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孙宏年[1]（2021）在《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西南边疆史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持续深化西南边疆史各领域的研究,理论上不断创新,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专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学科建设、档案文献整理等方面有重大进展。本文简要论述中国西南边疆史的理论构建、学科建设的进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有关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要成就,还就今后的研究提出相应的学术思考。
王石雨[2]（2021）在《高车历史研究》文中提出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和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族人擅长制造并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子而得名。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活跃在大漠以北的高车各部开始多见于历史记载。北魏灭亡后,“高车”这一称谓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较早记载高车历史的《魏书》不仅为高车设立专传,同时也开创了高车文献史的先河。原本《魏书·高车传》散佚后,《北史·高车传》成为了现存最早、记载最全面的研究高车历史文化的传记。《北史·高车传》等专传与《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等专条共同构成了研究高车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前出史书也多有继承。除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高车历史情况散见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各卷之中。它们既可对基本史料进行补充,也可以起到修正、勘误之用。依据高车基本史料及主要散见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北朝时期高车历史文化的粗略框架。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迁徙至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交往、杂居,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融合了部分匈奴人的民族。该族自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又称其为高车。简单的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高车社会中,有包括“六种十二姓”在内的诸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分布于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或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形成、发展与北方各族之间的征伐、交流、融合密切相关。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漠北高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大联盟,而是各氏族、部落分别由其首领统辖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高车首领的称谓。太和十一年（487）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社会形态向前发展,出现了新的首领称号。在高车的首领称号中,“莫弗”原有“勇猛”之意,本出自东胡系民族,与“莫何去汾”一同自柔然传至高车;“候娄匐勒”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军事首领。“候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首领,它们均为高车国所创;“部帅”“渠帅”“大人”则是中原史官对于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探寻这些称号来历、含义、职掌的过程中,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继承及相互影响。军事方面,高车人不仅借鉴了匈奴的军事制度,还以作战勇猛、善于骑射着称,号为“天下名骑”。无论北魏还是柔然军中,均有一定数量的高车骑兵效力。高车人的经济类型主要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则通过朝贡方式与北魏政权进行物品交换。尽管文献中对于高车文化习俗的记载较为零散,但仍可以对高车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丧葬、音乐舞蹈等有所认识,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全面了解高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的民族关系,可知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西域诸国接触频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发展,高车一方面与上述诸民族或政权进行战争,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出使等方式不断吸纳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高车各部实力持续渐强,成为了这一时期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唐厚权[3]（2021）在《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文中提出本文在整合桂东北民族村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聚焦桂东北民族村寨20世纪前、1900-1949年、1949-1978年、1979-2000年这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分析桂东北民族村寨从业选择的演变趋势,从而理顺从业选择与乡村产业转型的关系。根据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将桂东北民族村寨划分为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在20世纪前,山区民族村寨以“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为主,辅以杉、松、竹木、茶等林木种植,培育林副产品,形成了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坝区民族村寨立足稻米为主的粮食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仅有零星发展,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这两种类型的产业结构为桂东北民族村寨的产业变迁奠定了基础。进入20世纪后,国际国内市场的力量促使村民从业分途。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从业选择朝着三个方向转变:一是出现林农、粮农、糖农等专业型农户、手工专业户和商贩;二是村民身兼多职,在市场导向下组织生产;三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合股投资手工业和矿业。民族村寨村民从业选择的三重转变,激发了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的三重初变。产业三重初变,具体表现为桂东北民族村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加强,以林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和纺织为中心的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繁荣。尽管山区民族村寨和坝区民族村寨都历经产业初变,但是坝区民族村寨转型力度强于山区民族村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东北民族村寨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形成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集体化经济体制。村民成为人民公社的一员,其从业选择完全受到人民公社的管理和调配。从业选择由此激变为从业改造,并连锁引发产业激变,突出表现在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迸发,打破了限制村民自由从业的枷锁。桂东北民族村寨村民从业多元化和自由化,村民务农、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以及回乡创业构成了村民的从业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使村民从业选择带动村寨产业转型。