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郑小凤[1](2021)在《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影响了整个区域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高等教育,当以人才为本。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应重视体育人才。以往对于高校体育人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教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今转换一下视角,研究国家和学校能为西部高校体育教师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激励体育教师潜心教学、科学研究,激发教师主动性和敬业精神,真正实现“以教师为本”。而制度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制度是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方向标”,引导教师价值和行为选择。正是基于此,从制度视角研究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以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制定有利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职称晋升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等,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更新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建国后国家及各省颁布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根据制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建国后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战略调整等,将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制度,掌握当下的政策热点,预测未来的制度走向,为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与职业发展有关的潜在联系。具体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3)通过访谈法获得西部地区13所高校的学校制度以及专家观点,具体详细了解每所学校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实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重视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以运动项目为主,大学体育教师的培养注重“运动专项化”。制度高度统一化,初步建立了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培训进修、任职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文革结束以后,各体育院系、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培养体育人才;考核制度进入量化考核阶段;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薪酬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20世纪90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薪酬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进入分类探索时期;职称评审权下放,制度改革进入新的时期。(2)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执教时间,以及学校特征变量学校地理位置、省份、招生体育专业研究生、分类考核、分类职称评定在职业发展某个或某些维度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某些变量和维度对教学发展、科研发展、职称职务提升、薪资增长产生正向直接影响。探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学校制度对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度达到0.346,并探索建立调节效应模型。(3)通过微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各高校职称晋升制度有差别,评定方式也各有特色。通过对13所高校的对比分析发现,职称评审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评定职称必备条件和任选条件;另一类是量化打分。在职称评定中,多数高校已经进行分类评定,有的高校将学历作为限制条件,影响体育教师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将比赛成绩纳入其中,而各高校的规定各不相同,没有突出体育教师的特殊性。绩效考核突出量化标准,每所学校的年度考核制度不太一样,但都是侧重教学、科研的考核,教学占的比重更大。学校进修与培训制度明确,考核制度不太全面,教学、竞赛训练方面的奖励不足,薪酬制度满意度较低。根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高校制度是促进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许伟[2](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张芳[4](2020)在《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既要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面临着资源日益匮乏的挑战。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走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指导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这一基本国策。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里,以GDP为主要导向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种高污染高耗能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中国近年来的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亟需加快推进绿色发展道路,实施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随着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路径不仅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造成地球资源的加速枯竭,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诟病,世界各国对绿色产业发展逐渐加以重视,理论界与实业界也广泛关注,把绿色产业发展视为突破当前发展瓶颈的新路径。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如何优化,如何稳步推进对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论文在对绿色产业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着重将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以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优化及制度创新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分析了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的动因的基础上,对国外发达国家发展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研究,以及选取国内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发展过程中经历波折的光伏产业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视角分析提出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有效路径,科技创新是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现实路径;进一步分析了三个路径在实践推进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从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着手,提出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最后,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提出相关制度创新建议。