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韩俊喆[1]（2021）在《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水利建设关系国计民生,治水兴水关系定国安邦。新中国成立以前,广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疆省份,主要是发展农业经济,而土地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从最初来看,水美田肥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因而开展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广西后,为巩固地方政权、稳定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水利建设。通过对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考察,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0--1965年间,先是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委员会,1958年之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对于开展水利建设,不仅仅是注重水利工程方面的修建,例如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水电工程,也同样十分重视水利主管机构的组建、水利人才培养模式、水利工程的管理、水利法规的制定,而后者作为开展水利建设的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了水利建设的长久发展。此外,通过开展土地改革,变革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激发了广西各族人民开展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占据主导位置,有效的保证了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的速度、质量和规模。本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切入点,阐明运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水利”与“1950--1965年”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际形势造成周边局势的动荡,亟需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巩固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国内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国民经济亦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广西,货币市场混乱、匪患严重,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秩序。在广西,封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相对简单且工程质量差,因而对于治理水旱灾害收效甚微。此外,广西人文环境的改变也不断的加剧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旱灾害频发的局面,从根本上要求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着眼于水利建设,兴修水利,契合了广西各族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第三部分,主要从四个阶段分析与考察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第一,恢复阶段（1950--1952）。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以建立健全水利主管机构为抓手,初步组织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确立了优先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模式,投资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第二,起步阶段（1953--1957）。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严格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投资修建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在勘测、规划、设计的基础上试办小型水电站。第三,高潮阶段（1958--1960）。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贯彻落实总路线的同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起来。同时,集中力量布局、勘测、规划、设计全区范围内的水电建设,有步骤的试办中小型水电站,有条件的开展水电电网建设。第四,调整阶段（1961--1965）。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始对区内水利建设进行全面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有效开展了库区移民安置工作。此外,根据广西各地水利发展的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机电排灌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作、山区人畜饮水工作,与此同时,开始进行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第四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通过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以安全性需求为主导,一是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二是水利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三是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四是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产量提高,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五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成效,总的来说是坚持了“一个核心、一个主体,两个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与根本,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同时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广西的治水兴水在拥有良好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在严格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前提下,科学擘画水利建设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广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一是要坚持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要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体制机制;三是要坚持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四是要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王福军[2]（2021）在《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一种崇高的文化思想,是黑龙江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产物。它体现了黑龙江人民坚定的理想信念、优良的政治品格、优秀的文化传承、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执着的价值追求,是一系列优秀精神的整体体现和智慧结晶。包括黑龙江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形成的东北抗联精神,在开发建设北大荒苦难而壮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北大荒精神,在大庆油田大会战艰难险阻的条件下创造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黑龙江革命、开发、建设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闯关东精神、东北小延安精神、大兴安岭精神、马恒昌小组精神、马永顺精神、哈尔滨城市精神、抗疫精神等共同构成了具有黑龙江地域特色的精神资源体系。这些精神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慢慢的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精神产物。当前,我国已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新征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指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前进方向。