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与完善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王友武[1]（2020）在《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研究》文中指出监察调查是监察职能的核心权能,对监察监督和监察处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基本属性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比如,关于调查权的属性问题、调查权的权能问题、调查权的规范运行问题、被调查人的权益保障问题、非法证据排除的排除问题、调查权与司法权的衔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至今尚处在各执一词的探索阶段。基于现实和理论双重考量,有必要从调查权的本体、渊源、特征、构造、配置、功能、运行等多重维度,对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本研究共八章,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章为绪论:交待研究背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阐述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描绘本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整体结构。第二章为监察调查权的形成和确立。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监察调查权进行考察,包括监察调查权的历史考察、域外借鉴和当代中国的监察调查权的发展沿革。第三章为监察调查权性质、地位及特征,描绘监察调查权的外在表现。阐述监察调查权反腐败调查权的性质及其在监察权中的地位。从内涵机理、具体表现和现实需要三个方面阐释监察调查权的政治性、法定性、程序性、政策性和有限性特征。第四章为监察调查权的配置。监察调查权的配置以人民主权理论、正当程序理论、公正效率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为指导,遵循合理配置原则、集权分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权责对等原则。第五章为监察调查权的功能。通过具体案例演绎监察调查权揭露和证实腐败违法犯罪的案件调查功能,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警示教育功能,保障被留置人基本人权的人权保障功能,监督权力合法运行的权力监督功能,提出监察建议的漏洞防补功能。第六章为监察调查权的构成。从腐败案件调查的流程和调查措施的性质将监察调查权分为线索受理权、初核调查权、立案调查权、调查终结权、调查建议权等五种类型的权力,其中立案调查权包含常规调查权、特殊调查权、协同调查权等表现形态。第七章为监察调查权的运行。结合腐败案件的查办过程,阐述监察调查权独立性、效率性和规范性的运行特征。第八章是监察调查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一是初核阶段的线索收集和管理问题、二是立案阶段调查权运行的问题、三是调查权协调配合方面的问题。通过健全初核线索的信息化管理制度、解决各类管辖冲突、优化与相关机关的衔接机制加以完善解决。本研究着眼于《监察法》实施后新旧体制磨合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以期构建监察调查权的学理、法理体系,逻辑、话语体系和科学运行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调查制度行稳致远。
王月鹏[2]（2020）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完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从古至今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而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腐败与以往相比,不再仅局限于一国或某一地区,而是越来越呈现出跨国性、全球化的特点。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腐败形势,联合国于2003年10月31日专门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5年12月14日,《公约》正式生效。作为《公约》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维护者,我国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公约》,2005年10月27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定批准加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积极落实《公约》的各项义务。在体制建设方面,实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全覆盖。在立法方面,先后对《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增订,并制定出台《反洗钱法》《反垄断法》《监察法》等相关法律,从定罪、执法及配套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立法,特别创新增设特别没收程序、缺席审判程序等与《公约》相衔接的内容。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于2006年向联合国声明允许《公约》作为引渡依据,并且强调希望与各缔约国,特别是尚未缔结双边条约的国家开展合作。但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还存在大量与《公约》不相适应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例如特殊侦查手段应用有限,诉讼参与人保护过于空洞,特殊证明规则应用范围过窄,资产追回与返还制度存在缺陷,刑事诉讼程序与监察程序不衔接等问题。本文拟从上述问题着手,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背景,借鉴国外的经验做法,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出明确特殊侦查手段主体、内涵及程序,细化诉讼参与人保护制度,落实资产追回相关制度,扩大特殊证明规则应用范围以及规范与《监察法》的衔接运行等一系列举措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
何雪峰[3]（2019）在《国际人权法视野下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思考》文中认为腐败贯穿于国家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即便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腐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目前,理论与实务界研究反腐败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人性的弱点和公共权力的规制上,两种思路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缺少对腐败侵害人权的考量。这也是导致不同国家实施相同或类似反腐败制度但结果迥异的根本原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腐败,我们能够明确,国家与私有制的出现是腐败的根源,异化权力是腐败的实质,而腐败的结果归根结底在于侵害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权利。因此从保障人权角度审视腐败问题为我们有效开展反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反腐败有很多理由,最终目的应当是为了保障人权。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人权和腐败两个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导致从保障人权角度研究反腐败具有极大的挑战。虽然目前已有学者关注到了人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问题,但着述立论还多停留在观点层面,相对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从国际人权法视角审视反腐败制度体系是对人权和腐败关系问题研究的具体化。国际人权法把世界各国对保障人权的共识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对保障人权的最大范围内的一致认识。通过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在内普遍采用的应对腐败问题的重要措施。虽然人权并不限于国际人权法规定的范围,反腐败也并不限于依靠完善制度体系,但通过对国际人权法和反腐败制度体系的研究至少能够形成对人权和腐败关系认识理解的最大范围内的共识。国际人权法对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具有重要价值。首先,国际人权法的重要原则也是检验反腐败制度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原则,应当贯穿并体现于构建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各方面。其次,《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文件要求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应充分体现保障人权的各项要求,并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权免受腐败的侵害。再次,国际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要注重加强国际合作,具体要坚持合作共赢,强化政治共识,注重交流互鉴。可以说,国际人权法从保障人权角度为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提供了诸多借鉴和指引。基于此,从国际人权法视角审视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我们能够归纳总结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基本逻辑,即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的,运用民主和法治思想指导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使公共权力在受到有效规制、管理、监督的同时,把及时对受到腐败侵害的人权进行救济提升到与预防、惩治腐败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做法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实现以发展促反腐,再以反腐促发展的良性循环。在这个基本逻辑的指引下,我们能够明确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所应当坚持的重要原则,即社会主义民主是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执政党应当承担起领导政府履行国家义务的职责）,人民监督是关键环节,实施法治是重要保障,保障人权是最终目标,国际合作是必要补充。这六个方面都是当前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且各原则之间是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关系,每个部分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研究探索、细化落实。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系统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但对照六项重要原则的要求,现有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管党治党制度、人民监督制度、公民合法权益保障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必须对标国际人权法要求,把保障人权贯穿始终,这样才能实现反腐败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进而使其在反腐败伟大斗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荣震[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腐败治理,围绕着如何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搞好反腐倡廉建设的中心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腐败治理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治理体制。