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化: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论文文献综述）
张芳[1]（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李强[2]（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文中认为新形势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国外形势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输出管制加强,加大了装备制造关键核心技术引进的难度。2020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失序,加剧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外部困境。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装备制造领域具有产业关联度高、辐射性强的特征,亟需通过装备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本文以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研究主线,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并进行测度。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一是创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政府与市场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的完整链条,有助于夯实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的微观基础。二是构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仅考虑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还考虑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去全球化、疫情蔓延等新形势。三是在实证研究设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和市场,考察了政府补助、研发资助、基础设施、减少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并构建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影响机理,丰富了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对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首先,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装备制造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相关理论。在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质量问题以及社会再生产相关论述、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其中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为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为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方面以及具体选取哪些指标提供了参考。第二,描述了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对其面临形势进行分析,并介绍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现状,剖析其优势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为了明晰研究思路,进一步阐释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在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时,不仅要借鉴经典理论,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并明确了实证分析的具体指标。第三,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测度。在把握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营绩效、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社会贡献、绿色发展五个一级指标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对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为实证分析部分奠定基础。第四,对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影响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3318个样本,构建模型对其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给出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包括:首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在2010年后,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且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其次基于全样本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现阶段处于U型曲线左侧,表现为抑制作用,企业要素密度在政府补助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政府补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因研发资助强度、地区、企业类型和规模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人员投入、要素密度,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电信基础设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不显着,电信基础设施会通过提升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即要素密度、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存在。市场化程度影响方面,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有助于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企业自生能力以及研发经费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人员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强创新引导激励、精准布局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贾高清[3]（2020）在《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经贸摩擦使得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制造业高端化开始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摆脱关键核心技术依存度偏高的窘境,避免产业链断链的不利形势,我们必须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而金融是提升产业链地位、促进价值链升级和实现创新链突破的关键因素。但我国金融发展和制造业高端化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与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粗放并存,创新的资金需求高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并存。因而,对金融发展与制造业高端化的关系研究,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重点领域突破对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制造业高端化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必须摆脱过去对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的依赖,依赖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越高端化的产品所具有的核心技术含量越高,人力资本是攻破核心技术的重要载体,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够持续参与研发创新,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发达的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优质项目的选择促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总是出现市场需求规模比较大的地方。循着上述思路,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需求规模纳入本文的研究问题中。基于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划分,将企业家才能加入到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进行理论刻画,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考虑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的协调度,同时在需求规模的基础上引入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进行研究。