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HE LAND AUSTRALIA IN BRIEF（论文文献综述）
朱杰,高煜,安德丽安·基恩[1]（2020）在《澳大利亚城乡用地分类标准及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步入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时代,各项规划编制管控标准都面临重构,用地分类标准无疑是各项标准中最核心的内容。文章引入澳大利亚城乡用地分类标准,详细解读各个层次用地分类标准的特征和应用。在国家层面,构成了以土地利用管理分类（ALUM）为主导,以标准工业分类（ANZSIC）和不动产评估分类（AVPCC）为补充的分类体系。ALUM体现出较强的弹性与包容性,被广泛运用于国家土地资源调查、评估和监测实践中。通过代码转换,能够与其他两大分类标准无缝衔接,从而构建"土地自然状况—土地价值评估—土地产出效益"的土地价值链,更为精准地实现用地管控。州层面的用地分类导则主要面向规划编制和建设开发,体现出全域统筹、城乡一体、保护资源等特点。澳大利亚用地分类标准相关特点与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目标不谋而合,可以为我国用地分类标准的优化重构提供全方面的借鉴。
曾馨仪[2]（2020）在《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城乡规划本质上是利益分配问题,政府利用公权力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对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进行直接干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规划价值观向市场偏移,公权和私权矛盾愈演愈烈,而规划法私权救济内容的缺失,使被侵害的权利得不到救济,加剧社会矛盾。本文对昆士兰以“规划与环境法院”为核心特色的规划法救济制度展开系统性研究,探究如何在法律层面构建规划救济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辨析了规划救济的概念和特殊性。规划涉及公共利益,对未来权利进行干预,权利关系极其复杂,因而规划救济不是几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而是涉及整个规划体系的调整。规划救济是在承认规划成果的基础上,对被侵害的合法权利进行补救,协调和弥补不公平或遗漏的利益分配,是规划运作过程中保障规划有效实施的纠错机制。规划救济的手段和渠道有很多,包括对公权的救济和对私权的救济。本文在昆士兰政治立法、司法体系等研究背景之上,梳理了昆士兰规划法和救济制度改革历史变迁。从IPA1997开始,昆士兰将开发评估系统（IDAS）和规划救济制度整合在一部规划法中,明确了七个规划行动主体,并清晰界定了各主体的合法权利。本文以SPA2009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研究了昆士兰规划救济机构、救济事项和救济程序。规划救济机构包括规划与环境法院、建筑与开发争端仲裁委员会和检察员。规划救济事项包括开发申请和批准、合规评估、赔偿决定、强制执行通告、基础设施费用、拟议总体规划申请、地方法规、声明、开发罪行豁免等相关事项。昆士兰规划法制定了标准化的规划救济程序,并在规划与环境法院上诉程序中引入高效率低成本的ADR程序,同时规划处罚和强制执行程序都以落实规划目标为目标,其核心是“补救”。最后,本文总结了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经验和启示。首先,对规划体系权力和权利分配进行了开放性探讨。而我国规划体系与昆士兰有一定共性,所以昆士兰经验对我国有一定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我国规划救济现状的四个主要问题。然后,在规划体系重构性改革过渡期,从优化我国规划救济制度角度,总结了三项理论启示,即界定规划权利,明确救济范围;增加规划专门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明确处罚和强制执行目标,增强手段灵活性。最后,从重构我国规划救济制度的角度,提出两项经验建议,即理顺法律体系,健全规划法救济制度;设立专门的规划法院或自然资源审判庭。
赵海琪[3]（2020）在《布里斯班城市规画的文件解读及规划整合方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构建了规划类型和层级对应行政科层体系的“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内容框架。各行政辖区形成不同类型和尺度的规划,因此呈现出横纵交织的网状结构,而各级各类规划间的传导与协调机制尚不明晰。市域国土空间规划（1）作为体系中侧重实施性的重要层级,如何实现“市级、县级、乡镇级”三级规划的上下传导、“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三类规划的横向协调,是当下亟待研究的复杂课题。澳大利亚联邦的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其《布里斯班城市规划2014》（Brisbane City Plan 2014,以下简称《城市规划》）文件作为法定地方规划,以一种内在的整合机制将市域内所有的规划内容有机地整合一体,形成了规划内容关系紧密、实施路径可循的单一层次市域规划综合文件组。此处的“单一层次”,源于澳大利亚的行政区划中单一级的地方城市政府（即“市级”以下无行政区划单位）。而我国以广州为例的“市-区”型政府,市级以下只有市辖区建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的单一层次独立政府特征。由此,本文提出如是设想:对于“市-区”型政府的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可否参照布里斯班的规划整合经验,从“分级分类”的编制思想向“有机整合”转变,由内在的规划整合机制组织各项规划内容的整合,实现市域国土空间规划由市政府统主导、全市辖区“一步到位”的编制模式,最终形成有机整合的、规划内容单一层次构建的市域国土空间规划综合文件组。