村民脱离传统农业,逐渐从事旅游业,村寨由传统农业向旅游业转型;扎根于本土的村民,从事现代生态农业,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现代生态农业;村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事各种“非农”职业,村寨由传统农村经济转向城镇化;村民“离土不离乡”,村民进入乡镇企业谋生,村寨由传统农业转向乡镇企业。回望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之路,可以归纳为四条发展路径,即从传统农业走向旅游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生态农业;从传统农业转向城镇化;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工业。这四条路径是由历史上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动、市场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所驱动而形成的。同时,百年来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任务艰巨,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以及劳动生产力的萎靡仍然制约着产业转型。笔者认为,传统时代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桂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结构的基础。20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三重变迁,分别体现在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农村特色手工业发展和农村商贸经济逐渐兴旺。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展现了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的管控,延缓了劳动分工和产业转型,产业激变为农村经济集体化和村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以后,桂东北民族村寨传统农业或农林兼具的产业结构分别向现代产业转型,传统农村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型。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传统产业虽在当代仍然延续,但随着村民从业选择的改变,呈现出渐次衰败的状态,而现代产业则踏着时代浪潮,迎头赶上,呈现出繁荣兴旺的状态。
王硕[4]（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提出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丁斯甘[5]（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陈冠融[6]（2020）在《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为例》文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着琳琅满目、精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民族技艺是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技艺人才的培养是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环节,也是目前民族文化传承中最大的挑战。传承民族技艺、培养民族传承人才,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履行自身文化职责与使命的应有之义。在民族技艺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对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模式,不仅仅限于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本身,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探讨民族技艺在职业教育中如何真正传承到民族技艺的精髓,以及探寻职业教育培养民族技艺人才的可行性,帮助拥有独特的民族技艺才能的培养对象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立足。民族职业教育是民族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能够根据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及就业结构,对当地文化特点、传统工艺加以合理利用,系统、规范的培养民族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专业技术型人才,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校企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模式之一,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产学研结合以及校企合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由于民族技艺与职业教育结合的时间较短,没有太多实践经验,因此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尤其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具有较大的困惑。广西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有12个世居民族,还拥有者许多宝贵的民族文化,广西民族技艺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积极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与产业统筹融合,建设了数十个广西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本研究试图通过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田野考察法等研究方法,深入首批广西民族文化传承创新职业教育基地——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对其20年民族技艺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找到其不足和提出改进建议,最终构建起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实施保障。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围绕关键词,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继而界定核心概念,并明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再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的梳理,理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并确定本文要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对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读,分为理论基础和理论拓展两个部分,理论基础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情境学习理论以及民族文化资本化理论;理论拓展主要是从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职业教育人才模式的主要特征,以及民族技艺人才的培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基础理论和拓展理论的解读,证实民族技艺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奠定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国内外典型模式分析,通过对德国“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新加坡“教学工厂”、我国“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和我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分别从其产生背景、培养目标、培养内容、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找出我国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并得出国内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先进经验,以促进我国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第四部分是通过田野研究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民族技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个案进行研究,首先,详细描述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的概况和合作企业情况;其次,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内容、考核评价和培养机制五个方面分析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最后,从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培养对象的合作选择、培养内容的合作打造、培养途径的合作创新和就业考核的合作保障五个方面对其培养独特性进行探讨,得出其20年来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的有效经验。