结果27例患者均随访3月。（1）介入组与填塞组术前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及白蛋白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介入组术后24h、48h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变化同填塞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白蛋白变化同填塞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2）介入组术后24h、48h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白蛋白同术前相比均有统计学意义;（3）、介入组患者术后白细胞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凝血功能逐渐恢复正常;（4）、介入组患者在并发症发生率、48h内输血量、72h内再出血发生率、住院时长及治疗费用同填塞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与传统鼻腔填塞法相比,选择性颈动脉介入栓塞法治疗颅底骨折合并口鼻腔大出血具有疗效迅速、可靠安全、止血成功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且并不增加患者住院时长和治疗费用等优点,成为救治颅底骨折合并口鼻腔大出血的另一项有效措施。
李宝金[7]（2018）在《窦汉卿腧穴、刺灸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窦汉卿在针灸腧穴和刺灸法方面均有浓厚的临床特色,在中国针灸学术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他的《标幽赋》蕴含经络、腧穴、刺灸法理论等内容,是历代医家最为重视的一篇针灸歌赋,《交经八穴》后世应用广泛;“手指补泻”十四字手法是对针刺手法具体操作的首次详细阐明,是明清复式针刺手法的发展基础;窦氏首创的“寒热补泻”是后世“烧山火”“透天凉”的直接来源,其透穴法、刺血法独具特色。《窦太师针经》是国家标准经穴主治研究的四大源头文献之一。故对窦汉卿的腧穴和刺灸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价值。·选题依据鉴于窦汉卿在中国针灸学术史上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后世针灸医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其具有浓厚临床特色的针灸腧穴、刺灸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但目前对窦氏针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针经指南》一个文本上,对《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及后发现的《窦太师针经》《盘石金直刺秘传》《针灸集成》等文本关注较少。对《标幽赋》和《交经八穴》关注较多,对窦氏刺法、穴法多为单独专题性研究,论刺法者多,言灸法者少。对《窦太师针经》等文本蕴含的窦氏腧穴理论、刺灸法理论关注较少,对窦氏多个文本的综合性理论研究较少。本题的立意在于填补此缺漏,对窦汉卿多个文本进行综合研究,以探讨窦汉卿腧穴、刺灸法理论的全貌。·研究目的①探寻窦氏生平文化背景,使窦氏针灸理论形成的思想因素得以显现;整理窦氏着述篇目,分析明代吴嘉言《针灸原枢·窦太师秘传密话针经琼瑶宝鉴》文本,考证其与窦汉卿的关系。②使《窦太师针经》的经穴、奇穴等腧穴理论,得到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③对窦汉卿刺灸法理论,尤其是针刺补泻法、透穴法、刺血法、灸法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以获得较全面的认识。·研究材料基于横向、纵向维度的研究基线,以《窦太师针经》《针经指南》《卫生宝鉴》《济生拔粹·洁古云岐针法窦太师针法》《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盘石金直刺秘传》《针灸集成》《针方六集·玉龙歌》等为窦氏主要文本,以《内经》《难经》《黄帝明堂经》《素问》王冰注文、《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素问亡篇·刺法论》《素问六气玄珠密语》《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子午流注针经》《医学纲目》等文献为比对文本。对《针灸原枢·窦太师秘传密话针经琼瑶宝鉴》的研究,又有元明时期十余本书籍文献。·研究方法本课题所用方法以文献学方法、医学史方法为主,参以目录学方法、文本发生学方法对窦汉卿多个针灸文本及其针灸理论进行分析,从科技哲学视野分析窦氏针灸部分内容以及窦氏文化背景。·研究内容本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纵向维度,即窦氏文本与《内经》《难经》《黄帝明堂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经典文献的比较研究;一是横向维度,即窦氏文本之间的相互比对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①窦汉卿及其着述。对窦氏的主要文化背景从儒家理学和道家两个方面,分析其与窦氏针灸理论可能存在的关系;确定承载窦氏针灸理论的主要文本及相关的着述篇目。对日本回归的《针灸原枢·窦太师秘传密话针经琼瑶宝鉴》进行文本基本构成的整体研究。②窦汉卿腧穴理论。以《窦太师针经》为主要文本,研究经穴穴名、定位、主治、刺灸法等内容,分析经外奇穴的来源、整理方法与体例、价值与影响,总结窦氏腧穴理论特色。③窦汉卿刺灸法理论。以《针经指南》《卫生宝鉴》《窦太师针经》为主要文本,分析窦氏治神得气、补泻法、透穴法、刺血法、针刺禁忌、灸法等内容,分析窦氏诸文本的先后顺序,探讨窦氏刺灸法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理论特色。·研究结果研究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展现窦汉卿的程朱理学和道家文化背景。提出程朱理学是窦氏的文化主体,分析程朱理学对窦氏针灸可能存在的影响。发现窦氏与全真教道士樊志应交往的历史文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窦氏对针刺补泻中医者的手指操作技术给予专门关注,从而撰写“手指补泻”。还发现元·陈基《种德堂记》记述窦汉卿与王开的师承关系。第二,将窦氏着述篇目归集成表,全面分析《针灸原枢》及《窦太师秘传密话针经琼瑶宝鉴》。发现《窦太师秘传密话针经琼瑶宝鉴》为道医在窦氏《玉龙歌》基础上加以改编,借窦汉卿之名推广具有道家特色的针灸医术,并不是“窦桂芳校证”。提出此文本对分析《针灸神书》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总结了《针灸原枢》的文本构成和引用文献情况。第三,窦汉卿经穴理论。①《窦太师针经》的经穴正名大多依从《铜人》,亦有部分依从《千金要方》等文献;经穴别名在《黄帝明堂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序列上,根据当时情况进行补充和扩展,用“又名”和“即”的体例与既往的“一名”体例加以区分。②《窦太师针经》对经穴的定位,基本以《铜人》作为依据,同时参照《千金要方》等文献和临床实际进行考订增减、修正,可概括为7个特色,如增加大量体位姿势取穴法和以相邻穴取穴定位法等等。③《窦太师针经》的腧穴治症较为精炼,以临床经验为主,以《铜人》为底本,参以《千金》等文本,形成7个特色和独特体例。④《窦太师针经》经穴刺灸法的治疗原则明确,与《铜人》以前文献相比,有10个刺法特色、5个灸法特色,真实反映了当时临床经穴刺灸法的发展变化。《窦太师针经》经穴别名、定位、主治症、刺灸法较《铜人》以前文献有很多新增和修订内容,部分内容散见于宋金元时期医书中,说明《窦太师针经》是一次比较集中而系统的整理,反映了宋金元时期经穴理论的实际发展变化情况。第四,窦汉卿奇穴理论。①《窦太师针经》所载33个奇穴,多半源于《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尚有源于《素问》等文献者,还有为窦氏首次记载者。