首先,通过对比研究和综述,分析昆士兰州与我国各自规划事务方面的事权关系、规划体系改革历程与内容形式等建构的异同,论证我国以广州市为例的“市-区”型地方政府借鉴布里斯班单一层次市域规划综合文件组的规划整合经验的借鉴基础。其次,以“导读+简本”的形式,对内容详实的《城市规划》文本进行系统性简化,以简本的形式直观呈现其整体框架结构及其中内容组织的方法,研究其单一层次特征的城市规画文件组的整合方式。最后,通过对《城市规划》文件的解构、梳理、解读与总结,归纳得出布里斯班城市规画中以战略目标形成与分解路径作为规划的纵向传导机制,以明确开发控制规则级别的目标实施路径作为规划横向协调机制;同时,探究了两项规划呈现在线工具（e Plan和交互地图）所给予的技术支持;最终总结得出有效的整合机制、简明的呈现方式、在线工具的技术支持,是市域内纷繁的规划内容能够有机整合为单一层次的市域规划综合文件组的整合关键。希望通过布里斯班城市规画文件的规划整合经验研究,能够为我国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带来从“分级分类”的编制思想向单一层次“有机整合”转变的启示,从而更好地健全我国市域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与整合机制;尤其是为我国以广州市为例的“市-区”型地方政府,在新一轮的市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提供一种从规划内容构建入手消除规划内容协调与传导的结构性隔阂、对市域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有机整合的新方向和新选择,以实现市域“多规合一”,确保市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性。
张丹[4]（2020）在《《澳大利亚自然资源》（节选第六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篇英译汉翻译实践报告,文本类型为非文学翻译。翻译项目原文选自《澳大利亚自然资源》一书,内容主要是澳大利亚对土地资源的评估。此文章语言严密精炼,行文结构紧凑。译者在翻译时是运用弗米尔的目的论来做指导的,弗米尔的目的论包括三大原则,即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在翻译此文章时,译者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个是被动语态的翻译,另一个是词的翻译。译者通过将被动语态转换成主动语态、将被动语态转换成无主句的方法解决了被动语态的翻译问题;此外译者通过词意选择和词类转换的方法解决了词的翻译问题。译者希望本次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非文学翻译的技巧和策略能为相关翻译活动提供参考。
申育娟[5]（2020）在《“狄更斯改写小说”与文化记忆 ——澳大利亚的国族身份重构》文中研究指明“狄更斯改写小说”（Dickensian rewriting）指当代澳大利亚作家通过挪用和/或戏仿狄更斯作品当中的人物、情节,他的创作风格或其生平而创作的小说。论文选取四位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狄更斯改写小说”—努南（Michael Noonan）的《麦格威奇》（Magwitch,1982）、博德（Carmel Bird）的《蓝鸟咖啡馆》（The Bluebird Cafe,1990）、凯里（Peter Carey）的《杰克·麦格斯》（Jack Maggs,1997）和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欲望》（Wanting,2008）—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参照后殖民文学理论和原住民文化相关研究,以文化记忆为切入点,考察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对狄更斯的“后殖民改写”。这里的文化记忆指人们借助文本、图象、节日、仪式等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式所形成的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特定时代的记忆。因澳大利亚曾为英国殖民地,本土作家对帝国经典的改写往往被归于“逆写帝国”一类。论文指出,以上四部改写作品并未囿于“逆写帝国”范畴,澳大利亚作家改写狄更斯作品并非意味着他们对狄更斯作品的否定。狄更斯作品既因其体现出的帝国情感结构成为抵抗对象,也凭借其经典身份成为崇敬和怀念的对象。改写作家与狄更斯之间属于对抗式对话的关系,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狄更斯独特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超越了狄更斯作品以英国身份为主体的故事结构,并突出他们对本土身份的重视。有鉴于此,论文论证澳大利亚作家通过讲述本土特殊历史揭示狄更斯作品以英国身份为主体的故事结构,改造对狄更斯其人、他的作品以及作品中呈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记忆,同时塑造本国独特历史文化记忆并以此重新建构澳大利亚国族身份。四部小说的改写对象虽同是狄更斯作品,但它们讲述澳大利亚不同群体的历史,并探讨这些群体与澳国族身份之间的关系。《杰克·麦格斯》与《麦格威奇》着眼于流放犯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塑造白澳身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欲望》和《蓝鸟咖啡馆》分别呈现了被殖民时期原住民的悲惨境遇和后殖民时代原住民历史与文化被商业化的现状,并聚焦于原住民与澳国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凯里在《杰克·麦格斯》中将麦格威奇（小说中更名为麦格斯）这样的男性流放犯看作澳大利亚的建国之父,但小说以伦敦为主体的故事结构、麦格斯对英国身份的强烈认同以及澳文化对英国文化的传承等均说明澳国族身份难以摆脱英国的影响。凯里建构的以白人男性为主导的白澳身份具有矛盾性。