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把握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新任务新要求,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理论基础,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包括纵向历时分析和横向要素分析两个维度。以理论分析框架为依托,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演变历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每一个历时时期内的分析则以横向要素为依托,从制度环境、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三个展开论述。其中,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和国内环境,制度需求主要是从腐败形势对腐败治理体制提出的治理任务角度切入,而制度供给则包括腐败治理指导思想、组织体系和具体制度规范供给三个内容展开论述。历史演进分析之后,综合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历程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在进行透彻的历时演变分析和变迁逻辑分析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特征、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最后,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三个层面提出了新时代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路径。具体而言,文章共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阐释腐败、腐败治理、体制与机制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模式。然后,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理论流派主要理论支撑点构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横向历时性分析维度和纵向要素性分析维度两个组成部分。第二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十八大迈入新时代四个党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为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史演进划分阶段,结合官方腐败治理体制改革表述话语体系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阶段和命名划分,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划分为1978年至1992年的恢复重建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适应性改革阶段、2002年至2012年的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至今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阶段。对每个阶段内腐败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腐败形势、腐败治理体制分别展开论述。第三章主要基于制度分析理论范式对腐败治理体制变迁进行理论透视,从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动因分析、行动者分析、变迁模式和路径依赖五个逻辑线条探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基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变迁历程和变迁内在逻辑,对我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总结与分析;第五章则是在上述四章的基础上,从战略、策略和基本着力点提出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基本路径。
张京娟[5]（2019）在《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文中指出列宁在带领苏维埃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法治理论和俄国反腐败实践结合,创造性的提出了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败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反腐败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反腐败工作迎来法治反腐新时代。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层面下依法反腐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富有时代价值,对当代我国社会主义反腐败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论文从列宁经典着作入手,从列宁的反腐败法治思想出发,研究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立足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实践中的做法和问题,分析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体制改革的现实价值启示。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产生,分析了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实践背景,其直接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法治理论,另外吸收了资本主义反腐败法治思想以及俄国沙皇时代法治思想的有益成分,并在苏维埃俄国反腐败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部分是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内容。列宁的反腐败法治思想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主要有体现在五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立法,法制是惩治腐败的前提;严格执法,消除特权,对党员的腐败行为要加倍惩罚;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反腐败法律意识等。第三部分是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法治理论,它站在了时代的高度,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应用于苏维埃俄国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带领苏维埃俄国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巨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法治理论的创新,列宁的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败法治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败法治建设中都有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影响,例如重视依靠法制反腐,反腐败必须严格执法以及重视法制教育预防腐败等。第四部分是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中国新时代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这是论文的重点,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我国新时代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一是完善反腐败立法体系,树立法治权威;二是严格执法,加强反腐败惩处力度,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变;三是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发挥司法惩治腐败的作用;四是要加强反腐败法治教育,增强全民守法意识;五是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刘东红[6]（2019）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监察委员会的组建,紧随其后的2018年修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实施,我国原有的监察权力出现了结构性的变革。原本分散在党和国家不同部门职权中的纪检监督、行政监察、职务犯罪侦查权等监察性权力被重构、整合为由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的监察权,从而实现对全部公权力、公权力行使的全过程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针对这一现象,学界围绕监察权的属性和内容、配置和运行、制约和监督等各个重要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涵盖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关于监察权相关问题的讨论和厘清,应当放置到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监察委员会的组建及由其统一行使的监察权,是监察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产物,而监察体制改革则是国家权力机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在的一项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重要目标,这必然要求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优化。监察权的构建及其对原本分散的监察性权力的整合,本身也直接体现出国家权力结构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调整完善。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诞生的中国国家监察权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正义和质疑,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创新与既有理论的紧张关系。既有的三权分立理论是无法承载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认识革新,提出认识国家监察权的属性应当基于我国历史、现实国情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得出国家监察权是一项独立的、复合的和专门的国家权力,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行政权或司法权。因此,只有在国家权力结构的理论大框架中,才能够准确地在制度伦理学上对监察权的属性、定位、功能等问题进行正本清源,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对监察权进行论证,针对监察权运行中的风险把控、人权保障和法法衔接等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完善监察体制改革的宏观路径和微观路径进行合理展望。故此,本文首先在第一章对监察权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通过分析监察权的概念可知,无论何种形态的监察权都绝非一般的监督权,而是专属于国家的一项公权力。国家权力结构是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以及配置,它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标。国家权力结构包含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国家权力结构是国家权力分化演进的结果,涉及到对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不同属性的国家权力之配置和相互关系的构建,而关于监察权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横向国家权力结构的范畴中。