②《窦太师针经》对奇穴的整理方法,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③《窦太师针经》对奇穴的系统整理具有5个方面的价值,为后世奇穴整理提供了标准范例,对元以后奇穴类专集的出现起到了积极影响。窦氏使奇穴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成为和经穴并列存在的一类腧穴形式,成为与经穴同级的理论知识概念体系。第五,窦汉卿刺法理论。①治神得气,窦汉卿对治神、得气的论述,基本承袭自《内经》《难经》等经典,但运用更加纯熟。②补泻法。窦氏从《素问》《难经》和唐宋金元等医家文献中,学习领会迎随、呼吸等针刺补泻法要素,加以综合运用;总结针刺“补法泻法”的具体操作,具有早期、后期的理论发展过程,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性;综合深浅、方员、使令呼吸法、生成数法、针头转向、手指补泻等要素,在宋金时期针法基础上发展出“寒热补泻”法,充分反映了宋金元时期的针法特色;对“手指补泻”技术,以统一体例集中论述,使之从历代文献中提炼出来、独立出来,成为一类专门的针刺补泻概念要素,与迎随、呼吸、深浅、方员等经典针刺补泻要素并列而立。③透穴法。为窦氏在前人透刺法基础上的发展再创新,几乎全身均有应用,以四肢部、头面部和背部为主。透穴针刺分寸从3分-2.5寸不等,具有3种针刺角度和6个针刺方向,还可分为双向、单向透穴刺。依据透穴过程中时间性、空间性的不同,可分别命名为“起点穴”（施透穴）、“途中穴”（透经穴）和“终点穴”（被透穴）,在一个透穴刺法操作中的这些穴,大部分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主治病症,基本以局部病症为主。透刺法的概念范畴涵盖了透穴法,透穴法则是透刺法中的一种特殊应用,二者不可混同。透穴法的产生因素,可能包括宋代以来人体解剖学的迅速发展和藏医穿刺法的影响两个方面。④刺血法。《窦太师针经》刺血腧穴较《铜人》明显增多,以治疗局部病症为主。除应用三棱针（锋针）出血法外,还应用弹针出血法,所用针具可能为藏医斧刃形放血刀。⑤针刺禁忌。窦氏针刺禁忌内容主要源于《素问》《铜人》《子午流注针经》,但未盲从,而是依据“气血调匀”之理灵活运用。第六,窦汉卿灸法理论。主要可归纳为灸须气至、灸分补泻、有常有变、针灸不同用4个观点。综观上述结果,可以发现窦汉卿腧穴、刺灸法理论文本所用的材料,既包括经典文献,也有宋金元时期的医家着作,窦氏对这两类文献均有独到理解、系统梳理、准确把握,并能综合运用。窦氏的程朱理学和道家文化背景应为此提供了许多帮助,同时,窦氏从他的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临床经验和他自己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亦为此提供了一把钥匙,或者说,解剖文献、验证文献进而重新编集文献的利器。或许,正是因为临床实证的真实经验和切实有效性,窦氏敢于突破《铜人》等经典文献,订正、新增大量内容,体现了窦氏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对经穴全面立体的把握,虽不是窦氏首次运用（宋代许希、窦材、陈自明等亦有部分记述）,但由窦氏首次系统整理、集中记载成为腧穴专书,真实反映了当时针灸临床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窦氏最为重要的两个贡献,一是系统整理奇穴,一是系统整理针刺补泻中的手指技术操作方法,使奇穴、手指技术与经穴、呼吸开阖等经典概念并驾齐驱,将奇穴从有实无名的临床经验,提炼、上升为有实有名的理论知识,将手指补泻从理论知识中的隐而不显,去蔽、还原为实践操作中的具体技术,可以说是为针灸经典理论框架补充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单元,打上了两个大补丁。窦氏一手临床,一手文献。他既能从临床实践经验中归纳、提炼医理、义理,亦能解读、爬梳文理、医理,继承经典的框架,又能发现、补充经典的不足,突破藩篱,补充发展新的概念单元,最终形成临床与文献一体、古义与新知一体的针灸理论体系。考其形成条件,时代环境应是重要的外部因素,他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精神追求,应是重要的内部因素,或者说核心驱动力。窦氏的思想文化主体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穷理至极”的为学功夫,尤其是集宋儒大成的朱子理学,应对窦氏有很大影响;道家对手的独妙运用,或许对窦氏重视手指技术有所影响,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研究意义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使窦汉卿经穴、奇穴等腧穴理论得到较为全面地研究,可为当前的奇穴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使窦氏刺灸法理论得到较为系统的认识,补充目前采用单一文本研究窦汉卿针灸理论而导致的认识不足与缺失,使《玉龙经》《窦太师针经》等窦氏针灸文本获得更广泛的关注。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可以使窦汉卿针灸理论的临床特色进一步呈现出来,对于当前临床中腧穴定位、主治病症和刺灸法的应用等均有切实的借鉴意义,有助于临床实践的临证选穴,对于当前的针灸教学实践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创新点①综合运用目录学、文献学、医学史学、文本发生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窦汉卿多个针灸文本的内容,既有窦氏文本与经典文本的纵向比对、诠释,也有窦氏文本之间的相互参照、阐释和比对,突破以往单一文本、单一维度、静态研究的模式,通过多文本、双向维度、动态的研究方式,梳理窦氏针灸学术来源、文本构成及先后顺序,深入探讨窦氏腧穴、刺灸法特色及其形成过程。②首次对窦氏经穴理论从穴名、定位、主治病症、刺灸法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考察其在针灸史中的演变,首次系统分析窦氏整理奇穴的方法与体例,借此观察奇穴形成、发展及其演变为经穴的过程,为腧穴的发生、形成研究提供参考。③首次从科学技术哲学的视野,观察、分析窦氏整理“手指补泻”、发展透穴刺法的意义,突出针灸理论中隐含的技术层面意义,认识窦氏针灸理论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因素,为当前针灸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研究局限与展望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尚未对窦氏临证针灸配穴处方理论进行探讨研究,这对认识窦氏腧穴、刺灸法、配穴处方的整体性有一定影响;对宋金元时期的针灸学术环境尚缺乏系统研究,这对评价窦氏与其他医家针灸理论之间的不同,进而提取窦氏针灸理论特色有一定影响;对窦氏针灸的传承情况尚缺乏系统分析,这对评价窦氏针灸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具有一定影响;对窦氏文化背景的深入探讨,应是研究窦氏针灸理论形成因素的重要一环,而本人对于传统文化功底的缺失则会影响这种探讨的深入,需要花时间和精力补上这一课;以科学技术哲学的视角,可以对窦氏针灸理论有更深入的解读和新角度的呈现,本人仍比较缺乏科技哲学的思考,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这些都是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闫军堂[8]（2018）在《“水血同病”的历史考察及“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文中指出目标:1.厘清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血、水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2.厘清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水血同病”不同概念体系下的临床应用模式。3.厘清血、水和“水血同病”概念的发展脉络,总结血、水和“水血同病”概念及其应用体系的发展规律。4.