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产业链本身的评价、对策研究与影响因素,还缺乏从金融相关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要实现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促进,需要提高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寻找出决定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降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通过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当前金融发展和融资结构并未有效地促进制造业部门的效率,银行贷款并未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中去。而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改善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改善效应。银行集中度的增加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对外开放度很好地降低了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风险。为了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基于跨国数据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来衡量制造业高端化。检验了金融发展在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以及不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其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内在渠道和机制。研究发现,当金融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部门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变为负的,当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同步时,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也就是说,金融部门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增长的协调度。另外,也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渠道,金融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效应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中高技术产业则通过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而低技术产业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我们也从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的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并没有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但投机资本会对其产生负作用。民营企业中,金融发展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而国有企业则未发现直接的促进效应。相比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更能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通过对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构建,选取股权融资比率和债务融资比例,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变量下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企业规模、金融发展的水平以及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实证结果支持门限值的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企业与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是起促进作用,在上述变量门限值之上,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起负面作用。同时,相比传统产业,金融发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的提升作用更明显。金融发展在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也有差异。通过偏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交易成本、需求规模对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具有明显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最后,基于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得出相关政策建议;要使金融和制造业部门保持协调发展;加快金融市场体制改革提高金融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人力资本提高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慕庆宇[4]（2020）在《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创新》文中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性支撑。中小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进程中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然而,中小企业由于资产规模较小、经营透明度较低等原因,其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并对其创新活动与进一步成长构成融资壁垒。当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成长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战略性课题。鉴于银行业在我国金融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结合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中小银行快速发展的经济现实,探究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以银行业结构影响中小企业融资与创新的“总体性考察——作用机制探究——拓展性分析”为基本逻辑脉络,相关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七个章节进行展开。第一章为绪论。本部分首先利用各类统计数据,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换挡趋势、各部门研发创新态势、中小企业创新现状与困境、中小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发展进行统计分析,从而阐释本文研究问题的现实背景。在此基础上,本部分从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视角切入,明确了本文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说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并进一步分析了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总结,并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综述进一步明确本文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范畴。本章首先梳理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脉络,并从测度方法、现状与成因、对创新的影响等维度对金融影响企业的关键一环——融资约束进行了文献总结。此外,本文从银行业规模、银行业结构等维度对金融发展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经典研究进行回顾。与此同时,本部分总结了创新活动的特征、所面临困境及其影响因素,梳理了银行业发展以及不同融资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并进一步从法制水平、政府干预与金融市场化层面总结了制度环境影响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创新的已有研究。在上述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章对“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创新”三个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说明,并以此明确本文的研究范畴。第三章为银行业结构变迁与中小企业发展的一般性分析。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本部分结合银行业结构变迁与中小企业发展的特征事实,进一步掌握相关研究的制度背景;与此同时,本章从“信息不对称理论”、“金融结构理论”、企业创新的“融资支持观”与“债务约束观”四个方面对本文涉及的主要理论进行梳理与掌握,以期进一步夯实本文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本部分阐述了本研究的整体逻辑框架。第四章基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了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及创新活动的总体效应,即本文“总体性考察”部分。