全文的结构框架,除去主要研究结论之外,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导论中,首先,阐述论文选题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其次,着重对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进行界定,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国内外的不同内涵及其特征进行阐述,并对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写作的结构框架以及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主要对论文涉及的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了综述。本章主要对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并对近年来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从而为论文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和文献基础。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产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局限性以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首先,分析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发现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依赖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和不可持续;其次,从理论上分析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主要运用产业组织和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从环境、产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本章还对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环保产业、风力发电以及其它绿色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绿色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第四章主要从历史与现实角度分析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首先,从产业组织演化视角对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破析,并探讨了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时代特征;其次,对近年来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进行总结回顾,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第五章主要对国外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经验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本章将对国外发达国家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主要分析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的在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着重分析这些发达国家绿色产业得以成功发展在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有效举措;其次,结合我国的国情,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发展绿色产业的路径选择借鉴意义和启示。第六章主要是我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对比研究。本章选取了两个发展径不同的案例来验证发展绿色产业过程中路径选择的重要性。一个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传统汽车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产业链协同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国有资本的全产业链支持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进程,从而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整体不断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光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盲目扩张,发展路径过于依靠政策补贴,发展战略混乱,技术创新不足,最终不但没有使得光伏产业获得市场竞争力反而在短时间造成产能过剩,致使整个行业停滞不前,甚至曾经的行业领军企业也濒临倒闭。通过这两个案例对比研究,本章剖析了绿色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第七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问题。首先,对中国绿色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以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带动作用明显,而规模效应不明显;其次,实证分析了影响绿色产业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验证了理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述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选择,即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有效路径,促进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产业的根本路径,国有资本引领是发展绿色产业现实路径。第八章主要对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论和现实视角分析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三大路径在实践中遇到了的障碍和困难;其次,对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遭遇的实践障碍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分析,并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九章主要是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研究。为了有效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首先,从产权角度,论述了绿色资源产权的界定和保护的相关制度创新问题;其次,系统地阐释了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激励机制创新问题,主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绿色产业投融资、绿色税收等方面进行激励制度创新;最后,本章还探讨了绿色产业发展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关系,主要从绿色文化、绿色社会责任和非政府绿色组织建设等角度探讨非正式制度创新问题。最后,对论文的全部内容和相关结论作简要总结。