总结提炼“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学术源流、发展特色,“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及“水血同病”的理论阐释,以及基于“水血同治”的辨治规律和证治经验。方法:本论文采用知识考古学话语构成的分析方法,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官方文献和影响力较大的医家着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例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以及金元四大家、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唐容川、周学海、王清任等医家着作。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主要文献是全国统编第1-9版《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教材。首先,明确该时期的主流思想,确定该时期的话语场。其次,以血、水为对象,探讨各时期的血、水概念关系,提炼各时期血、水概念的知识型,总结各时期“水血同病”概念的含义。再次,比较各时期血、水概念的知识型和含义,各时期“水血同病”概念的区别,阐述产生这些区别的原因。结果:1.宋以前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宋以前的血证重点关注出血性疾病,包括咳血、呕血、便血、尿血、衄血等。宋以前医家认为血证形成的原因有多种方面,主要有气、火、热等因素。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宋以前医家对血证形成原因的认识多集中在违背了大的自然规律,如气血之间关系规律、五运六气规律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等。血证的治疗思路多从气、火、热等因素考虑。宋以前医家从气、火、热等因素治疗血证,是在大的自然规律前提下通过判断是否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进行。瘀血是导致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包括痛症、痹症、厥证等都可由瘀血导致。宋以前医家已经认识到了瘀血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宋以前医家更重视从“象”上来判断是否有瘀血,进而治疗瘀血,临床多采用疏血气、通经络、散恶血、温则消而去之、导下等方法。宋以前的水证主要指水肿、水气、痰饮等疾病。宋以前医家主要是根据表现在外的部位、症状和特性对水证进行分类,同时,将水证纳入到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之中。在对水证形成机理的认识中,尤其强调气在水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治疗上并未完全由气、水等概念构建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诊疗过程。“水血同治”的情况出现较多,就其论述来看,多为该疾病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具体主要指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水气病中兼见瘀血,临床中采用利水和祛瘀的中药共同组方。同时,痈肿成脓后“水血同见”时,也有水血共同组方治疗的情况。第二,月经病、带下与经血同见时,从治水、治血两个方面共同组方。第三,痰瘀同治。由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着作中的“痰”与后世的“痰”概念存在差异,因此“痰瘀同治”多为后世医家所总结。另外,痰、瘀多为致病因素,临床疾病中多有痰瘀同时出现、方剂组成中也多为治痰药与活血药联合应用。本时期的血证与水证之间并无过多的因果关系讨论,临床上多采用“随证治之”的治疗方法。“水血同治”多为在“随证治之”的前提下,疾病出现血证与水证兼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2.宋金元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宋金元时期,火的重要作用被医家重视,在血证的诊治理论中,火被突出强调。宋金元时期,医家逐渐开始从重视气、热、火等因素在气血之间关系规律、五运六气规律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中的地位,转而关注“气”“火”“热”等因素本身在血证中的重要地位,进而集中关注火邪在血证中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宋金元医家将血证的论治集中到火上,但其观点主要是强调火的重要作用,而非以火为中心建立因果关系紧密的理论体系。宋金元时期的水证主要指水肿和水气等疾病。同时,痰饮、带下病、痈肿成脓流水的情况也多从水证的角度考虑。本时期对水证的分类除了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的分类方法,还以阴阳五行、脏腑理论重构《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分类模式,并且提出了阴水和阳水概念,使水肿的辨治更加丰富。尽管对水证的形成原因多有发挥,但就水证的具体治法而言,宋金元时期基本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论断。宋金元时期,“水血同治”多为疾病中血证与水证兼见时的共同治疗。但是,宋金元医家鲜有从血水相互转化机制的角度探讨“水血同治”。与宋以前医家不同的是,本时期尤其重视导致疾病的内生因素。内生之火、风、痰、瘀受到重视,很多疾病都是从这些因素出发进行探讨。因此,“痰”和“瘀”作为两种重要的内生因素,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述逐渐增多并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着名医家朱丹溪倡导“百病多由痰作祟”,痰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不断被凸显。在临床治疗中,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并未过多关注“痰”和“瘀”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当疾病中同时出现痰证和瘀血证时,多以痰瘀共同治疗为主。但是,当疾病中只出现痰证或只出现瘀血的情况时,则不会过多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宋金元时期的“痰瘀同治”与“水血同治”相似,多为痰证之中出现瘀血或者瘀血之中出现痰饮时,采取共同治疗的方法。3.明清民国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明清民国时期逐步构建了以“气水——血火”为核心的血证诊治理论,临床上也将气水血火定为血证的诊治关键,即血证的核心病机。在治疗上,重视火在血证中的关键作用,从火论治。同时,清末民国时期对于血证的论述也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另外,明清民国时期医家对瘀血病症也非常重视,多在气的基础上论述瘀血证治。明清民国时期,在从五行生克制化角度讨论水证的基础上,重视从肺、脾、肾三脏治疗水证。在水证的诊治中,明清民国时期的医家重视脏腑之气在水证中的重要作用。该时期医家多认为:气是导致水证的关键,气行则水肿自消。同时,将气与脏腑联系在一起,尤其重视肺气、脾气、肾气在水证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水证治法而言,多延续《内经》《金匮要略》中的论断,同时又有各自的发挥,尤其是补法和从肝火论治水证被该时期医家所强调。明清民国时期,“水血同治”为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关于“水血同源”和“血汗同源”的论述,但在对“水血同源”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气在水血同源中的重要作用;就血汗关系而言,尤其重视气的作用,而对疾病中的水血之间的转化机制关注较少。