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建党重大事件史实研究

一、建党时期陈独秀一段重要活动史实的考订（论文文献综述）

张会芳^[1]（2021）在《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续)》文中指出四、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中共一大研究历来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资料整理出版,学界对中共一大开会日期、代表人数、代表资格、会议内容、巡捕闯入会场事件等都作了进一步探讨。（一）一大是不是中共成立的标志?传统观点主要以一大召开作为中共成立的标志。近年来,学界突破过去的认识框架,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中共成立应从1920年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开始计算。关于具体时间,又有1920年5月（1）、6月（2）、

贾彦^[2]（2021）在《关于中共一大考证的回顾研究——访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文中认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上海是党的诞生地。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说,这里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就中共一大考证的相关问题和研究,采访了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

刘后德^[3]（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彭岩松^[4]（2020）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状态;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中共形象的代表,其功勋彪炳日月,离开毛泽东谈党的创立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一大”代表也就与党的成立不可分离,那些参与“一大”且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忠诚的代表自然归入了党的创始人行列。回到历史的本真状态,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与现实相统一、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党的理论先驱蔡和森、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周恩来、北京共产党支部元老张申府、《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中共建党“牵线人”杨明斋、华中地区独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恽代英、华南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杨匏安以及中共一大的筹备组织者张国焘等也应该算是党的创始人。这样说来,党的创始人不是三两个,而是有相当的数量,这正好反映了“群英结党救中华”的历史事实,也更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文章为了论证这个主题,分为四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一章绪论对选题缘由及其意义,文章思路、方法和创新点进行了说明,对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梳理和评点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研究的相关成果。第三章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三种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判定的关联,并且对于相关创始人的历史贡献进行分析评价。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观点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相吻合。1921年7月,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观点导致了创始人“十三人说”和“六人说”两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一个过程,其上限是五四运动,下限是中共二大乃至三大,过程说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群体说的成立。第四章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问题的几点新思考,第一部分提出了在进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过程中应该强调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本真的评价标准,涉及到对存在历史争议的人物张国焘、张申府、李达和李汉俊的公正评价。第二部分提出了应该遵循约定俗成与观点创新相统一的评价原则,其中系统梳理了历代党中央对于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历程。第三部分提出个人的特殊贡献也应该被列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的范畴之中,包括李汉俊、陈望道及杨明斋的特殊贡献。第四部分提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评价问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进行判定和评价,从而寻求塑造良好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合理路径,其一是发挥中共领袖的招牌作用;其二是打造精神品牌,涉及到对极具精神特质的陈望道、杨明斋和杨匏安的评价问题。第五部分通过整体分析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生平经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群英结党救中华”的最佳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吴志军^[5]（2020）在《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文中研究指明1983年至1985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从多个关键层面巩固和强化了拨乱反正时期业已初步形成的实证史学理念。"实事求是"精神与历史评价理论的进一步科学重塑、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学术转向和史实考证的价值强化、"整体性"研究思维和治学思想的型塑与发展、以"历史规律"为核心元素的宏观叙事取向的加强等共同构成实证史学理念的文化意涵。若欲真正坚持、实践和发展党史研究的实证属性,党史学界仍然需要重新认识实证史学理念及其历史与理论来源。

王云枫^[6]（2019）在《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伴随着的是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青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与培养。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首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逆境中成长、在磨砺中进步,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经验既具有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普遍共性也具有特殊的历史特性。总结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历史经验,对探索新形势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问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民国以来,政治腐败,战争不断,资本主义救国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政治变革的要求和世界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现实条件,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新兴的新知识分子逐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日本和苏俄传入国内,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提供了理论来源。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伴随着的是对救国道路的不断探索,一方面,他们积极探寻新的理论来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通过各种手段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个过程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信仰过其他主义,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救国实践归于失败之后,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真正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建党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过程中既有值得现在借鉴的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当然这是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新时代条件下,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借鉴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有益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党培养新时代接班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提供有益借鉴。