国家的权力结构是一个整体运作系统,故而需要系统的各个部门分工协作、彼此配合、各司其职,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权力运行体系,从而防止因国家权力的强制性和扩张性所产生的权力异化,满足国家权力来源的需要。因此,监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同时,监察权的属性、定位和配置,在根本上受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决定。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产生不同的权力行为及其结果,不同时空的权力监督制度经过不同的发展演变后,既体现出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对于权力监督制度属性、地位、权能的要求,同时也体现出权力监督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家权力结构需求的回应。通过对中外国家权力结构和监察权变迁的历史分析可知,当代西方的监察权制度主要基于“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结构,而新中国的监察权制度的变迁始终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的框架下进行不断的体制性调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及其在新时代的改革与优化,应作为考察中国当前监察权的基本出发点。第二章基于国家权力结构优化与监察体制改革这一背景对监察权属性、功能、定位等本体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在于实现权力的效益化和有序化。当代中国监察权体制改革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导向紧密相连,因此,中国的监察体制改革在形式特征、功能取向和长远要求上,必然需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需求,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制。因此,就其属性而言,监察权应当作为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的“第四权”1,通过对这一权力的集中统一行使,实现权力运行廉能善治,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保障机制。从权力功能的角度来看,监察权具有监督、调查、处置三项权能,以权力监督为根本功能定位。其功能发挥主要体现为,通过腐败惩治遏制权力寻租,通过监督检查保障权力合法行使,通过预防腐败实现德行治理。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权力结构,作为行使独立“第四权”的监察权,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与行政权的关系则是“不受干涉、相互配合”,与司法权的关系则表现为“分工、配合和相互制约”。第三章对监察权的运行机制进行探讨。受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和监察权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监察权既担负着治理腐败、规制权力的政策性目标,同时也关涉实现正义、保障人权的多重价值,因此监察权应对统合多元目标下的不同价值,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实现监察权的内部运行与外部衔接的有序性、规范性。就监察权运行的价值取向而言,应当实现监察权依法监督与配合制约、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监察效能与人权保障的多元价值的平衡,而实现多元平衡的前提则是监察权本身的合理配置。就监察权运行的实践路径而言,权力结构失衡、被调查人权益受侵犯、冤假错案频发以及选择性监察是监察权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应对这些风险,需要贯彻程序正当原则、比例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风险化解的法治建构。就监察权运行中的外部衔接问题而言,主要涉及到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耦合,应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下,完善监察权与司法权之间在管辖制度、证据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的衔接制度,理顺“监察全覆盖”与“审判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研究如何对监察权进行相应规制。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监察权并非凌驾在其他权力之上,其本身也必然应受到制约和监督。加强对监察权的监督既是促进监察机关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环节,更是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必然选择。加强对监察权的规制,应当以法律为依据,在确保监察权有效行使的前提下实现权责一致。对监察权的监督,应在内部控权和外部监督两个维度上,构建一个体系完善、主体多元、层次分明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应将内部的制度设计作为规制监察权的重心,只有构筑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才能保证监察权不被滥用。在内部控权中,进一步明确监察机关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分工与制约,建立案件风险管理、办案责任制等相应的风险化解机制,同时强化监察机关纵向的制约与监督是主要途径。在外部控权中,应当注重发挥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领导和监督作用,同时完善司法机关在程序和实体上对监察机关的制约监督作用,强化社会力量的监督。第五章则从国家监察体制优化路径展开讨论。国家权力结构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并且,关于监察权的研究也是一个极具实践性的问题,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和深化的过程中。从完善监察权的方法论上看,应当处理好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在不违反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下,区分重大改革与中小改革,有序开展相应的监察体制改革的地方性探索实践。在完善监察权的宏观路径方面,应当立足于本土的制度环境,完善监察法治环境的构建,重点解决监察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改、废、释问题,推动监察法治从“基本形成到走向完善”、“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转换与变革。从微观路径来看,构建促进监察权公正高效运行的监察组织结构、完善纪检派驻与巡视制度、完善“合署办公”模式、注重军队和武警部队监察制度的建设和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成为了未来完善监察体制的主要发展方向。
蓝恭彦[7]（2019）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并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很多原有纪检监察制度中存在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已经影响到纪检监察职能的发挥,甚至进一步影响到社会法治、社会心理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使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沿着权威推动、科学规划、敢于尝试、注重实效的道路顺利前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很多国家权力关系的重构与具体机制的调整,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本文试图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以及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新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实践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在当时极端严酷的历史条件下,正是由于有效的监察制度保证了革命政权的廉洁有效,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党政并行的监察制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监察制度逐渐与党内的作风建设相混淆,到“文革”期间被完全废止。后来的历史证明,离开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监察制度逐步恢复和完善,逐步发展出制度化、体系化的纪检监察制度,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反腐败形势日趋复杂,很多体制性、结构性的矛盾逐步显现,诸如体制冲突、职能分散、同体监督、覆盖不足、法治化缺失等问题极大的影响着纪检监察效能的发挥,也成为本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注重发扬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监察制度传统,诸如监察机构独立设置,监察权垂直领导,注重完善监察法规,强调道德操守的作用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包含独立国家监察权的“五权宪法”政体,都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大量历史经验和借鉴,也使监察制度在中国具备了独特的文化血脉。与此同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注重参考国外先进监察制度的优秀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监察文化作出了有效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监察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出了大量经典论述,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源泉。尤其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领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逐渐发展、形成一个完备的有关监察制度的理论体系,为之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我国具体实践的理论表达,深刻回答了纪检监察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经过充分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国家监察制度从改革伊始就具备了很多以往不具备的特征:以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目标,注重顶层设计,实行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构建了集中统一高效的监察机构,建立了以垂直管理为主的运行体制,把监督监察力量集中到一线执法部门,实现监督执纪的“全覆盖”。新构建的国家监察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发展:将行政监察上升为国家监察,理顺了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理顺了纪检监察中的党政关系,以法治化为引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改革。与此同时,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深化的方面,如监察权与审计权的对接,“全覆盖”的具体落实,留置权的使用与完善等等。因此必需继续加强对于国家监察制度的研究。在本次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与构建中,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改革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举措。本次合署办公改革跳出了“党政分开”、“党政合一”的窠臼,创造性地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治建设紧密结合,将以往合署办公中实际上存在的“党政双弱”的格局变为“党政双强”,真正实现了执纪执法的有效贯通,对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职责的研究,明晰其职能和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位置。通过对于监察委员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具体分析其执法权限与执法手段,考察其在执纪执法贯通、与司法对接等方面的具体机制,以及对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初心是中国监察制度“中国特色”的最直接来源,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制度也依靠中国共产党来建立、完善和运行,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升和彰显,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打下了制度基础。