因此,明清民国时期的“水血同治”为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另外,明清民国时期在继承前辈医家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对“痰瘀同病”、“痰瘀同治”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对临床有重要指导价值。4.当代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通过对历版全国统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教材的分析后发现:当代学者构建了很多新理论和新概念,同时使用原有的词汇来表达新的理论,现代中医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现代学者更加关注血证和水证发生的病因和疾病演变的机制。同时由于更加关心疾病产生的病因及演化机制,血、水、痰、瘀等具体物质被现代中医学者所强调。这种转变使中医原本同时关注疾病的关键和产生机制,转为只关注疾病的机制。另外,当代中医的辨治思路与西医思维比较接近,可以说受西方医学的影响较为深刻。同时,由于中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一些概念被泛化后形成新的概念,如将水血共同治疗演化成“水血同治”,进而构建“水血同病”理论。当代学者构建的“水血同病”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水、血表示疾病的阶段或病证的范围,是抽象概括多种情况的概念,与构成人体的血和水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水血同病”强调血、水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水血同治”也是根据血水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指导临床选方用药。第三,“水血同病”多是在临床具体疾病之上的大一统的理论讨论。构建“水血同病”的目的是指导临床几乎所有疾病的诊治,其讨论的重点多与具体疾病相分离。值得注意的是,在“水血同病”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套用现代医学知识论证解释“水血同病”的情况。5.“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传承谱系清晰,学术特色明显,发展迅速,规模庞大,科研、学术、临床齐头并进,成为影响海内外各中医学派发展的典范。首先,“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于“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等病症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系统梳理了“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同病”的独到认识和辨治规律,即:水血同源,生理攸关;水血同病,病理密切;水血同调,辨治精当;以及辨治要点,尤需注意等四个方面。治疗上,由血病水者,治血为主,兼以治水;由水病血者,治水为主,兼以治血;水血同病者,治水、治血并重。本论文梳理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临床常用的“水血同治”经验方34首,包括:治血为主,兼以治水的柴胡活络汤、三草活络汤、柴胡止痛汤、柴胡鳖甲汤、宣络化瘀汤、珀朱六一汤、遂金丸、养阴活血利水汤。治水为主,兼以治血的苓桂茜红汤、三参苓桂术甘汤、柴胡解毒汤、三草柴胡解毒汤、三石柴胡解毒汤、白玉消胀汤、消胀除湿汤、加味黄连导赤汤、加减木防己汤、归芍温胆汤。以及治水、治血并重的荆防肾炎汤、加减旋复花汤、加减柴胡桂枝汤、加味知柏地黄汤、滋阴潜阳汤、三草芍甘汤、柴胡排石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桃红温胆汤、丹桅温胆汤、金铃温胆汤、菖郁温胆汤、丹郁温胆汤、失笑温胆汤、百地温胆汤、黛蛤温胆汤。最后,列举了本学派三代传人（刘渡舟,王庆国,闫军堂）从“水血同治”辨治临床各科疾病的证治经验与临床案例,对临床有所裨益,可资借鉴学习。结论:本文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系统考察发现:各时期医家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认识不尽相同。在王庆国、李成卫团队前期973课题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各个历史时期医家在构建中医理论过程中,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十分重要。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西方哲学在中医理论构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以两汉经学为例,两汉经学中的天人宇宙论是影响宋以前医家构建“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主要思想。由于天人宇宙论强调各事物的归属及与天地、外界的联系,因此,该时期医家重视导致疾病的外因,而瘀血、痰饮、水湿等内因并未受到重视。“水血同治”也是血证中兼见水证或者水证中兼见血证时的共同治疗。宋金元明清时期,经过两宋哲学家的发展,中国哲学进入了理学成为主流学说的时代。与两汉经学中的天人宇宙论不同,宋明时期的理学强调“本体论”。因此,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是影响宋以后医家构建“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主要思想。由于宋明理学强调事物本身的作用,为此该时期医家重视自身导致疾病的因素,在此情况下瘀血、痰饮、水湿等内因受到重视。由于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存在差异,尤其在因果关系的认识方面有较大差异。因此,“水血同治”也是血证中兼见水证或者水证中兼见血证时的共同治疗,而并未形成“水血同治”,也并未由“水血同治”形成“水血同病”概念。自西学东渐以后,西方哲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影响愈发加深。在西医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大环境下,中医理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核心理论的构建。其中概念思维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中医的影响尤其深刻。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现代中医对病机概念理解的转变,促使当代学者重视“痰”“瘀”等内生因素构建“水血同治”,并基于“水血同治”构建了“水血同病”。