杜立芳^[7]（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赵保胜^[8]（2015）在《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文中研究表明古史辨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是在近现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塑。这一运动的爆发,跟自古以来积累的疑古思想资源和近代以来的社会背景有关,而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的个人因素也相当重要。这一事件的意义——不管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均包括思想解放和学术范式的探索两个方面。这前者偏重思想史意义,后者注重学术史价值,虽然都已有人论及,但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系统考察尚不多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近现代学术转型和社会变革为经,以顾颉刚等人的学术活动为纬,从二者所交织的网络中对古史辨运动加以考察。全文由绪论、正文、附录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交待研究动机、论题旨趣、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资料的使用情况和架构安排等等。正文部分共分如下七章:第一章,主要解决近现代学术如何转型和现代学术范式建立的问题。本章首先对中国之“近代”的特殊性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的近代是由“自发的近代”受到“外来的近代”的冲击而形成的“复合的近代”;接着,以这一特殊的近代进程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为背景,考察近现代学术转型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认为这一转型是由整个社会的各种条件和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共同作用所造成,而胡适等人的启导之功对这一转型的发生有重要作用;之后,对“现代性”及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虽然在“现代性”影响下产生的现代学术范式并非完美,而是存在诸多问题,但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发生却是必要的,古史辨运动作为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事件,也非可有可无。第二章为“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之发生”。从“自古以来形成的疑古辨伪的思想资源”和“近代以来的中国及其与古史辨运动产生之关系”两方面入手,考察在近现代学术转型背景下,自古就有的疑古思想和清末以来的时代精神（主要是反传统思潮）两方面,对古史辨运动兴起分别起到什么作用。结论认为:如果将疑古思想比作燃料,那么反传统思潮则好比火柴;而疑古思想的累积和反传统精神的弥漫,又进而成为学术转型乃至整个社会之转型的重要动力。第三、四两章分别为“古史辨派的形成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之路”之“上”与“下”。前者,先究古史辨派如何形成,然后再分别讨论胡适和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影响,以及他们跟古史辨运动的关系;后者,结合时代背景,考察了顾颉刚走上疑古辨伪之路的过程,并对古史辨运动兴起之初的论战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对其中涉及的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研讨。作为主将,无论胡适、钱玄同,还是顾颉刚,在古史辨运动爆发之初,他们对于自己将要触发的这一场古史论战都没有全盘的计划和周详的考虑。不仅如此,由于学术上准备的不足,顾氏等人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只停留在表面,而未能深入挖掘,故其许多观点不免过激,但其开风气之功实不可没。第五章为“从近现代学术转型看古史辨运动之分期”。既然近现代学术转型对古史辨运动的发生、转折以致衰歇的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按照社会思潮的变化对学术影响的轨迹将古史辨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期,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1923年5月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发表标志着古史辨运动的爆发,而到了 1940年代中期,古史辨运动作为一场“运动”已经结束。第六章和第七章均为个案研究。两者分别以“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和“古史辨派的《尚书》研究”为个案,透析了古史辨派研究方法对现代学术范式之建立所发生的具体影响。选取这样两个个案,一方面是因为《诗经》和《尚书》在中国传统的经学体系中地位极为重要,也是现代学术各个分支（如文学、哲学、史学等）所要研究的重点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两部书跟古史辨运动的兴起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是古史辨派核心人物如顾颉刚等人以毕生之力重点研究的对象。以这样的两个个案来展现古史辨运动对现代学术的影响,可收举一反三之效。古史辨派在众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理念,都为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附录部分是两篇与正文密切相关的专论,因其可以对正文起到辅翼的作用,故附录于此。

周龙燕^[9]（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黄爱军^[10]（2011）在《中共创建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由于中共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因此,对中共创建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史料的增多、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争鸣和论辩的文章不时见之报端。本文仅就其中若干有争论的热点问题作一述评。一、中共创建史的起止时间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时限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既相联

二、建党时期陈独秀一段重要活动史实的考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党时期陈独秀一段重要活动史实的考订（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续)（论文提纲范文）

（2）关于中共一大考证的回顾研究——访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论文提纲范文）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8）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四、建党时期陈独秀一段重要活动史实的考订（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世纪以来中共创建史研究综述(续)[J]. 张会芳. 中共党史研究, 2021(04)
• [2]关于中共一大考证的回顾研究——访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邵维正少将[J]. 贾彦.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21(03)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4]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问题研究[D]. 彭岩松. 武汉理工大学, 2020(10)
• [5]实证史学理念的巩固、强化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展（1983—1985）[J]. 吴志军. 中共党史研究, 2020(01)
• [6]建党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研究[D]. 王云枫. 湘潭大学, 2019(02)
• [7]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8]近现代学术转型与古史辨运动[D]. 赵保胜.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4)
•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10]中共创建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J]. 黄爱军.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 2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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