卢岩[5](2020)在《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早在2002年《政府采购法》颁布之时,立法者就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对于限制外地经营者进入本地市场、在采购活动中设置歧视性条件等限制竞争行为予以了否定。随后出台的《反垄断法》也将此类行为纳入其中。2015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更是以列举的方式将众多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逐一明确。近年来,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构建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实施,政府采购领域,尤其是地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再次受到关注。2019年颁布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以及2020年推出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都把这一问题作为规制重点,对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并可以据此认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是理论研究及其执法实践活动中的重点问题。政府采购是以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代表的国家机关以及直接、间接接受政府控制的特定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为实现政府职能或公共服务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使用财政性资金和财政性资金相配套的单位自筹资金在市场上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依据主体范围的不同,政府采购可以分为中央政府采购与地方政府采购。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使用资金的来源不同,即中央政府采购使用的中央财政资金,所统筹的是全国性事务,地方政府采购使用的是地方财政资金,所针对的是地方性事务。由此导致二者在限制竞争时的表现存在较大不同,地方政府在采购时表现出强烈的本地采购倾向。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是指在地方政府采购过程中,采购人等凭借行政权力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它因采购主体的行政性、采购资金的公共性等特征而满足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又因破坏了采购市场中特有的竞争秩序而成为行政垄断行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呈现出制度性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有时具有歧视性抽象采购政策的指引,或表现对于采购程序规则的违反,或表现为对于采购实质规范的破坏,在本质上一种行政权力的异化。这种异化既可能源自行政权力的对于采购活动的不当介入,也可能是由采购人与供应商的恶意串通所致。其具体限制问题的表象在于规避公开招标、设立歧视性条款、构筑信息壁垒、倾向性评标、指定交易等个案中的限制竞争,而表象的背后则是地方利益集团、财政分权等深层的制度缺陷问题。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也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直接破坏,割裂采购市场的统一性,背离财政资金的使用要求,导致提高采购效率、实现物有所值等经济性目标的落空,造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保护环境等政策性价值目标的扭曲,更使得宏观经济调控、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重大采购目标难以实现。此外,它还损害了包括外地经营者和本地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利益,并加剧了采购中的腐败问题。由此,需要以规制的手段对于其施以某种控制、约束和指引。而法律作为一种既定、统一、普适且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行为准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法律规制是基于法律规范对行为实施的控制、约束和引导。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制,是以正义、国家干预、公平竞争、政府采购市场规制、激励性规制等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根据《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以及公平竞争审查、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中的相关规定为制度、政策基础,对于政府采购活动整个过程进行的规范和控制,而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为了实现更好的规制效果,法律规制自身也在不断演进之中,并已从立法之初的笼统、模糊与概括到如今的系统、准确与规范,相对完整的规制体系业已初步建立并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抽象采购政策与具体实施行为的规制、具体实施行为中的控权规制与执法规制等事前、事中、事后的规制,以及以《政府采购法》为主导,兼有《反垄断法》《预算法》《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的规制模式。并具体表现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含有抽象采购政策中的反竞争因素;以采购程序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家评审制度等从事前规制的角度防止具体采购活动之中行政权力的异化,以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等从事中与事后规制的角度对于个案中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救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严重性由此可见。然而,现行制度设计下的法律规制仍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竞合依然存在,《反垄断法》对于管辖权的让渡存在立法疏漏,导致其与《政府采购法》仍存冲突,且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践中亦偶有越界之嫌;界定标准有待完善,程序规范对于实质违法的界定存在干扰,以“滥用行政权力”为构成的行为要件有时难以界定;责任设置有所失衡,财产责任只及于单位而不涉及个人,致使行为与责任缺乏对等,个人违法单位担责等现象时有发生;规制模式尚显不足,始终无法走出自纠式规制的困境;竞争模式存在局限,强调市场的开放性而忽略了对地方利益的合理保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有待深入解决,集中采购机构代理市场也亟待开放。因此,应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予以完善。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应以公平正义、秩序与调控的价值理念为指引,并融合国际法律的规制理念,构建国际与国内的双层法律规制制度体系,协调国内法律的适用冲突。在此基础上,采取控制式规制与激励式规制二元并立的规制模式。控制式规制是最传统的法律规制模式,也是现行法律制度在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对其适用需要首先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这种完善应沿着“主体——行为——结果”的基本逻辑进路展开,并表现为:就规制的主体而言,应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使其能够在财政部门拒绝依法履行职权时实现补充救济;就规制的行为而言,应实施结果导向型的行为界定标准,避免程序对于行为界定的干扰,并在必要时对于行为结果进行竞争分析;就规制的结果而言,应强化法律责任,以增加政治问责和实行“双罚制”的方式加强对采购人员的追责,同时,增设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内控制度的相关责任,以提高违法成本的方式对相关人员形成威慑和有效制裁。