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风格寻找增长点

一、转变作风寻找增长点（论文文献综述）

姜新^[1]（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张瑜^[2]（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左腾飞^[3]（2020）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每个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调整和变化。矛盾的性质,从建国之初的敌我矛盾,逐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内容,经历了从阶级之间的矛盾、到经济发展落后条件下的物质文化供需矛盾、再到发展模式调整背景下社会供需矛盾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起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构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具有全局性、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最新论断,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系统阐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转化所引发的实践要求、作用、价值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明晰历史新方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本文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理论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力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括选题依据、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评述国内外对本选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进一步探讨、研究及深化的空间,阐明了论文研究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社会主要矛盾基础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分析。通过对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及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区分和对比,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点及转化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三次较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基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主观论断,兼具主体性和属人特点,其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认识不断深化,对我们今天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作用。第二章着重研究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背景、转化原因和转化程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发生转化的最大背景和最重要原因就是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就必须对“新时代”这一矛盾转化背景进行分析。另外,还要正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成原因,还需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及其转化程度、转化背景及其转化原因,形成丰富和立体的认识。第三章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整体分析,主要包括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的矛盾主体、矛盾客体、主要矛盾的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等内容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体需要在实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更加突显主体需要的全面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体是现实社会生产供给能力,但新时代社会供给相对于人民全面的需要而言,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制约着主体需求的满足。本章内容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特点,重点研究了现实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容及其产生原因,总结了现实生产供给对满足主体需要的制约问题,为我们认识这一制约新时代社会发展全局的矛盾提供切入点,更为我们下文解决矛盾提供发力点。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如何更好推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矛盾不是终点,关键在于对问题的解决。其中,设立合理的目标和原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增强社会有效供给能力,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和关键所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制度的完善,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人们美好需要的满足提供根本保障。第五章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和价值。从理论上看,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实践上看,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够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全局发展提供着力点,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能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经验,为建设美好生活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结语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内涵、解决方案及现实价值进行概述,立足现实,分析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未来深化研究做出展望。

迟明园^[4]（2019）在《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北地区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农业和生态资源较为丰富,主要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东部,由于一些资料难于获取,所以本文中对于东北地区的研究范围只包括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由于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过多依赖重工业发展经济,加上体制机制存在弊端,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与我国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缺乏活力,动能不足。特别是服务贸易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发展水平低,活力不够。近几年,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2016年,东北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达为15.7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1%,服务进出口额为8019.7亿元,占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3.3%,从而也带动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当前在我国外贸步入新常态、货物贸易负增长的背景下,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引领我国外贸整体的转型升级。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就业、产业结构的正面影响,有利于东北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研究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东北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是否有促进作用。笔者首先尝试运用泰尔指数对东北地区服务贸易特征进行梳理并进行差异性分析,提出问题;然后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东北地区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就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探讨,得出主要结论:1.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存在明显问题;2.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出口促进经济增长;3.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对就业呈正向影响;4.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有利于产业关联性的加强;5.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推进经济发展。最后,对东北地区服务贸易推动经济增长、就业以及产业关联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的绪论部分,首先叙述了研究背景,进而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状况进行简单系统的梳理和归类。在此基础上,对当前的研究现状进行简单的归类与评述。最后,对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简要说明,提出本文的理论研究思路与框架。理论基础及相关概念部分,对本文中涉及到服务贸易基本概念、服务贸易理论基础进行总结与概括,为以后各章的分析研究打好基础。服务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部分,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建立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服务贸易对就业、服务贸易对结构影响的理论框架,阐述服务贸易对三者的作用机制。研究东北地区服务贸易的特征与问题部分,首先对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服务贸易特征进行阐述;然后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服务贸易、就业、产业结构和社会文化五个方面差异性进行评述;最后提出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对区域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部分,在对东北地区三个省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基础上,通过模型说明、变量定义和数据采集,运用模型实证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业的影响以及产业关联性的影响。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对策建议部分,结合了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前文的实证和分析研究结果,从经济增长、就业以及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对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笔者阐述论文的结论,指出文中的不足,并对以后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