张茜[8]（2019）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腐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其损害民主和法治,侵犯人权和社会秩序。随着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腐败犯罪开始跨越国界,对全球的公平秩序造成破坏。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但同时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腐败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因此,腐败犯罪愈加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关注。国际社会一直以来都很重视遏制和打击腐败行为,在区域和联合国的范围内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败法律文件。其中区域范围内的反腐败公约主要有:1996年《美洲反腐败公约》、1997年《打击涉及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行为公约》、1999年《反腐败刑法公约》和《反腐败民法公约》以及2003年《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在联合国范围内,2000年12月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3年10月,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上述法律文件,构成了完整国际反腐败法律体系,其中,《公约》作为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腐败公约,在整个反腐败法律体系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公约》为国际社会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基础,但是仅有公约本身是不够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公约》必须得到有效的实施,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通过对《公约》的现有实施机制以及各缔约国的履约状况进行研究,探讨履约审议机制在在程序设置以及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在实施公约的过程中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当从中国的实践出发,研究中国在实施公约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措施。本文除了导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履约审议机制概述”,主要介绍了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过程、主要内容以及机制的性质。《公约》是履约审议机制的法律基础和设立依据,也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公约,在国际反腐败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公约》成立之初,采取的是一种缔约国自我监督的方式,不利于对公约实施情况的监督,有必要建立一种制度化的监督机制。2009年底,公约缔约国会议在第三届会议上通过了履约审议机制的基本文件,从而正式建立了履约审议机制。在履约审议机制下,缔约国会议是《公约》主要的决策机构,也是履约审议机制的实施机构。为保障履约审议工作的顺利运行,缔约国会议下设秘书处及若干附属机构,协助缔约国会议处理相关工作。2009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以及附件的附录所载《关于政府专家和秘书处进行国别审议的指导方针》和《关于国别审议报告蓝图》规定了履约审议机制的具体运作程序。履约审议机制的工作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受审议缔约国的选定程序,审议缔约国及政府专家的选定程序,国别审议程序和履约审议的后续程序,这四个程序形成了履约审议的完整流程。从履约审议机制的工作程序以及运行情况来看,履约审议机制属于一种介于政治监督和司法监督之间的特殊监督机制,同时又是一种法治评估机制。第二章是“比较视野下履约审议机制的特征”。履约审议机制是随着国际法的实施理论以及国际条约监督机制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而来的。条约监督机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条约实施机制,最初产生于国际人权法领域,之后延伸到国际环境法和军事法等领域。履约审议机制的实质是条约监督机制在国际反腐败领域的发展,因此,与其他领域的国际条约监督机制以及其他专门性和区域性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存在诸多的异同点。本章中探讨了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制、国际环境条约监督机制、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运行的主要内容和程序,并且对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条约、《美洲反腐败公约》等区域性反腐败公约、以及OECD《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亚洲开发银行/OECD《亚洲和太平洋反腐败行动计划》等专门性反腐败条约的监督机制进行了全面介绍,在此基础上,将履约审议机制与这些条约监督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履约监督机制相关特征。第三章是“履约审议机制下的缔约国履约状况”。根据内容,《公约》项下的条文包括三种:强制性义务、任择要求和任择措施。相应的,缔约国在公约下的义务也便不同。缔约国通常通过立法措施、司法措施和行政措施来实施公约下的义务。《公约》生效之后,特别是履约审议机制运行以来,缔约国根据公约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根据履约审议程序,对缔约国实施公约情况的审议分为两个周期,第一周期包括对《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以及第四章（国际合作）的审议,第二周期的包括对《公约》第二章（预防措施）和第五章（资产的追回）部分的审议,目前第一周期的审议已经完成,第二周期的审议仍在进行过程中。本部分作者将《公约》的条文依据三种不同的种类进行了列举,并根据已经公布的公约缔约国的审议报告和摘要,以及联合国出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情况》等文献,对于履约审议机制运行以来,缔约国实施《公约》的情况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对履约审议机制的评析”。这一章主要是在第二、三、四章的基础上,总结履约审议机制对缔约国实施《公约》产生的作用和贡献,并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反思。履约审议机制运行以来,对缔约国国内的立法改革以及缔约国之间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机制本身缺乏相应的透明度和强制性,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另外,在实践中缔约国对审议程序履行延迟以及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了履约审议机制的运转存在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履约审议机制功能的实现。为进一步完善履约审议机制,一方面应当加强机制本身的透明度,扩大缔约国公开的信息,发挥社会公众和民间社会组织对审议过程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要增强机制的强制性,赋予实施机构一定的强制性措施。从国际人权条约与国际环境条约监督机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增加机制的强制性也是条约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此外,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的配合,并进一步提升缔约国履约的政治意愿和履约能力,包括履行《公约》的能力和履行审议程序的能力。第五章是“履约审议机制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启示”。中国加入《公约》后,对履约工作非常重视,成立了新的反腐败预防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并根据《公约》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修订和完善活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活动,除了在国内范围内加强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还注重加强在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开展诸如“天网”等专项活动,并加大与相关国家关于引渡和跨境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使得中国的反腐败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公约》的履约审议方面,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积极和谨慎的态度,圆满完成了《公约》第一周期的审议活动,中国的履约工作也得到了审议组的肯定。但是,从《公约》的要求和审议情况来看,中国对《公约》的实施还存在很多问题:履约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挑战,在国际上的反腐败形象有待提高,反腐败需要探索中国道路。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应当进一步增强履约能力,以反腐败成效取信于国际社会,同时在国际上加强反腐败的合作,谋求中国在反腐败国际规则上的话语权和制定权,以更好地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服务。
薛韡[9]（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开展了刀刃向内、气势磅礴的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主轴贯穿其中,推动了反腐败斗争从“胶着状态”到如今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性成就表明,构建“三不腐”机制成效显着。立足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望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方的路,进一步研究总结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和经验,研究凝炼出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这条基本路径是由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性变革和实践成效演进而来的,是对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三不腐”机制这条基本路径,是贯通一体的有机整体,是相融相成、相互促进的标本兼治,是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反腐败斗争虽然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考验危险和风险挑战依旧长期存在。当前,构建“三不腐”机制在目标实现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平衡问题,腐败存量和增量并存,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需要以坚韧执着的斗志攻坚克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要重点在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这“四个方面”统筹把握,以“3+2+1”为基本建构格局一体推进,健全完善惩戒、预防、自律三大运行机制、制度和责任两个保障机制,同时全力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作用。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的生动实践,必将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直至海晏河清。