而激励式规制乃是控制式规制的重要补充,其侧重于通过奖励、扶持等刺激与鼓励手段,调动被规制者实施某些行为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而言,激励式规制是一条全新进路,其制度的构建应包括: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改变过去唯“GDP”论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将竞争秩序的影响因素纳入法治建设成效参考因子,以此削弱其与采购中的本地利益的联系;利用赋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的方式抑制政府采购中的地方保护问题;建立集中采购竞争机制,削弱集中采购竞争机构与地方利益之间的联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调动舆论监督和第三方机构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充满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弥补了当前理论研究中的空白,且对于公平竞争审查、政府采购、行政垄断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亦有裨益。在实践中,除了可以更好地实现规制外,还能为《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订提供思路。
顾王乐[6](2020)在《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文中提出《说文》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原理对汉字进行系统分析的文字学专着。《说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以及许慎时代关於文字的研究成果,爲古文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但是许慎所见到的小篆、古文、籀文等字形已有譌误,他对字形结构和造字本义的理解有不少是不可信的。而且《说文》成书以後,屡经传抄刊刻,年代浸远,谬误滋多。历代学者在校正《说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真正有所突破则是在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以後。随着古文字资料在《说文》研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古文字与《说文》的互证研究已经成爲《说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方面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果,除一些专门研究《说文》的着述外,这一时期的许多甲骨金文考释书籍、论文、札记和题跋中都能看到不少根据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错误的意见。目前对於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校正《说文》的研究和总结还有很多不到位之处,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已经被古文字学界判定爲错误的观点在《说文》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正。本文对清末民国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方面的成就、特点以及不足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全文主要分爲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相关术语的界定,学术史的回顾,选题目的及其意义,研究思路等方面内容。第一章主要讨论了与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密切相关的学术背景:一是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二是清末民国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说文》学的拓新;三是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清末民国《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第二章详细介绍了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共分爲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书成到甲骨文发现前夕;第二阶段,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到1929年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出版;第三阶段,从三十年代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每一阶段介绍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第三、四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成果例释。第三章主要考察清末民国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和纠正《说文》篆文和说解方面的具体成果。第四章则主要收录清末民国学者利用古文字资料考订《说文》古籀形体方面的成果。第五章是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我们对这一时期学者在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中的失误类型和失误原因进行分类与总结。结语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研究进行总体的评价,并对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说明。附录部分是清末民国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的相关论着目录,分爲《说文》研究论着目录、古文字学论着目录和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三类。
冯博文[7](2020)在《隋代南方政区改革研究 ——以湘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开皇九年隋征服陈国之后,携战胜之威对南方的既有政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完成州县二级制的目标。从对湘川地区的考察来看,隋在这一地区的改革过程和策略可以被概括为四个方面:(1)废郡;(2)省县,即大规模省并南朝旧县;(3)移治,即将旧政区治所加以迁移或废诸县择它地新置一县;(4)增州,即增置一批州,随后又将其中若干新州废掉。四项举措之结合,构成隋在南方进行多层次政区改革的完整图景。究其原因,废郡省县是为了涤荡寄存于郡县之中的地方豪强势力,简化行政层级;移治则是废郡省县之补充。在多层次的改革策略之下,南方州、郡、县各级政区的空间结构均被重构,隋帝国的权威得以在南方确立。质言之,隋代南方地区政区改革的四项策略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轴,那就是北朝国家所开启的集权化进程。州级政区的先增后减和县级政区的大量省废体现了湘川地区的地域特色:州级政区的增置具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是作为隋帝国控御湘川地区的军政节点,其二则暂时满足地方豪强参与政权的需要,抵消激烈政治、经济改造对地方豪强的冲击;县级政区被废的空间分布特征则体现出隋朝在南方“治从其俗”和“务适便宜”的政策。随着新置州陆续被废和乡官体制终结,地方豪强的政治栖身地被悉数清除,湘川豪强便汇入了隋末反抗的洪流之中,这也导致湘川地区政区向更加合理的格局演化。