第五部分是通过对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案例分析,探讨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模式构建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包括优势共享原则、市场需求导向原则、模式创新及可操作性原则。其次,模式构建的影响因素分析,政府、民族技艺行业、企业和学校四个方面都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产生了影响。最后是培养模式的架构,主要包括重视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培养“一专多能”民族技艺人才;积极共商专业设置制度,助推特色人才服务区域经济;注重改革课程设置方式,强化民族技艺“产教融合”;不断优化更新课程体系,创新民族技艺教学内容;逐步完善和规范评价方式,强调民技人才“双证并重”;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机制,适应民族技艺学习特点等。第六个部分是基于案例分析,探讨民族技艺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实施保障,主要从政府、企业和学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政府方面要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设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质量监管部门,地方教育部门加大对校企合作院校的支持;企业方面要加强行业部门的引导,民族技艺企业要提升自身的文化价值,民族技艺企业要注重自我更新;学校方面要结合区域经济和地方文化定位特色民族技艺专业,培养培养对象的民族责任感和工匠精神,加强民族技艺类“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最后,指明了本论文还存在调查不深入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策略仍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测量和评估等不足,还需要日后进行深入的后续研究。
张薇[7]（2020）在《《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读图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图像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历史民族志图册研究颇受学者关注,特别是“百苗图”、“滇夷图”的不断挖掘整理,让更多学者开始重溯“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左图右史”的治学传统。20世纪初以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彼得·伯克（Peter burke）为代表的国外图像史学家们对“图像证史”理论的梳理和探讨,使图像史料逐渐纳入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图像史研究成为了史学研究的新热点。乾隆时期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是我国现存部头最大、图像数量最多、涵盖地区和民族最为广泛的历史民族志图册,其绘制由乾隆皇帝发起,军机处、地方督抚、清宫画师合力组织编绘,共绘录海内外民族图像600余幅,是清中期最重大的国家绘图工程。现存《皇清职贡图》的版本数量较多,绘本、写本、刊本均有流传,但正本已佚,因此对存世绘本的研究极为重要。葛兆光先生《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2005）一文指出了对图像史料利用的不足,并提出经典的二问,即“图像可以为历史研究做什么?历史研究又可以为图像做什么?”引发了笔者对图像研究的深层次思考。此后,葛先生将《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绘》等一系列纪实性图像纳入了“文献”的范畴,为我国图像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目前,《皇清职贡图》的研究主要以版本考证、图像研究、满汉文图说研究和史料价值研究为主,关于图册成书过程、绘制目的、图册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缺乏以图册中某一民族聚居区为整体地域单元所展开的研究。以往学者多关注图册中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民族,缺乏对西北民族图像的关注。同时,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对图说文本的利用远远高于图像本身,对图像的研究缺乏深层次的学理性探讨,而艺术学领域的学者又多强调图像的绘画艺术和审美价值,对图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图中民族的历史源流等问题解读不够,这无疑使图像史研究出现“图史分裂”的态势,加之《皇清职贡图》的彩绘本尚未正式公开,难以观其原貌,囿于图像获阅的难度,以往研究较少使用原图,缺乏直观性和生动性。历史图像能否成为史料?作为史料的图像如何为历史研究服务?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本研究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和版本。《皇清职贡图》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庄吉发、畏冬、祁庆富等学者对现存版本做过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梳理了版本和成书,追溯了图册成书的历史背景。认为《皇清职贡图》正式绘制之前,乾隆皇帝命四川总督策楞搜罗“番书”并命四译馆翻译,又以四川为试点绘制“番图”样本,再发放至各省效仿绘制,并令各督抚将境内各民族分布地域、风物特产及民风民情等内容撰为图说附图后报军机处。正本成书之后,进行了多次增补,又编绘了多部绘本、写本和刊本以便流通之用,乾隆皇帝还将图册赐予几位朝廷重臣。第二章,重点分析《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和特点。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皇清职贡图》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绘图目的。认为,乾隆皇帝启动《皇清职贡图》这项国家绘图工程,不仅仅是朝贡体系的历史书写,更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思想的表达,也是清廷知边、治边、宣扬国威的工具。第二部分,从图册的选材内容、形制类别和艺术审美三个角度归纳了《皇清职贡图》的特点。认为,这部纪实性的图册是中国古代“左图右史”传统历史书写方式的延续,也是国家意志在历史文本上的呈现,具有图文并茂,装帧华丽,笔法精湛,设色考究,构图巧妙等特点,融合了乾隆时期清宫画作中、西方绘画手法并行的绘画风格。第三章、第四章运用图像证史“三省法”和对比分析法对图册所载河湟11族的图像和图说展开深度剖析,探讨了图说所载河湟民族的族称、土司和生计方式等问题;解析了图像所绘河湟民族服饰样貌、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特点。认为:第一,图册中河湟民族族称的界定遵循了文化相似性的原则;第二,图册所载河湟地区清中期民族分布格局与现代民族分布格局基本一致;第三,清中期河湟地区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呈良性互动关系;第四,河湟地区各民族的服饰、饮食、风俗与民族分布格局密切相关,族际互动频繁发生,早在清中期就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化特征。第五章,通过分析特定历史情境下中央与河湟地方政治上呈现出的趋同性,进一步探讨清廷与河湟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第一节依据图册增补过程探讨“自上而下”的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的身份认同,即清廷的“民族观”。认为《皇清职贡图》对后来归附部族图像的补绘和乾隆皇帝御识的补撰均是乾隆皇帝“大一统”政治理念的体现,是对其开疆拓土丰功伟业的颂扬。图册中御题诗、恭和诗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清廷对海内外民族秉持“中外一家”的包容态度。第二节通过图册中对河湟土司图说的研究,认为:图说体现了河湟民族“自下而上”国家认同,河湟土司辅助清军征边、辅佐清廷治边的史实证明了土司制度在河湟地区得到成功实践。本研究创新点有三:第一,是史料的创新。本文运用了大量《皇清职贡图》册页本和北京故宫藏本中的图像,补充了清中期河湟民族研究中存在的图像史料运用不足的问题。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研究通过“图像证史”探索了“图”与“史”有机结合的图像史研究路径,针对图像史研究中存在的“图史分裂”的问题展开学理性分析。认为图像史研究应遵循“图史并重”的原则,追溯图像的历史背景、绘图目的及版本源流是判断图像史料价值的有效途径,深度剖析图像的内容是利用图像史料的可行性方式,二者相结合才能发挥图像史料的最大价值。第三,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将图册所绘河湟11族置于清代边疆经营的大历史背景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探讨了河湟地区各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形成发展。