为此,加强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充分认识和把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总结和提炼基本特征和时代价值,探索弘扬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路径和方法,对于构筑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展现中国价值,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奋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一共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讲的是课题研究的背景,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研究现状,阐述相关核心概念,概括相关研究内容,阐明课题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溯源进行梳理总结;第三章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了深刻阐释。在此基础上凝练和升华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第四章系统分析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精准把握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第五章通过对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论述,强化黑龙江优秀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引领;第六章通过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分析,全面论证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明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原则,在借鉴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阐述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文章试图从新的内容、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对黑龙江优秀精神产生、发展和弘扬进行必要研究,目的是将黑龙江优秀精神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为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与培育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策略。将黑龙江优秀精神内化为龙江振兴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乌日古木拉[3]（2021）在《半农半牧区草场利用方式的调查研究 ——以格日朝鲁苏木敖包嘎查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内蒙古是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提高“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能力是内蒙古自治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半农半牧区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敏感区和农牧业主产区,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坚持绿色发展。尤其在草场放牧利用中,必须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极其重要。学术界关于草原生态研究成果,聚焦于草原生态理论、生态恶化原因、生态治理机制以及草场产权制度等方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很少关注生态系统较脆弱的半农半牧区土地利用方式,尤其对草场放牧利用方式的研究成果甚少。为此,本调查研究选取典型半农半牧区通辽市扎鲁特旗农牧结合嘎查为研究对象,对敖包嘎查进行实地调研。调查发现,敖包嘎查土地利用结构“山林田草沙”俱全,其中草场面积多达10.8万亩,占总土地面积80%以上,大小牲畜共有4 000余头只。也是至今为止少有保留传统走“敖特尔”习俗,延续两季轮牧的地区。其草场类型有冬、夏放牧场和打草场三种,放牧方式有合群、联户、委托、个体和自由等多种类型。通过对敖包嘎查牧户进行个别访谈、入户调查、参与观察,并对所获得的一手资料进行分析,肯定了敖包嘎查现行草场利用方式,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增加农外收入、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效益;保障草场休养生息、防止草场退化、增进土壤养分的生态效益;发挥传统文化价值、加强社会凝聚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社会效益。同时,揭示了由于承包草场的条状式分布而导致草场产权配置与使用不一致,放牧组织多元化而导致行动不协调,管理松散而引起冬季草场的过度利用等不利于草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提出了以草场承包权入股,组建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以合作社为载体,整合资源,维护弱小牧户权益,实现公平利用;发挥传统优势,加强集体行动;优化畜群结构,规范草场用途等草场利用方式的优化对策建议。
加芬芬[4]（2019）在《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我国对农村治理的探索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国内环境,村庄的治理面临挑战,唯有探索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才能解治理之危。村庄治理的优化,不能抛开我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更不能抛开我国独特的历史,由此,从历史中探寻村庄治理的优化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方法。纵观我国乡村历史的发展,其内部治理的变迁受制于三个层面。其一为国家层面。无论是国家的行政力量还是国内的社会环境,都是村庄发展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力量对村庄治理起决定性作用,并通过其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推动农村社会的变迁。其二为村级结构。村级结构是村庄治理的制度框架,在国家和农村社会中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村级结构的良性运转可以支撑国家治理,按照国家的意图管理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村级结构通过村庄治理来改造农村社会,使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国家治理、国家宏观环境契合。其三是农村社会。农村社会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更是村庄治理的土壤。农村社会的变迁支持国家治理、支持村级结构,才能完成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三重结构相互支持决定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治理样貌。村庄治理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支撑才能得到稳定,国家是三重结构成立的主导力量,不同的支撑格局决定了治理质量的好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历了集体化、改革开放的历程。三重结构相互按照国家的历史脉络经历了从刚性到开放包容的过程。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的刚性渗透为三重结构奠定了运转的基础。刚性的国家权力造成村级结构的刚性和农村社会的板块状。此时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是刚性和僵化的,这种状态决定了其运转的脆性,导致村庄变迁的内卷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的收缩给予农村社会很大的自主空间。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之间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这种自主空间既可以容纳多元发展的国家治理环境,更激发了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活力。三重结构的循环更加开放和包容,导致村庄的治理不断发展变化。甲山村自1945年解放后,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期间经历了集体化和改革开放两个完整的时期。形成了两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三重循环,甲山村以其优异的发展为三重结构的构建、三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三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较好的经验。由此,笔者以历史变迁为线索,将甲山村分为两个变革时期、四大历史阶段进行介绍,分别将每个时期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互动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总结出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甲山村在集体化时期为地方典型,成功形成了集体化时期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的相互支撑。集体化时期的三重结构由刚性的国家权力为主导,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导致三重结构的僵化与内卷化。集体化时期的成功导致其对改革开放新环境的抵制,并造成了村庄发展的封闭。改革开放后,村庄的制度变革由国家推动,行政权力的推动和外部环境的变革从外向内逐步对村庄治理产生影响。第一阶段为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村级结构进行重塑。