王町囡[9]（2017）在《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中医证候判定》文中指出肺纤维化（pulmonary fibrosisi,PF）是一种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的、进行性肺间质性病变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表现为慢性劳力性呼吸困难,伴咳嗽、乏力、杵壮指等症状,多发于5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典型症状在60-70岁群体中较为多见,患者确诊后五年内的存活率不超过20%。肺纤维化的西医治疗主要是通过抑制成纤维细胞增生和胶原合成来延缓疾病的发展,尚未能逆转病程;中医治疗肺纤维化有着满意的疗效,但是对于其动物模型的中医证候判定研究鲜有报道。本课题组在文献综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证候要素辨证方法,通过复制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模型,观察和收集其宏观体征,对其中医证型进行初步判定,并通过微观指标对其结果进行评价。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对肺纤维化疾病的中西医研究和中医实验研究的进展进行系统综述。中医治疗肺纤维化多从肺痹、肺痿入手,采用补气养阴、活血通络、祛痰搜邪等方法;西医主要从抗炎、抗氧化、细胞因子等方面进行治疗,目前最有效的药物是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肺纤维化的动物模型主要是西医疾病模型,最佳造模药物为博莱霉素,最佳造模动物为大鼠和小鼠。中医证候判定方法种类繁多,由于证候要素判定方法易于掌握和推广,我们对于西医疾病模型的宏观体征诊断信息的初步证候判定可以选用此法,并可以通过现代理化指标来辅助判断和评价其证候判定的结果。第二部分 理论探讨探讨肺纤维化病因病机、发病及病理产物和主要证候要素分布的相关理论。肺纤维化最常见的证候要素为气虚证素、血瘀证素、痰浊证素、阴虚证素、阳虚证素等。历代医家多从肺痹、肺痿等角度论述肺纤维化,通过对肺纤维化的发病、病理结果及治则用药进行归纳和分析,我们发现肺纤维化的急性发病期以肺痹表现为主,慢性迁延期以肺痿表现为主,其主要病理产物为痰和瘀。第三部分 实验研究目的:通过对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宏观体征的观察及其微观理化指标的检测,对其进行中医证候判定。方法:SD雄性大鼠80只,体重200±20g,大鼠适应性喂养一周,随机分为模型组和对照组,每组40只。模型组麻醉后进行气管插管一次性快速推注博莱霉素,对照组麻醉后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造模后进行正常喂养,动态收集其宏观体征信息,并整理成模型大鼠宏观体征信息采集表。于第7、14、21、28天处死,用1%的戊巴比妥钠按照1ml/100g的剂量对大鼠进行腹腔注射麻醉,气管切开进行肺功能指标的检测,之后打开腹腔,用10ml注射器进行腹主动脉取血8ml,其中2ml血液进行动脉血气测定,5ml血液于15min内送检血流变。打开大鼠胸腔取出肺组织,进行肺组织冲洗与灌注,左肺叶立即存放至-80℃冰箱,用于日后进行HYP的检测,将其余肺组织置于4%多聚甲醛一周后开始石蜡包埋,组织切片,进行HE染色和Masson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形态学改变。结果:（1）HE染色:与对照组相比,7天组模型组大鼠肺组织结构不清晰,肺泡间隔可见炎性细胞浸润。14天组模型组大鼠肺的大部分区域表现出炎性细胞浸润。21和28天组模型组大鼠炎症反应较前期开始逐渐减弱,可见气管粘膜脱落,气管腔痿缩变窄,肺泡结构塌陷、痿缩。（2）Masson染色:与对照组相比,7天模型组、14天模型组肺泡间隔增厚,各级支气管周围可见散在绿色胶原纤维,进行性加重。21天模型组、28天模型组在肺泡壁、各支气管及肺内血管周围聚集大量绿色胶原纤维,尤其以细支气管和小血管周围的胶原纤维聚集最多。（3）羟脯氨酸的测定: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的羟脯氨酸含量上升（p<0.05）（4）宏观体征的观察:①咳嗽,喘息气促;②不欲饮食、饮水;③日渐消瘦,后期可见大肉尽脱;④喜蜷缩,活动力低下;⑤鼻衄,目睛颜色暗红甚则绛紫,取材时可见血管壁干瘪,腹腔壁及血管壁颜色绛紫,后期可见血量少、取血困难;⑥初期可见便溏或大便颜色发黑,后期排便困难,取材时可见大量未排出干硬粪便;⑦爪甲及尾部色白。（5）体重的统计: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体大鼠重显着下降（p<0.01）。（6）各组肺功能差异:对照组肺功能随天数增长呈递增趋势,模型组大鼠的FVC、PEF与对照组相比有下降趋势（p<0.05或p<0.01）,FEV1与对照组相比有上升趋势（P<0.01）。（7）动脉血气分析: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PaO2的含量有下降趋势（p<0.01）。（8）血流变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全血粘度及血液粘度数值升高（p<0.05）。结论:综上所述,博莱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可使模型大鼠肺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清气摄入量低导致其气虚证、无力助心行血导致其血瘀证,因此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模型的中医证候与气虚血瘀型最为接近。
王勇,周雷[10]（2017）在《成人原发性鼻出血的诊疗方式》文中认为鼻出血作为耳鼻咽喉科急诊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目前很大一部分患者是由年资较浅的住院医师或规培生在处理,迫切需要了解这一急诊病症的常规处理方式。这样才能在临床实际处理患者的过程中有的放矢,为患者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通过总结近十年国内外对鼻出血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进展,本文综述了常见鼻出血处理方式及其优缺点,可作为临床处理鼻出血的一个参考。
二、十年严重鼻衄填塞治疗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年严重鼻衄填塞治疗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文献分析的鼻渊病机演变及古今用药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鼻渊病因病机理论渊源及沿革研究 |
| (一) 汉唐时期: 确定病名及核心病机 |
| (二) 宋金元时期: 强调风邪致病,创制名方 |
| (三) 明代: 病因病机理论全面发展创新 |
| (四) 清代: 走向相对成熟的辨证论治 |
| 二、古今文献治疗鼻渊用药规律研究 |
| (一) 古今文献治疗鼻渊方药数据库的规范与建立 |
| 1. 数据来源 |
| 2. 数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
| 3. 数据规范化处理 |
| 4. 数据库建立与分析方法 |
| (二) 古代文献方药数据挖掘结果 |
| 1. 古代文献高频药物统计 |
| 2. 古代文献用药功效统计及代表药物 |
| 3. 古代文献用药四气、五味及归经分布 |
| 4. 古代文献组方用药分析结果 |
| (三) 现代文献方药数据挖掘结果 |
| 1. 现代文献高频药物统计 |
| 2. 现代文献用药功效统计及代表药物 |
| 3. 现代文献用药四气、五味及归经分布 |
| 4. 现代文献组方用药分析结果 |
| 5. 现代文献证型统计及组方用药特征 |
| (四) 古今文献方药分析与讨论 |
| 1. 古今方药高频药物讨论 |
| 2. 高频药物属性及功效分类讨论 |
| 3. 古今方药四气、五味、归经分析 |
| 4. 古今方药用药模式及关联规则分析 |
| 5. 现代证型用药规律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文献综述 中西医治疗鼻渊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2）左心耳封堵术对毗邻结构、左心房容积及房颤患者预后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1 房颤的流行病学及病理生理机制 |
| 1.2 房颤的分类及危害 |
| 1.3 左心耳的解剖结构 |
| 1.4 左心耳封堵术(LAAC) |
| 1.5 心脏CTA在左心耳封堵术中的应用 |
| 1.6 左心耳的内分泌功能 |
| 1.6.1 利钠肽的作用及影响利钠肽分泌的因素 |
| 1.7 LAAC对心功能的影响 |
| 1.7.1 LAAC对心脏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
| 1.7.2 LAAC对心脏收缩-舒张功能的影响 |
| 1.8 房颤的治疗 |
| 1.8.1 导管消融术改善房颤患者的预后及心功能 |
| 1.8.2 一站式手术房颤患者的预后及心功能 |