王京[8]（2020）在《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研究对象,分析了信息技术日趋普及大背景下对以多民族人文始祖神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数据研究的意义,并通过数据学方法、文献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法及多重证据等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该神话专题数据的建设、开发与应用进行全面研究。积极尝试大数据方法在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乃至社科领域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论文分为绪论和五章。首先,在绪论中,本文重点阐释了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的选题依据、对其进行数据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国内外对该专题的研究现状等一系列问题。认为伏羲女娲神话是中国多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包括当下人文社会科学许多学科学术研究中都对伏羲女娲神话体现出很高的关注度,并且大数据技术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面推进,也为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提供了学术需求与技术支持,无论是在该专题数据的采集与呈现方面,还是数据的分析与应用方面,都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第一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梳理了从人类早期记忆到信息背景下人文数据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论证了将各民族伏羲女娲神话作为专题数据进行系统研究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前提,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中的有关概念、基本内容等进行规范和厘定,并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客观性、主观性和独立性等一系列特征做出阐释。第二章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在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对象方面提出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等几大类型,重点对古文献文本、现当代民间口头文本、图像中的伏羲女娲和民俗中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原则和具体方法进行了阐释。在神话数据生成方式探讨方面,重点对都柏林数据结构核心元素集进行了必要的扩充和细分,并制定出基于神话文本元素属性、结构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的基本标准,同时,对后期数据的鉴别和验证、增值和清洗问题也做出相应的说明。第三章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利用神话理论对伏羲女娲神话的叙事结构作出不同分类,并重点从母题角度、民族角度和地理空间角度对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进行阐释。本文在论述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时,以1000余篇女娲神话文本为对象,提取出2160条母题,划分出10大类型和6个层级,并对母题结构层级关系及结构作出系统描述,搭建起一个逻辑清晰、关联明确、体系开放的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实现神话文本资源与大数据处理之间的有效沟通,突出了母题数据结构应具有的完整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点。在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地理结构分析中,论述了伏羲女娲神话地理分布的特征以及地理结构设置的方法,阐释了以民族聚居情况为参照的地理区域类型划分、以国家现行行政区划为背景的地理划分和以通行片区划分为背景的地理划分等情况,并以特定区域为例对此作出分析与验证。第四章重点阐述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本文认为数据的关联性是数据建设的核心内容,首先提出了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空间关联、作品与研究成果关联等基本关联模式。在阐释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时,重点强调了神话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关联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特别以广泛流传于苗、瑶、羌、仫佬、毛南、布依等民族中的“洪水后伏羲女娲兄妹婚再生人类”神话文本为案例,论证了这种民族间的关联性。同时,重点阐释了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问题,认为母题关联兼具神话叙事结构关联与语义关联两个维度,通过母题类型与层级的设置可以考察多类型神话数据的关联与结构,并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多角度验证了通过母题的关联实现从专题数据到综合数据、从小数据到大数据的关联性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了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当今实践与应用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伏羲女娲专题数据研究在知识服务、知识图谱、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并重点分析了该类数据研究在神话学学科发展中的应用,提出了数据分析在中国神话创作与叙事特征研究、传承现状及规律研究等方面的学术实践。在论述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中,强调了神话数据转化的多样性,并对新媒体中及文化旅游产业中的神话数据开发与运用提出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木艳娟[9]（2019）在《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主要在中国西南秘密传教。为了方便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从学习各民族的日常语言入手,逐渐扩大到记录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1867年,德斯高丹神父将11页东巴经《抠古鬼的来历2请多格神》寄回法国家中。这种罕见而又奇特的文字随即引起东方学家们的好奇和关注,并自此掀开了法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纳西文字、语言、社会风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序幕。法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站稳脚跟后,妄图进一步对华渗透,陆续派出各种类型的考察团,沿湄公河-红河进入云南各地考察。沿途的自然景观、包括纳西在内的各民族风俗文化也进入探险家们的视野和记录中。与此同时,在压力之下,中法间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后法国加紧对云南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不平等条约也为探险家、传教士和东方学家们深入云南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有力保障。用“知识”认识和处理东方事务,是法国东方学开创的先河。东方学家们认为,一些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艺术和宗教传统,而他们则通过在知识层面做出“同情而明智”的努力,承担起干预这些民族发展的职责。