尽管从形式上完成了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支撑格局,但没有形成改革开放移植制度运行的土壤。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都对改革开放表示困惑。因为对改革开放的抵制,村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第二阶段,国家环境开始在村级结构破冰,村级结构开始主动向外部学习。村级结构在贾凤杉的引导下开始了向外学习的历程,引导农村社会发生了变革,村庄治理出现了转型。村庄发展开始与外部环境融合。然而此时的村庄治理具有很强的单向性,农村社会在村级结构引导下被动变迁。第三阶段,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随着时代的推移,外部环境开始对农村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农村社会自身接纳了外部的环境,开始了对外部环境和村庄环境自主思考的过程。村庄整体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点。经过外部环境对甲山村一系列的冲击,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结构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循环,推动着村庄治理不断发展。村庄治理的稳定需要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的相互作用,村级治理的发展需要它们的共同推动。当包容开放的循环成立时,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所以村庄治理的优化路径不但在于寻求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者的稳定支撑,更应该寻求它们相互作用的包容、融合与活力。
党雨田[5]（2019）在《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架构》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财政资金的巨大投入和一系列乡村建设政策计划的相继出台,每年有超过十亿平的新增建筑面积在乡村地区建设完成。以此为背景,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职业建筑师进入乡村开展建筑设计实践,改变了乡村传统渐进式的建设发展模式,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些外来的建筑师缺乏对乡村建设环境和社会特征机制的有效认知和实践经验,忽视了城乡之间的差异,照搬沿用了城市中的建筑设计方法,或将乡村作为个人创作喜好的试验场,产生了大批难以使用、形式不当、成本昂贵的建筑,造成了对乡村空间环境秩序的破坏和巨大的资源浪费。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对乡村环境设计条件的分析,缺乏设计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方法。本研究认为,建筑策划的理论方法为上述问题的应对提供了思路。国内的建筑策划研究最早从国外引入,是为了应对大规模快速城市建设中的目标界定和设计依据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将建筑策划的理论方法引入到乡村建设中,针对我国当前乡村环境和建设项目的特征,架构起适用于我国当代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为建筑师提供一套科学、可行的乡村建筑策划与设计实践方法指南。本研究首先对乡村建设中的建筑项目特征机制进行了界定,将其归纳为建设的项目类型、功能和空间特征、项目的参与者、决策和建造的组织特征、项目的外部环境特征等五个方面。以此为基础,对现有的几种经典建筑策划方法体系进行分析、借鉴和调整,提出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架构和操作流程,包括上位条件和内外部信息的获取、信息处理、策划构想、评估反馈等环节。乡村建设中的策划信息包括规划和立项的上位信息、与场地客观条件相关的外部信息、与建筑使用和运营者相关的内部信息;提出了适用于乡村的策划调研方法和新的策划分析技术工具;从建筑的产业目标、空间、形体和建构方式、运营和实施保障等角度,结合具体的案例对策划构想的方法和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以四个不同类型的策划设计和评价案例,对本研究提出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进行实践说明和应用验证。本研究将建筑策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象和应用范围从城市扩展到乡村,系统地构建了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架构,为建筑师参与乡村建设实践提供了操作指南和方法工具。在此方法体系架构的基础上,未来随着我国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新的方法工具、技术手段和实践案例将进一步完善,为乡村建设中的建筑实践提供有力的支撑。
李庆召[6]（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指出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苏媛媛[7]（2017）在《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从社会动员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农民上楼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社会动员在农村社会仍然发挥着效力,是共产党执行公共政策所依附的重要手段。尽管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仍然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动员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动员中科学话语的使用、市场力量的直接参与和对各方利益的重视与调节。社会动员已经从党和政府发动和实施、主要由党和政府的分支机构参与动员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民上楼的推进离不开国家科层制的运作,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动员一旦进入实践环节,参与动员的主体即变得多元化。市场力量的壮大使它成为党和政府认可的社会动员主体,在农民上楼中资本以强势姿态下乡参与农村建设,直接参与了社会动员。同时,本土内生的市场力量也在不断引导着社会动员舆论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人士、权威人物都在有意无意间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动员。多元主体在社会动员中的和谐共存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各行为主体通过农民上楼都力图实现自身的利益。社会动员是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调动各种资源发动群众的过程。在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中,动员手段既包括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科学话语建构,也包括经济利益诱导、经济资源调配、组织资源协调和重组,还包括利用乡土社会的关系开展情理动员。同时,适当的体制压力和任务分配也被应用于动员之中。此外,在开展动员的过程中,动员主体建设性地采取典型宣传、参观引导、制定响亮的口号等直观的方式开展动员。社会动员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首先由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发动,但作为动员对象的农民并不是被动的参与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动员做出反馈,以自己的姿态来讨价还价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时,国家的稽查机制、媒体的社会反馈等都使得社会动员过程成为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权力是社会动员的引擎,它在农民上楼中作用的发挥与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项目制运作和科层运动化趋向密不可分。农民上楼本身就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作为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项目运作,它需要对体制内进行广泛的动员,同时要落实到基层,也离不开对农民的社会动员以使其接受外部资源带来的社会变迁。其次,农民上楼具有运动式治理的特征,但又依赖科层制来实现,因此农民上楼的社会动员表现出科层运动化的趋向。
