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畜牧兽医》2003年1-6期总目录

一、《贵州畜牧兽医》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付鹏^[1]（2021）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史记》至《清史稿》以来的二十六部正史中,共有七部含艺文志或经籍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这七部正史目录中均有医籍着录材料。在辑录和编码7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材料,形成“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的前提下,主要进行两大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一章至第七章分别以七部正史目录出现的历史顺序,分为七章。以七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为中心,重点探讨其编撰、体例和内容。编撰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的撰修史、一代内府藏书与编目史和正史目录的史料来源。体例方面主要介绍正史医籍目录文本的撰写原则和法度、与相关目录的部类比较和编撰体例特点。内容方面其一是细类分析下引述文本和种卷计数研究,其二是相关问题论述作为细类分析的拓展与延伸,其三是据细类分析统计和绘制7幅各部正史目录细类种、卷分布图,以图表直观形象地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内容的内部结构。编撰、体例和内容的三个方面是立足于正史医籍目录文本本身的全面阐述,共同构成本文对于七部正史医籍目录的具象文本研究。第二部分是正史医籍目录通史研究与正史目录利弊评价。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医籍着录之实,绘制正史医籍目录类系流变图,将正史医籍目录史分为两个阶段和三个时期,并分析提炼它们的内部分期和时期特征。首先分为汉至元阶段,以纪一代藏书为特征;明至今阶段,纪一代着述为特征。在此范畴下,又划分汉至隋、唐至元和明至今三个时期。其中汉至隋时期又可分为《七略》至《汉志》时期（西汉至东汉[前33至前7间—56至106间]）和七分与四部共荣时期（三国至隋[235-597]）;特征是六略之一,医分为四。唐至元时期分《隋志》至二唐志时期（唐至五代[629-1060]）和宋国史志至《宋志》时期（宋元[1016-1345]）;特征是子部医方,从方至科。明至今时期分《明志》至《清志稿》时期（明至20世纪80年代末[1441-1989]）和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至《清史艺文志》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1992至今]）;特征是一代医着,类属森然。另一方面,对于正史目录着录之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不同价值和发挥的多种功用,以及正史目录的缺陷。通过上述两方面的阐述,以期更加客观地评价正史医籍目录。通过本文的史料汇编（“附录正史目录医籍着录史料长编”）和系统研究（正文）,一是能够补充和纠正已有专门正史目录医籍着录资料的缺憾（附录）。二是对正史目录中的医籍目录首次进行通史性地整理和研究,填补正史目录之医籍目录研究空缺（第一章至第七章）。三是提出不同于传统以朝代变迁分期的正史医籍目录史分期新观点,更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第八章）。四是运用数据图表,展示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特点与类系流变（第一章至第七章最后一节、第八章第四节）。五是分析正史医籍目录的利弊,提出“志书不同、价值迥异”的新认识（第九章）。本研究能较为清晰深刻地展现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的基本情况,揭示正史医籍目录史的一般规律,于医古文、中医文献、医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有所借鉴,乃至为今后开展史志、私家、官修目录医籍着录和古代医学专科目录打下研究基础。