这种优越感和所谓的使命感也被应用到对纳西历史文化的研究中。而巴克和沙畹合着的《么些研究》,成为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法国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成为西方关于纳西研究的第一本专着。这样的成果,无疑确立了法国在西方纳西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地位。尽管国内外学者公认法国是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甚至在着述中也基本都会提及这一观点,但通常只是简要提及巴克和其着作。近几年来,逐渐出现少数关于法国纳西研究的成果,主要也针对巴克和《么些研究》,而对比巴克更早的法国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则几乎无人问津了。这种研究现状与法国在西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明学界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有待补充和完善。首先,本文将立足于全面收集1867-1965年间,法国纳西研究的专着、文章及收藏的文献、文物,包括传教士、探险家、东方学家们的游记、书信和与教会有关传教士的档案等法语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中,有不少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材料。新材料的发掘,有利于弥补国内现有相关资料的不足,拓展民族文献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次,本文将结合法国这一时期国内外历史、政治、宗教及学术背景,尤其是其殖民扩张政策与中法关系的变化,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滇藏交界区域的活动,东方学的发展脉络,全面系统地重新梳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并依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萌芽（1867-1899）、发展（1900-1911）和兴盛（1912-1965）三个阶段。此外,本文亦将在充分收集和正确解读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相关材料辩伪、深度阐释及活态利用,力求客观深入地展示和分析法国研究者每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和意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借助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以比较法和归纳法为主,努力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融为一体,重现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探讨其价值及对西方各国和我国同类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力求从中发现新的研究热点,推动我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罗锐[10]（2019）在《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文中认为民族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期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公开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有哪些民族、有多少民族进行甄别的工作,属于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民族识别工作使各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但初期存在识别结果不够完善的问题。广西大新县地处中越边境,历史上民族成分的构成相对复杂,因此该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一个长期而又繁琐、一直存在调试并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对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工作中存在不完善的问题进行梳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搜集相关档案材料,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阐述了民国时期的学者在“识别”各族群的基础上,新桂系的“民族同化”政策使得各族群的界限变得模糊,在该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西通过民族识别工作,识别出12个世居民族,但识别结果不够完善,存在部分人群的族属无法确认的问题。叙述了在此背景下,大新县域的民族识别工作存在识别结果不够准确,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动大,涉及范围广,各民族支系并归的政策在执行时,解释和宣传工作不够完善,导致群众对民族识别的认知不足,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的情况。以大新县域民族识别中的“苗改壮”为案例,回顾了大新县部分人群因服装、“名从主人”等因素被识别为“苗族”,随着民族识别的不断完善,并归为壮族,由此“苗族”的民族意识不断淡化的过程。探讨了大新县域的民族识别,有使得部分群体从人口较少民族变为省一级的自治民族,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发生改变的同时,民族关系从原有的与壮、汉冲突到相互交融的改变,从而有利于民族和谐与发展的历史意义。通过对县一级政区民族识别工作的回顾与反思,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梳理历史上民族政策落实到基层遇到的复杂情况,对民族发展和民族团结带来的促进作用,为更好的落实民族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历史经验。
二、《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2）高车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学术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高车历史的探究 |
| (二)20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三)国外史学家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第一章 高车的文献史料 |
| 第一节 高车基本史料辨析 |
| 一、《魏书·高车传》 |
| 二、《北史·高车传》 |
| 三、《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 |
| 四、《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十二·高车》 |
| 五、《太平寰宇记·四夷二十三·北狄六·高车》 |
| 六、《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高车》 |
| 七、《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九·高车》 |
| 八、《通志·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 |
| 第二节 高车重要散见史料评介 |
| 一、《晋书》中的高车史料 |
| 二、《魏书》《北史》中的散见高车史料 |
| 三、《北齐书》中的高车史料 |
| 四、《资治通鉴》中的高车史料 |
| 第二章 高车的族名与来源 |
| 第一节 高车族名探析 |
| 一、“敕勒”为族自称,也是漠北各族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二、“高车”为族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三、“丁零”是两晋十六国以前的中原政权及南朝对敕勒族的称谓 |
| 第二节 高车来源述论 |
| 一、高车来源诸说 |
| 二、高车来源考察 |
| 第三章 高车的氏族、部落 |
| 第一节 高车“六种”与“十二姓” |
| 一、高车“六种” |
| 二、高车“十二姓” |
| 三、高车“六种”与“十二姓”关系探析 |
| 第二节 高车“六种十二姓”以外的氏族、部落 |
| 一、叱列氏(叱利氏、叱李氏、乜列氏) |
| 二、叱罗氏 |
| 三、豆陈氏 |
| 四、他莫孤氏 |
| 五、屋引氏 |
| 六、蛭氏 |
| 七、解拔氏(斛拔氏、贺拔氏) |
| 八、斛斯氏(斛薛氏) |
| 九、渴侯氏 |
| 十、高车氏、敕勒(力)氏 |
| 第四章 高车的社会、首领称号与军事特点 |
| 第一节 高车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高车的首领称号 |
| 一、“莫弗”“莫何去汾”是高车人借用东胡系民族语词对其首领的称谓 |
| 二、“候娄匐勒”“候倍”是高车人自身所创的首领称号 |
| 三、“部帅”“渠帅”“大人”是中原史官对高车首领的称谓 |
| 第三节 高车的军事特点 |
| 一、借鉴匈奴的军事制度 |
| 二、号为天下名骑 |
| 三、作战勇猛且团结一心 |
| 第五章 高车的经济类型与文化习俗 |