黄润青[8](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田语[9](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认为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贾旭东[10](2020)在《《孔子诗论》综合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的整理性研究。论文主要分爲五部分:第一章是对《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的研究,本章主要对简文的留白简、编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二、第三章是对《孔子诗论》字词的考释,本章几乎对简文的每一个关键字词都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由於内容较多分为两章;第四章是对《孔子诗论》诗篇的认定及诗义的阐释,本章首先分析、统计出简文所涉诗篇名的数量,然後按顺序对每一首诗的诗义及内涵进行了较为详细、准确的阐释;第五章是对《孔子诗论》论诗形式及诗学思想的研究,本章着重分析了简文所蕴含的以“情”论诗、“以礼节情”等诗学思想。附录部分是论着提要及索引。《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论文及着作共有五百多种,要全面搜集、了解这些论着作很不容易,为此,本文根据内容将其分为四大类,我们为每一类论着撰写了一个简短的提要,提要包括论着名称、作者、期刊名称、论文的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等内容,并附有作者、论着名索引及关键词索引。提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简要介绍这些论着的内容,方便读者参考和检索。
二、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家宏观制度相继出台 |
1.1.2 西部大开发重新受到重视 |
1.1.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不可或缺 |
1.1.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需要成长 |
1.1.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新旧问题叠加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1.7 论文的局限 |
2 文献综述 |
2.1 国内外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2.1.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 |
2.1.2 有关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2.2 国内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2.2.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2.2.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2.3 职业发展及其相关变量测量的研究综述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3 研究方法 |
3.1 研究对象 |
3.2 研究方法 |
3.2.1 文献资料法 |
3.2.2 调查法 |
3.2.3 比较研究法 |
3.2.4 数理统计法 |
3.3 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
3.3.1 基本概念 |
3.3.2 基本理论 |
3.3.3 研究假设 |
3.4 相关量表的修订与测量 |
3.4.1 量表修订 |
3.4.2 变量测量 |
3.4.3 量表评价 |
4 建国后基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梳理 |
4.1 初创与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
4.1.1 初创阶段 |
4.1.2 曲折发展阶段 |
4.2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 |
4.2.1 进修培训制度 |
4.2.2 考核制度 |
4.2.3 职称晋升制度 |
4.2.4 薪酬制度 |
4.2.5 聘任制度 |
4.3 探索改革阶段(1992—2019) |
4.3.1 宏观制度分析 |
4.3.2 影响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4.3.3 有关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4.4 结果分析 |
4.4.1 前两个阶段制度呈现的特点 |
4.4.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4.4.3 影响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模型构建 |
5.1 数据质量评价 |
5.1.1 正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5.4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分析 |
5.5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模型构建 |
5.6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假设验证 |
5.7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5.8 分析讨论 |
5.8.1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
5.8.2 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执行情况分析 |
5.8.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分析 |
5.8.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分析 |
5.8.5 人口特征变量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评价 |
5.8.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关系验证 |
5.8.7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微观探析 |
6.1 职称晋升制度比较 |
6.1.1 职称情况 |
6.1.2 学术成果 |
6.1.3 职称晋升人数比较 |
6.1.4 职称晋升方式比较 |
6.2 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
6.3 培训与进修制度比较 |
6.4 奖励制度比较 |
6.5 薪酬制度比较 |
6.6 结果分析 |
6.6.1 职称晋升制度各不相同 |
6.6.2 职称晋升受限 |
6.6.3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化 |
6.6.4 体育教师工作量量化不足 |
6.6.5 高校支持进修与培训 |
6.6.6 明确的奖励制度 |
6.6.7 奖励“一刀切” |
6.6.8 薪酬偏低 |
7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
7.1.1 国家给与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
7.1.2 国家制度突出“以教师为本” |
7.1.3 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 |
7.2 学校制度是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
7.2.1 激励高校制度创新 |
7.2.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7.2.3 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 |
7.2.4 合理运用激励制度 |
7.2.5 完善薪酬制度 |
7.2.6 突出体育学科的学科差异 |
7.2.7 注重制度公平 |
7.3 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
7.3.1 正视体育教学与科研的问题 |
7.3.2 积极引导体育教师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 |
8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初始量表 |
附录2:调查问卷 |
附录3:正式量表 |
附录4:访谈提纲 |
附录5:项目分析 |
附录6:H大学职称评审分值表 |
附录7: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致谢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一、政治背景 |
二、思想语境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四、全图皆太极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二、交轮几 |
三、统辨、互根说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一、《周易》新诠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一、“四无”之弊 |
二、虚空皆象数 |