吴记峰[8]（2016）在《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文中提出我国以建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在经历了30多年的曲折发展之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而在建制村以下更基础的社会单元,村民自治则以其内在价值和力量呈现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处于华南地区的清远市正是基于自然村与村民小组一级自治的传统资源与内在活力启动了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着力通过复归自然村自治传统、连接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来激活自治资源。这样的一场改革缘何在属于粤北山区的清远市发生,传统时期的这片乡土曾经内生出怎样的自治形态,这种自治形态又能否在当前这样一个现代国家体系与乡土社会土壤中被真正重构?换言之,政府主导下的激活自治资源的努力能否达到预期改革绩效?本文就是要回归历史最深处、重返社会最基层,以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云台村为考察基点,通过对传统乡村自治和现代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以及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参与式观察全面解读现代化进程中以村委会下移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进而提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挖掘村民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自治以及当前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活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传统宗族社会内生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下的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是本研究的基石,而小村落在大变迁面前的反应、小村落对于大改革的回应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参与式研究,笔者努力融入到了云台村这个华南自然村落之中,通过深入挖掘有关传统宗族社会的乡土记忆和文字材料来重现较为真实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通过全面梳理沧海桑田中吴氏族人的生命轨迹来呈现较为完整的社会变迁过程,通过细致发掘新的历史节点上华南乡村自治实态来考察自治下移改革的社会基础,通过参与观察改革全过程来发掘政府主导的自治复归所面临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村民自治重构的内在张力,最后在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形成基本结论的同时探究新时期激活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本文以参与式研究的方法对以激活自治资源为归依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改革依据、改革方案、改革土壤、改革过程、改革成效等进行了全景式探究,从而对村民自治三十多年的发展以及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崭新路向。首先,本文还是回到历史深处,在历史场域中探究传统乡村自治的完整形态,从而对传统社会自生自发的自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参见第二章）。其次,本文将对现代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尤其是建制村以下社会单元的村民自治实态进行深入的挖掘,并与传统社会的宗族村自治进行全面的对比（参见第三章）。也正是现代村民自治与传统乡村自治所面临的社会土壤与社会环境的不同,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在掀起了乡村体制变革、导致乡村秩序变换的基础上最终衍化为了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的过程,形成了改革的第一个悖论。让人庆幸的是,当改革的浪潮暂告一个段落,古老的传统村落反倒又自发的找寻着内部的均衡点,自然村的草根自治也再次萌发出新的生机,改革也因此产生了又一个悖论（第四章）。云台村的改革实践表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终将难达其效,复归传统自治的努力终将难以复归传统。但与此同时要看到的是,传统不可复归并不代表着没有传统自治资源可供挖掘,激活村民自治资源关键要探寻到挖掘传统资源的最佳方式与有效路径,进而探索新时期村民自治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第五章）。
袁宇昕[9]（2016）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划与实践探讨1958-1962》文中提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是1958——1962年间对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划。介绍人民公社的规划自身是本文的目的之一,但文章更重要的目的是解释人民公社的规划。也就是为什么会在基层农村出现人民公社——居民点这种空间组织方式,以取代传统的农村。亨利.列斐伏尔讲到,空间是政治性的,它一方面既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结果,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关系。（空间与政治）而列氏所言社会关系的核心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则与经济活动密切联系。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内容并不只停留在空间现象本身,而进一步讨论了空间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本文的核心关注点在于空间是如何回应于社会与经济的变革。循着这一思路,本文首先简要回顾并分析了自清末以来传统农村衰落的过程与原因。笔者认为,传统农村的衰落主要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第一,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一些沿海沿江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这导致了传统城乡关系的重构。原本作为农村手工业产品市场的城市变得开始与农村抢占市场。而在外来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农村手工业迅速萎缩。这就导致原有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开始无法流回农村,并直接使得农村经济日渐衰落。第二,在传统的农村,乡绅起到着提供地方公共品,协助县官维护地方秩序的作用。但是随着清末新政,科举制的废除,乡绅的角色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其活动范围亦开始由农村转向了城市。这一方面使得地方公共品的提供出现困难,另一方面农村权力的真空导致了地方的逐渐失序,而影响到农业生产。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清末以来,中国基本上处在城市繁荣而乡村破败的状态。于是到民国时期,人们开始纷纷讨论“救济农村”的方法。这就迫使我们开始学习国外的经验。因此从20年代到50年代,我国一直都在大量引介国外的城乡建设经验与理论,并得到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对于解放后空间形式造成较大影响的有俄国的集体农庄与日本的新村。尤其是俄国的集体农庄,农村人民公社在许多方面都是直接继承了集体农庄曾采用的方法。这不仅仅体现在空间上,而且涉及到社会与经济的规划,特别是俄国提出的战后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方式是通过由权力来直接介入到生产与分配的环节来使得产品流动。集体农庄就是为了能够实现这一经济规划而出现的空间载体。另外,建立新村始终是我国农村规划的愿景。即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来取代原有的农村。这直接联系到了十八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新村经过在农村的几次不成功的实践后,其影响力开始逐渐转向了城市,新村逐渐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一条途径。因此到解放后,我国基本上出现了农村公社与城市新村的空间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就开始积极改造农村的经济与社会组织。其方式与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权力下乡、合作化与控制市场。这三个方面的措施除了旨在恢复农村的权力结构外,更重要的是要建构一种独立于市场之外的生产与分配体系,使得国家能够充分按着自己的意愿来介入到生产过程,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些措施不仅降低了国家意志下渗的成本,而且重新组织了生产关系,并重构了生产的主体。如果我们同意列斐伏尔对于“空间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结果”这一判断,那么前述生产关系的重构必然带来土地使用方式与空间的革命。因此,公社一成立,就立刻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公社需要寻找到一种土地使用的方式来回应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而且新的土地使用方式必须能够做到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出现了诸如对“如何划分耕作区以配合生产大队的生产活动、劳动力要怎样分布（居住模式的改变）、作物怎样分区以适应土壤性质与生产队的组织、具体的田块怎样设计来回应新技术与新的生产主体”等等问题的讨论。经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进一步的规划,公社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农村的空间组织。其以不同层级的居民点及与其相对应的边界清晰整齐的耕作地块构成。新的空间是权力基于理性的原则对生产关系的回应,同时也体现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想象。但是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在公社这一案例中,土地关系的调整并非如列氏判断是生产关系改变的自然结果,而是由权力积极介入并从整体上进行设计以配合生产关系的变革的产物。最后,笔者希望对公社的三个方面,即经济规划,社会与日常生活以及空间规划进行一定的讨论。既然人民公社是一次希望通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以求促进经济效率的实践,而且做了很多努力来改进生产组织及技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公社的农业生产力并未出现该有的提高。