与凯里塑造的男性流放犯神话不同,努南在《麦格威奇》中突出了流放地白人女性（包括女性流放犯和流放犯的女性后代）在流放地经济发展和思想风貌塑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她们同样为构建白澳身份作出重要贡献。《麦格威奇》与《杰克·麦格斯》关注狄更斯小说中边缘化的流放犯,弗拉纳根的《欲望》则将狄更斯作品中完全缺席的群体—澳大利亚原住民—置于文本中心。小说展现了原住民被殖民时期的历史与他们的独特文化,批判英帝国对原住民进行的殖民占领与文化压迫,并强调原住民历史文化是澳国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德的《蓝鸟咖啡馆》同样关注原住民历史与文化,但该小说着重展现了白人开设的博物馆对原住民文化及其被殖民历史与当代历史的储存。换言之,从被殖民时期至今,原住民从未掌握展现自身历史文化的权力,他们尚未被纳入澳国族身份之内,而且自身独特的族群与文化身份也被剥夺。四位当代澳大利亚作家通过改写狄更斯的作品和传记,讲述了流放至澳大利亚的英国罪犯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塑造了澳大利亚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构建了以流放犯和原住民为主体的澳大利亚国族身份。
周玲玲[6]（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稂建中[7]（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于雪晶[8]（2019）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植物园发展趋势及规划设计特征研究》文中提出如今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愈加严重,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植物园承担着保护自然生态的作用和使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其他陆地长期隔离,具有丰富且特殊的生物资源,因此在全球的植物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两国同属于澳大拉西亚生态区,地理位置相近,历史进程相似,具备共同研究价值。现阶段,国内外对于澳新植物园的研究多停留在单一植物园的视角,鲜少有人从区域视角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植物园的发展趋势及规划设计特征进行研究。选取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植物园名录所登记的澳大利亚85个和新西兰19个共104个植物园,通过文献研究与现场调研,以时间为轴线分析数量变化曲线,结合时代背景和重要历史事件将植物园发展分为萌芽时期（1816年至1840年）、发展时期（1841年至1889年）、平稳时期（1890年至1944年）、转折时期（1945年至1999年）和创新时期（2000至今）五个阶段。总结不同时期的植物园分布和规划特点,分析其产生原因和演变趋势,澳新植物园建设体现了两国人民从早期的“英国中心主义”思想逐步转变为独立思想,并重视审视本国的自然资源,展示自身独特的自然、文化特色的过程。总结出当代澳新植物园的特色理念为地域性特色、可持续发展和本土植物保护理念,空间布局根据其定位和基址特色分为轴线结构、自然山水结构和偏心式结构,植物展示体系为科学性展示体系、原生生境展示体系和主题性展示体系相结合,并结合选址特征、游线组织与解说系统、功能设置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其规划设计为以提升公众生态文明意识为目的,以地域性特色展示及创新性设计手法为特色,以科普教育和游憩体验为重点功能,最终形成了多元创新的植物园规划设计特征。
杨杰[9]（2019）在《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审查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经济的发展,各国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且由于矿产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是难以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澳大利亚被誉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以及其对外国投资开放欢迎的态度一直是各国矿业投资的优选国家之一。但是澳大利亚开放的外资态度并不意味着其对于外国投资者的的绝对包容。在不充分了解澳大利亚政府对于矿业投资的审查机制而进行盲目投资,势必会造成投资项目的搁浅。因此对于外国矿业投资者而言,要想准确地把握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机遇,熟知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审查机制至关重要。随着2015年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以及中国“一带一路”的倡导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战略的对接,中国矿业投资者对于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中国矿业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中国目前在澳大利亚的投资现状,熟知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审查机制,在吸取失败教训和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紧紧把握住新机遇。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整体上介绍澳大利亚对于外国矿业投资者的审查机制,分别从考虑外国投资者能否准入澳大利亚矿业市场的国家利益审查机制、保护国内生态环境的环境审查机制以及尊重国内原住民的原住民地权审查机制出发,简要的说明了三个审查机制的特点;本文的第二到四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分部分的重点阐述国家利益审查机制、环境保护审查机制以及原住民地权审查机制,并在各个部分说明外国矿业投资者在三个机制下分别会遇到的审查以及各个审查机制下澳大利亚政府考虑的因素;第五部分首先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中国在澳大利亚进行矿业投资时在三个制度审查上所面临的困境,然后在澳大利亚三项审查机制下所遇到的情况提出一些浅薄的应对措施。