张嘉凌^[5]（2019）在《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文中研究指明乡村精英是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造成乡村精英大量外流,也瓦解了乡村内生精英的能力。精英的缺失破坏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使得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治理有效”的要求。乡村的有效治理需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而群众力量的激发关键在于培育新的乡村精英。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吸纳与塑造新的乡村精英,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亟需从既有的实践中汲取经验,破解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改造农村基层社会,成功吸纳并塑造了大批乡村精英替代传统乡绅,在组织和动员农民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本文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西沟村为个案,以农村基层党建为演进脉络,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从政党、精英与群众的互动关系着手,分析普通农民如何被动员加入基层党组织,进而培育成乡村精英的?荒凉闭塞的山村又为什么能够涌现出精英群体并带动整个村庄发展的?挖掘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的内在机理,揭示政党、国家、群众与精英塑造之间的关联性,为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提供有益借鉴。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导论提出本文的研究主题,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重点对已有研究进行评述、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交待研究思路与结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正文部分由五个章节的内容构成,以乡村精英吸纳与塑造为主线,分析政党下乡、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如何实现乡村精英的吸纳、培育、示范与塑造。第一章主要以政党下乡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为背景,从政党下乡前群众在恶劣村落环境中的生存性集体行动出发,分析了群众普遍产生的精英需求和权威依赖。在政党下乡后,基层党组织吸纳了群众中的权威人物,这些人通过党组织吸纳替代了传统乡绅成为新的乡村精英,并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其价值取向和职能也发生了相应转变。第二章主要从外部力量和内生动力两个角度,分三个主体论述了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培育。国家通过政策推行过程实现乡村精英组织化,驻村干部通过先进性教育培育乡村精英,乡村精英通过自我形塑在群众中发挥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第三章主要从国家、村庄和群众三个层面分析了党组织巩固中的精英示范机制,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精英宣传、乡村层面自下而上的精英带动以及群众层面的精英依赖,三者共同增强了乡村精英的权威性和引领性。第四章主要从党组织、精英和群众互动的视角阐述了党组织发展中的精英塑造与群体效应。党组织、精英和群众的良性互动造就了令人惊叹的精英群体,促进了乡村治理的发展。第五章主要从近年来精英流失与权力化带来的乡村治理困境出发,剖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了适应新情况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增强整合能力的具体做法,提出了保护乡村精英的生长环境、夯实乡村精英的民意基础、促进乡村精英的自我提升的对策建议。在对西沟的个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精英产生是乡村内生与党组织吸纳共同作用的结果,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是精英塑造的关键,党的价值准则和目标追求是发挥乡村精英示范引领功能的保证,精英塑造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促成了精英的群体式涌现。在本文研究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利益和价值多元背景下,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吸纳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使更多的精英在党的引领下参与乡村治理。同时,如何在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背景下,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作用,保护乡村社会土壤,有效培育和塑造乡村精英,进而更好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姜帅^[6]（2019）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发展新战略,开启了第一轮东北振兴。在10年时间里,东北振兴通过作规划、上项目,改善发展环境等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增长效果。在第一轮东北振兴期间,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成为自改革开放后东北经济增长相对最好的时期。然而,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东北地区经济适应新常态的能力明显不足,从而出现经济增长整体性的下滑,并跌落到全国的后几名。这促使中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东北振兴。如此,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摆在东北三省的面前,就是东北发展滞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找到实现东北振兴的关键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着力打造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好环境。”这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也可以说是东北振兴的关键点。本文就是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以法治环境建设对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影响为主线,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机理分析和典型考察相印证的梳理和解读。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述评,找到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进一步整理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区域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和法学中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历史和现实困境、法治环境现状及问题、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影响、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的经验借鉴,提出了健全东北老工业基地法治环境的构想及对策。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最终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法治环境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前提;第二,法治环境是优化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柱;第三,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制度建设、观念转变、严格执法等环节的努力。

刘小静^[7]（2019）在《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的思想和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理论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又与他长期的地方履政实践息息相关。对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思想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其发展脉络与理论渊源,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意蕴。习近平的地方履政包括河北正定时期,福建宁德、厦门、福州时期,浙江时期和上海时期几个阶段。正定是习近平地方履政的良好开端。在正定,他积极推动农村改革,大念“人才经”,出台“六项规定”狠抓党风建设,发展旅游经济。这一时期,他的综合改革思想初步形成。福建时期是习近平地方履政最长的一个阶段。在厦门,关注城市风貌,推动生态城市的建设。在宁德,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带领贫困地区和群众“摆脱贫困”;坚持从严治吏,制定廉政建设“十二项规定”;创新“四下基层”的领导干部下访制度,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在福州勇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提出“马上就办”,提升政府效能。任福建省长期间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设“数字福建”、探索“闽宁模式”、总结“晋江经验”。福建时期,习近平的改革发展思想进一步丰富,实践内容也更全面。在浙江,提出“八八战略”、“两山论”、“千万工程”等政策主张和思想观点,围绕“走在前列”的思考,表现了习近平的务实和前瞻。虽然在上海只工作了七个月,他却深入考察上海的17个区县,对上海的城市精神进行深刻阐释,对上海的新发展有着准确的战略定位。浙江和上海的实践,让习近平的思想视野更全面更宽广。在长期的地方履政实践中,习近平形成了鲜明的思维风格和实践风格,这包括思想方法上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辨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包括工作方法上的的人民情怀、担当精神、问题导向、实干兴邦和注重调研。习近平长期的地方履政思想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忠诚担当廉洁的干部成长的典型样本,其地方履政时期的实践,因地制宜地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其结合实际的思考,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活水源泉。

李捷^[8]（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文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过程中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坚持、发展和创新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五个面:一是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从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到全面从严治党;三是从让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四是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五是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坚持、发展和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运用问题导向、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以人民为中心、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现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飞跃的根本要诀。

冯志峰^[9]（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沈费伟^[10]（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二、转变作风寻找增长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变作风寻找增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6）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的思想和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转变作风寻找增长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2]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3]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左腾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东北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迟明园.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5]农村基层党建中的精英吸纳与塑造研究 ——基于西沟村精英群体的深度调查[D]. 张嘉凌. 山西大学, 2019(01)
• [6]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研究[D]. 姜帅. 黑龙江大学, 2019(02)
• [7]习近平地方履政时期的思想和实践研究[D]. 刘小静.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发展和创新[J]. 李捷.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1)
• [9]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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