前述的三个方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它们又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特别是空间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笔者认为,空间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维度,其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度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经济效率。另外,空间作为个体最重要的日常经验,还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认同问题。因此,解决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且塑造个体的认同,将是空间规划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张连荣,赵婷婷[10]（2015）在《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探讨》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林业资源有一定的要求,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工作对我国林业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我国目前林业调查设计工作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对小队承包的概述,探讨与分析承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给予解决对策。
二、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1.“水利” |
| 2.“1950—1965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亟需巩固人民政权,各项建设百废俱兴 |
| (二)水旱灾害频发,严重损害经济社会秩序 |
| 二、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一)恢复阶段(1950—1952) |
| 1.初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水利建设主管机构 |
| 2.依托大中专学校,培养水利技术人才 |
| 3.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 |
| (二)起步阶段(1953—1957) |
| 1.组建水利主管机构,重视水利技术人才培养 |
| 2.以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 |
| 3.重视水电建设的勘探、规划与设计,试办小型水电站 |
| (三)高潮阶段(1958—1960) |
| 1.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全面开展,农村水利基本实现“五化”目标 |
| 2.水电建设发展起来,大力兴建中小型水电站 |
| (四)调整阶段(1961—1965) |
| 1.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重点兴建机电排灌工程 |
| 2.开展水库移民安置、水土保持、山区人畜饮水工作 |
| 3.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 |
| 三、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 |
| (一)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 |
| 1.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 |
| 2.水利技术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
| 3.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 |
| 4.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提高 |
| (二)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基本特点 |
| 1.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 |
| 2.安全性需求占据主导地位 |
| 四、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一)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历史经验 |
|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和根本 |
| 2.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 |
| 3.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 |
| 4.水利建设必须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广西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
| 1.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2.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的体制机制 |
| 3.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 |
| 4.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的相关概念 |
| 1.4.1 优秀精神 |
| 1.4.2 中国精神 |
| 1.4.3 区域精神 |
| 1.4.4 黑龙江优秀精神 |
| 1.5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创新之处 |
| 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形成基础 |
| 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思想来源 |
| 2.1.2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理论支撑 |
| 2.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引领 |
| 2.1.4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文化根基 |
| 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实践基础 |
| 2.2.1 救国图强的革命运动 |
| 2.2.2 开疆拓土的生产实践 |
| 2.2.3 艰苦卓绝的支援建设 |
| 2.2.4 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和科学内涵 |
| 3.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集中体现 |
| 3.1.1 东北抗联精神 |
| 3.1.2 北大荒精神 |
| 3.1.3 大庆精神 |
| 3.1.4 铁人精神 |
| 3.1.5 大兴安岭精神 |
| 3.1.6 闯关东精神 |
| 3.1.7 其它黑龙江优秀精神 |
| 3.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科学内涵 |
| 3.2.1 忠贞报国、勇于献身的爱国奋斗精神 |
| 3.2.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
| 3.2.3 尊重科学、讲究实效的求真务实精神 |
| 3.2.4 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开拓进取精神 |
| 3.2.5 胸怀全局、富国强民的顾全大局精神 |
| 3.2.6 淡泊名利、忘我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 |
| 3.3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 |
| 4.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特征 |
| 4.1.1 鲜明的地域性 |
| 4.1.2 广泛的包容性 |
| 4.1.3 艰苦的开拓性 |
| 4.1.4 奉献的无私性 |
| 4.1.5 优秀的传承性 |
| 4.1.6 先进的时代性 |
| 4.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主要功能 |
| 4.2.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凝聚功能 |
| 4.2.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激励功能 |
| 4.2.3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整合功能 |
| 4.2.4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育人功能 |
| 4.2.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导向功能 |
| 4.3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
| 5.1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历史地位 |
| 5.1.1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1.2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发展 |
| 5.1.3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繁荣龙江文化的内在动力 |
| 5.1.4 黑龙江优秀精神是促进龙江振兴的重要支撑 |
| 5.2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时代价值 |
| 5.2.1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