| 第一节 高车的经济类型 |
| 一、畜牧业是主业 |
| 二、狩猎业是重要的辅助与补充 |
| 三、手工业附属于畜牧、狩猎业 |
| 四、交换贸易以朝贡为主 |
| 第二节 高车的文化习俗 |
| 一、原始信仰 |
| 二、语言文字 |
| 三、婚姻习俗 |
| 四、丧葬习俗 |
| 五、音乐及舞蹈 |
| 第六章 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
| 第一节 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一、道武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三、宣武帝及其以后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车与柔然的关系 |
| 一、漠北高车各部与柔然的关系 |
| 二、高车国与柔然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车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
| 一、高车与高昌的关系 |
| 二、高车与鄯善、焉耆、车师的关系 |
| 三、高车与嚈哒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3）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现实及理论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百年来职业结构研究 |
| (二)百年来产业转型和发展 |
| (三)对目前研究动态的述评 |
| (四)本文的创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时间界定 |
| (二)空间界定 |
| (三)从业选择和乡村产业转型 |
| 四、资料来源 |
| (一)调查资料 |
| (二)文史资料 |
| (三)地方志 |
| (四)年鉴 |
| (五)档案 |
| 五、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前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一、山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二、坝区民族村寨的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类型 |
| 第二章 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与产业初变 |
| 一、1900-1949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多元化 |
| (一)市场型专业户 |
| (二)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的兼业性农民 |
| (三)合股投资企业 |
| 二、1900-1949 年桂东北各民族村寨产业三重变迁 |
| (一)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 |
| (二)特色手工业获得发展 |
| (三)农村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 |
| 第三章 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与产业激变 |
| 一、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一)土地改革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三大改造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三)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从业改造 |
| 二、1949-1978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激变 |
| (一)农村经济集体化 |
| (二)农民参与社会主义工业化 |
| 第四章 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 |
| 一、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自由化和多元化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务农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外出务工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非农”化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回村创业 |
| 二、1978-2000 年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 |
| (一)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旅游业 |
| (二)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升级为生态农业 |
| (三)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乡镇企业 |
| (四)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为城镇化 |
| 第五章 回望历史:桂东北民族村寨劳动力从业选择与产业转型的启示 |
| 一、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转型的路径 |
| 二、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驱动因素 |
| (一)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推动产业发展 |
| (二)劳动力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发展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产业发展 |
| 三、以从业选择透视百年产业转型历程的制约因素 |
| (一)劳动力专业化水平低效制约产业转型 |
| (二)劳动力市场流通不活跃制约产业转型 |
| (三)劳动生产力的萎靡制约产业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核心概念界定 |
| 1. 职业教育 |
| 2. 民族技艺人才 |
| 3. 校企合作 |
| 4. 人才培养模式 |
| (三)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 研究目的 |
| 2. 选题意义 |
| (四) 文献综述 |
| 1.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 2. 民族技艺研究 |
| 3. 民族技艺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 |
| (五)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3. 研究思路 |
| 二、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理论解读 |
| (一) 理论基础 |
|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 |
| 3. 情境学习理论 |
| 4. 民族文化资本化理论 |
| (二) 理论拓展 |
| 1. 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 |
| 3. 民族技艺人才培养特征分析 |
| 三、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国内外典型模式分析 |
| (一) 国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典型模式 |
| 1. 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 |
| 2. 英国“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
| 3. 新加坡“教学工厂”人才培养模式 |
| (二) 国内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
| 1. 产学研合作教育 |
| 2.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
| (三) 国内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启示 |
| 1. 国内外模式特征比较 |
| 2. 国内外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启示 |
| 四、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个案研究 |
| (一)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的概况 |
| 1. 发展历程 |
| 2. 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 |
| 3. 师资队伍 |
| 4. 实训基地 |
| 5. 管理制度 |
| (二)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合作企业 |
| 1. 企业概况 |
| 2. 合作缘由 |