葛小寒^[2]（2018）在《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文中研究表明明代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这种活力表现在商业的发展与文化的多元性之上。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明代农业生产的扩大支撑着当时社会的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步的则是明代农书数量的喷发,并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学知识体系。那么,对于明代农书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一方面,明代农书所蕴含的农学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明代农书更是深深浸润在当时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诚然,前辈学者已经对于这一问题有了相当的讨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在基础的“文献考辨”之上对当时农书所记载的“科学技术”进行评介,抑或是利用农书中透露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去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由此可见,前人对于明代农书本身的讨论仍是缺乏的,尤其缺少在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之上,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从“文本”与“知识”的角度考察明代农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明人的观念中究竟是如何认识作为概念的“农书”。借助于当时士人留下的“文集”、“书目”与“农书”进行分析,明人对于“农书”这一概念的认识颇为多元且伴随着参与性程度的不同发展出异样的农书观。为了研究方便而对于这种多元的“农书”认识作一概括的话,可以总结为:明代的农书便是当时的农事书、农艺书与农政书。明晰了这一范畴之后,梳理现存与佚失的明代文献,不难得出有明一代大约诞生了 502种农书的结论。但是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当时农书存在着大量抄袭、翻刻的情况。因此,单纯从农学知识的发展角度来说,明代的有价值的农书数量将下降到300种以下。不过,无论明代究竟有多少种农书,对于它们的文献考证活动自然是不可缺少。尤其是一些农书的作者、版本与诞生时代在之前的农书目录里面有误,还有一些农书是前人未见的,另有一些已经侠失的农书也可以辑佚。如果说“文本”研究专注于文献本身,那么“知识史”视角下的农书研究则侧重于考察农书与时间、空间的互动。从“时间”的角度而言,明代农书与宋代农书的比较可以揭示传统社会的不同时代农学知识关注的变化。主要通过内容、作者与时空分布的对比,宋、明农书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一目了然:相较于宋代,明代的农书更加注重“统合”,其中负载的农学知识则进一步下移,作为农书生产的动力也不再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另从“空间”角度来说,明代农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即“花谱”,除了在知识性上超越宋代以外,还更多承担了专业知识记载之外的交往功能。简言之,在明代的社会空间中,以“花谱”为代表的农书参与了当时士人社交网络的建构。此外,“知识史”的视角除了较为宏观的考察之外,更加关注一种知识或书籍的生产、传播、阅读以及社会影响。从《树艺篇》与《汝南圃史》之间的关系与发展来看,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漫长而富有弹性。在“稿本”农书到“刻本”农书的变化过程,不仅是农学知识系统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农学知识被删去、另一些农学知识被加入的过程。农书诞生以后的传播活动,官府在其中起到了较为显着的作用。因此考察明代官刻农书的传播行为与影响,可以作为个案了解当时农学知识的传播面向以及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当然,传播是农书生产方或者农书刊刻方的行为,农书中承载的农学知识能否真正为时人认同或接受,还得考察当时农书的阅读问题。对此,由于诞生时间颇早,且在明代流传较广的《救荒本草》与《野菜谱》便是探讨农书阅读活动的重要个案。基于农书内容、序跋以及阅读者的书目、批语,乃至翻刻过程中的改造活动,明代农书阅读的多元面向可以被充分挖掘。例如以上两种野菜书的阅读活动,便呈现出早期阅读与晚期阅读的极大不同。这主要表现在,晚明士人对于农书的阅读往往偏离了作者原有的意图。最后,农书与地方社会关系往往不被前人研究所重视,这固然是因为地方性农书不宜保存流传。然而,《亳州牡丹史》却能填补这种研究方向的空白。该书不仅是亳州牡丹的知识性介绍,更是亳州士人与一般百姓从事花事交往活动的记录。通过这一文本,晚明亳州的地方社会显得更加饱满,而《亳州牡丹史》本身也离不开这一社会的制约,尤其是其中所凸显的对于“阶层”变动的敏感。综上所述,明代农书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旧有农业文献的整理与考察,更是对于其中所记录的农学知识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过往的研究中过多的侧重在“科学技术”的介绍,而忽略了知识以及其载体（农书）的概念、时空变迁、生产过程、传播活动、阅读与接受等等方面的探讨。而对于以上问题的讨论,才是后人进一步理解当时农学实况的钥匙。