| 5.2.2 丰富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时代要求 |
| 5.2.3 当代人民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路标 |
| 5.2.4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使命担当 |
| 5.2.5 鼓舞人民建设新龙江的精神动力 |
| 5.3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
| 6.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6.1.1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必要性 |
| 6.1.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紧迫性 |
| 6.2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原则 |
| 6.2.1 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
| 6.2.2 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
| 6.2.3 全局性与区域性相结合 |
| 6.3 弘扬和培育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基本路径 |
| 6.3.1 推进黑龙江优秀精神的研究与阐释 |
| 6.3.2 聚焦黑龙江优秀精神的塑造与实践 |
| 6.3.3 建立黑龙江优秀精神弘扬培育机制 |
| 6.3.4 纳入各层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3）半农半牧区草场利用方式的调查研究 ——以格日朝鲁苏木敖包嘎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意义与目标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3.研究目标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 |
| 2.国内研究 |
| 3.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创新点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3.创新点 |
| 4.不足点 |
| 一、调查地敖包嘎查基本情况 |
| (一)敖包嘎查自然生态环境 |
| 1.地形地貌 |
| 2.自然资源 |
| 3.气候特征 |
| (二)敖包嘎查社会经济特征 |
| 1.人口结构 |
| 2.文化传统 |
| 3.经济结构 |
| (三)敖包嘎查草场利用历史演变及经验 |
| 1.敖包嘎查草场利用历史演变 |
| 2.敖包嘎查草场利用历史经验 |
| 二、敖包嘎查草场利用方式实地调查 |
| (一)草原保护政策 |
| 1.基本草原保护制度 |
| 2.草畜平衡制度 |
| 3.禁牧休牧制度 |
| (二)草场产权配置 |
| 1.冬季草场产权配置 |
| 2.夏季草场产权配置 |
| 3.集体经营地产权配置 |
| (三)敖包嘎查草场利用方式 |
| 1.夏营地草场利用方式 |
| 2.冬营地草场利用方式 |
| 三、敖包嘎查草场利用方式的评价 |
| (一)草场利用方式的成效分析 |
| 1.经济效益 |
| 2.生态效应 |
| 3.社会效应 |
| (二)草场利用方式存在的问题 |
| 1.产权配置与使用不一致 |
| 2.放牧组织的行动不协调 |
| 3.冬营地草场的过度利用 |
| 四、敖包嘎查草场利用方式的优化对策 |
| (一)维护牧民权益,实现公平利用 |
| 1.确保草场的公平利用 |
| 2.维护无畜户承包权益 |
| 3.防止公地悲剧的扩大 |
| (二)发挥传统优势,加强集体行动 |
| 1.整合资源,集体行动 |
| 2.夏季草场,委托放牧 |
| 3.冬季草场,合群放牧 |
| (三)优化畜群结构,规范草场用途 |
| 1.减羊增牛,减轻蹄灾 |
| 2.以草定畜,农牧结合 |
| 3.专场专用,规范使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一)近代乡村建设概况 |
| (二)建国后村庄治理的演变 |
| (三)村庄治理对当下的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对集体化时期村庄管理的研究 |
| (二)改革开放后的村庄治理研究 |
| (三)国外村庄治理研究 |
| 三、村庄治理的限定及三重视角的阐释 |
| (一)村庄治理的限定与使用 |
| (二)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三重视角与村庄治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理论基础和思路 |
| (二)资料的收集 |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 |
| (四)核心概念 |
| 五、甲山村简介 |
| 第一章 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村庄治理 |
| 一、甲山村集体化时期的社会背景 |
| (一)从解放到合作化的社会环境 |
| (二)人民公社的成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 |
| 二、集体化时期的甲山村变革 |
| (一)甲山村的成长历程 |
| (二)典型树立后的甲山村 |
| 三、集体化时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运行 |
| (二)治理机制:甲山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形成 |
| (三)治理的思想基础:爱国家、爱集体统一思想的形成与提升 |
| (四)治理成效:甲山村村民的集体化生活状态 |
| 四、甲山村治理演变逻辑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农业”的国家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撑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形成了对国家和村级结构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集体化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村庄治理转型冲突导致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
|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变革 |
| (一)全国村庄变革的社会环境 |
| (二)甲山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徘徊” |
| 二、改革开放初期甲山村的治理样貌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结构:甲山村党组织的缓慢转变与群团组织职能的衰退 |
| (二)村庄治理的思想基础:集体化时期思维与改革开放治理思想的分歧 |
| (三)治理要素:经济发展的起步与失败 |
| (四)治理机制:自治体系的运转与集体化制度的纠葛 |
| (五)治理成效:村民生活的转变与排斥 |
| 三、甲山村治理变革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塑造和“经济”目标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对村级结构和国家的支撑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改革开放之初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旧”制度结合下的村庄治理重塑 |
| 一、1991 年的全国环境和贾凤杉的回归 |
| (一)1991 年左右全国经济名村的大体情况和甲山村的发展现状 |
| (二)贾凤杉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威 |
| (三)贾凤杉回归过程 |
| 二、贾凤杉领导下党支部对甲山村村庄的治理 |
| (一)治理核心和治理机制:党支部的组建、自治体系的生效 |
| (二)治理结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恢复、成立与发展 |
| (三)治理的思想状态:甲山村村民思想的统一 |
| (四)治理要素:经济的起步与成长 |
| (五)治理绩效:甲山村村民的生活转变 |
| 三、村庄治理转型分析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自我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转型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期全国村庄变革背景下的治理调适 |
| 一、2006 年前后全国村庄的现状 |
| (一)全国普通村庄的现状 |
| (二)产权改革试点的推行 |
| 二、2006 年后甲山村治理的变化 |
| (一)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经济发展及村民自治体系变化 |
| (二)民主治理的思想状态:多元治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三)治理结构:甲山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新变化 |
| 三、甲山村治理的优化 |
| (一)国家宏观政策对村级结构的形塑和向农村社会的渗透 |
| (二)村级结构对国家的支持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
| (三)农村社会的演化支撑村级结构和国家治理 |
| (四)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互动下的治理缺陷 |
| (五)2006 年以后村庄治理的特点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成果 |
| 后记 |
（5）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架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基础 |
| 1.1 缘起:中国当代乡村建设背景下建筑师的困境与责任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我国当下乡村建设的宏观背景 |