| (三)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 |
| 1. 校企共议的培养目标 |
| 2.“产教融合”的培养过程 |
| 3.“产教融合”的培养内容 |
| 4.“产教融合”的考核评价 |
| 5.“产教融合”的培养机制 |
| (四) 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产教融合”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独特性 |
| 1. 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 |
| 2. 培养对象的合作选择 |
| 3. 培养内容的合作打造 |
| 4. 培养途径的合作创新 |
| 5. 就业考核的合作保障 |
| 五、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
| (一) 指导思想和原则 |
| 1. 优势共享原则 |
| 2. 市场需求导向原则 |
| 3. 模式创新及可操作性原则 |
| (二) 基于案例研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1. 政府方面 |
| 2. 民族技艺行业方面 |
| 3. 企业方面 |
| 4. 学校方面 |
| (三) 培养模式架构 |
| 1. 重视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培养“一专多能”民族技艺人才 |
| 2. 积极共商专业设置制度,助推特色人才服务区域经济 |
| 3. 注重改革课程设置方式,强化民族技艺“产教融合” |
| 4. 不断优化更新课程体系,创新民族技艺教学内容 |
| 5. 逐步完善和规范评价方式,强调民技人才“双证并重” |
| 6. 灵活调整人才培养机制,适应民族技艺学习特点 |
| 六、基于案例分析的民族技艺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的实施保障 |
| (一) 政府方面 |
| 1. 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 |
| 2. 设立校企合作质量监管部门 |
| 3. 地方教育部门加大对校企合作院校的支持 |
| (二) 企业方面 |
| 1. 加强行业部门的引导 |
| 2. 民族技艺企业要提升自身的文化价值 |
| 3. 民族技艺企业要注重自我更新 |
| (三) 学校方面 |
| 1. 结合区域经济和地方文化定位特色民族技艺类专业 |
| 2. 提升培养对象的民族责任感和工匠精神 |
| 3. 加强民族技艺类“双师型”教师的队伍建设 |
| 结束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读硕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7）《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相关问题阐述 |
| 四、海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及版本 |
| 第一节 成书过程 |
| 第二节 版本现状 |
| 第三节 绘制内容及史料价值 |
| 第二章 《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及特点 |
| 第一节 绘制目的 |
| 第二节 绘制特点 |
| 第三章 《皇清职贡图》中的河湟民族 |
| 第一节 河州土千户韩玉麟等所辖撒喇族土民、土妇 |
| 第二节 西宁县土指挥祁宪邦等所辖东沟等族番民、番妇 |
| 第三节 西宁县缠头民、缠头妇 |
| 第四节 西宁县哆吧番民、番妇 |
| 第五节 西宁县土指挥佥事汪于昆所辖土民、土妇 |
| 第六节 碾伯县土指挥同知李国栋所辖东沟等族土民、土妇 |
| 第七节 碾伯县土指挥同知祁在玑所辖达子湾等族番民、番妇 |
| 第八节 碾伯县南北两山番民、番妇 |
| 第九节 摆羊戎通判所辖番民、番妇 |
| 第十节 大通卫土千户纳花布藏所辖兴马等族番民、番妇 |
| 第十一节 归德所番民、番妇 |
| 第四章 图册背后的河湟民族社会 |
| 第一节 《皇清职贡图》图像所见河湟民族的服饰及风俗习惯 |
| 第二节 《皇清职贡图》图说所见河湟民族的族称、土司、生计方式、饮食及宗教信仰 |
| 第五章 《皇清职贡图》中的中央与地方 |
| 第一节 “自上而下”的清廷“民族观” |
| 第二节 “自下而上”的河湟民族国家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选题的依据 |
| 二、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可行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研究及数据研究的状况 |
| 四、本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信息背景下的人文数据建设与研究 |
| 一、从人类早期记忆到数据研究发展历程回顾 |
| 二、人文数据研究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
| 三、选择伏羲女娲神话作为数据研究的设想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界定 |
| 一、神话的界定与特征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界定与基本内容 |
| 三、伏羲女娲神话专题数据研究的客观基础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特征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丰富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客观性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主观性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独立性 |
| 第二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选择与生成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选择的基本问题 |
| 一、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目的 |
| 二、伏羲女娲神话资料选择的原则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选择的方法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来源的几种类型 |
| 一、以叙事主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二、以不同载体为神话分类的数据选择 |
| 三、以语言类型为参照的数据选择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数据的生成 |
| 一、神话文本数据提取与呈现的理论依据与标准 |
| 二、神话文本数据的基本构成与分解 |
| 三、神话文本数据的清洗与增值 |
| 第三章 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数据结构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的理论与定位 |
| 一、关于叙事结构的相关理论探讨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几种常见定位 |
| 第二节 母题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界定、特征与类型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体系的基本结构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的层级与描述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结构体系的特点 |
| 第三节 民族与地理视角下的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结构 |
| 一、民族与地理概念在伏羲女娲神话结构分析中的意义 |
| 二、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与地理结构设置 |
| 三、以中原地区为例考察伏羲女娲神话的地理分布 |
| 第四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关联性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几种基本关联模式 |
| 一、国内外关于人文学科知识关联的研究与实践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时间关联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文本的空间关联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文本与研究成果的关联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在民族间的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形象在各民族的传播符合史实 |
| 二、伏羲女娲神话关联中的民族认同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民族间关联的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的母题关联 |
| 一、伏羲女娲神话母题关联性质的确定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母题的类型与层级 |