汪诗明[10]（2019）在《“马宝裁定”与澳大利亚土着土地权立法》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所有权一直是澳大利亚土着与白人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为反对殖民化并争取自身权益,土着通过包括司法程序在内的各种手段主张对土地的传统所有权,1982年马宝及其同胞以墨累岛民的名义起诉昆士兰州政府及其他就是典型案例。经过十年漫长的诉讼,1992年6月3日,联邦高等法院基于澳大利亚习惯法、土着传统法律与习惯以及大量史实材料,确认了墨累岛民对其传统土地拥有无可否认的所有权。这就是着名的"马宝裁定"。"马宝裁定"在法理上推翻了澳大利亚在殖民时代之前是"无主地"的神话,这一颠覆性的结论在澳大利亚引起广泛反响,促使联邦政府通过土地权立法来回应相关各方的诉求,由此催生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土着土地权法》（1993）。"马宝裁定"和《土着土地权法》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帮助土着从白人手中索回多少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在于它们对土着历史的认可与尊重,以及为土着作为"第一民族"正名的永恒价值。
二、THE LAND AUSTRALIA IN BRIEF（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THE LAND AUSTRALIA IN BRIEF（论文提纲范文）
（1）澳大利亚城乡用地分类标准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澳大利亚土地分类体系概况 |
| 3 国家层面的土地分类标准及特点 |
| 3.1 ALUM的结构与特点 |
| 3.1.1 ALUM的分类体系 |
| 3.1.2 ALUM的主要特点 |
| 3.2 纵向延续：州层面对ALUM的深化 |
| 3.3 横向融合：三大分类标准之间的转换 |
| 3.4 ALUM与我国“三调”用地分类标准比较 |
| 4 州层面的城乡用地分类标准及比较研究 |
| 4.1 州层面城乡用地分类标准概况：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 |
| 4.2 新州城乡用地分类与我国对比研究 |
| 4.3 新州城乡规划用地类型特点 |
| 4.3.1 强调功能混合，鼓励用地兼容 |
| 4.3.2 增加就业机会，维持街区活力 |
| 4.3.3 引入过渡用地，保障生态基底 |
| 4.3.4 增加空间集聚要素，实现功能和形态双控 |
| 4.3.5 匹配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容量，实现地块需求自我平衡 |
| 4.3.6 根据不同等级细分公共服务用地，体现中心体系的层级特征 |
| 4.3.7 根据主导功能细分自然环境用地，实现对资源的精确管控 |
| 5 对我国用地分类的启示 |
| 5.1 我国国土规划体系改革背景下的用地分类导向 |
| 5.2 澳大利亚用地分类标准对我国的启示 |
（2）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公平性问题:公权和私权的冲突 |
| 1.1.2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难点:政府规划价值观偏移 |
| 1.1.3 依法治国的窘境:规划法私权救济的缺失 |
| 1.1.4 课题选取: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的先进性 |
| 1.1.5 研究基础:1997/2009/2016昆士兰规划法全文翻译 |
| 1.2 关键问题与研究对象 |
| 1.2.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3 研究目的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综述 |
| 2.1 规划救济理论研究概况 |
| 2.2 规划救济的概念和特殊性 |
| 2.2.1 救济的内涵 |
| 2.2.2 规划救济的定义 |
| 2.2.3 规划救济的特殊性 |
| 2.2.4 规划的可诉性分析 |
| 2.3 规划救济的必要性 |
| 2.3.1 规划运作过程必定存在不公平或遗漏的利益分配 |
| 2.3.2 规划救济是保障规划有效实施的纠错机制 |
| 2.3.3 规划救济协调和弥补不公平或遗漏的利益分配 |
| 2.4 规划救济的方法渠道 |
| 2.4.1 救济方法分类 |
| 2.4.2 规划救济类型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变迁 |
| 3.1 昆士兰规划法的发展 |
| 3.1.0 昆士兰立法和司法权力架构 |
| 3.1.1 早期昆士兰规划法变迁 |
| 3.1.2 昆士兰规划法改革 |
| 3.2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的发展 |
| 3.2.1 规划与环境法院的建立 |
| 3.2.2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条文变迁 |
| 3.2.3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内容发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机构 |