本章首先从整体层面对银行业结构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融资支持效应”以及“债务约束效应”等理论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银行业结构调整下的中小企业创新融资与研发行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章利用经典融资约束反映模型（ACW模型与FHP模型）,从整体层面对银行业结构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效应进行回归测度,并结合企业创新的高风险特征,提出企业整体融资约束的缓解不等同于创新项目的外源融资得到满足。因此,本部分借鉴已有研究,通过对经典实证模型的重构进一步把视线聚焦于银行业结构对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在主要实证回归的基础上,本章利用企业创新融资渠道识别、关键变量重构、更换实证模型、滞后期回归、Tobit回归等手段对上述实证研究进行深入的检验,以保证相关结论的稳健性。第五章对中小银行发展下的企业行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是在第四章“总体性考察”的基础上,关于银行业结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探究”。本部分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进一步对中小企业风险偏好变化下的企业投资选择与内部现金流利用进行理论分析。在实证探究方面,本部分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探究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以及企业信贷水平变化作用于创新的中介效应,从而基于信贷角度初步明确银行业结构影响创新活动的机制路径。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企业风险承担指标与相应实证模型,本章就上述理论分析部分的内容进行了实证检验,即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投资决策与现金流利用等视角进一步明确银行业结构作用中小企业创新的机制渠道。除此之外,本章还通过统计分析、聚类分析、重构关键指标以及GMM检验等方式对上述研究及相关发现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第六章中,结合上述章节的研究内容,本文基于宏观制度环境视角,对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制度因素进行“拓展性分析”。结合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经济现实,本章首先从地区法制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干预强度三重维度,探究制度环境对银行业结构调整下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从而明晰制度环境不同方面影响企业创新的具体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企业所有权以及融资约束的异质性特征,深入探究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创新的机制路径。在具体的实证探究过程中,本章主要利用聚类分析、交互项检验等手段对相关理论分析进行回归检验。本章的工作与发现既是对制度环境、企业创新等领域文献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也为现阶段我国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政策参考,是全文研究的重要补充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结合相关研究发现,从中小企业本身、银行等金融结构、政府部门三重视角,提出本文的对策建议。最后,本部分综合全文的研究历程,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探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通过对银行业结构影响中小企业融资与创新的“总体性考察”,本文发现: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依然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能够显着缓解中小企业整体融资约束,表现为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显着降低。然而,当把视线聚焦于银行业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本文的实证检验说明,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无法显着缓解中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中小银行发展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加符合“债务约束观”,从而产生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性效应。而有关创新融资渠道的识别探究也说明:当前我国企业创新的主要融资渠道为内源融资、股权融资以及商业信用,银行信贷不仅没有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渠道,反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银行业结构在缓解企业整体融资约束与创新融资约束中的异质性效应。（2）关于银行业结构影响创新活动相关效应背后的“机制路径”,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当前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能够提升企业信贷融资总量、增强企业银行贷款的可得性,这也是中小银行发展能够显着缓解企业整体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但其对优化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降低企业信贷成本等无能为力。且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说明,中小银行发展所带来的单一的企业银行贷款数量提升是抑制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遵循银企“债务约束观”的研究思路,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显着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显着抑制了企业内部现金流对创新项目的支持,而伴随着企业银行贷款的增加与风险偏好的改变,企业的投资也将更加偏重于能够增加抵押品的固定资产、以及具有较强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以上的研究结论明确了银行业结构抑制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原因和作用机制,即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信贷资金,而由于债务还本付息的规制属性,银行贷款的增加使得企业风险偏好发生改变、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此时,企业的投资选择更偏重于具有低风险特性的固定资产、以及具有较强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并减少了内部现金流等融资方式对创新活动的支持。（3）上述研究发现,以中小银行发展为代表的银行业结构调整无法显着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甚至对其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性作用,那么,如何缓解银企“债务约束效应”下的创新抑制就成为本研究关注的焦点。基于此,本文从宏观制度环境视角出发,对企业创新展开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法制水平的提升能够显着缓解中小企业创新的“债务约束效应”,表现为法制环境优良的地区,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着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与法制水平的提升有所不同,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与政府干预强度的降低无法显着减轻创新的“债务约束效应”,表现为制度环境不同的地区,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均较为显着。而进一步机制探究发现,法制水平的提升显着缓解了企业信贷融资对创新活动的抑制性效应,而且相较于国有企业或低融资约束的企业,法制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创新“债务约束效应”缓解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或高融资约束企业。有关本文的研究增量与贡献,从总体来看,本文系统性探究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及创新活动,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与企业成长理论的有益补充,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从具体来看,一方面,本文创新性地对融资约束经典反映模型进行运用与重构,从而揭示了银行业结构在缓解企业整体融资约束与创新融资约束中的异质性作用,提升了企业融资约束测度的细致性与精准性,为企业创新所面临融资约束的深入探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本文原创性地对银行部门影响企业创新的“债务约束效应”进行较为完备的机制路径探究,厘清了中小银行发展引致的银行业结构调整作用于中小企业创新的具体渠道,同时也为“债务约束观”视角下的企业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最后,本文基于宏观制度环境视角,对企业创新进行拓展性分析,既说明了制度环境的不同方面在影响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异质性作用,同时厘清了制度环境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机制路径。相关研究结论既是对制度环境、企业创新等领域文献的丰富与拓展,同时也为我国提升营商环境、改善金融结构、促进企业创新成长提供了政策参考与有益助力!