| 1.2.2 乡村建设中的多元主体参与 |
| 1.2.3 乡村建设中建筑师工作内容的延伸 |
| 1.2.4 在乡村建设中架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的必要性 |
| 1.3 建筑策划研究动态 |
| 1.3.1 本研究在所属研究领域中的位置 |
| 1.3.2 国外建筑策划理论研究动态 |
| 1.3.3 国内建筑策划理论研究动态 |
| 1.4 乡村建设研究动态 |
| 1.4.1 社会学者的乡村建设研究概述 |
| 1.4.2 建筑学视角下国外的乡村建设 |
| 1.4.3 国内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 |
| 1.4.4 建筑学视角下国内的乡村建设研究与实践 |
| 1.4.5 研究综述小结 |
| 1.5 研究内容、科学问题和技术路线 |
| 1.5.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5.2 本研究的科学问题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选题的创新点 |
| 1.6.1 扩展了建筑策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对象和应用范围 |
| 1.6.2 系统地构建了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架构 |
| 1.6.3 为建筑师参与乡村建设实践提供了操作指南与新工具 |
| 1.7 研究方法 |
| 1.7.1 文献研究方法 |
| 1.7.2 分析综合方法 |
| 1.7.3 系统科学方法 |
| 1.7.4 社会学研究方法 |
| 1.7.5 数据科学方法 |
| 第2章 乡村建设中的建筑项目特征机制研究 |
| 2.1 乡村建设的几种建筑项目类型 |
| 2.1.1 拆迁整治类项目 |
| 2.1.2 公共服务建筑 |
| 2.1.3 村民住宅和新农村建设 |
| 2.1.4 个体商业项目 |
| 2.1.5 商业开发项目 |
| 2.1.6 文物保护和利用 |
| 2.2 建筑的功能空间特征 |
| 2.2.1 功能本身的差异 |
| 2.2.2 空间功能的多义性特征 |
| 2.2.3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相结合的功能特征 |
| 2.2.4 空间的模糊特征 |
| 2.2.5 功能空间的规模特征 |
| 2.3 乡村建设项目的参与者 |
| 2.3.1 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项目 |
| 2.3.2 建筑师和规划师主导的乡村建设项目 |
| 2.3.3 开发商和企业主导的乡村建设项目 |
| 2.3.4 社会学者和科研机构的乡村建设实验 |
| 2.3.5 艺术家的乡村实践 |
| 2.3.6 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开展的乡村工作 |
| 2.3.7 乡村内生力量主导的乡村建设 |
| 2.4 建筑项目的组织参与特征 |
| 2.4.1 主要参与者或决策者的诉求特征 |
| 2.4.2 建筑项目决策的几个原则维度 |
| 2.4.3 建造过程的组织方式特征 |
| 2.5 乡村建设的外部环境特征 |
| 2.5.1 土地 |
| 2.5.2 基础设施条件 |
| 2.5.3 自然环境特征 |
| 2.5.4 社会环境特征 |
| 2.6 本章小结:区别于城市建设的乡村建设特征机制 |
| 第3章 乡村建设项目中建筑策划的方法体系架构 |
| 3.1 既有建筑策划理论和方法在乡村建设项目中的衔接 |
| 3.1.1 建筑策划的核心理念 |
| 3.1.2 建筑策划核心理念对乡村建设项目的启示 |
| 3.1.3 几种经典建筑策划方法体系的比较和与乡村建设的衔接 |
| 3.1.4 建筑策划方法在乡村建设项目中应用的几个关键问题 |
| 3.2 乡村建设项目中的建筑策划架构 |
| 3.2.1 乡村建设项目中建筑策划与城市中的差异 |
| 3.2.2 乡村建设中的建筑策划与乡村规划的关系 |
| 3.2.3 乡村建设项目的建筑策划包括的内容 |
| 3.2.4 乡村建设项目中策划的操作流程 |
| 3.2.5 乡村建设项目的建筑策划团队和其他参与者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信息索引 |
| 4.1 乡村建设中策划信息的系统架构 |
| 4.1.1 建筑策划中的“信息”概述 |
| 4.1.2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信息特征 |
| 4.1.3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信息的内容 |
| 4.2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上位信息清单 |
| 4.2.1 建筑策划上位信息概述 |
| 4.2.2 来自上位规划中的信息 |
| 4.2.3 项目本身的立项定位信息 |
| 4.2.4 相关的上位政策 |
| 4.3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外部信息清单 |
| 4.3.1 建筑策划外部信息概述 |
| 4.3.2 场地的客观物理信息 |
| 4.3.3 场地的意义与场所精神 |
| 4.3.4 地域文化信息 |
| 4.3.5 场地上人的行为活动 |
| 4.3.6 产业条件 |
| 4.4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内部信息清单 |
| 4.4.1 建筑策划内部信息概述 |
| 4.4.2 使用者信息 |
| 4.4.3 功能需求信息 |
| 4.4.4 运营信息 |
| 第5章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信息处理 |
| 5.1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调研方法 |
| 5.1.1 乡村建设中的建筑策划调研方法概述 |
| 5.1.2 预调研和准备工作 |
| 5.1.3 家庭和个人信息调查 |
| 5.1.4 乡村公共信息调查 |
| 5.2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信息处理方法和工具 |
| 5.2.1 经典的策划信息处理方法和工具 |
| 5.2.2 建筑策划中的无人机航拍和真三维模型技术 |
| 5.2.3 基于图像色彩分析技术的建筑策划方法 |
| 5.2.4 乡村建设中的建筑策划数据库 |
| 5.2.5 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信息模型架构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乡村建设中的建筑策划构想 |
| 6.1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构想的界定 |
| 6.1.1 建筑策划构想概述 |
| 6.1.2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构想的内容与特征 |
| 6.2 乡村建设的建筑产业职能构想 |
| 6.2.1 产业构想的内容 |
| 6.2.2 产业构想的方法与策略 |
| 6.2.3 产业构想视角下的乡村类型 |
| 6.2.4 其他目标构想与目标管理 |
| 6.3 乡村建设的建筑空间构想 |
| 6.3.1 建筑空间构想的内容 |
| 6.3.2 原型:空间形态构想 |
| 6.3.3 行为:空间功能构想 |
| 6.3.4 容量:空间规模构想 |
| 6.3.5 感知:空间环境心理特征构想 |
| 6.4 乡村建设的建筑实体构想 |
| 6.4.1 建筑形体的构想 |
| 6.4.2 建构方式的构想 |
| 6.5 乡村建设中建筑策划的实施保障构想 |
| 6.5.1 政府对策划实施的推动 |
| 6.5.2 村民公众参与和策划科普引导 |
| 6.5.3 制定建筑的运营方案 |
| 第7章 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实践应用与评价反馈 |
| 7.1 应用与反馈: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实践综述 |
| 7.2 实践案例一:牛庄村窑洞改造项目 |
| 7.2.1 项目背景 |
| 7.2.2 功能定位与问题探查 |
| 7.2.3 信息获取与策划构想 |
| 7.2.4 评价反馈 |
| 7.3 实践案例二:西张耿村农民夜校和民宿设计改造项目 |
| 7.3.1 项目背景与前期调研判断 |
| 7.3.2 策划构想 |
| 7.3.3 评价反馈 |
| 7.4 实践案例三:裴柏村乡村综合体项目 |
| 7.4.1 项目概况 |
| 7.4.2 策划过程 |
| 7.4.3 策划评价与设计过程 |
| 7.5 实践案例四:王马村地址灾害移民新村建设项目 |
| 7.5.1 项目背景 |
| 7.5.2 条件调查与主要问题的界定 |
| 7.5.3 策划构想与设计策略 |
| 7.5.4 评价反馈 |
| 第8章 结语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展望:建筑策划视角下的乡村建设方法应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地方政府官员的乡村建设决策机制研究访谈问卷 |
| 附录 B 建筑师在乡村建设项目中的决策机制研究访谈问卷 |
| 附录 C 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调研信息清单 |
| 附录 D 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家庭硬信息调研操作流程 |
| 附录 E 西张耿村民住宅自改自建手册(图集) |
| 附录 F 本研究中的图表来源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杜赞奇命题” |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7）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民上楼”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丰峪镇:研究个案概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一、社会动员的概念辨析 |
| 二、社会动员的相关研究 |
| 三、社会动员:功能主义或冲突论视角 |
| 第三章 动员的生成与发展 |
| 一、自上而下的层级动员 |
| 二、体制内的资源动员 |
| 三、信息反馈机制 |
| 第四章 动员的基层实践 |
| 一、县-乡-村的层级动员与宣传动员 |
| 二、基层的资源动员与利益诱导 |
| 三、行政动员的使用 |
| 四、乡村的情理动员与关系动员 |
| 第五章 “无形之手”的有形参与 |
| 一、企业介入带来的动员效果 |
| 二、乡村内生市场力量的非正式动员 |
| 三、拆迁公司的直接动员 |