| 第一章 左心耳封堵术对房颤患者疗效的观察性研究 |
| 1.1 引言 |
| 1.2 资料与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临床资料 |
| 1.2.3 手术方式 |
| 1.2.4 随访资料 |
| 1.2.5 统计学分析 |
| 1.3 结果 |
| 1.3.1 临床基线资料 |
| 1.3.2 手术情况、围术期并发症及术后用药情况 |
| 1.3.3 血栓栓塞事件 |
| 1.3.4 房性心律失常的复发 |
| 1.3.5 心功能 |
| 1.3.6 再住院率 |
| 1.3.7 TEE/心脏CTA随访评估 |
| 1.4 讨论 |
| 1.5 结论 |
| 第二章 左心耳封堵术对毗邻结构及左心房容积的影响 |
| 2.1 引言 |
| 2.2 资料与方法 |
| 2.2.1 术前心脏CTA处理步骤 |
| 2.2.2 术后心脏CTA处理步骤 |
| 2.2.3 随访资料及分组 |
| 2.2.4 统计学方法 |
| 2.3 结果 |
| 2.3.1 临床基线资料 |
| 2.3.2 DLAS与DDAS的组间对比 |
| 2.3.3 左心房容积的变化及组间对比 |
| 2.3.4 肺静脉内径及角度的变化及组间对比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第三章 营养不良对房颤消融术后复发的影响 |
| 3.1 前言 |
| 3.1.1 营养状态异常的流行现状 |
| 3.1.2 营养状态异常与房颤的发生 |
| 3.1.3 营养状态异常与房颤消融术后复发 |
| 3.1.4 营养状态异常与房颤患者的预后 |
| 3.1.5 营养状态评分 |
| 3.2 资料与方法 |
| 3.2.1 研究人群的纳入及排除标准 |
| 3.2.2 营养状态评分 |
| 3.2.3 统计学方法 |
| 3.3 结果 |
| 3.3.1 临床基线资料 |
| 3.3.2 营养状态评分对房颤消融术后复发的影响 |
| 3.3.3 营养状态评分预测房颤复发的ROC曲线 |
| 3.3.4 不同营养状态患者无房颤负荷生存曲线分析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和传统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比较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缩略语 |
| 引言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一般资料 |
| 1.3 影像学检查 |
| 1.4 内分泌学检查 |
| 1.5 嗅觉的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 |
| 1.6 内镜经蝶手术方式 |
| 1.6.1 经鼻蝶内镜传统入路 |
| 1.6.2 经鼻蝶内镜影膜下入路 |
| 1.7 病理检查 |
| 1.8 随访 |
| 1.9 统计方法 |
| 2 结果 |
| 2.1 一般资料结果 |
| 2.2 两种手术入路方式对垂体瘤的治疗效果分析结果 |
| 2.2.1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情况比较 |
| 2.2.2 术后功能性腺瘤内分泌功能恢复的比较 |
| 2.2.3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比较 |
| 2.2.4 术后嗅觉功能比较(VAS评分)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译实践 ——以《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临床手册》翻译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翻译项目概述 |
| 1.1 项目来源 |
| 1.2 项目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译前准备 |
| 2.1 文本类型解读 |
| 2.2 翻译原则制定 |
| 2.3 平行文本参考 |
| 2.4 翻译辅助工具使用 |
| 2.5 翻译计划拟定 |
| 第三章 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的骨伤英译案例分析 |
| 3.1 中医术语的翻译 |
| 3.1.1 音意结合法 |
| 3.1.2 英意结合法 |
| 3.1.3 增译法 |
| 3.2 句子的翻译 |
| 3.2.1 切换语态 |
| 3.2.2 使用复合句 |
| 3.2.3 变通句式结构 |
| 3.2.4 转换词性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翻译项目总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文献综述 阐释学翻译理论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2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及摘要 |
| 附录3 参加学术会议情况 |
| 附录4 翻译原文 |
| 附录5 翻译译文 |
（5）内镜联合显微镜切除颅底复杂沟通性肿瘤的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手术治疗 |
| 1.2.1 术前准备 |
| 1.2.2 手术方法 |
| 1.2.3 颅底修复与重建 |
| 1.3 术后评估 |
| 2 结果 |
| 2.1 性别、年龄 |
| 2.2 性别、年龄 |
| 2.3 病变切除情况 |
| 2.4 术中出血 |
| 2.5 术后住院时间 |
| 2.6 并发症及预后 |
| 2.7 典型病例分析 |
| 2.7.1 前颅底沟通性脑膜瘤 |
| 2.7.2 中颅底沟通性垂体腺瘤 |
| 2.7.3 放化疗后复发鼻咽癌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颅底内外沟通性肿瘤治疗的相关研究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选择性颈动脉介入栓塞治疗颅底骨折合并口鼻腔大出血（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摘要 |
| Abstract |
| 资料与方法 |
| 一、临床资料 |
| 二、治疗方法 |
| 三、术后处理及评价 |
| 四、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讨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窦汉卿腧穴、刺灸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研究现状 |
| 1.1.1 窦汉卿生平 |
| 1.1.2 《针经指南》 |
| 1.1.3 《针经标幽赋》 |
| 1.1.4《流注通玄指要赋》 |
| 1.1.5 《交经八穴》 |
| 1.1.6 针刺法和穴法 |
| 1.1.7 窦汉卿着作文本 |
| 1.1.8 小结 |
| 1.2 研究选题 |
| 1.2.1 选题依据 |
| 1.2.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内容 |
| 1.2.4 研究方法 |
| 2 窦汉卿及其着述 |
| 2.1 生平 |
| 2.1.1 儒家理学 |
| 2.1.2 道家背景 |
| 2.2 着述篇目 |
| 3 窦汉卿腧穴理论 |
| 3.1 经穴 |
| 3.1.1 命名 |
| 3.1.1.1 正名确定及依据 |
| 3.1.1.2 别名确定及依据 |
| 3.1.2 定位 |
| 3.1.2.1 五输穴及原穴 |
| 3.1.2.2 头面部经穴 |
| 3.1.2.3 肩背部经穴 |
| 3.1.2.4 颈项胸部经穴 |
| 3.1.2.5 腹部中行和侧行经穴 |
| 3.1.2.6 上肢部经穴 |
| 3.1.2.7 下肢部经穴 |
| 3.1.2.8 讨论 |
| 3.1.3 主治 |
| 3.1.3.1 五输穴及原穴 |
| 3.1.3.2 头面部经穴 |
| 3.1.3.3 肩背部经穴 |
| 3.1.3.4 颈项胸部经穴 |
| 3.1.3.5 腹部中行和侧行经穴 |
| 3.1.3.6 上肢部经穴 |
| 3.1.3.7 下肢部经穴 |
| 3.1.3.8 讨论 |
| 3.1.4 刺灸法 |
| 3.1.4.1 五腧穴及原穴 |