刘滢泉[5]（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金辉[6]（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指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文春艳[7]（2020）在《企业市场势力、进入退出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经济在渐近转轨过程中,并不具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较优势。一方面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不断放缓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低于国际50%的平均水平,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依靠要素驱动的低质量发展模式。现阶段,在体制改革方面,我国经济改革将长期处于渐近转轨阶段,根据十九大报告的内容,我国将继续秉持开放竞争格局,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营造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环境。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石,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制造业突破新常态、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高质量效率范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市场化机制建设方面,竞争机制是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构建以“竞争中性”为基本准则的市场有效竞争体系是推动市场破坏式创新进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因此,为构建有效的效率竞争发展范式,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内在影响机理。同时,鉴于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形式具有多场景模式,本文具体围绕市场主体在面临产品市场竞争、要素市场竞争以及企业进入退出引致的动态竞争等几个方面探索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微观作用机理。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文章采用企业经济性市场势力衡量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研究发现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在产品市场拥有市场势力有利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符合熊彼特创新的理论基础。对企业市场势力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进一步分解发现,企业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显着负相关,而异质性部分才是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要素。（2）针对要素市场竞争,企业要素配置扭曲是要素市场竞争机制失灵的表现。本文基于Osotimehin（2019）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对变化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和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技术效率和进入退出净效率是促进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技术效率贡献了我国制造业行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48.33%,企业进入退出净效率贡献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2.15%,而资源配置效率仅贡献了18.12%的份额,即要素扭曲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底下是阻碍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对比前人研究可以认为基于投入要素的资源再配置效应高估了资源配置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3）通过综合考虑企业数量进入率和进入企业相对于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两方面因素,本文构建了企业进入强度指标。研究发现经济转轨时期大规模企业的进入基本属于有效进入,能够通过竞争效应有效促进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企业进入引致的竞争效应是非线性的,即适度的竞争冲击主要对在位企业产生竞争促进效应,而过度的竞争冲击会产生竞争的租金消散作用,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性提升。从企业进入强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程度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广泛存在竞争不足的现象。（4）针对僵尸企业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在位企业要素配置的效率,即产生内涵型资源错配,同时还会通过挤出效应和传染效应提高正常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造成外延型资源错配。同时,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的存在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由于僵尸企业造成的资源错配不能即刻调整到正常状态,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正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连锁抑制效应。此外,从进入竞争机制看,企业进入引致的竞争促进效应有利于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市场化竞争机制能够缓解行业中的僵尸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1）研究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时,将企业市场势力指标进一步分解为同质项部分和异质项部分,分析市场势力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层次要素。（2）明确资源再配置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概念,前者侧重纠正要素扭曲后企业要素投入的变化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后者则直接将要素扭曲因子完全剥离出来,分析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的相对变化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3）针对企业进入引致的市场竞争效应,综合考虑企业数量进入率和进入企业相对于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构建企业进入强度指标,并分析不同程度的进入强度对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4）在分析僵尸企业存在对正常企业资源错配的影响基础上,从市场竞争视角分析僵尸企业对市场中正常企业和其他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僵尸企业的市场化处置方式。
武宵旭[8]（2020）在《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企业作为经济体供给端的基本单元以及社会财富和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其投资活动和生产经营行为直接关乎宏观经济层面的供给质量。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经济增长数量向经济发展质量转变的攻坚期。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新常态下中国“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然而,资本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所引致的资本价格扭曲、资本错配严重掣肘了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并成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中一块不容忽视的“绊脚石”。鉴于此,本文从资本结构性配置视角,利用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探究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结合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既定战略目标、当下日益凸显的“脱实向虚”格局、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的发展新模式以及“减税降费”政策等事实,分别从企业创新、企业金融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税负四个维度,深入而全面地考察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动态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资本错配所导致的企业资本使用成本与生产率“错位”,虽然使得一部分企业因资本使用成本过低而获得了比较优势,但这一非市场力量维持的竞争优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且进一步恶化了企业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上市企业的发展质量。具体地:（1）资本错配抑制了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长,提高了企业创新风险,造成创新的实质性损失。相比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资本错配对主板上市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国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冲击更加严重。