三、象数即虚空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一、《图》《书》一也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四、五合互藏说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一、即费知隐 |
二、即质知通 |
三、象数征理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一、五行尊火 |
二、文即质 |
三、藏罕于雅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二、戒惧即飞跃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二、《易》《礼》不二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结语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四、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及选题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1.2.1 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概念界定 |
1.2.2 绿色产业的内涵界定 |
1.2.3 绿色产业的特征 |
1.2.4 绿色经济、产业绿色化及绿色产业的关系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
1.3.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理论 |
2.1.1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循环经济理论 |
2.1.4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1.5 产业创新理论 |
2.1.6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理论 |
2.1.7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2.2 关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文献综述 |
2.2.1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趋势研究 |
2.2.2 发展绿色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关系的研究 |
2.2.3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相关评价研究 |
2.2.4 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与区域经济的相关研究 |
2.2.5 绿色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关性的研究 |
第3章 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及绿色产业发展动因与现状 |
3.1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1.1 传统产业发展依赖的主要经济学理论 |
3.1.2 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及其依赖性 |
3.1.3 开放条件下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路径的局限性 |
3.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动因 |
3.2.1 环境和资源约束迫使发展绿色产业 |
3.2.2 生产要素供给充分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 |
3.2.3 人类文明发展和绿色消费需求促进了绿色产业发展 |
3.2.4 国家竞争力提升需要发展绿色产业 |
3.3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 |
3.3.1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现状 |
3.3.2 中国相关绿色产业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
第4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与制度体系现状 |
4.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 |
4.1.1 市场经济与绿色产业发展:一个产业组织的视角 |
4.1.2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4.2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的制度体系现状 |
4.2.1 中国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现状 |
4.2.2 当前发展绿色产业制度体系的思考与展望 |
第5章 国外绿色产业发展的经验及其路径选择启示 |
5.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1.1 美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1.2 美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2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2.1 法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2.2 法国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3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经验 |
5.3.1 日本绿色产业的发展背景与现状 |
5.3.2 日本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和经验 |
5.4 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对我国绿色产业路径选择的启示 |
第6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案例比较研究 |
6.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案例分析 |
6.1.1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1.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成效 |
6.1.3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的路径优势分析 |
6.2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的案例分析 |
6.2.1 发展光伏产业的国内外背景 |
6.2.2 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 |
6.2.3 我国光伏产业曲折发展历程的路径劣势分析 |
6.3 案例比较与启示 |
第7章 中国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研究 |
7.1 我国绿色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
7.1.1 模型选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
7.1.2 实证结果分析 |
7.2 绿色产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7.2.1 理论假设 |
7.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
7.2.3 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
7.2.4 假设检验 |
7.2.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 |
7.3.1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绿色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
7.3.2 科技创新是绿色产业发展根本路径 |
7.3.3 国有资本是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 |
第8章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及其制度分析 |