| 3.1.4.2 头面部经穴 |
| 3.1.4.3 肩背部经穴 |
| 3.1.4.4 颈项胸部经穴 |
| 3.1.4.5 腹部中行和侧行部经穴 |
| 3.1.4.6 上肢部经穴 |
| 3.1.4.7 下肢部经穴 |
| 3.1.4.8 讨论 |
| 3.2 经外奇穴 |
| 3.2.1 来源 |
| 3.2.1.1 源于《千金方》 |
| 3.2.1.2 源于其他文献 |
| 3.2.1.3 窦氏首载 |
| 3.2.2 整理方法与体例 |
| 3.2.2.1 整理方法 |
| 3.2.2.2 体例 |
| 3.2.3 价值与影响 |
| 3.2.3.1 价值 |
| 3.2.3.2 影响 |
| 4 窦汉卿刺灸法理论 |
| 4.1 刺法 |
| 4.1.1 治神得气 |
| 4.1.2 补泻法 |
| 4.1.2.1 源于《素问》《难经》 |
| 4.1.2.2 源于《素问》王冰注文 |
| 4.1.2.3 源于《太平圣惠方·针经序》 |
| 4.1.2.4 源于《素问亡篇?刺法论》 |
| 4.1.2.5 源于《子午流注针经》 |
| 4.1.2.6 源于《素问六气玄珠密语》 |
| 4.1.2.7 讨论 |
| 4.1.3 透穴法 |
| 4.1.3.1 应用腧穴 |
| 4.1.3.2 针刺分寸、角度、方向 |
| 4.1.3.3 起点穴、终点穴、途中穴 |
| 4.1.3.4 主治病症 |
| 4.1.3.5 透穴法与透刺法 |
| 4.1.3.6 产生因素 |
| 4.1.4 刺血法 |
| 4.1.4.1 刺血腧穴增多 |
| 4.1.4.2 局部病症为主 |
| 4.1.4.3 弹针出血 |
| 4.1.5 针刺禁忌 |
| 4.2 灸法 |
| 4.2.1 灸须气至 |
| 4.2.2 灸分补泻 |
| 4.2.3 有常有变 |
| 4.2.4 针、灸不同用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古代文献 |
| 学术专着 |
| 学术论文 |
| 附录《窦太师秘传密话针经琼瑶宝鉴》文本研究 |
| 1 吴嘉言及《医经会元》 |
| 2 《针灸原枢》概况 |
| 3 《针灸原枢》卷九分析 |
| 4 《针灸原枢》卷十分析 |
| 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查新报告 |
（8）“水血同病”的历史考察及“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文献综述一: “水血同病”及其相关概念的现代研究 |
| 1. “水血同病”的概念研究 |
| 1.1 “水血同病”源于“水血同源” |
| 1.2 “水血同源”的溯源研究 |
| 1.3 “水血同治”理论的临床应用 |
| 2. “水”概念研究 |
| 3. “血”概念研究 |
| 4. “水血同病”概念研究的思考 |
| 4.1 “水血同病”的概念并非一直保持不变 |
| 4.2 气、水、血三者之间的关系被忽视 |
| 4.3 水血同治、水、血概念未达成共识,造成水血同治理论的进一步混乱 |
| 4.4 历史追溯法是导致“水血同病”概念被认为一直保持不变的主要原因 |
| 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二: 知识考古学及其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
| 1. 知识考古学简介 |
| 2. 知识考古学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
| 3. 知识考古学的应用过程 |
| 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上篇 基于知识考古学的“水血同病”理论的历史考察 |
| 第一章 宋以前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宋以前的“血证”研究 |
| 1. 从气血关系、五运六气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等认识血证 |
| 2. “血瘀”是引起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 |
| 3. 从气、火、热等因素治疗血证与气血、运气、五行规律等相关 |
| 第二节 宋以前的“水证”研究 |
| 1. “水证”的分类 |
| 2. 水证的形成原因和机制 |
| 3. 水证的辨证治疗 |
| 第三节 宋以前的“水血同治”研究 |
| 1. 水气病、痈肿脓血同见与水血同治 |
| 2. 妇人带下与经血同治 |
| 3. 痰瘀同治初具雏形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金元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宋金元时期的“血证”研究 |
| 1. “血证”关注的重点是火在血证中的重要地位 |
| 2. 治血尤重治火逐渐成为宋金元时期医家治疗血证的共同认识 |
| 3. 更加重视“瘀血”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 |
| 4. 瘀血论治独具特色 |
|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水证”研究 |
| 1. 延续前代的水证分类方法 |
| 2. 重视从五行生克制化的角度治疗水证 |
| 3. 具体治法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论断又有新的发挥 |
| 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的“水血同治”研究 |
| 1. “水血同治”多为水血同见时则“水血同治” |
| 2. “痰瘀同治”的论述日渐详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民国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血证”研究 |
| 1. 逐步构建“气水——血火”理论结构 |
| 2. 气水血火逐步成为血证的诊治关键 |
| 3. 强调从气的角度论治“瘀血”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水证”研究 |
| 1 五脏之中,肺脾肾三脏尤其受到重视 |
| 2 脏腑之气在水证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
| 3.具体治法在延续《内经》《金匮要略》的论断上又有发挥 |
| 第三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水血同治”研究 |
| 1. 水血共同治疗 |
| 2. 血汗同源,辨治同法 |
| 3. 血汗之中当重气 |
| 4. 痰瘀同治的论述日渐完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血证”的病因及发生机制受到重视 |
| 1. 第一阶段,血证的病因、病机内容较为简单 |
| 2. 第二阶段,血证的病因、病机内容结构形成雏形 |
| 3 第三阶段,血证的病因、病机内容结构更加成熟 |
| 第二节 “水证”的病因及发生机制受到重视 |
| 1. 第一阶段,水证的病因、病机内容较为简单 |
| 2. 第二阶段,水证的病因、病机内容结构更加成熟 |
| 第三节 痰瘀等病理因素愈加受到重视 |
| 第四节 由“水血同治”构建“水血同病” |
| 1. 从阳气与阴精的角度,借鉴现代知识构建痰瘀同源、水血同病 |
| 2. 从互为根本、互相转化的角度,套用现代医学知识构建痰瘀同源、水血同病 |
| 3. 从水血同源的角度,套用现代医学知识论述痰瘀同源、水血同病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第一节 各个历史时期影响“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发展的主要原因 |
| 1. 经学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影响 |
| 2. 理学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影响 |
| 3. 西方哲学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影响 |
| 第二节 “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发展的思考 |