表面上,融资约束的正向中介效应削弱了资本错配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负向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创新质量,降低了整体企业创新风险,但在实质上,资本错配通过变相提高高生产率民营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加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风险,造成其创新数量的下降和社会整体的创新损失。加快矫正金融要素市场扭曲,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监管体系,充分推动资本要素市场化,是有效化解当前中国企业创新投融资困境,减少企业创新损失的关键所在。（2）资本错配助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并造成金融渠道获利减少。该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在国有企业、第二产业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金融化更为凸显;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第一和第三产业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金融渠道获利更减少更为明显。进一步地,结合企业生产率,发现资本错配主要通过提高低生产率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而加剧了整体企业的金融化,通过降低低生产率企业的金融渠道收益而减少了整体企业金融渠道收益,对高生产率企业则不存在显着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资本错配增强企业金融化的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实体利润率、增加企业短期贷款渠道而实现。同时,实体利润率的减少和短期贷款的增加可以弱化资本错配对企业金融渠道获利的负向影响。因此,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资本错配所导致的企业资本使用成本与生产率错位对企业金融化的助推,进一步提高企业实体利润率,化解企业生产投资中所面临的“短贷长投”现象。（3）资本错配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水平的提高,且对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大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同非避税投资、“顺梯度”投资相比,国内企业的“逆梯度”投资和避税投资显着上升,即资本错配所引致的部分OFDI存在制度逃离和避税动机。此外,资本错配显着降低了企业的OFDI决策、非避税投资决策以及向低、中、高收入国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但明显提高了企业的避税投资倾向。由资本错配所引致的OFDI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按照企业所有制、要素密集度和企业规模划分样本发现,该替代作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大规模企业中更为严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异质性,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海外投资水平的提升会缓解资本错配对国内投资的负向影响。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量,还要认识到其OFDI可能存在的风险及“质量”问题。加快现代金融体系建设、降低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本错配,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需求,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措施,是提高中国企业OFDI质量,充分发挥内引外联作用,实现国内投资与海外投资良性互动,减少中国资本外逃的关键所在。（4）资本错配弱化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有效性,显着提高了上市企业的实际税负,且主要提高了民营上市企业、小规模上市企业、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这类“弱势”企业的税负水平。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创新产出以及金融化水平的提升均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的提升作用,帮助企业降低税负。政府补贴对企业税负的降低作用会随着资本错配程度的加重而有所下降。在资本错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补贴越多,企业税负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国纳税实务中“列收列支”问题的存在。在财政分权大框架下,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优化税制结构,是扩大中国整体税基水平,实现“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有效发挥的重要抓手。本研究所得结论揭示了资本错配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上市企业行为动机提供了新视角。在丰富和拓展有关要素资源配置、企业创新、企业金融化、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税负等相关文献的同时,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增加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胡雨帆[9]（2020）在《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改进研究》文中指出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对于企业价值创造的意义非凡,财务管理人员从事的工作关乎企业的血脉,在企业中资金的配置、流动及其风险防控都影响企业的绩效表现。只有深度挖掘并释放出财务管理人员的潜能,提升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效能,才能发挥出财务管理的应有作用。从而让财务管理人员的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逐渐提高,鼓舞他们对工作的激情,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在较为系统地梳理已有的薪酬理论和员工激励相关文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宽带薪酬理论、差异化薪酬管理理论、激励机制相关理论以及激励效应理论分析了企业薪酬的激励效用的相关问题,结果发现湖南交水建集团（以下简称HJS集团）在对财务管理人员的激励过程中存在薪酬定位非市场化、薪酬差距划分不合理、绩效薪酬比例过低以及缺乏长期薪酬激励政策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薪酬支付标准不清晰、忽视财务管理工作特殊性、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以及缺乏人力资本意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改进对策是:（1）标准化集团财务管理的岗位评价,（2）分层次实施差异化薪酬激励模式,（3）完善财务管理核心岗位的长期激励措施,（4）以合作型绩效考核赋能财务管理人员。这些对策旨在优化HJS集团对财务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制度,为HJS集团推进财务管理工作转型奠定员工及制度基础,为HJS集团对财务人员的薪酬激励及薪酬激励制度改进提供参考依据。
王欣[10]（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二、市场化: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化: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2.1 理论假设 |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 7.2.4 假设检验 |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 |
| 1.3.2 高质量发展测度与评价研究 |
| 1.3.3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4 装备制造产业及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装备制造企业的概念界定 |
| 2.1.2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 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论述 |
| 2.2.2 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 |
| 2.3 企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3.1 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企业能力理论 |
| 2.4 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 |
| 2.4.1 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 |
| 2.4.2 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 |
| 2.4.3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和理论逻辑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 |
| 3.1.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
| 3.1.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现状 |
| 3.1.3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优势 |
| 3.1.4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不足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 |
| 3.2.1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
| 3.2.2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逻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4.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形成机理 |