| 4.1 规划与环境法院 |
| 4.1.1 法院的建立和组成 |
| 4.1.2 法院的审判权和权力 |
| 4.2 建筑与开发争端仲裁委员会 |
| 4.2.1 仲裁委员会的建立和组成 |
| 4.2.2 仲裁委员会的裁判权 |
| 4.3 检察员 |
| 4.3.1 检察员的任命 |
| 4.3.2 检察员的权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事项 |
| 5.1 开发申请和批准相关事项 |
| 5.1.1 昆士兰整合开发评估系统(IDAS) |
| 5.1.2 开发申请批准和拒绝相关事项 |
| 5.1.3 开发批准延期和变更申请相关事项 |
| 5.1.4 建筑、给排水开发申请相关事项 |
| 5.2 合规评估相关事项 |
| 5.2.1 合规评估 |
| 5.2.2 合规评估请求和许可相关事项 |
| 5.3 赔偿决定相关事项 |
| 5.3.1 赔偿补偿和购买、征用土地 |
| 5.3.2 赔偿和补偿上诉事项 |
| 5.4 强制执行相关事项 |
| 5.5 基础设施费用相关事项 |
| 5.6 拟议总体规划申请相关事项 |
| 5.7 地方法规相关事项 |
| 5.8 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相关事项 |
| 5.9 法院和仲裁委员会的声明 |
| 5.9.1 规划与环境法院的声明 |
| 5.9.2 仲裁委员会的声明 |
| 5.10 开发罪行 |
| 5.10.1 开发罪类型 |
| 5.10.2 开发罪豁免 |
| 5.11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机制和程序 |
| 6.1 诉讼程序 |
| 6.1.1 规划和环境法院诉讼程序 |
| 6.1.2 选择性争端解决程序(ADR) |
| 6.1.3 仲裁委员会诉讼程序 |
| 6.2 裁判法院违法罪行诉讼 |
| 6.3 强制执行程序 |
| 6.3.1 强制执行通告 |
| 6.3.2 强制执行令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经验和启示 |
| 7.1 规划体系权利关系 |
| 7.1.1 规划的权力和权利 |
| 7.1.2 规划体系的权力和权利分配 |
| 7.1.3 规划体系比较及两国的共性 |
| 7.2 我国规划救济概况和现状问题 |
| 7.2.1 法律制度分散,边界模糊 |
| 7.2.2 权利界定不清晰,救济事项不明确 |
| 7.2.3 违法处罚强制执行目标不明确 |
| 7.2.4 救济机构专业性有待提高 |
| 7.3 对优化我国现有规划救济制度的启示 |
| 7.3.1 界定规划权利,明确救济范围 |
| 7.3.2 增加规划专门非诉讼争端解决方式 |
| 7.3.3 明确处罚和强制执行目标,增强手段灵活性 |
| 7.4 对重构我国规划救济制度的经验建议 |
| 7.4.1 理顺法律体系,健全规划法救济制度 |
| 7.4.2 设立专门规划法院或自然资源审判庭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昆士兰可持续规划法2009》翻译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布里斯班城市规画的文件解读及规划整合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发现问题:市域国土空间规划传导和协调机制缺位 |
| 1.1.2 国外实践:布里斯班单一层次的市域规划综合文件组 |
| 1.1.3 提出设想:“市-区”型地方政府的市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应用单一层次的规划综合文件组形式 |
| 1.2 研究内容与意义 |
| 1.2.1 研究命题与概念辨析 |
| 1.2.2 研究对象:布里斯班城市规画文件的规划整合方式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创新 |
| 1.3.1 “五级三类”的传导和协调机制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外对布里斯班城市规画的研究综述 |
| 1.3.3 本文的研究创新:布里斯班城市规画文件的整合方式 |
| 1.4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规划整合经验借鉴基础的论证 |
| 2.1 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 |
| 2.1.1 从“多规合一”到“国土空间规划” |
| 2.1.2 “五级三类”的内容构建 |
| 2.2 我国“市-区”型政府的空间规划事权关系 |
| 2.2.1 央地关系:“自上而下,有限授权” |
| 2.2.2 重要城市:“市级编制—中央审批”的二级结构 |
| 2.2.3 “市-区”型政府:单一结构特征 |
| 2.3 昆士兰州的规划事权关系 |
| 2.3.1 澳大利亚的三级政府 |
| 2.3.2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关系 |
| 2.4 昆士兰州的规划体系(Planning System) |
| 2.4.1 整合规划体系的建立 |
| 2.4.2 现行规划体系构成 |
| 2.4.3 地方规画文件的制定 |
| 2.5 对比与总结 |
| 2.5.1 规划体系改革的初衷相似 |
| 2.5.2 规划编制主体单一的建构相似与差异思考 |
| 2.5.3 规划事权划分的形式相似 |
| 2.5.4 规划编制逻辑的相似与差异思考 |
| 2.5.5 规划内容构建的相似开放性与差异思考 |
| 2.5.6 我国可借鉴布里斯班经验的城市类型 |
| 第三章 布里斯班城市规画文件 |
| 3.1 序言部分:“规划使用说明书” |
| 3.2 发展目标:战略框架 |
| 3.2.1 布里斯班的战略框架与我国总体规划的内容对比 |
| 3.2.2 战略框架的结构特点 |
| 3.3 用地分类:综合分区 |
| 3.4 规划安排与开发控制规则 |
| 3.4.1 地方基础设施的规划安排 |
| 3.4.2 综合分区规则 |
| 3.4.3 社区规划与社区规划规则 |
| 3.4.4 专项覆盖层规则 |
| 3.4.5 其他开发规则与使用规则 |
| 3.5 开发控制规则的分类工具:评估表 |