吕永祥[10]（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二、建立与完善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与完善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监察调查权性质的研究 |
| 1.2.2 监察调查权基本权能研究 |
| 1.2.3 监察调查权规范运行的研究 |
| 1.2.4 保障被调查人权益的研究 |
| 1.2.5 监察调查中非法证据排除研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监察调查权的发展沿革 |
| 2.1 中国古代的监察调查权 |
| 2.1.1 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 |
| 2.1.2 古代监察权的功能 |
| 2.1.3 古代监察权的借鉴 |
| 2.2 国家监察调查权的形成和确立 |
| 2.2.1 行政监察制度调查权 |
| 2.2.2 检察监督制度侦查权 |
| 2.2.3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调查权 |
| 2.2.4 国家监察调查权的确立 |
| 2.3 域外监察调查权的参考借鉴 |
| 2.3.1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 |
| 2.3.2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制度 |
| 2.3.3 香港地区廉政公署制度 |
| 第3章 监察调查权性质、地位及特征 |
| 3.1 调查权的性质 |
| 3.1.1 调查权的概念 |
| 3.1.2 调查权的性质 |
| 3.2 调查权的地位 |
| 3.2.1 调查权地位概述 |
| 3.2.2 调查权与监督、处置权的关系 |
| 3.3 调查权的特征 |
| 3.3.1 调查权的政治性 |
| 3.3.2 调查权的法定性 |
| 3.3.3 调查权的程序性 |
| 3.3.4 调查权的政策性 |
| 3.3.5 调查权的有限性 |
| 第4章 监察调查权的配置 |
| 4.1 调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
| 4.1.1 人民主权理论 |
| 4.1.2 正当程序理论 |
| 4.1.3 公正效率理论 |
| 4.1.4 制度变迁理论 |
| 4.2 调查权配置的基本特征 |
| 4.2.1 合理配置 |
| 4.2.2 集权分权 |
| 4.2.3 权力制约 |
| 4.2.4 权责对等 |
| 第5章 监察调查权的功能 |
| 5.1 案件查证功能 |
| 5.1.1 案件查证功能的含义 |
| 5.1.2 案件查证功能的实现 |
| 5.2 权力监督功能 |
| 5.2.1 权力监督功能的含义 |
| 5.2.2 权力监督功能的实现 |
| 5.3 人权保障功能 |
| 5.3.1 人权保障功能的含义 |
| 5.3.2 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 |
| 5.4 堵漏建制功能 |
| 5.4.1 堵漏建制功能的含义 |
| 5.4.2 堵漏建制功能的实现 |
| 5.5 警示教育功能 |
| 5.5.1 警示教育功能的含义 |
| 5.5.2 警示教育功能的实现 |
| 第6章 监察调查权的构成 |
| 6.1 线索受理权 |
| 6.1.1 问题线索的概念 |
| 6.1.2 问题线索的处置 |
| 6.2 初核调查权 |
| 6.2.1 初核调查的含义 |
| 6.2.2 初核调查的程序 |
| 6.2.3 初核调查的运行 |
| 6.3 立案调查权 |
| 6.3.1 立案准备 |
| 6.3.2 回避程序 |
| 6.3.3 常规调查权 |
| 6.3.4 特殊调查权 |
| 6.3.5 协同调查权 |
| 6.4 调查终结权 |
| 6.4.1 调查终结权的概念 |
| 6.4.2 调查终结权的规范 |
| 6.5 调查建议权 |
| 6.5.1 自首从宽建议 |
| 6.5.2 退赃从宽建议 |
| 6.5.3 立功从宽建议 |
| 第7章 监察调查权的运行 |
| 7.1 调查权运行特征 |
| 7.1.1 运行的独立性 |
| 7.1.2 运行的效率性 |
| 7.1.3 运行的规范性 |
| 7.2 调查权运行原则 |
| 7.2.1 运行的合法原则 |
| 7.2.2 运行的客观原则 |
| 7.2.3 运行的公正原则 |
| 7.3 调查权运行方式 |
| 7.3.1 以党的领导为前提 |
| 7.3.2 以集体决策为主导 |
| 7.3.3 以严格依法为关键 |
| 7.3.4 以查证事实为依规 |
| 7.3.5 以办案绩效为要旨 |
| 第8章 监察调查权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8.1 初核阶段线索收集与管理中的问题及完善 |
| 8.1.1 线索收集与管理的问题 |
| 8.1.2 线索收集与管理制度的完善 |
| 8.2 立案调查阶段调查权运行的问题及完善 |
| 8.2.1 相关犯罪的管辖问题 |
| 8.2.2 解决立案阶段的管辖冲突 |
| 8.3 调查权协同配合方面的问题 |
| 8.3.1 相关机关的配合问题 |
| 8.3.2 协同配合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的论文 |
（2）《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概述 |
| 1.1 缔结《公约》的背景 |
| 1.2 《公约》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1.2.1 《公约》的主要内容 |
| 1.2.1.1 预防机制 |
| 1.2.1.2 刑事定罪和执法机制 |
| 1.2.1.3 国际合作机制 |
| 1.2.1.4 资产追回机制 |
| 1.2.1.5 履约监督机制 |
| 1.2.2 《公约》的主要特点 |
| 1.2.2.1 打击与预防并举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 |
| 1.2.2.2 提高行政透明度的同时，促进公众参与 |
| 1.2.2.3 构建严密法网的同时，兼顾实体和程序正义 |
| 1.2.2.4 关注政府和公共领域腐败的同时，加强对私营部门的监管 |
| 1.2.2.5 尊重各国法律制度的同时，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 |
| 1.3 《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的主要规定 |
| 1.3.1 设置专门且独立的反腐败职能机构 |
| 1.3.2 赋予反腐败职能机构一定的特殊侦查手段 |
| 1.3.3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
| 1.3.4 建立污点证人制度与特殊证明规则 |
| 1.3.5 增强对诉讼参与人的保护 |
| 1.3.6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 |
| 2 中国履行《公约》的现状 |
| 2.1 立法层面 |
| 2.1.1 刑事实体法的增订 |
| 2.1.2 刑事程序法的增订 |
| 2.1.3 其他国内法的增订 |
| 2.2 司法实践层面 |
| 2.2.1 引渡 |
| 2.2.2 司法协助 |
| 2.2.3 资产返还与分享 |
| 3 《公约》下中国《刑事诉讼法》存在的问题 |
| 3.1 特殊侦查手段应用有限 |
| 3.2 对诉讼参与人的保护过于空洞 |
| 3.3 特殊证明规则应用范围过窄 |
| 3.4 资产追回与返还制度存在缺陷 |
| 3.5 刑事诉讼程序与监察程序不衔接 |
| 4 《公约》下中国《刑事诉讼法》若干制度的完善建议 |
| 4.1 完善特殊侦查手段应用 |
| 4.2 细化诉讼参与人保护制度 |
| 4.3 扩大特殊证明规则的应用 |
| 4.4 落实资产追回相关制度 |
| 4.5 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国际人权法视野下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与创新之处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二、选题的创新之处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目标和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腐败的根源、实质与结果 |
| 第一节 何谓腐败 |
| 一、腐败的认定 |
| 二、对腐败认定的思考 |
| 第二节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腐败的根源与实质 |
| 一、腐败的根源——国家与私有制的出现 |
| 二、腐败的实质——异化权力 |
| 三、腐败的结果——归根结底在于侵害人的合法权益 |
| 第二章 反腐败与保障人权 |
| 第一节 人权与腐败 |
| 一、腐败对人权的危害 |
| 二、腐败如何侵害人权 |
| 第二节 反腐败就是保障人权 |
| 一、反腐败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 |
| 二、反腐败应充分体现保障人权 |
| 第三节 保障人权有利于实现反腐败 |
| 一、保障人权是反腐败的目的和归宿 |
| 二、保障人权是衡量反腐败成效的最终标尺 |
| 三、保障人权的方法同样有助于反腐败 |
| 第三章 国际人权法对我国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启示 |
| 第一节 反腐败制度体系综论 |
| 一、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当前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 |
| 三、国际人权法与反腐败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基本原则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启示 |
| 一、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民主要求 |
| 二、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法治要求 |
| 第三节 国际人权法主要文件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启示 |
| 一、国际人权法主要文件与人权保障 |
| 二、从国际人权法主要文件视角审视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 |
| 第四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启示 |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价值 |
| 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审视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 |
| 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于保障人权的价值 |
| 四、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审视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思考 |
| 第一节 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一、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主要问题的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重要原则及具体建议 |
| 一、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重要原则 |
| 二、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具体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相关概念阐释 |
| (一)腐败 |
| (二)腐败治理 |
| (三)体制与机制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内涵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界定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价值及功能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典型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的思想 |