8.1 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实践障碍 |
8.1.1 利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2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1.3 国有资本引领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障碍 |
8.2 当前绿色产业发展路径实践障碍的制度分析 |
8.2.1 现有制度安排存在的主要问题 |
8.2.2 优化绿色产业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必要性 |
第9章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制度创新 |
9.1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产权制度创新 |
9.1.1 绿色产业产权界定的制度创新 |
9.1.2 绿色技术产权保护的制度创新 |
9.1.3 绿色产业产权交易的制度创新 |
9.2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1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优化的激励机制创新 |
9.2.2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投融资激励机制创新 |
9.2.3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绿色税收制度创新 |
9.3 促进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的非正式制度创新 |
9.3.1 绿色文化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2 企业绿色社会责任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9.3.3 非政府绿色组织与绿色产业发展路径优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比较分析法 |
1.3.2 价值分析法 |
1.3.3 实证研究法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的文献综述 |
1.4.2 国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
1.5 本文结构安排 |
1.6 创新与不足 |
1.6.1 创新 |
1.6.2 不足 |
第2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一般界定 |
2.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政府采购概念理论解析 |
2.1.2 地方政府采购概念厘定 |
2.1.3 限制竞争行为概念辨析 |
2.1.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概念界定 |
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性分析 |
2.2.1 地方政府采购两类相关限制竞争行为分析 |
2.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市场表现 |
2.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特征 |
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判断 |
2.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要件 |
2.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行为要件 |
2.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结果要件 |
2.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考量 |
2.4.1 规制与法律规制内涵 |
2.4.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意义 |
第3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实证研究 |
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例研究 |
3.1.1 案件概览 |
3.1.2 案例评析 |
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归纳 |
3.2.1 制度缺陷问题 |
3.2.2 具体限制问题 |
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危害分析 |
3.3.1 采购目标虚置 |
3.3.2 采购市场失衡 |
3.3.3 多方主体利益受损 |
3.3.4 腐败问题突显 |
3.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成因 |
3.4.1 行政权力的不当介入 |
3.4.2 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存在 |
3.5 实证小结 |
第4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依据 |
4.1 理论依据 |
4.1.1 法学理论依据 |
4.1.2 经济学理论依据 |
4.2 制度依据 |
4.2.1 《招标投标法》对市场的规范 |
4.2.2 《政府采购法》对公平竞争的维护 |
4.2.3 《反垄断法》的反行政垄断理念 |
4.2.4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中的相关规定 |
第5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判 |
5.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方案 |
5.1.1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
5.1.2 采购程序制度 |
5.1.3 信息披露制度 |
5.1.4 内部控制制度 |
5.1.5 专家评审制度 |
5.1.6 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 |
5.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难点 |
5.2.1 法律适用竞合 |
5.2.2 界定标准掣肘 |
5.2.3 自纠式规制不足 |
5.2.4 责任设置失衡 |
5.2.5 竞争模式局限 |
第6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
6.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价值取向 |
6.1.1 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6.1.2 秩序与调控的工具取向 |
6.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制度选择 |
6.2.1 国际法层面:以非歧视原则为导向 |
6.2.2 国内法层面:明确法律适用的优先规则 |
6.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式规制模式的改善 |
6.3.1 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 |
6.3.2 实施结果导向型法律标准 |
6.3.3 强化法律责任 |
6.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激励式规制模式的构筑 |
6.4.1 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 |
6.4.2 给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 |
6.4.3 建立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 |
6.4.4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相关术语的介绍 |
二、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校证《说文》研究之回顾 |
三、选题目的及意义 |
四、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背景 |
第一节 利用金石文字考订《说文》的学术传统 |
第二节 清末民国时期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字学的拓新 |
第三节 出土材料的新发现与研究在《说文》学界的不同反响 |