冷雪梅^[3]（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高健^[4]（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兰雪花^[5]（2013）在《抗战时期福建兵员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时期,如何动员役龄青年奔赴前线,保卫国土,成为国民政府最紧要的事情。抗战前后征兵制的实施,为中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员动员提供了制度保证。福建在1937年6月试行征兵制不久,即转入紧急动员状态。本文以档案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为基础,探究在抗战大背景下福建地方政府是如何动员壮丁上前线的,以及在征兵过程中为什么存在着保受人们诟病的弊端。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对抗战时期福建兵员进行详细探讨,第一部分,福建兵员动员的背景条件。敌我力量的悬殊致使兵员伤亡惨重,需兵孔亟。福建地方军政的统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兵员动员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第二部分,福建兵员动员的组织机构。为适应战时需要,中央及地方兵役机构进行了调整,福建省的兵役机构主要分为兵役管区机构、县级兵役机构、国民兵役机构和其他辅助机构四种类型。第三部分,福建兵员动员的法规制度。《兵役法》及其相配套的实施法令及单行法规,为战时兵员动员提供了完整的动员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建先后颁布了几十种兵役单行法规,保证了兵员动员的顺利实施。福建兵员动员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历了从自行征募到统一征集,再到征补训合一的发展过程。第四部分,福建兵员动员的准备。福建通过发动民众精神,健全保甲组织,宣传兵役政策,优待征人家属等方式动员壮丁踊跃从军,出征抗敌。第五部分,福建兵员动员的具体实施。这是兵员动员最具体的内容,战时福建兵员征集按身家调查、体格检查、抽签定序、征集入营四个程序进行。第六部分,福建兵员动员的成效及评价。战时福建动员了59.7万兵员及1.3万知识青年补充前线,动员率达5%,高于国家平均数,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战争的紧迫,基层组织松懈,民众意识的缺乏,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秩序失调等一系列非常状态使兵员动员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和不足,而这一部征兵的血泪史,最终归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黄宗华^[6]（2010）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党江西省的干部训练是国民党整体干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省训练团是省政府进行干训的主要机构。江西省的干训,是在国民党的干训政策、蒋介石的干训思想以及国民党的整体干训氛围影响之下,结合省内的具体情况展开的。江西省的干训从1932年开始至1949年结束,历经四个阶段。县政研究会和县政训练所时期,各方面很不完善,但该阶段的干训在“协剿”方面发挥了一定效用,搭建了干训机构的基本架构。政治讲习院时期的训练重心转向区乡镇干部,组织结构、训练规模、训练内容、训练措施比之前有较大进展。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时期,无论从组织健全程度,还是从训练规模、正规化程度等方面来看,都是干训最繁盛的阶段。江西省训练团时期,由于机构的调整与裁撤、国民党的迅速溃败等原因,效果不可与之前同日而语,但转业军官训练是一个亮点。省训团的组织结构经过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机构设置与机构职责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特别是从政讲院开始变化不大。省训团在发展变迁历程中,逐渐形成—整套教职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职员队伍,而且队伍的整体素质比较高。干训科目包括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各个班（组）的共同科目大致相同,专业科目则和各班（组）受训学员的实际工作相联系。这种课程设置从总体上来分析与干训目标相匹配,但有些课程与学员的实际工作联系不紧密。而且,单科训练时间过短,使得学员不能对课程很好掌握。训练的教材,主要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基本政治理论和国民党现行政策、中国历史地理、国民党历史以及传统知识和传统道德、党务、行政工作的实际应用技术等。此外,省训团和各县市训练机构还编辑了部分省情和县情教材。江西省对受训学员的选拔、训练、考核以及服务指导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在选拔方面,江西省制订了严密的选拔程序,但对于学员的思想意识难以考察。对学员的训练,是以课堂讲授为基础,以训育、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为重点,同时辅之于各种社团活动。这些措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以军训的方式来对党政干部进行训练,没有考虑到党政干部的特殊性。江西省对学员的考核制订了详细的标准,但是考核方式存在机械、呆板、不能与人事行政相联系的弊端。对学员结业后进行服务指导具有良好的设计意愿,但学员对于无职无权的干训机构缺乏敬畏,因而敷衍了事,造成跟踪辅导流于形式。省训团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境内的其他干训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省训团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同作为国民党的干训机构,从历史渊源、训练模式和内容、时代背景、战略任务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在举办主体、训练对象、具体训练目标、训练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蒋经国主办的青干班,名义上附属于省训团,但实际是蒋氏的“独立王国”。至于江西各地的训练机构,从组织体系上说隶属于省训团,但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省训团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业务指导。本文认为,以省训团为核心的江西省干训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增强了学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员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推动了“三保”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民众组训与抗战动员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学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干部考察和干部晋升的平台,强化了省政府对各地的了解与监控。但江西省的干训从总体来看是失败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的素质特别是精神素质,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强化党组织的内聚力和扩大党务的目的。造成干训效果不佳的原因,既存在于训练本身,也存在于国民党江西省和整个国民党的深层次弊端。训练本身存在学员规避训练、单科训练时间太短、训练的方式方法存在弊端、考核标准与方式不科学、受训成绩的运用不够、讲师素质参差不齐、结业后的辅导工作有名无实等问题。但效果不佳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制度规范、干部政策、组织结构、廉政建设、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和干部素养、经济发展程度和干训经费等因素。

刘勇^[7]（2008）在《河北省禽肉产品市场营销战略研究》文中认为2001年中国禽肉产品得以重新出口欧盟市场,但是中国禽肉制品的对外贸易形势依然严峻,禽肉制品出口仍旧屡屡遭遇壁垒。面对国内外竞争对手咄咄逼人的竞争势头,河北肉禽业在国际市场上更是步履艰难。机会总是与威胁同在的,市场无限大,但无限大的市场却不是天然的,这需要河北省禽肉加工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寻找可以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市场空间,在市场中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培育和积蓄竞争实力。所以,河北省的禽肉加工企业应该另辟蹊径,将战略目标转向国内市场,寻找机会。确定以市场为中心的现代市场营销理念,以营销辟市场,以营销创利润,以营销促进禽肉产业化的发展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以河北省禽肉产品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规范、实证、建立模型等分析方法对河北省的禽肉产业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探讨禽肉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管理经验,得出结论,并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了河北省禽肉产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同时,运用数学推导方法对河北省禽肉产品综合竞争力进行测算,并得出理论依据,通过实际调研数据对理论依据加以检验,得出了分析结果。文章针对河北省禽肉生产、加工、贸易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市场营销战略,并利用产品、价格、渠道、产品促销等市场营销组合策略对营销战略加以辅助实施。本文的创新之处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禽肉产品需求低迷的现状,提出禽肉产品市场营销战略,并且通过在禽肉产业的销售环节以市场营销策略促进产业链条增值,促进肉禽养殖户增收,以加快产业发展。因此,分析河北省禽肉产品的生产加工、贸易发展、市场状况、市场营销机制,并制定竞争策略和市场发展战略,对于充分发掘我省禽肉产业的竞争优势,预测河北省禽肉生产及贸易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为河北省禽肉产业良性发展、实现产业增值提出对策建议有着重要的意义。