| 3.6 外部文件与其他规划 |
| 3.7 文本使用说明 |
| 3.8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布里斯班城市规画文件的整合经验总结 |
| 4.1 有效整合的技术基础:规划呈现在线工具 |
| 4.1.1 ePlan:文本在线阅读工具 |
| 4.1.2 交互地图:图集在线交互工具 |
| 4.2 有机整合的纵向传导机制:目标的分解路径 |
| 4.2.1 战略目标的形成:上位衔接与公众参与 |
| 4.2.2 战略目标的分解:分级描述与向下传导 |
| 4.3 有机整合的横向协调机制:目标的实现路径 |
| 4.4 整合方式:市域规划综合文件组 |
| 4.4.1 内容索引的呈现方式 |
| 4.4.2 市域综合规划文件组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建议“市-区”型政府尝试构建“市域国土空间规划文件组” |
| 5.1.1 从“分级分类”到“有机整合”的思想转变 |
| 5.1.2 单一规划编制主体,为有机整合提供良好的组织环境 |
| 5.1.3 建立开发控制规则,基于目标描述与分解制定规划 |
| 5.1.4 构建规划呈现系统 |
| 5.2 不足与展望 |
| 5.2.1 我国区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重大,事权关系需谨慎处理 |
| 5.2.2 我国“照搬”布里斯班模式面临着技术与制度的挑战 |
| 5.2.3 人口规模与城市空间环境差异较大 |
| 5.2.4 我国各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差异较大 |
| 5.2.5 未能对借鉴该整合经验的我国城市类型进行深入的分类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布里斯班城市规划2014》文件的导读简本 |
| 附录2 缩略语和首字母缩写词释义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4）《澳大利亚自然资源》（节选第六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中文摘要 |
| Chapter One Translation Task Descrip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ion Task |
| 1.2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 Task |
| 1.3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Task |
| Chapter Two Translation 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paration and Process of Translation |
| 2.2 Quality Control |
| Chapter Three Translation Case Analysis |
| 3.1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Process |
| 3.2 Translation of Certain Words |
| 3.2.1 Choice of Word Meaning |
| 3.2.2 Lexical Conversion |
| 3.3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Passive Patterns |
| 3.3.1 Converting the Passive Patterns into the Active |
| 3.3.2 Converting the Passive Patterns into Subjectless Sentences |
| Chapter Four Conclusion |
| 4.1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ranslation |
| 4.2 Suggestions for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 Ⅰ Source Text and Target Text |
| Appendix Ⅱ Glossary |
| Acknowledgement |
（5）“狄更斯改写小说”与文化记忆 ——澳大利亚的国族身份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经典改写 |
| 二.澳大利亚的“狄更斯改写小说” |
| 三.理论框架—文化记忆 |
| 四.澳大利亚的“狄更斯改写”与文化记忆 |
| 五.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流放犯形象重塑与白澳身份 |
| 第一节 《杰克·麦格斯》:流放犯形象重塑 |
| 第二节 单向的英国身份认同与英国绅士身份祛魅 |
| 第三节 白澳身份建构及其矛盾性 |
| 第二章 流放地白人女性与白澳身份 |
| 第一节 《麦格威奇》中边缘化的男性流放犯 |
| 第二节 女性形象重塑 |
| 第三节 《麦格威奇》中的反记忆话语 |
| 第三章 “逆写帝国”: 原住民历史与文化展现 |
| 第一节 《欲望》:经典作家与边缘人物的并置 |
| 第二节 “英国性”及其内在矛盾 |
| 第三节 认知暴力下的原住民 |
| 第四章 殖民主义在当代的延续及其新形式 |
| 第一节 《蓝鸟咖啡馆》:殖民历史的当代回响 |
| 第二节 博物馆记忆 |
| 第三节 博物馆的商业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英语史和英国英语教育研究 |
| 二、影响英国语言教育的要素研究 |
| 三、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及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
| 四、国内外研究评析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 |