| 三、以壮族伏羲女娲神话为例看母题关联的实现 |
| 第五章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应用价值 |
| 一、专题数据建设与研究的应用价值 |
| 二、专题数据知识图谱的应用与前景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助力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一、通过数据分析服务中国神话学学科发展 |
| 二、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创作与叙事特征 |
| 三、通过神话数据分析中国神话的传承现状及规律 |
| 四、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学科发展中的其他应用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的创造性转化 |
| 一、通过神话数据研究探讨神话转化的多样性 |
| 二、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新媒体中的开发与应用 |
| 三、伏羲女娲神话数据在文化旅游产业中的案例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9）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1867-1965年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背景 |
| 第一节 1867-1965年的法国与世界形势 |
| 第二节 殖民扩张和福音传播 |
| 一、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 |
|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 |
| 第三节 法国东方学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萌芽时期(1867-1899) |
| 第一节 纳西语料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 一、安邺的语言记录 |
| 二、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的研究与意义 |
| 三、拉古伯里的纳西语言系属关系探索 |
| 第二节 东巴经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
| 一、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收集和德微理亚的展示 |
| 二、拉古伯里、德微理亚的纳西文字研究 |
| 三、鲍楠的东巴经收集及译注 |
| 四、亨利·奥尔良王子的东巴经收集与译注 |
| 第三节 族群和宗教的初步研究 |
| 一、族称和分布 |
| 二、族群关系 |
| 三、宗教及其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发展时期(1900-1911) |
| 第一节 地方史料的法译及史地研究 |
| 一、宋嘉铭与《南诏野史》 |
| 二、苏利与《滇系》节选 |
| 三、夏之时与《法文中国坤舆详志》与《略志》 |
| 第二节 纳西语言文字研究 |
| 一、鲍楠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 二、玛德罗尔与彭茂美神父词表的研究及意义 |
| 三、高尔蒂耶的词表及意义 |
| 四、高尔蒂耶的纳西文字研究 |
| 第三节 纳西社会风俗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史地研究(1912-1965) |
| 第一节 沙畹与《线路指南》和《丽江史地注释》 |
| 一、线路指南 |
| 二、丽江史地注释 |
| 第二节 沙畹与《木氏宦谱》 |
| 一、洛克对沙畹《木氏宦谱》评述的考辩 |
| 二、沙畹与杨慎的《木氏宦谱·序》 |
| 三、沙畹对《木氏宦谱》的考证、评述及其启示 |
| 第三节 沙畹与石鼓碑文 |
| 一、研究目的及方法 |
| 二、石鼓正面碑文考证 |
| 三、沙畹石鼓碑刻研究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1912-1965) |
| 第一节 巴克的纳西语词表研究 |
| 一、巴克纳西语词表概况 |
|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采样 |
| 三、巴克的转写及对应的国际音标(IPA) |
| 四、巴克词表的意义 |
| 第二节 巴克的纳西语语法研究 |
| 一、词法 |
| 二、句法 |
| 第三节 巴克与劳费尔的纳西语语言系属关系研究 |
| 第四节 普鲁斯基的纳西语研究 |
| 第五节 巴克的文字研究 |
| 一、巴克的东巴经收藏及译注 |
| 二、巴克的纳西文字字典 |
| 三、巴克纳西文字研究的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社会及宗教研究(1912-1965) |
| 第一节 巴克对纳西族地区的实地考察 |
| 第二节 纳西族名称、分布与迁移 |
| 第三节 纳西其它社会风俗 |
| 一、外貌及服饰 |
| 二、其它风俗 |
| 第四节 纳西宗教研究 |
| 一、多种宗教并存及影响 |
| 二、纳西人“自己的”宗教及仪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法国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西方各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中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手稿《抠古鬼的来历·请多格神》 |
| 附录二 :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部分东巴经馆藏 |
| 附录三 :亨利·奥尔良《从东京湾到印度》中的东巴经手稿及译注 |
| 附录四 :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藏巴克捐赠的纳西族文物 |
| 附录五 :德斯高丹神父词表-维西纳西语-丽江纳西语词汇对照表 |
| 附录六 :拉古伯里收录的吉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么些手稿 |
| 附录七 :德微理亚《中国安南边境》中的东巴经手稿 |
| 附录八 :高尔蒂耶《麽些》中刊布的巴克东巴经书及纳西白描线稿 |
| 附录九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方国瑜先生石鼓碑文拓片 |
| 附录十 :巴克字典与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对应 |
| 附录十一:巴克“么些人居住的中国西部”地图 |
| 致谢 |
（10）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研究评述 |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二、广西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与成就 |
| (一)民国时期的“民族识别” |
| (二)20世纪50-70年代的民族识别 |
| (三)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识别 |
| (四)广西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就与不足 |
| 三、大新县域的民族识别工作 |
| (一)民族识别工作的基础与条件 |
| (二)民族识别工作的组织与开展 |
| (三)识别对象的人口数量与空间分布 |
| (四)识别工作不够完善的原因 |
| (五)不同群体对于民族识别工作的认识差异 |
| (六)大新县域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 |
| 四、民族识别过程中的“苗改壮”案例 |
| (一)沿边而居的大新县“苗族”的识别 |
| (二)从“苗”到“壮”的民族成分变化 |
| (三)壮族身份的确立与“苗族”意识的淡化 |
| (四)“苗改壮”案例的反思 |
| 五、大新县域民族识别工作的历史意义 |
| (一)从人口较少民族变为省一级自治民族 |
| (二)各族群自我认同的变化 |
| (三)各族群文化认同的变化 |
| (四)各族群关系的缓和 |
| 六、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J]. 孙宏年. 中国边疆学, 2021(01)
- [2]高车历史研究[D]. 王石雨.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3]百年来桂东北民族村寨产业变迁研究 ——以村民从业选择为视角[D]. 唐厚权.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6]基于校企合作的民族技艺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为例[D]. 陈冠融.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7]《皇清职贡图》及所绘河湟民族研究[D]. 张薇. 中央民族大学, 2020(11)
- [8]中华民族伏羲女娲神话数据研究[D]. 王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D]. 木艳娟.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10]20世纪50-80年代广西大新县域民族识别问题探研[D]. 罗锐.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