高嵬^[8]（2004）在《《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环境艺术部分》》文中认为通过收集和梳理我国正式公开发行的中文艺术设计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期刊目录和内容，探讨和建立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统一规范的等级评定标准，以解决长期以来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缺乏权威性等级鉴定标准给晋升职称、申报课题、申报各类奖项带来的不便。填补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图书馆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提供权威性的决策支撑。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为我国现有公开发行的，具有正式刊号的96种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包括建筑设计类52种；景观园林设计类8种；规划设计类14种；室内设计类22种）期刊杂志。 首先，我们采用打分入围的方法先将所有期刊进行初评。分别按设定的七个得分项打分，完成对期刊评定中“定量”的研究。确定出入围期刊，共59种。 第二步，对入围期刊进一步完成“定性”的研究，即对期刊所刊学术论文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并针对每本期刊，有选择地对刊出论文阅读、评论，并作出简评，进一步筛选出核心期刊和一级期刊，共30种。确定二级刊物29种。 第三步，再从筛选出的核心、一级刊物中挑选出一级期刊，共10种。 第四步，甄选出最为优秀的核心期刊共20种。 由此得出研究结果：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期刊，核心刊物（权威学术期刊）20种；一级刊物（重要学术期刊）10种；二级刊物（一般学术期刊）29种。 本研究课题建立了一套较科学、客观、严谨的鉴定方法，可以作为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的研究基础。同时，等级鉴定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待进一步探讨此方法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并进行动态的跟踪研究。

曹春梅^[9]（2006）在《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文中提出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是近代西康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反映,是中国边疆考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以历史学为本位,辅以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观点,对民国时期国人在西康的社会考察进行研究,以期还历史以真貌,并分析考察活动的意义,为今天藏区的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提供更详实的历史依据。全文分五个部分:一、绪论:从论文题目释义说起,在检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简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准备回答的问题。二、国人进入西康考察的背景:从西康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西康地位的凸显,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涨及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众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内迁,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涨;留学者的归国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藏学发展的推动）和刘文辉主政西康及其对文人的欢迎三个方面讨论民国时期国人入康考察的背景。三、入康考察之国人的类型:首先对进入康藏进行探险、考察之人作个概述,然后再从政府官员的取道西康或者奉命入康处理政务,入康求教者,一些私人的入康考察等三个方面来了解国人入康考察之全貌。四、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论述国人在西康的社会考察的几个方面,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等,以期还近代西康社会以真貌。五、考察活动的社会影响及意义:从考察活动对当时西康社会及内地产生的影响、考察活动的历史意义两方面对国人在西康的社会考察进行评价。

钱亮,胡丽,赵敏^[10]（2002）在《《四川畜牧兽医》1999～2001年载文统计与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通过对《四川畜牧兽医》1999～2001年连续三年刊登的各类文章的统计,分析其栏目设置、稿件来源等要素,表明本刊自1999年改期改版后,立足于市场需要,其读者定位、栏目设置等方面的适度调整是成功的,也为本刊进一步总结经验、力争进入中国“期刊方阵”奠定了基础。

二、《贵州畜牧兽医》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畜牧兽医》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抗战时期福建兵员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河北省禽肉产品市场营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环境艺术部分》（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贵州畜牧兽医》2003年1～6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正史目录医籍着录研究[D]. 付鹏.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明代农书研究 ——文本与知识[D]. 葛小寒.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3]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4]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5]抗战时期福建兵员动员研究[D]. 兰雪花. 福建师范大学, 2013(12)
• [6]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D]. 黄宗华. 南开大学, 2010(07)
• [7]河北省禽肉产品市场营销战略研究[D]. 刘勇. 河北农业大学, 2008(08)
• [8]《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环境艺术部分》[D]. 高嵬. 中国美术学院, 2004(01)
• [9]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D]. 曹春梅. 四川师范大学, 2006(12)
• [10]《四川畜牧兽医》1999～2001年载文统计与分析[J]. 钱亮,胡丽,赵敏. 四川畜牧兽医, 2002(02)

标签：农学专业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大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