| 第六章 农民的回应 |
| 一、农民的态度与考量 |
| 二、行为支持与变通 |
| 三、农民的维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社会动员的路径依赖与时代变迁 |
| 二、社会动员的现实基础 |
| 三、未竟的城镇化,铁打的社会动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二、已有研究与研究述评 |
| (一) 内生与自发：传统乡村社会自治 |
| (二) 自生与建构：当代农村村民自治 |
| (三) 探索与挖掘：村民自治形式创新 |
| 三、研究视角与论文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六、研究因缘与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社会内生性的传统自治：村委会下移的历史依据 |
| 一、宗族村内生自治 |
| (一) 聚族而居 |
| (二) 产权私有 |
| (三) 内生事务 |
| (四) 长老治村 |
| (五) 族规规训 |
| 二、宗族村与社会 |
| (一) 乡绅治乡 |
| (二) 村间社会 |
| (三) 乡村集市 |
| (四) 汇织与会 |
| 三、宗族村与保甲 |
| (一) 乡村有保甲 |
| (二) 保甲靠宗族 |
| 四、宗族村与国家 |
| (一) 县政补充村治 |
| (二) 县政难替村治 |
| (三) 县政借助村治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村委会下移的社会基础 |
| 一、自然村自治变迁 |
| (一) 土地改革自治受影响 |
| (二) 高级社中自治遭挤压 |
| (三) 公社制下他治达高峰 |
| (四) 改革开放后自治再兴 |
| 二、自然村内部自治 |
| (一) 走向开放 |
| (二) 产权公有 |
| (三) 事务多元 |
| (四) 队委治村 |
| (五) 村规式微 |
| 三、自然村与社会 |
| (一) 乡贤不在乡 |
| (二) 村间弱社会 |
| (三) 乡缺自组织 |
| 四、自然村与国家 |
| (一) 政权下乡 |
| (二) 资源进村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村委会下移的改革实践 |
| 一、激活自治资源的村民自治改革 |
| (一) 村级组织建设 |
| (二) 自治下移改革 |
| (三) 农村治理转向 |
| (四) 云台改革试验 |
| 二、基于经验本位的乡土社会反应 |
| (一) 县乡干部论改革 |
| (二) 基层政府推改革 |
| (三) 基层群众看改革 |
| 三、推动改革实践的乡村建设试验 |
| (一) 共建生态新村 |
| (二) 创新经营体制 |
| (三) 变革产权制度 |
| (四) 理顺村级组织 |
| 四、实现基层重构的村级换届选举 |
| (一) 选举委员会选举 |
| (二) 村委会候选人选举 |
| (三) 村委会换届选举 |
| (四) 村级组织选举 |
| 五、走向悖论的自然村自治行政化 |
| (一) 多头领导 |
| (二) 权责不清 |
| (三) 自治空转 |
| 六、政府退场后的草根自治形式再生 |
| (一) 改革方案不断完善 |
| (二) 改革实践归于平静 |
| (三) 草根自治重获新生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余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村民自治资源挖掘 |
| 一、现代社会变迁中影响自治的核心变量 |
| (一) “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最大真谛 |
| (二) 自治规模、宗族关联还是利益连接? |
| 二、现代国家体系下传统自治难以复归 |
| (一) 自治的社会土壤 |
| (二) 自治的内在动力 |
| (三) 自治的主导力量 |
| (四) 自治的资源保障 |
| (五) 自治的体制空间 |
| 三、现代国家建构中自治资源挖掘路径 |
| (一) 基层组织重构中培育自治 |
| (二) 现代国家建构中放活自治 |
| (三) 政府行政创新中激活自治 |
| (四) 多种形式探索中丰富自治 |
| 参考文献 |
| 地方史料 |
| 学术专着 |
| 学术论文 |
| 博士论文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附录B 云台调研日志 |
| 一、初识龙南(2012.08.26-2013.01.25) |
| 二、邂逅云台(2013.03.05-2013.05.30) |
| 三、融入云台(2013.05.31-2014.06.12) |
| 四、重回云台(2014.06.12-2015.11.25) |
| 致谢 |
（9）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划与实践探讨1958-196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人民公社研究的意义与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人民公社的历史过程 |
| 1.2.2 人民公社所有制与分配机制 |
| 1.2.3 人民公社的物质空间 |
| 1.2.4 小结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4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2 晚清乡村社会的解体与城乡关系的变化 |
| 2.1 晚清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概述 |
| 2.1.1 土地的占有，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
| 2.1.2 农村的权力关系：国家-乡绅-农民 |
| 2.1.3 宗族、信仰与农民的日常生活 |
| 2.2 晚清城乡格局及农村空间形态 |
| 2.2.1 晚清农村规模 |
| 2.2.2 私有产权与耕地形态 |
| 2.2.3 晚清农村的空间形态 |
| 2.2.4 传统城乡间市场结构 |
| 2.3 工业化与基层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
| 2.3.1 乡绅阶层角色的转变 |
| 2.3.2 清末民初城乡关系的演变概述 |
| 2.4 小结：寻求新的道路 |
| 3 “集体农庄”与“新村”的国际经验与早期传播 |
| 3.1 十月革命与苏联的村社演进 |
| 3.1.1 早期的俄国“米尔”公社 |
| 3.1.2 十月革命及集体化时期的俄国乡村变迁 |
| 3.1.3 俄国集体农庄的空间规划 |
| 3.2 新村的思想及早期实践 |
| 3.2.1 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村概述 |
| 3.2.2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
| 3.2.3 日本的新村思想概述 |
| 3.3 集体农庄与新村在中国的传播 |
| 3.3.1 俄国集体农庄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3.3.2 新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演变 |
| 3.4 小结 |
| 4 基层社会的再组织与人民公社的经济规划 |
| 4.1 土地改革时期的社会结构与行政区划 |
| 4.1.1 土地改革与地主阶层的消失 |
| 4.1.2 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 |
| 4.2 农村的生产与分配：农业合作化与供销合作社 |
| 4.2.1 供销合作社的建立及运作 |
| 4.2.2 合作社与新的基层社会组织 |
| 4.3 人民公社的规模与经济规划 |
| 4.3.1 人民公社的规模与社界的划分 |
| 4.3.2 人民公社的权力架构 |
| 4.3.3 人民公社的劳动组织 |
| 4.3.4 公社的经济规划概述 |
| 4.4 小结 |
| 5 人民公社的空间规划 |
| 5.1 人民公社的土地利用规划 |
| 5.1.1 土地的连片与因地种植 |
| 5.1.2 耕作区的划分 |
| 5.1.3 土壤的改良与划方 |
| 5.2 居民点的规划设计 |
| 5.2.1 居民点的分布与规模 |
| 5.2.2 居民点内部的空间结构 |
| 5.2.3 集体生活与居民点空间设计 |
| 5.3 小结 |
| 6 讨论：人民公社空间规划的问题及对当下的启示 |
| 6.1 地区间的协作条件与基层市场范围 |
| 6.2 以土地重划为核心的经济规划及问题 |
| 6.3 以居民点为载体的日常生活及问题 |
| 6.4 经济、社会与空间的关系探讨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1 小队经济承包的方式 |
| 2 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问题 |
| 2.1 观念问题 |
| 2.2 设备资金问题 |
| 2.3 人员与技术问题 |
| 2.4 管理问题 |
| 3 林业调查设计院经济承包的对策 |
| 3.1 改变观念 |
| 3.2 加大设备资金投入 |
| 3.3 提高技术人员待遇 |
| 3.4 加强管理 |
| 4 结语 |
四、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D]. 韩俊喆.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黑龙江优秀精神研究[D]. 王福军.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3]半农半牧区草场利用方式的调查研究 ——以格日朝鲁苏木敖包嘎查为例[D]. 乌日古木拉.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8)
- [4]村庄治理中的国家、村级结构、农村社会 ——以甲山村的历史变迁为线索[D]. 加芬芬. 吉林大学, 2019(02)
- [5]乡村建设的建筑策划方法体系架构[D]. 党雨田. 清华大学, 2019
- [6]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农民上楼 ——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动员[D]. 苏媛媛. 南京大学, 2017(05)
- [8]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D]. 吴记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9]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划与实践探讨1958-1962[D]. 袁宇昕. 重庆大学, 2016(03)
- [10]林业调查设计院小队经济承包探讨[J]. 张连荣,赵婷婷. 农业与技术,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