第二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学术历程 |
第一节 探索尝试时期(1883-1898) |
第二节 初步发展时期(1899-1929) |
第三节 蓬勃发展时期(1930-1949) |
第四节 汉学家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的情况 |
第三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上)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印证《说文》保存的单字和古说 |
(一)《说文》保存的单字 |
(二)《说文》保存的古说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篆形和说解的错误 |
一、《说文》分爲二字或三字、古实爲一字 |
二、校正《説文》篆形和字形结构分析之失 |
三、纠补《说文》释义之失 |
四、纠正《说文》形义分析俱失 |
第三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补苴《说文》漏收偏旁字 |
第四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探求文字形体演变之迹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例释(下)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古文例释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籀文例释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研究之失误例析 |
第一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类型分析 |
一、误析字形结构 |
二、误认文字初形 |
三、误说字本义 |
四、误混二字爲一字 |
第二节 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失误原因分析 |
一、因误据古文字形而误 |
二、因误析古文字形结构而误 |
三、因不明汉字构形演变规律而误 |
四、因囿於《说文》而误 |
五、因不明字词关系而误 |
六、因所见古文字资料有限而误 |
结语 |
附录: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论着目录 |
一、《说文》研究论着目录 |
二、相关古文字学论着目录 |
三、文字学通论着作目录 |
单字索引 |
简称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7)隋代南方政区改革研究 ——以湘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述评 |
三、史料、区域概念与方法 |
四、写作思路 |
上篇:隋初湘川地区政区面貌复原 |
第一章 湘川地区政区的地理基础 |
第一节 自然地理基础与交通状况 |
第二节 人文地理基础:人口与族群 |
第二章 陈隋湘川地区疑难政区问题考实 |
第一节 南朝衡东郡诸县地望新考 |
第二节 南朝零陵郡所属县治新考 |
第三节 南朝隋代临武、义章县地望考 |
第四节 陈代沅陵郡属县县目新解 |
第五节 南朝环洞庭地带诸县地望探微 |
第六节 南朝长沙郡属县地望研究 |
第七节 南朝隋代峡江地带县治新探 |
第八节 江夏、汝南县沿革关系小考 |
第三章 隋初陈国湘川地区的政区建制 |
下篇:隋对湘川地区的政区改革 |
第一章 隋调整陈湘川地区政区的背景 |
第一节 陈国湘川地区政区建制的历史渊源 |
第二节 湘川豪强的地方特色 |
第三节 改革的契机:隋平陈战争的胜利 |
第二章 隋调整陈湘川地区政区的举措 |
第一节 废郡:郡级政区的罢废 |
第二节 省县:县级政区的大量省并 |
第三节 移治:湘川地区县治体系的重塑 |
第四节 增州:州级政区的先增后减 |
小结 |
第三章 隋对湘川地区政区改革的地域特征与影响 |
第一节 增州与省县:隋湘川地区政区改革的地域特征 |
第二节 隋代政区改革的后续影响 |
小结 地方人群与湘川地区政区改革 |
余论 |
附录 :隋平陈后-南方牧守令僚佐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研究框架 |
四、资料概述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小结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小结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小结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小结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小结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附录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1.3.3 中古中国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4.1 成书背景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4.2.1 主要内容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4.4 勘误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5.5 订正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致谢 |
(10)《孔子诗论》综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上博简《孔子诗论》概述 |
二、《孔子诗论》研究综述 |
(一)竹简的形制与编连问题 |
(二)文本考释 |
(三)诗篇认定与诗义阐释 |
(四)诗学思想研究 |
第一章 《孔子诗论》形制、编联问题研究 |
一、《孔子诗论》形制问题研究 |
(一)《孔子诗论》的形制问题 |
(二)《孔子诗论》竹简现状分析 |
二、《孔子诗论》“留白”问题研究 |
(一)1号简的处位 |
(二)留白简与竹简的编联原则 |
(三)留白简的“留白”原因讨论 |
三、《孔子诗论》的编联与缀合 |
(一)各家编联意见汇总 |
(二)本文编联方案 |
(三)本文分章及释文 |
第二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上) |
一、关雎组 |
二、葛覃组 |
三、木瓜组 |
四、柏舟组 |
五、东方未明组 |
六、墙有茨组 |
第三章 《孔子诗论》文本考释(下) |
七、十月组 |
八、宛丘组 |
九、皇矣组 |
十、总论组 |
第四章 《孔子诗论》诗篇认定及诗义阐释 |
一、《孔子诗论》篇名的认定 |
(一)原本未释或误释的诗篇名 |
(二)归属有分歧的诗篇名 |
(三)简文所涉诗篇名汇总 |
二、《孔子诗论》诗义阐释 |
(一)《国风》类 |
(二)《小雅》类 |
(三)《大雅》类 |
(四)《周颂》类 |
第五章 《孔子诗论》论诗特点及诗学思想研究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和特点 |
(一)《孔子诗论》的论诗形式 |
(二)《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
二、《孔子诗论》诗学思想研究 |
(一)简文以“情”、“性”论诗 |
(二)简文“以礼节情”的论诗思想 |
(三)简文“情”与“志”的关系论述 |
附录一 《孔子诗论》论着提要 |
凡例 |
一、编联、形制类 |
(一)编联类 |
(二)形制类 |
二、字词考释类 |
三、文本思想类 |
(一)诗篇认定、诗义阐释类 |
(二)诗学研究类 |
四、其他类 |
(一)简文作者类 |
(二)综述类 |
附录二 论着提要索引 |
一、作者、论着名索引 |
二、关键词索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四、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D]. 郑小凤.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绿色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研究[D]. 张芳. 吉林大学, 2020(03)
- [5]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D]. 卢岩. 辽宁大学, 2020(07)
- [6]清末民国时期利用古文字资料校证《说文》之研究[D]. 顾王乐. 吉林大学, 2020(03)
- [7]隋代南方政区改革研究 ——以湘川地区为中心的考察[D]. 冯博文. 暨南大学, 2020(04)
- [8]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9]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10]《孔子诗论》综合研究[D]. 贾旭东.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