| (二)制度变迁理论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历程 |
| 一、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时期(1978-199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恢复重建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私利的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蔓延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恢复重建 |
| 二、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时期(1992-200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适应性变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权力寻租、资金密集型领域的多样化腐败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变革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时期(2002-2012)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深化改革时期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从争夺经济利益到争夺政治权力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化改革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时期(2012—今) |
| (一)腐败治理全面协同深化改革的制度环境 |
| (二)腐败形势:高层化、群体化、家族化、多元化 |
| (三)腐败治理体制的全面协同深化改革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逻辑 |
| 一、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整体趋势 |
| (一)从治标主导到标本兼治的腐败治理战略取向 |
| (二)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到系统反腐的核心理念 |
| (三)从反黑色腐败到全方位反腐的腐败治理行动策略 |
| 二、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 |
| (一)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外生因素 |
| (二)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内生因素 |
| 三、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行动主体 |
| (一)党、政、司法机关为主的专门腐败治理机构 |
| (二)人大和政协等监督机构 |
| (三)社会参与主体 |
| 四、腐败治理体制变迁方式分析 |
| (一)供给强制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二)需求诱致性腐败治理体制变迁 |
| 五、腐败治理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 |
| (一)权力结构不均衡的路径依赖 |
| (二)腐败治理手段的路径依赖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特征、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 |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高度反腐自觉的变迁底色 |
| (二)腐败治理制度体系建构与完善的变迁核心 |
| (三)兼具时代性与历史传承性的变迁历程 |
| (四)党纪国法互联互通的变迁协同 |
|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基本经验 |
|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正确政治方向 |
| (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推动腐败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
| (三)明确核心理念,锁定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定位 |
| (四)与中国政治发展环境相适应,保证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的时代回应性 |
| (五)寓腐败治理于制度建设之中,促进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腐败治理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
| 三、改革开放以来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治理的认识存在误区 |
| (二)腐败治理机构职能协同不足 |
| (三)腐败治理制度规范有待完善 |
| (四)腐败治理体制的社会参与不足 |
|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现代化治理理念不牢固 |
| (二)体制自主性困境的制约 |
| (三)腐败治理体系不完整 |
| (四)腐败治理能力总体偏弱且不平衡 |
| 第五章 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 一、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战略分析 |
| (一)坚持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逻辑支点 |
| (二)坚持法治思维为主导的反腐价值理念 |
| (三)坚持多元主体协同的反腐行为取向 |
| 二、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策略分析 |
| (一)强化反腐倡廉思想教育 |
| (二)推进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 |
| (三)促进腐败治理的社会参与 |
| (四)加强腐败治理的国际合作 |
| 三、新时代我国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与完善的基本着力点 |
| (一)强化腐败治理主体责任 |
| (二)强化反腐制度落实 |
| (三)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5）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关于列宁反腐首先要有法可依的研究 |
| 2.关于列宁要用法律严惩腐败的研究 |
| 3.关于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研究 |
| 4.关于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我国反腐败法治建设启示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分析方法 |
| 2.历史分析方法 |
| 3.理论联系实践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产生 |
| (一)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败法治理论 |
| 2.资本主义法治思想及俄国沙皇时代法治思想的有益成分 |
| (二)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实践背景 |
| 1.执政党身份转变导致部分党员思想上迷失方向 |
| 2.旧官僚混入政府和资产阶级腐化思想侵蚀导致腐败现象突出 |
| 3.苏维埃反腐败法律制度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需要 |
| 二、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内容 |
| (一)完善反腐败立法,法制是惩治腐败的前提 |
| 1.重视法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 |
| 2.反腐败斗争的前提是有法可依 |
| (二)严格执法,消除特权,对党员的腐败行为要加倍惩罚 |
| 1.严格执法,对腐败分子从严惩处 |
| 2.消除特权,对党员腐败分子要加倍惩罚 |
| (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提高司法队伍素质 |
| 1.由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
| 2.建设高素质、高水平的司法队伍 |
| (四)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 |
| 1.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 |
| 2.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
| (五)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全民反腐败法律意识 |
| 1.加强全社会法制教育 |
| 2.加强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法制教育 |
| 3.发挥公开审判腐败分子的警示作用 |
| 三、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反腐败法治理论 |
| 1.从法治层面理顺了党法关系 |
| 2.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依靠监督预防腐败理论 |
| (二)对苏维埃反腐败斗争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
| 1.完善了苏维埃反腐败法制体系 |
| 2.指导苏维埃反腐败斗争取得显着成效 |
| 四、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中国新时代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 |
| (一)完善反腐败立法体系,树立法治权威 |
| 1.新时代反腐败立法取得了巨大成就 |
| 2.反腐败立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
| 3.完善新时代反腐败立法的启示 |
| (二)严格执法,加强反腐败惩处力度,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
| 1.保证反腐败机构——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实施监察权 |
| 2.保证法律公平、公正实施 |
| (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司法,充分发挥司法惩治腐败的作用 |
| 1.提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 |
| 2.严格贯彻执行干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
| 3.公正司法,严惩各类腐败犯罪 |
| 4.建立专业的司法队伍,提高司法人员能力 |
| (四)加强反腐败法治教育,增强全民守法意识 |
| 1.加强党员干部反腐败法治教育,消除特权思想 |
| 2.加强全民反腐败法治教育,提高全民反腐败法律意识 |
| (五)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
| 1.发挥刑事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腐败犯罪 |
| 2.发挥民行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法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 致谢 |
（6）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监察权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题解:监察与监察权之词义源流考 |
| 一、“监察”词源释义 |
| 二、“监察权”的内涵分析 |
| 第二节 监察权与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一般关系 |
| 一、“国家权力结构”的内涵 |
| 二、监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必要构成要素 |
| 三、监察权受国家权力结构的决定 |
| 第三节 国家权力结构变迁与监察权制度流变考 |
| 一、西方国家权力结构与监察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二、西方当代监察权制度的典型模式考察 |