| 一、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现代英语 |
| 二、语言与语言教育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六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 |
| 一、话语理论 |
| 二、英国语言教育话语分析 |
| 第二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的确立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建立 |
| 一、从族群到民族王国 |
| 二、从民族王国到民族国家 |
| 第二节 民族文学的发展 |
| 一、民族文学的发端 |
| 二、民族文学的奠基 |
| 第三节 民族语言的形成 |
| 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古英语 |
| 二、中世纪英语 |
| 三、现代英语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 |
| 一、文艺复兴的影响 |
| 二、宗教改革的驱动 |
| 三、语言学家的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 |
| 第一节 作为英格兰民族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格兰的英语教育政策 |
| 二、英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二节 作为威尔士和苏格兰通用语的英语教育 |
| 一、威尔士的英语教育 |
| 二、苏格兰的英语教育 |
| 第三节 作为英国移民第二语言的英语教育 |
| 一、英国移民的主要来源 |
| 二、英国移民的语言规划 |
| 三、英国移民的语言教育政策 |
| 第四节 “现代英语”教育民族特性的体现 |
| 一、英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 |
| 二、威尔士和苏格兰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同化 |
| 三、英国移民基于英语教育的民族身份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本族语教育的冲击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语言教育的冲击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影响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对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一、英语教育对爱尔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二、英语教育对北美及澳新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三、英语教育对印度殖民地意识形态的渗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 |
| 第一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社会语境 |
| 一、基于话语理论的英语教育要素分析 |
| 二、影响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主体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发展的话语秩序 |
| 第二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政策调整 |
| 一、民族同化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二、文化融合的语言宽容政策 |
| 三、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多语政策 |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文化转向 |
| 一、文化概念与英国文化的特质 |
| 二、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使命 |
| 三、英国英语教育全球化的文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 |
| 第一节 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重与轻 |
| 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社会文化特性 |
| 二、“现代英语”教育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功能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语言文化教育的反思 |
| 第二节 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得与失 |
| 一、语言文化与身份建构的关系 |
| 二、英国本土“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建构 |
| 三、英国殖民地“现代英语”教育与民族身份重构 |
| 四、“现代英语”教育作为民族身份教育的反思 |
| 第三节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与败 |
| 一、语言教育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
| 二、“现代英语”教育作为英国的发展战略 |
| 三、“现代英语”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植物园发展趋势及规划设计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外国植物园现状 |