| 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下篇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 |
| 一、开门启“源”,别树一帜 |
| 二、研经习业,“道”韵流长 |
| 三、成学者众,蔓延成“派” |
| 四、“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发展特色 |
| 五、“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的理论阐释 |
| (一)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证”的理论阐释 |
| (二)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湿证”的理论阐释 |
| (三)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痰饮证”的理论阐释 |
| (四)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人体“津液链”的理论阐释 |
| 六、“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同病”的理论阐释与辨治经验 |
| (一) 水血同源,生理攸关 |
| (二) 水血同病,病理密切 |
| (三) 水血同调,辨治精当 |
| (四) 辨治要点,尤需注意 |
| (五) 临床治验,拓展应用 |
| 七、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的创新点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9）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中医证候判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 |
| 上篇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肺纤维化的中医研究进展 |
| 1. 肺纤维化中医病名的认识 |
| 2. 肺纤维化病因病机探索 |
| 2.1 肺痹与肺痿 |
| 2.2 肺痹与肺纤维化 |
| 2.3 肺痿与肺纤维化 |
| 3. 肺纤维化的辨证论治 |
| 4. 肺纤维化基本中医证型 |
| 5.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肺纤维化的现代研究进展 |
| 1. 肺纤维化的发病机制研究 |
| 1.1 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的损伤 |
| 1.2 成纤维细胞 |
| 1.3 细胞因子 |
| 2. 肺纤维化的治疗 |
| 2.1 抗炎药物治疗 |
| 2.2 血管紧张素抑制剂 |
| 2.3 细胞因子治疗 |
| 2.4 抗氧化药物 |
| 2.5 其他抗纤维药物治疗 |
| 3. 肺纤维化动物模型的研究 |
| 3.1 造模动物 |
| 3.2 造模药物的选择 |
| 3.3 造模方法 |
| 4. 动物模型的证候判定 |
| 4.1 从模型动物的宏观体征诊断信息进行证候判定 |
| 4.2 从理化指标来判断模型动物的证候类型 |
| 4.3 证候的判定方法 |
| 5. 动物模型的中医证候诊断 |
| 5.1 中医辨证诊断常用基本信息 |
| 5.2 大鼠、小鼠可检测到的四诊信息 |
| 5.3 模型动物的诊断信息和人类临床诊断信息的比较 |
| 5.4 模型动物诊断信息的证候判定 |
| 6. 小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篇 理论探讨: 肺纤维化的证候要素与病机 |
| 1. 肺纤维化的主要证候要素分布 |
| 1.1 气虚证素 |
| 1.2 血瘀证素 |
| 1.3 痰浊证素 |
| 1.4 阴虚证素 |
| 1.5 阳虚证素 |
| 2. 肺纤维化的病机 |
| 2.1 肺纤维化的急性发作期与肺痹 |
| 2.2 肺纤维化的慢性迁延期与肺痿 |
| 3. 肺纤维化的发病及其主要病理产物 |
| 3.1 肺纤维化发病的根本在于正气之不足 |
| 3.2 肺纤维化的发病关键在于外邪之侵袭 |
| 3.3 肺纤维化的主要病理产物为痰和瘀 |
| 参考文献 |
| 下篇 实验研究 |
| 前言 |
| 1. 材料 |
| 1.1 实验动物 |
| 1.2 仪器与试剂 |
| 2. 实验方法 |
| 2.1 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模型的复制 |
| 2.2 标本的采集和制备 |
| 2.3 HE染色 |
| 2.4 Masson染色 |
| 2.5 羟脯氨酸检测 |
| 2.6 模型动物宏观表征的采集 |
| 2.7 记录动物体重变化 |
| 2.8 肺功能的检测 |
| 2.9 血气分析的检测 |
| 2.10 血流变 |
| 3 统计方法 |
| 4. 结果 |
| 4.1 大鼠肺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结果 |
| 4.2 羟脯氨酸含量 |
| 4.3 宏观体征诊断信息采集结果 |
| 4.4 体重变化 |
| 4.5 动物宏观体征与临床诊断信息的同质比较 |
| 4.6 大鼠肺功能检测结果 |
| 4.7 动脉血气分析结果 |
| 4.8 血流变结果 |
| 5. 讨论 |
| 5.1 对肺纤维化动物模型的建立 |
| 5.2 模型的评价 |
| 5.3 证候判定 |
| 5.4 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动物模型的肺功能特点 |
| 5.5 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动物模型的动脉血气分析特点 |
| 5.6 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动物模型的血流变特点 |
| 5.7 模型动物证候判定的趋势与思路探讨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四、十年严重鼻衄填塞治疗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文献分析的鼻渊病机演变及古今用药规律研究[D]. 王笃智. 浙江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左心耳封堵术对毗邻结构、左心房容积及房颤患者预后的影响[D]. 朱世杰. 南方医科大学, 2020(02)
- [3]经鼻蝶内镜黏膜下入路和传统入路切除垂体腺瘤的比较与分析[D]. 刘玉春. 浙江大学, 2019(03)
- [4]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译实践 ——以《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临床手册》翻译项目为例[D]. 薛梅鸿.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9(04)
- [5]内镜联合显微镜切除颅底复杂沟通性肿瘤的临床分析[D]. 王茹媛. 天津医科大学, 2019(02)
- [6]选择性颈动脉介入栓塞治疗颅底骨折合并口鼻腔大出血[D]. 庄杨帆.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7]窦汉卿腧穴、刺灸法研究[D]. 李宝金.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8(01)
- [8]“水血同病”的历史考察及“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D]. 闫军堂.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04)
- [9]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中医证候判定[D]. 王町囡.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7(05)
- [10]成人原发性鼻出血的诊疗方式[J]. 王勇,周雷. 国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