| 4.1.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1.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形成机理 |
| 4.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设定 |
| 4.3 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 |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支出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1 政府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1.1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3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1.4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5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2 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2.1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2.2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3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6.1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2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6.3.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2 技术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 |
| 6.4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实证检验 |
| 6.4.1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2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市场化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1 市场化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理论分析 |
| 7.2 减少政府干预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2.1 减少政府干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2.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2.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3 金融市场化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3.1 金融市场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3.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3.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4.1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4.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加强创新引导激励 |
| 8.2.2 精准布局基础设施 |
| 8.2.3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3）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基本框架 |
| 1.3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研究 |
| 2.1.1 制造业高端化相关研究 |
| 2.1.2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1.3 金融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研究 |
| 2.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内在机理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内涵及扩展 |
| 3.1.1 金融发展 |
| 3.1.2 制造业高端化 |
| 3.1.3 金融与制造业部门的互融共生 |
| 3.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与路径分析 |
| 3.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模型 |
| 3.2.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框架-基于两部门模型 |
| 3.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及效率分析 |
| 4.1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 |
| 4.2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引言 |
| 4.2.2 基本模型 |
| 4.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跨国数据 |
| 5.1 引言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 |
| 5.4.1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回归结果 |
| 5.4.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渠道分析 |
| 5.4.3 稳健型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择 |
| 6.3 研究模型 |
| 6.3.1 模型设计 |
| 6.3.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所有制差异分析 |
| 6.4.2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和地区差异 |
| 6.4.3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型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门限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
| 7.1 引言 |
| 7.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7.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检验 |
| 7.4.1 以产业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2 以人才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3 不同类型企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门限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 |
| 8.1 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8.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本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局限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 |
| 2.1.1 金融发展的理论脉络 |
| 2.1.2 企业融资约束的研究梳理 |
| 2.1.3 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影响 |
| 2.2 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1 企业创新的特征与困境 |
| 2.2.2 企业特征与创新行为 |
| 2.2.3 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
| 2.2.4 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 |
| 2.3 文献总结与评述 |
| 2.4 本文关键概念界定与研究脉络说明 |
| 2.4.1 本文关键概念的界定 |
| 2.4.2 本研究的逻辑脉络 |
| 第3章 银行业结构变迁下的中小企业融资与创新:一般性分析 |
| 3.1 银行业结构变迁与中小企业成长的描述性分析 |
| 3.1.1 银行业结构变迁与中小银行发展 |
| 3.1.2 中小企业成长历程与现状 |
| 3.2 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创新:理论基础 |
| 3.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2.2 金融结构理论 |
| 3.2.3 企业创新的“融资支持观” |
| 3.2.4 企业创新的“债务约束观” |
| 第4章 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总体性考察 |
| 4.1 本章前言 |
| 4.2 理论分析 |
| 4.2.1 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
| 4.2.2 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3.2 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定义 |
| 4.4 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整体融资约束:实证检验与分析 |
| 4.4.1 基于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的总体检验 |
| 4.4.2 基于企业特征与指标重构的进一步检验 |
| 4.4.3 本节主要实证结论 |
| 4.5 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实证检验与分析 |
| 4.5.1 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检验 |
| 4.5.2 结合SA指数的模型重构与创新融资约束检验 |
| 4.5.3 基于创新融资渠道识别的进一步检验 |