| 1.3.2 中国植物园现状 |
| 1.3.3 澳新植物园现状 |
| 1.4 本文拟解决的重要问题 |
| 1.5 研究范围与对象 |
| 1.5.1 研究范围 |
| 1.5.2 研究对象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技术路线 |
| 2 植物园概述 |
| 2.1 植物园概念 |
| 2.1.1 植物园 |
| 2.1.2 树木园 |
| 2.2 植物园特征 |
| 2.3 植物园功能 |
| 2.4 植物园分类 |
| 3 澳新植物园发展历程研究 |
| 3.1 萌芽时期(1816年至1840年) |
| 3.1.1 历史背景 |
| 3.1.2 典型植物园分析 |
| 3.1.3 小结 |
| 3.2 发展时期(1841年至1889年) |
| 3.2.1 历史背景 |
| 3.2.2 典型植物园分析 |
| 3.2.3 小结 |
| 3.3 平稳时期(1890年至1944年) |
| 3.3.1 历史背景 |
| 3.3.2 小结 |
| 3.4 转折时期(1945年至1999年) |
| 3.4.1 历史背景 |
| 3.4.2 典型植物园分析 |
| 3.4.3 小结 |
| 3.5 创新时期(2000年至今) |
| 3.5.1 历史背景 |
| 3.5.2 典型植物园分析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3.6.1 发展历程总结 |
| 3.6.2 发展趋势分析 |
| 3.6.3 澳新植物园从属 |
| 3.6.4 澳新植物园面积 |
| 4 当代澳新植物园规划设计研究 |
| 4.1 规划特色理念 |
| 4.1.1 地域性特色理念 |
| 4.1.2 可持续发展理念 |
| 4.1.3 本土植物保护理念 |
| 4.2 植物园选址 |
| 4.2.1 外部景观 |
| 4.2.2 内部资源 |
| 4.2.3 公众服务价值 |
| 4.3 植物园平面布局 |
| 4.3.1 空间结构 |
| 4.3.2 功能分区 |
| 4.4 植物展示 |
| 4.4.1 当代植物园植物收集现状 |
| 4.4.2 植物展示发展趋势 |
| 4.4.3 科学性展示体系 |
| 4.4.4 原生生境展示体系 |
| 4.4.5 主题性展示体系 |
| 4.5 游线组织与解说系统 |
| 4.5.1 游线组织 |
| 4.5.2 解说系统 |
| 4.6 功能设置 |
| 4.6.1 教育功能 |
| 4.6.2 科研功能 |
| 4.6.3 游憩功能 |
| 4.7 本章小结 |
| 5 总结与讨论 |
| 5.1 澳新植物园发展趋势总结 |
| 5.2 澳新植物园经验借鉴 |
| 5.3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澳大利亚植物园信息统计表 |
| 附录B. 新西兰植物园信息统计表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9）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审查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审查机制构成 |
| 二、外国投资审查机制 |
| (一)投资者的性质 |
| (二)投资金额 |
| (三)投资方式 |
| (四)所需费用以及时间 |
| 三、环境保护的审查机制 |
| (一)联邦政府的审查 |
| (二)州/地方政府的审查——以西澳大利亚洲为例 |
| 四、原住民地权审查机制 |
| (一)协商程序 |
| (二)土着土地使用协议 |
| (三)基础设施 |
| 五、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澳投资矿业的困境以及应对措施 |
| (一)中国在澳矿业投资困境 |
| (二)在澳投资矿业的应对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马宝裁定”与澳大利亚土着土地权立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马宝诉讼”的发起 |
| 二、一波三折的“马宝裁定” |
| 三、“马宝裁定”的社会反响 |
| (一) 联邦政府予以肯定 |
| (二) 反对党表示忧虑或不满 |
| (三) 利益集团表示反对 |
| (四) 土着社会表示欢迎 |
| 四、《土着土地权法》的问世 |
| 结 论 |
四、THE LAND AUSTRALIA IN BRIEF（论文参考文献）
- [1]澳大利亚城乡用地分类标准及比较研究[J]. 朱杰,高煜,安德丽安·基恩.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20(02)
- [2]昆士兰规划法救济制度研究[D]. 曾馨仪.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布里斯班城市规画的文件解读及规划整合方式研究[D]. 赵海琪.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4]《澳大利亚自然资源》（节选第六章）英汉翻译实践报告[D]. 张丹.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0(02)
- [5]“狄更斯改写小说”与文化记忆 ——澳大利亚的国族身份重构[D]. 申育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8]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植物园发展趋势及规划设计特征研究[D]. 于雪晶.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9]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审查机制研究[D]. 杨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马宝裁定”与澳大利亚土着土地权立法[J]. 汪诗明. 历史研究,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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