| 三、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与监察权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二章 国家权力结构优化与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监察权 |
| 第一节 国家权力结构优化与监察体制改革 |
| 一、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目标导向 |
| 二、国家权力结构优化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 |
| 三、监察体制改革对国家权力结构优化的回应 |
| 第二节 监察权的权力属性 |
| 一、监察权属性之争议 |
| 二、作为“第四权”的监察权 |
| 第三节 监察权的权力功能 |
| 一、监察权的三项权能 |
| 二、监察权的功能定位 |
| 三、监察权的功能发挥 |
| 第四节 监察权的宪法定位 |
| 一、监察权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 |
| 二、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
| 三、监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
| 第三章 监察权的运行 |
| 第一节 价值追求:监察权运行的多元平衡 |
| 一、多元平衡的前提:监察权的合理配置 |
| 二、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与配合制约的平衡 |
| 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 |
| 四、监察效能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二节 实践路径:监察权运行的法治建构 |
| 一、影响监察权运行的多重风险 |
| 二、监察法治的原则与规则体系建构 |
| 三、风险化解的程序性建构 |
| 第三节 外部衔接:监察权与司法权的耦合 |
| 一、衔接工作的前提:“审判中心”与监察监督的合理定位 |
| 二、管辖制度的衔接 |
| 三、证据制度的衔接 |
| 四、案件移送的衔接 |
| 第四章 监察权的规制 |
| 第一节 规制的正当性:来自“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追问 |
| 一、监察活动接受规制之必然 |
| 二、对监察权进行制约与监督的原则 |
| 三、构建制度规制与主体监督相结合的规制体系 |
| 第二节 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控权 |
| 一、改革背景下监察机关内部控权机制的反思 |
| 二、明确机构内部分工 |
| 三、建立风险化解机制 |
| 四、完善纵向制约与监督 |
| 第三节 加强对监察机关外部监督 |
| 一、改革背景下对监察机关外部监督的检视 |
| 二、人大对监察机关的监督 |
| 三、司法机关对监察机关的规制 |
| 四、其他社会监督 |
| 第五章 国家监察体制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理顺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
| 一、“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 |
| 二、正确处理立法与地方试验主义的关系 |
| 三、未来监察体制改革的地方试验发展道路 |
| 第二节 完善国家监察体制的宏观路径 |
| 一、立足于本土的监察法治构建 |
| 二、重点解决监察相关法律的立、改、废、释问题 |
| 第三节 完善国家监察体制的微观路径 |
| 一、构建促进监察权公正高效运行的监察组织结构 |
| 二、完善派驻与巡视制度 |
| 三、完善“合署办公”模式 |
| 四、注重特殊领域的监察制度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关于选题的思考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监察制度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民主革命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作用 |
| 第二节 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监察制度的经验与教训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十八大之前监察制度的规范化 |
| 第四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
| 第二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
|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监督思想 |
| 第二节 列宁的监督思想和实践 |
| 第三节 毛泽东关于监察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
|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监察制度的思想和实践 |
| 第五节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纪检监察的重要理论 |
| 第三章 对中华传统监察文化与国外实践经验的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文化的发展脉络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五权宪法”下独立监察制度的尝试 |
| 第三节 当代国外监察制度模式考察 |
| 第四章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整体设计及运行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整体设计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制度的目标诉求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特点 |
| 第四节 党的纪检机关与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第五节 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及职责 |
| 第六节 对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 |
| 第五章 改革中仍需要深化的问题 |
| 第一节 “全覆盖”的质与量 |
| 第二节 监察权与审计权的对接 |
| 第三节 留置权的使用与完善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规律性总结 |
| 第一节 对中国监察史成功经验的继承 |
| 第二节 对世界监察制度有益成果的发展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了监察制度的“中国特色” |
| 第五节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履约审议机制概述 |
| 第一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过程 |
| 一、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背景 |
| 二、履约审议机制相关条款的起草过程 |
| 三、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 |
| 第二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履约审议机制的实施机构 |
| 二、履约审议机制的工作程序 |
| 第三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性质 |
| 一、特殊的监督机制 |
| 二、法治评估机制 |
| 第二章 比较视野下履约审议机制的特征 |
| 第一节 国际条约实施机制的发展概述 |
| 一、国际条约实施机制的概念 |
| 二、国际条约实施机制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与其他国际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一、与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二、与国际环境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三、与WTO贸易评审机制的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与其他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一、区域性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 |
| 二、专门性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 |
| 三、与履约审议机制的比较 |
| 第三章 履约审议机制下的缔约国履约状况 |
| 第一节 缔约国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履约方式 |
|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义务类型 |
|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缔约国国内的实施方式 |
| 第二节 定罪和执法机制的履约状况 |
| 一、定罪和执法机制的履约概况 |
| 二、缔约国履约存在的挑战 |
| 第三节 国际合作机制的履约状况 |
| 一、国际合作机制的履约概况 |
| 二、缔约国履约存在的挑战 |
| 第四节 预防与资产追回机制的履约状况 |
| 一、预防与资产追回机制下缔约国的义务 |
| 二、缔约国履约存在的挑战 |
| 第四章 对履约审议机制的评析 |
| 第一节 履约审议机制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的作用 |
| 一、促进缔约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完善 |
| 二、促进缔约国国家层面的体制结构和合作的完善 |
| 三、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反腐败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履约审议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履约审议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
| 二、履约审议机制运行实践中的困境 |
| 第三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前景 |
| 一、增加履约审议机制的透明度要求 |
| 二、加强履约审议机制的监督效力 |
| 三、加强与其他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的配合 |
| 四、提升缔约国的政治意愿和履约能力 |
| 第五章 履约审议机制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启示 |
| 第一节 履约审议机制下中国的履约状况 |
| 一、反腐败机构的变迁 |
| 二、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完善 |
| 三、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的努力 |
| 四、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工作的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反腐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履约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挑战 |
| 二、在国际上的反腐败形象有待提高 |
| 三、未能在全球腐败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 |
| 第三节 履约审议机制下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发展方向 |
| 一、继续推进国内反腐败能力建设 |
| 二、以反腐败成效取信于国际社会 |
| 三、谋求中国在反腐败国际规则上的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阐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三不腐”机制的理论源泉和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二、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第二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借鉴 |
| 一、以廉治国理政 |
| 二、以廉选吏治吏 |
| 三、以廉修身为官 |
| 第三节 国际反腐败文明成果借鉴 |
| 一、注重道德教育和职业保障 |