| 4.5.4 本节主要实证结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银行业结构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探究 |
| 5.1 本章前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银行业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 |
| 5.2.2 银行贷款与企业投资选择 |
| 5.2.3 银行业结构、内部现金流与企业创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 5.3.2 企业风险承担指标的设定与模型构建 |
| 5.3.3 企业现金流运用与投资决策的检验 |
| 5.3.4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4 实证检验与回归分析 |
| 5.4.1 中介效应回归 |
| 5.4.2 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
| 5.4.3 信贷可得性变化与企业投资决策 |
| 5.4.4 银行业结构与内部现金流的利用 |
| 5.4.5 进一步实证检验 |
| 5.4.6 有关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再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企业创新的拓展性分析:基于制度环境视角 |
| 6.1 本章前言 |
| 6.2 制度环境、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创新:理论分析 |
| 6.2.1 法制水平、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 |
| 6.2.2 金融市场化水平与政府干预的影响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制度环境的度量与指标构建 |
| 6.3.2 我国各区域制度环境的统计描述 |
| 6.3.3 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说明 |
| 6.4 实证检验与回归分析 |
| 6.4.1 法制水平的影响 |
| 6.4.2 金融市场化水平的影响 |
| 6.4.3 政府干预强度的影响 |
| 6.4.4 本节的主要实证结论 |
| 6.5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
| 6.5.1 关键变量滞后一期的检验 |
| 6.5.2 基于企业所有权的检验 |
| 6.5.3 基于银行信贷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再探究 |
| 6.5.4 本节的主要实证结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 |
| 7.2.2 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角度 |
| 7.2.3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企业市场势力、进入退出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市场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市场竞争机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一、全要素生产率定义和测度方法 |
| 二、市场竞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机制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产品市场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企业市场势力定义、成因和测度方法 |
| 二、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机制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微观视角下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二、宏观视角下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小结 |
| 第四节 企业进入、僵尸企业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企业进入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二、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小结 |
| 第五节 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 |
| 一、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
| 二、市场竞争机制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 三、小结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场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设定和数据整理 |
| 第一节 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估计模型设定 |
| 一、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 |
| 二、核心变量进一步分解和基础模型拓展 |
| 第二节 资源配置效率和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一、企业和总量投入产出函数 |
| 二、投入要素扭曲测度 |
| 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总量全要素生产率 |
| 四、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五、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第三节 企业进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 |
| 一、企业进入强度指标构建 |
| 二、企业进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设定 |
| 第四节 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 |
| 一、僵尸企业的识别 |
| 二、僵尸企业和企业资源错配理论模型设定 |
| 三、僵尸企业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模型设定 |
| 第五节 样本数据整理和说明 |
| 一、主要变量处理 |
| 二、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分析 |
| 第四章 企业市场势力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测度及分布特征 |
| 一、我国制造业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总体分布特征 |
| 二、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分布的所有制异质性 |
| 第二节 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一、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全样本回归结果 |
| 二、按企业规模分类的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三、按企业所有制分类的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三节 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分解 |
| 一、企业市场势力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按市场势力分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按企业所有制分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源配置效率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要素扭曲和要素边际生产率测度 |
| 第二节 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第三节 制造业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企业进入竞争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进入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一、企业进入强度对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企业进入强度对在位企业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所有制异质视角下企业进入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
| 一、企业进入强度对不同所有制在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企业进入强度对不同所有制在位企业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僵尸企业、资源错配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
| 第一节 僵尸企业对制造业企业内涵型资源错配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僵尸企业存在对制造业企业外延性资源错配的影响分析 |
| 一、僵尸企业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 |
| 二、僵尸企业对不同所有制正常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 |
| 三、僵尸企业对不同所有制僵尸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 |
| 第三节 僵尸企业存在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一、僵尸企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二、僵尸企业对不同所有制正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四节 企业进入竞争对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概述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论文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资本错配的研究动态 |
| 2.1.1 资本错配的形成原因研究 |
| 2.1.2 资本错配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2 资本错配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动态 |
| 2.2.1 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
| 2.2.2 要素错配与企业创新 |
| 2.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的研究动态 |
| 2.3.1 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宏观因素 |
| 2.3.2 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微观因素 |
| 2.4 资本错配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动态 |
| 2.4.1 制度环境、政府干预与企业OFDI |
| 2.4.2 金融发展、要素扭曲与企业OFDI |
| 2.5 资本错配与企业实际税负的研究动态 |
| 2.5.1 公司治理与企业税负 |
| 2.5.2 外界环境与企业税负 |
| 2.6 文献评论 |
| 第三章 资本错配对上市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 |
| 3.1 资本错配的理论分析 |
| 3.1.1 资本的定义 |
| 3.1.2 资本错配的内涵及形成机理 |
| 3.2 资本错配影响上市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2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3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OFDI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4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税负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第四章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损失的实证分析 |
| 4.1 问题提出 |
| 4.2 实证研究设计 |
| 4.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4.2.2 资本错配的典型事实 |
| 4.2.3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4.3 资本错配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
| 4.3.1 基准模型 |
| 4.3.2 稳健性检验 |
| 4.3.3 内生性讨论 |
| 4.3.4 异质性研究 |
| 4.4 基于融资约束的机制研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对比分析 |
| 4.4.1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4.2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4.3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风险的中介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资本错配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实证分析 |
| 5.1 问题提出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5.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的实证研究 |
| 5.3.1 主要实证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内生性讨论 |
| 5.3.4 异质性分析 |
| 5.4 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传导机制:实体利润率与短贷长投 |
| 5.4.1 实体利润率 |
| 5.4.2 短贷长投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本错配、企业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非平衡发展 |
| 6.1 问题提出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6.3 资本错配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
| 6.3.1 基准模型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内生性讨论 |
| 6.3.4 异质性分析 |
| 6.4 资本错配影响了何种海外投资? |
| 6.4.1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的避税动机 |
| 6.4.2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
| 6.4.3 资本错配与海外投资决策 |
| 6.5 进一步的考察:资本错配引致的海外直接投资挤出了国内投资吗? |
| 6.5.1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2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3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5.4 资本错配和海外投资对不同规模企业国内投资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问题提出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7.2.2 实证研究设计 |
| 7.3 资本错配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 |
| 7.3.1 基准模型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3.3 内生性讨论 |
| 7.3.4 异质性分析 |
| 7.4 进一步研究:资本错配背景下,企业如何应对实际税负过高问题? |
| 7.4.1 资本错配与OFDI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4.2 资本错配与创新对企业税负交互影响 |
| 7.4.3 资本错配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4.4 资本错配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税负的交互影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含义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9）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价值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价值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薪酬激励的影响因素 |
| 1.2.2 薪酬激励的结果效应 |
| 1.2.3 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改革 |
| 1.2.4 简评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安排 |
| 2 薪酬激励的理论分析 |
| 2.1 关于薪酬结构的宽带薪酬理论 |
| 2.2 关于薪酬标准的差异化薪酬理论 |
| 2.3 关于薪酬激励的激励机制理论 |
| 2.3.1 期望理论 |
| 2.3.2 激励过程综合理论 |
| 2.4 关于薪酬满意度的激励效应理论 |
| 3 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的现状 |
| 3.1 HJS集团财务管理体系 |
| 3.1.1 HJS集团概况及组织架构 |
| 3.1.2 HJS集团财务管理体系概况 |
| 3.2 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
| 3.3 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效应 |
| 3.3.1 问卷设计 |
| 3.3.2 调查对象 |
| 3.3.3 调查结果 |
| 4 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存在的问题 |
| 4.1.1 薪酬支付标准模糊 |
| 4.1.2 薪酬差距划分不合理 |
| 4.1.3 绩效薪酬占比过低 |
| 4.1.4 缺乏长效激励政策 |
| 4.2 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问题的成因分析 |
| 4.2.1 薪酬定位非市场化 |
| 4.2.2 忽视财务管理工作的特殊性 |
| 4.2.3 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
| 4.2.4 薪酬管理缺乏人力资本观念 |
| 5 HJS集团改进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建议 |
| 5.1 标准化全集团财务管理的岗位评价 |
| 5.2 分层次实施差异化薪酬激励模式 |
| 5.3 完善财务管理核心岗位的长期激励措施 |
| 5.4 以合作型绩效考核赋能财务管理人员 |
| 6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10）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市场化: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2]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D]. 李强. 吉林大学, 2020(03)
- [3]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D]. 贾高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4]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中小企业创新[D]. 慕庆宇. 山东大学, 2020(11)
- [5]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6]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7]企业市场势力、进入退出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D]. 文春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8]资本错配对中国上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D]. 武宵旭. 西北大学, 2020(06)
- [9]HJS集团财务管理人员薪酬激励制度改进研究[D]. 胡雨帆.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