| 二、坚持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发挥法治的引领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一、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 |
| 二、严肃党的纪律 |
| 三、重视民主监督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一、集中开展思想教育和惩治腐败 |
| 二、探索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 |
| 一、始终坚持教育为主 |
| 二、着力强化制度建设 |
| 三、加强权力监督制约 |
| 四、保持惩治腐败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三不腐”机制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 一、“三不腐”机制的提出过程 |
| 二、“三不腐”机制提出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实践进程 |
| 一、构建不敢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二、构建不能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三、构建不想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第三节 “三不腐”机制的深刻内涵 |
| 一、“三不腐”机制的基本内容 |
| 二、“三不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三、“三不腐”机制的实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成效和经验 |
| 第一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显着成效 |
| 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
| 二、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
| 三、人民群众信任支持提升 |
| 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
| 五、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重要经验 |
| 一、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
| 二、政治统领和全面推进相统一 |
|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融合 |
| 四、抓住少数和管住多数相并重 |
| 五、自我革命和加强监督相协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存量和腐败增量并存 |
| 二、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 |
| 三、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一、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复杂 |
| 二、党自身结构变化带来多重影响 |
| 三、党内政治生态改善存在薄弱环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考量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 |
| 一、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题中之义 |
| 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
| 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 |
| 四、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要求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基本考量 |
| 一、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有机结合 |
| 二、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齐头并进 |
| 三、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同向发力 |
| 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并驾齐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健全三大运行机制 |
| 一、强化以惩治震慑为重点的惩戒机制 |
| 二、健全以监督制约为重点的预防机制 |
| 三、完善以教育引导为重点的自律机制 |
| 第二节 强化制度和责任保障机制 |
| 一、持续强化制度保障机制 |
| 二、严格落实责任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发挥纪检监察机关专责作用 |
| 一、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定位 |
| 二、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
| 三、打造一支纪检监察铁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研究 |
| (二)预防腐败相关研究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预防腐败交叉性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 (一)腐败与公权力腐败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三)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 |
| (二)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三)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切断公权力腐败发生链条：预防腐败的理论逻辑 |
| (二)权力—动机—机会→腐败行为：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 |
| (三)监督—教育—制度→预防腐败：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分析框架 第二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 (二)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 |
| (三)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 第三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职能设置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督职能 |
| (一)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事前监督防范公权力滥用：权力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廉政教育职能 |
| (一)廉政教育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廉政教育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廉政教育抑制腐败动机：廉政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察建议职能 |
| (一)监察建议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制度建设减少腐败机会：监察建议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第四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预防腐败职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 |
| (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表现 |
| (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原因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一)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表现 |
| (二)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 |
| (一)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表现 |
| (二)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原因 第五章 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
| 一、多措并举提升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 |
| (一)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考察权限 |
| (二)提高国家监察委员会财政经费供给的独立性 |
| (三)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
| 二、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与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 |
| (一)加强对廉政教育主体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 |
| (二)对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对象分类施教 |
| (三)以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对象的参与度 |
| 三、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高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 |
| (一)以科学化的监察建议帮助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弥补制度缺陷 |
| (二)将制度执行不力作为提出监察建议的一种主要情形 |
| (三)逐步运用监察建议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四、建立与完善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研究[D]. 王友武. 湘潭大学, 2020(12)
- [2]《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我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完善研究[D]. 王月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1)
- [3]国际人权法视野下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思考[D]. 何雪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治理体制变迁研究[D]. 荣震.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7)
- [5]列宁反腐败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反腐败法治建设的启示[D]. 张京娟.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7)
- [6]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国家监察权研究[D]. 刘东红.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7]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D]. 蓝恭彦.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研究[D]. 张茜.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D]. 薛韡.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
标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论文; 监察委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法律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